现代性与大屠杀

埃德曼，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领袖和极少数的幸存战士中的一员，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即记录下了他对“犹太人区社会”的回忆：

彻底的隔绝、封闭外界的舆论与切断外界的所有联系，对犹太大众而言有着特殊的意图和影响。墙的那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渐渐地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陌生。而关键在于今天，那近在咫尺所发生的一切，这里有最重要的事情，它吸引了普通的犹太人区居民的所有注意力。继续活下来已经成为了惟一重要的事情。依据自已的条件和支配的资源，每个人对“生活”有他自己的解释。生活对战前富人们而言是享受，对盖世太保的堕落帮凶或者无耻的走私者而言是夸耀卖弄和无所顾忌，而对依靠慈善伙房的稀薄汤羹和定量面包糊口的无数劳动大众和失业者而言却意味着饥饿。每个人无可奈何地以自己的方式依附于这种“生活”。有钱人认为生活的目的在于每日从嘈杂拥挤的咖啡馆、夜总会、舞会中寻求到的享受与快乐。一无所有之人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191

所追逐的“幸福”却隐藏在从垃圾箱里找到的一块发霉的土豆里或者隐藏在路人扔进乞讨者手里的一条面包里；他们想忘掉饥饿，哪怕就那么一会儿……可是饥饿与日俱增，它从拥挤不堪的住所蔓延到大街上，它展现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肿胀得可怕的身体，溃疡和化脓的四肢裹在糜烂的衣服里，布满了冻疮和营养不良而带来的创痛与伤痕。饥饿在乞讨的孩子和穷困的老人的嘴唇上诉说……贫穷难以抵抗，人们成为了街头饿殍。每天早上4点到5点钟，殡仪员收拾成打的尸体，在适当的位置用石头压上报纸。有些人倒在街上，有些人死在家里，但家人把他们剥个精光(衣服拿去卖钱)，然后把他们扔到人行道上，这样让犹太委员会来为葬礼支付费用。马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大街，赤裸的尸体盈至车的边缘……与此同时，伤寒也正在犹太人区肆虐……医院的每个病房都接纳有一百五十名感染者，有时，三个人被放在一张床上，但仍有许多人死在地板上。对垂死之人，人们不再有耐心，因为其他人还需要空间……五百具尸体被堆积在一个墓穴里，还有数百具尸体没有掩埋，坟场散发着恶心的、令人作呕的气味…在如此悲剧的犹太人生活的境况之中，德国人还尽力想插入秩序和权威的假象。从第一天起，犹太委员会就正式地行使权力。为确保秩序，建立了有编制的犹太警察……这些机构，妄图给犹太人区的生活以一些正常状态的虚饰，实际上却成了影响深远的堕落和道德沦丧的渊薮。

埃德曼(Mark Edelman), ghetto walczy,Warszaw: C. K. Bundu, 1945, pp.12-4。

192

在犹太人区，阶级之间的距离等于生与死的距离。而活下来就意味着得对其他人的贫穷和痛苦闭上双眼。贫民最先遭难，而且是成群结队地遭难。呆板的、恭顺的、天真的、诚实的以及颓废的也遭此厄运。从第一天开始，一批一批的人被挤压在只能容纳不超过其数量的三分之一的人的空间里，盘算后发放的食物配额使得身体衰颓、精神萎靡，根本没有收入的来源，并且传染病猖獗、药品匮乏，在犹太人区的生活早就成了一场得失所系的游戏，自我保全是最令人凯觎的奖赏，也是惟一真正起作用的奖赏。同情则很少要出那么高的价钱才能买到。仅仅关心自己的生存也很少和道德的沦丧靠得如此之近。

阶级的区别，在面包和避难所的获得濒临危机时是残忍和令人发指的，而一开始争夺延期执行就具有了谋杀的性质。到那时，穷人因为过于柔弱无力而无法反抗或者无法以其他的任何形式保护他们的生命。“在犹太人区遭清洗的行动中，很多犹太人家庭不能斗争，不能申诉，不能逃跑，也不能搬到中心地点熬过劫难。他们在家里等着搜捕的军队的到来，冰凉而无助。”富人和不那么穷的人则力图攀比出价(多数情况下都归于徒劳)，以期获得少数几张出行通行证，而纳粹通常刻意把这些通行证扔给惊慌失措的暴徒。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受害者的成功仅仅是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受害。命运被赐予了，也被接受了，因为魔术般的数字之盘宣告其持有者为无罪，被当下的“行动”免除了；人们狂乱地寻找和贿赂说话有分量的保护者。车楞格尔，华沙犹太人区中不可遗忘的吟游诗人，痛苦地描述了1943年1月19日发生的“行动”：

五诱使受害者合作

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第3卷，p.1036。

193

电话不通。救命！救命！救命！发动盖世太保的显要吧。呼叫铁路营：他们开来火车了吗？车梅林先生在附近吗？先生，我的……已经被带走了！斯科索夫斯基先生！帮下忙！不管多少钱！十万！你要多少给多少！为二十个人，我愿意付五十万！为十个人！一个人！犹太人有钱！犹太人可以在幕后操纵！犹太人是无力的！……我们明白了，他们怎么样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他们现在怎么样走过地板去找水，他们怎么样提供给乌克兰人他们的百万家资，他们怎么样带着全部的钱不知去向，这些钱足以让这数百位集中在车站的人多活几个月……

挂着数字之盘的牛惊慌地逃窜。一些没有数字的生命无助地站在废墟上……

帝国国库在膨胀。

犹太人在死亡。③

生命之价越攀越高，背叛之价则越跌越低。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在为生存而遍起的争夺中，自我保全的价值戴上了不可置疑的选择合法性的王冠。为自我保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最终的结局危如累卵时，所有的手段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实际上，纳粹如今要求犹太委员们提供的服从与他们最先要求的相比，其罪恶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游戏的赌注也已经改变——顺从的代价和报酬同时都攀升了。这样，人们效劳依旧。在为了获得又一天的生命而进行的讨价还价中，犹太委员会或犹太警察局中的一份工作所值的就不只是金钱和钻石了。

③ 车楞格尔(Wladyslaw Szengel)，Co czytalem umarlym，Warszaw：PIW，1979,pp.46,49,44。

194

也不是金钱和钻石为人不屑。幸存者的很多记录讲述了凄凉悲惨的故事，在其中蔓延不绝的贿赂与敲诈、勒索与欺骗，已经成为犹太委员或者至少许多利用其可恶的权力分判生死的人的一种标志。为了得到委员们的帮助，或许是得到一个官方的特权，或许是一张假的身份证，巨额的金钱和传家之宝被索取和支付。尤为令人垂涎的是在特殊的大楼中单辟出来安置委员会成员和警察及其直系家属的房子。据说，这些大楼不受党卫军的注意，免遭连续不断的行动。不过，随着危机的加剧和绝望的侵蚀，每一次争夺特权都会引来过高的价格，这只有受害社区现存人员中的最富有者才支付得起。

犹太委员的这些行为反映了受害群体的普遍堕落。在使受害者丧失人性的过程中，拔高了自卫理性和系统地剥离了道德思虑之价值的压制大获全胜。它的过程仿佛一个自我证明的预言。犹太人最初被宣称为不守道德和寡廉鲜耻，是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的价值诋毁者。他们用表面的人道主义幌子便利地掩盖了赤裸裸的追求个人利益。因此他们被关押进一个残忍的地方，在那里宣传所鼓噪起来的界定成为了事实。戈培尔部长的摄影师曾在很多天里现场录下在豪华饭店门口饿死的乞丐。

堕落有它自己的逻辑。它分阶段地行进，并且每一步都让下一步变得更为轻松。它这样开始：

西德克委员会的副主席不断地提高他的生活水平突然间手中握着大把的钞票，其他的机会也不期而至，这使他飘忽起来。他相信他有无限的权力，可以利用他的职位，在大众受难的时候获益。他狮子大开口，一旦发生紧急事件需向德国人支付以求无恙时，他从委托给他的财富中侵吞了巨额的金线和大量的珠宝。他在舒适中生活……

五诱使受害者合作

195

它这样发展：

(查维尔希委员会的主席)在1943年9月的“迁居”期间，当接到消息说所有犹太人，除了极少数的熟练工人以外，都将被送往奥斯维辛时(已经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把全家四十口人召集起来，并把他们的名字列在熟练工人的名单之上。

它这样结束：

(在斯加拉特犹太人区)元首最高冲锋队的缪勒和委员会的代表们以及社区警察的指挥官布里夫博士达成一项交易，只要他们积极参与“行动”，他郑重宣布他们及其家属将免遭劫难。……血腥的行动之后……一队党卫军成员到犹太委员会去，他们在那儿纵情享乐。为他们准备了一场舞会…侍者在精美装饰的酒席旁边忙碌张罗，欢颜有加地尽力满足他们的客人的需要。听到的是欢声笑语，音乐悠扬，客人们也一展歌喉，其乐欣然。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两千被送往犹太教会堂的人，差点因空气憋闷而窒息致死，而另外的人则在寒冷中沿着铁道被押解在草原上。

事实上，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束。所谓的“自我保全”列车仅

引自特伦克，《犹太委员》，pp.447—9。

196

仅停靠特雷布林卡火车站。

结 论

如果犹太委员和警察可以选择，他们谁也不愿登上自我毁灭的列车。谁也不愿帮着杀害别人。谁也不会沉沦到“灾难时期仍狂欢”之类的堕落。但是他们确实没有选择。或者，选择的范围不是由他们设定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包括彻底堕落和不顾廉耻的—以他们的理性和理性判断的技巧做允许他们做的选择。大屠杀经历在其所有的恶果中展示出来的是行动者之理性(一种心理现象)与行动之理性(对行动者而言依其客观的后果来衡量)之间的区别。只有当这两种理性共鸣和重叠的时候，理性才是个人行为的好的指导。否则，它变成了一件自杀的武器。它破坏了它自己的目的，几乎摧毁了道德自抑它惟一的束缚和潜在的救世主。

两种理性的一致——行动者的和行动的——不取决于行动者。它取决于行动所处的场景，而该场景又取决于规则和资源，它们都不为行动者所控制。规则和资源由那些真正控制局势的人所操纵：这些人能够使某些选择过于昂贵以至不能被他们所统治的人经常选择，同时确保那些有利于他们的目标、强化他们的控制的选择得到频繁和大量的挑选。不管统治者的目的是有利于被统治者的利益还是摧毁他们的利益，这种能力都岿然不动。在权力极度不均匀的条件下，被统治者的理性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混合的福音。它可能使他们确有所得，不过它也可能使

五诱使受害者合作

特雷布林卡，波兰东部的一个村庄，二战时纳粹德国曾在此设集中营。——译注

197

他们灭亡。

作为一个复杂的有目的的运作过程，大屠杀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官僚理性的范式。差不多每件事都以最小的代价和付出赢得最大的收获。做的每件事差不多(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都是为了动用每个人的，包括那些行将成为成功的计划之受害者的人的技巧和资源。差不多所有无关于或者反对行动目标的压力都被中和了或者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实际上，大屠杀的组织化过程可以编进科学管理的教科书。假如军事上失败的屠杀执行者强加在全世界的意图不是遭到道德和政治上的谴责的话，那么它早已被编进了教科书。为了促进人类事务的高度组织化，少不了会有些杰出的学者竞相研究和总结大屠杀的经验。

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大屠杀包含了不同的教训。其中最紧要的一个是误把理性的缺陷当做组织效能的惟一的衡量尺度。社会科学家也要全面吸取这个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研究和总结人类行动效能业已取得的巨大进步——那多亏摒弃了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定性标准，并且极少从后果来考虑问题。

198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尚未从大屠杀令人心悸的事实中完全恢复过来，德怀特·麦克唐纳于1945年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

大屠杀使得所有被记住和承袭下来的邪恶形象都相形见绌。正由于此，大屠杀颠倒了罪恶行径以往的所有解释。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惟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我们知道，无论在何时这些人一脱掉他们的军装，就与罪恶无涉。他们的行为跟我们所有的人极其相似。他们有爱妻，有娇惯的子女，有陷入悲伤而得到他们帮助与劝慰的朋友。可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或者主持这项工作。被害者也包括为他人爱妻的女人和为他人爱子的幼童。这是令人胆寒的。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怎么能下得了手？难道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在很小的程度上，甚或在极微弱的程度上，他们是特殊的、不同的，跟我们不相似？难道他们真的摆脱了我们这个启蒙之后的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使人尊贵、教人人道的影响？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难道他们已经变坏、堕落，易受各种源自残缺扭曲人格的教导因素的恶性或者灾难性结合的摆布？反对这些假设会引起不满，不仅因为这将会粉碎一个文明社会的生活所承诺的个人安全的幻想，而且具有更深一层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它暴露了每一个在道德上正直的自我形象和任何清白良心无可挽回的不足为信，从今往后，只有进一步检省之后，所有的良心才将是清白的。

199

关于大屠杀最令人恐惧的事情以及我们由此对大屠杀的执行者有所了解的，不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而是想到我们也能够去进行屠杀。米格拉姆是耶鲁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在他不顾后果地对在情感冲动的基础上提出的假设进行经验验证，并决意忘掉事实证据的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研究这种恐惧。更为义无反顾的是，他于1974年出版了他的结果。米格拉姆的发现实际上很明确：不错，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如果条件适合，我们现在仍然可以。

要容忍这种发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难怪已知的观点都倾其全力来批驳米格拉姆的研究。米格拉姆的技巧被精密地检测，遭到批评，被宣布为谬误甚至可耻，并受到责难。在学术界中，知名的与普通一点的，都不顾代价和不择手段地力图怀疑与否认此项在头脑中更适合自满和平静的地方放入恐惧的发现。科学史上很少有比这更彻底的一幕来揭露所谓的价值中立地追求知识和从事科学探求的动机的无功利性。在回应对他的批评时，米格拉姆说道：“我确信，不管人们知道与否，许多批评是来自于实验的结果。任何人如果因轻微的或者中度的惊吓而停下来(即，在遵行实验员的命令将要带给假定的受害者疼痛和苦楚之前)，那么这个发现非常可靠，有谁会去非议呢？”①当然，米格拉姆是对的，现在也仍然正确。自他最初的实验以来，多年已过，他的发现本应该全盘改变我们对人类行为机制的看法，却仍然在大多数社会学的课程中被作为逗笑的而不是十分富于启迪的怪谈—对社会学理论的主体毫无影响。人们如果不能击败这项发现，也仍然可以把它搁置不问。

① 米格拉姆，《社会世界中的个体》(Stanley Milgram, The Individual in a So-cial World), Reading, Mass. : Addison and Wesley, 1971, p. 98。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