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思维的旧有习惯难以根除。战后不久，以阿多诺为首的一群学者出版了《权威人格》，一本注定在多年内将成为研究与理论模式的著作。这本书中尤其重要的不是其具体的命题实际上最后全部都遭到了置疑和驳斥——而是其中对问题的定位与从中缘起的研究策略。阿多诺与其同事的后一个贡献在与学术公众的潜意识愿望自然地形成共鸣的同时不受经验验证的影响，因而被证明是更加富有活力的。如书名所示，作者力图解释纳粹的统治和对特殊类型的个体施加的残暴；力图解释倾向于向强者屈服，倾向于向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且常常是惨无人道的强制专横屈服的人格。纳粹的胜利无疑是这种人格累积过多的产物。而这为什么会发生，作者没有解释也不想解释。他们小心翼翼地放弃了去探究所有会产生权威人格的超个人或者是外在于个人的因素；他们也不关心这些因素会在不具权威人格的人身上引发出权威人格式行为的可能。对阿多诺及其同事而言，纳粹主义之所以残酷是因为纳粹分子是残酷的;而纳粹分子之所以残酷是因为残酷的人都倾向于成为纳粹分子。如几年之后他们其中的一位所承认的那样，“权威人格强调的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纯粹的人格决定因素，而不虑及当前的社会影响”②。阿多诺和他的伙伴阐述问题的方式的重要之处，与其说是在于将谴责进行分摊的方式，不如说是赦免了人类所有其他人的罪责的那股率直。阿多诺的观点把世界划分为与生俱来的原型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受害者。那种认为如果予以机会的话很多温文尔雅的人也会变得残酷无情的暗淡而又凄凉的认识遭到了压制。甚至对受害者在灭绝之路上失去了太多人性的怀疑也被禁止—一种在美国电视上刻画大屠杀时荒谬到了极点的默认的禁令。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②克里斯蒂，“集权主义的再检审”(Richard Christie，Authoritarianism Re-examined’)，见克里斯蒂与雅霍达编，《“权威人格”的视角与方法研究》(Richardchristie & Marie Jahoda ed. ,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Personality'), Ill. : Free Press, 1954, 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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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拉姆的研究所要挑战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互相强化的学术传统与公众舆论。他的假设与发现引起了很大的不安与愤怒：他假设，残酷不是残酷的个人之所为，而是力图脱卸他们普通义务的普通男男女女之所为;他发现，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相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那些在内心确信他们憎恶偷盗、杀戮和攻击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在权威的命令之下相对从容地干这些勾当。而个体自我行事时不可设想的行为会在完成命令时毫无犹豫地得到执行。”③当然确实也有些个体的残酷是受他们自己的、并无强制的、彻底的个人倾向激发所致。不过有一点是铁定的，那就是当其所处的互动情境激发他们变得残酷时，他们的个人特征没有阻止他们。

如果从传统上循着黎朋④的观点，我们惯于认为惟一可能发生上述那种事情(即由正派的人干不正派的事)的情况，是人类互动正常的、文明的、理性的模式已经崩塌的一个局面：仇恨或者痛苦所聚集的一群人，不经意地与陌生人遭遇，各人都被拽出了其通常的情境而一时间悬停在社会的空寂之中，一个挤得密不透风的市镇广场上，惊慌的呼叫代替了命令，四下奔逃代替了权威指定的方向。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不可设想的行为只有在人停止思考时才可能发生：即从前社会的、蒙昧的人类情感的大锅之上揭开理性之盖的那个时候。米格拉姆的发现则倒置了一个更为古老的世界图像—根据这个图像，人性完全在理性秩序的一边，而非人性则完全被限制在人性的偶然分裂之中。

③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一个实验的观点》(Obedience to Authority：An Ex-perimetal View), London: Tavistock, 1974, p. xi.

④ Le Bon,美国早期社会心理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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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米格拉姆假设并证明了非人性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事实。当后者被理性化以及在技术上被引向完美时，非人性的社会生产的能力与效率也趋向如此。

这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不然。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之前，很少有人，包括专业人员和普通人，预知到他将要揭示些什么。事实上，所有中产阶级的普通男子，所有称职且受人尊敬的心理学专业人士，在被米格拉姆问及实验的结果将会怎样时都相信，当被要求做的行为的残酷性逐渐增长时，百分之百的被试者都会拒绝合作，并且他们会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就停止。而实际上，在一个恰当的环境里，撤回他们原先的同意的人的比例降低到百分之三十。而他们准备使用的所谓的电击强度达到了比那些与普通公众相唱和的知名专家所能想像的程度的三倍还要强。

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

米格拉姆的发现中最具震撼力的也许就是残酷的倾向与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之间成反比。比如，要害一个我们与之接触的人是难以下手的；对一个只被我们远远看见的人施加痛苦则较为容易一些；对只被我们听见的人则又更加容易；而对既没看见也没有听到的人，就可以很轻松地残酷对待他们了。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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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害一个人包括直接的身体接触，那么因无视行为和受害人之痛苦的因果联系而带来的舒适就无法被执行者体会到。这种因果联系是赤裸裸且一目了然的，因此对于痛苦的责任也是如此。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中，当被试者被告知强行抓住受害者的手放在所谓实施电击的镀板上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坚持到实验的最后，完成了命令。而在只要求他们扳动控制台上的控制杆以代替抓住受害者的手的时候，服从者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当把受害者藏在一堵墙之后，只能听到他们佯装的惨叫时，准备“看到最后”的被试者数量就跃升至百分之六十二点五。而关掉声音后并没有使百分比推进太多一只到了百分之六十五。这好像在说我们主要是用眼睛在感觉。和受害者在身体上与心理上的距离越远，就越容易变得残酷。米格拉姆的结论简单而又有说服力。

在被试者和电击受害者的结果之间插入任何力量或者事件都会使参与者降低他们的紧张，并因此减少违抗的数量。在现代社会，常有其他人站在我们和那些我们也有份的最终具有破坏性的行为之间。⑤

事实上，我们这个理性社会最突出也最自豪地展示的成就就是对行动的中介化，在权威等级描绘与划分的阶段之间将行动分离，并依据功能的专门化切割行动。米格拉姆的发现的意义在于，理性化的进程内在地、不可避免地促进了结果是野蛮和残酷的行为的产生，即使行为的意向并非如此。行动的组织越是理性，行为就越容易制造痛苦—而个人却保持着平静。

⑤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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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上，与受害者隔离开而使残酷变得更为容易的原因似乎很明显：害人者免受目击其行为结果所带来的痛苦。他甚至可以误使自己相信并没有什么真正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以此抚慰良心的不安。但这还不是惟一的解释。在这里原因再一次不仅仅是心理上的。它们跟真正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每件事情一样，是社会性的。

把受害者带进房间不仅是让他离被试者更远一些，同时也就把被试者与实验员的距离相对地拉得更近。在实验员与被试者之间于是产生了初始的群体功能，由此把受害者排斥在外。在远离的条件下，受害者真的成为一个外人，在身体与心理上陷入孤立。⑥

受害者的孤立不仅仅是一个他在身体上遭到隔离的问题，而是摧残者之间的和睦以及将受害者排斥于这种和睦之外的一种功能。身体的接近与连续的合作(哪怕历时相对较短—没有一个被试者被测验时超过了一小时)倾向于产生一种群体情感，这种情感最终会带来相互责任与相互团结。这种群体情感产生于共同行动，尤其是产生于对个体行动的表扬—当明显是经过大家的努力获得了结果的时候。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中，行动连接了被试者与实验员，同时隔离了他们两者与受害者。受害者没有一次被赋予一个行动者、能动者或者主体的角色。相反，他被永远地放在承受者的一端。很明显，他被造就为一个客体；而既然是作为行动的客体，不管他们是人还是无生命的物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见，受害者的孤立与害人者的和睦互为条件，也互为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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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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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身体距离与纯粹心理距离的作用被伤害性行为的集体特性进一步增强了。可以猜测，即使不考虑理性的组织与管理所产生的行动在经济上与效率上有明显的收益，单单压迫者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应该在促进残酷行为的产生当中摊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宫僚化麻木和无情的效率中，相当一部分可归结为原因的要素不是劳动分工或者命令等级的理性设计，而是这样的一些要素：娴熟(而又不必然是有意或者有计划地)利用合作行为所具有的自然而然塑造群体的趋势，即一种总带有划分界线与排除外人的趋势。官僚组织通过使它的权威可以控制笼络新成员和指定其对象，就能够控制这样一种趋势的结果，并确信这将导致行动者(比如，组织的成员)与行动的对象之间出现一条日渐加深且不可逾越的沟壑。于是，就如此简单地将行动者转变成迫害者，将对象转变成受害者。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一不小心踏入泥潭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要从中自拔之所以相当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每一步迈出的努力都会使自己陷得更深。个人甚至可以把这泥潭定义为一类被如此构造的绝妙的系统，不管沉陷于其中的对象怎么样移动，总是增加了此系统的“吸吮力”。

序列化的行动似乎与此具有相同的性质。行动者发现他必定要继续坚持行动的程度与很难从中跳出来的程度随着各个阶段的相继而逐渐增加。起初的几步很容易，即使有点道德的折磨，也是微乎其微。但紧跟而来的步伐就越来越令人恐惧。到最后，那样做就让人感到不能承受了。但是此时放弃的代价也已经加大。因此，当对放弃的阻碍极其微弱，甚至根本不存在时，放弃的冲动也很微弱。而当这种冲动加强的时候，在每一阶段它所遇到的障碍却都强大得足以使之平衡。当行动者被退出的欲望所笼罩的时候，一般来说已是为时已晚。米格拉姆把系列化的行动列为主要的“制约性因素”(即把被试者困于其情境中的因素)。那么，很容易做的就是把这个特殊制约性因素的效力归结为被试者自己过去的行动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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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比尼与西维尔对这种机制做了一个精彩而又令人信服的描述：

被试者进入实验时，意识到一些与实验员进行合作的责任；毕竟，他们拿了他的钱，同意参加实验，并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认可科学进步这个目标(米格拉姆的被试者们被告知他们将参加一个旨在发现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的研究)。当学员初次犯错，被试者被要求电击他。电击的强度是15伏。15伏的电击完全没有伤害，也完全没有感觉。这不会有道德的问题。当然，下一次电击就要更强一些，不过也还很弱。事实上，每次电击都只比上一次略微强一点。而被试者的行为的性质却从完全的无可指责转变到不受良知的节制，只不过是逐步实现的。被试者应确切地在哪里停止？在哪一点上跨越了这两类行为的分界线？被试者又将如何知道？很清楚这里肯定有一条界线，但却不清楚这条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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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试者决定不再做下一次电击，而既然它(在每一次中)只是比上一次稍微强了一点，那他施行刚刚做出的最后一次电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要否认他即将采取的步骤的适当性，就要否认他刚才采取的步骤的适当性，这也否认了被试者自身的道德定位。被试者陷入了他对实验渐进的承诺的罗网之中。⑦

在序列化的行动当中，行动者成为自己过去行动的奴隶。这种控制似乎远比其他制约性因素更为有力。比起在行动序列的开始阶段看上去更为重要的因素而言，它无疑有着更为持久的影响，而且真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最初对“这项事业”的投入几乎都丧失殆尽之后很久，不去重新衡量(与谴责)自己过去的行为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并且是更为强大的刺激，让人持之不懈。行动步骤之间的平顺而毫无觉察的过渡把行动者诱拐进一个圈套;在这里面，如果不修正和摒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或者至少是清白之类的评价，就不可能从中跳出。换言之，这个圈套是一个矛盾：不弄脏自己就无法变得干净。要躲避污秽，就必须永远在泥泞中拖曳。

这个矛盾也许就是有名的同谋者之团结现象背后的一个动人因素。没有什么比分担在他们看来是犯罪行为的责任更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常识上，我们用逃避惩罚这个本能的愿望来解释这种团结；博奕理论家对著名的“囚徒困境”的分析也告诫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清楚风险)，假想团队中的其他人将会保持团结是每个成员可以做出的最为理性的选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怀疑，在可能联合起来化解悖论的人只是那些最初参加序列化行动的团队成员的事实面前，以及在逐渐增加的事实否定他们过去行为的合法性，而他们不顾这一切只是靠共同的认可来为信念打气的时候，同谋者的团结能达至并巩固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因此我认为，米格拉姆命名的另外一个“制约性因素”，情境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个“制约性因素”即序列化行动的悖论的一个衍生。

⑦沙比尼和西维尔，“摧毁良心清白的无辜者：大屠杀的社会心理学”，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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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道德化

不过，权威的官僚化体系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却是，个人行为中的道德怪癖遭到揭露的可能性，以及一旦被揭露就会陷入痛苦的道德困境的可能性都萎缩了。在一个官僚体系中，公务员的道德关怀从集中于行动对象的命运之上被拉了回来。它们被强制地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一—即将开展的工作和出色地完成这些工作。行动的“目标”过得怎样和有什么样的感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者机智、有效地完成其上司交代的任何事务。在后一个问题上，上司是最合格、最自然的权威。这种局面进一步强化了上司对其下属的控制能力。除了下达命令和惩罚不服从者之外，他们也做道德判断——仅仅是关系到个人的自我鉴定的道德判断。

评论者反复地强调，米格拉姆实验的结果会受到下面这种信念的影响，即行动是为了科学利益的需要—无疑这是一个高高在上、鲜有争论、一般也是基于道德的权威。不过，没有指出的一点是，科学比起其他的权威来更多地被公众舆论许可实施伦理上可憎的原则，即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科学成为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最彻底的化身，这种分离是人类行为的理性组织所怀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评价。被试者表示道德的苦闷时，实验员以一种冷漠的、惯常的与乏味的程式来回答：“那不会造成身体组织永久性的伤害。”大多数参与者只是过于高兴地接受这种安慰，也愿意不去想那种程式剩下的没有得到讨论的可能性(最为明显的是，对身体组织的暂时伤害的道德问题，或者就是疼痛的痛苦所具有的道德性)。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安心于某些“上头”的人所认可的什么是道德上可接受的，什么不是在道德上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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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事实上，它们全部可归结为一点：忠诚意味着在纪律规范的限制下尽个人的义务。当它们凝聚并相互强化的时候，作为道德准则，它们的力量大到能够废止与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虑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与权威体系对自我再生产的倾注相左的伦理问题。它们划拨、驾驭以实现官僚体系的利益，并垄断了所有道德自我约束的通常的社会一心理手段。如米格拉姆所言，“下属感到耻辱还是光荣依赖于他有多么恰当地实施了权威所要求的行动……超我从评价行为的善与恶转到评估个人在权威体系中的功能行使得好还是坏。”⑧

接下来与广泛的理解相反的是，权威的官僚体系并不是如此这般地作用于道德规范，也不把道德规范当做与高效行为的冷酷理性有根本冲突的非理性和情感化的压力而把它废除。相反，它利用它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利用它们。官僚体系的双重技艺就是伴随着否定非技术问题的道德意义，而使技术道德化。正是行动的技术而不是它的实质受到了好与坏、恰当与不恰当、对与错的评价。行动者的良心告诉他要表现良好，促使他以准确无误地遵循组织规则和积极投入于上司规定的任务来衡量自己的正当性。在米格拉姆的实验中，阻挡被试者的其他的、“旧式的”良知，并有效地遏制了他们停下来的冲动的是一种替代性良知(substitute conscience)。在“研究价值”或者“实验的需要”等要求，以及如果不适时地中断会导致什么样的损失的警告下，这种良知被实验员拼合了起来。在实验中，它是被迅速地拼合起来的(没有一个人的实验超过了一小时)，且被证明具有惊人的效果。

⑧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p.1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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