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毫无疑问，通过改变被试者与其行动目标的接近程度和他与行动权威的来源的接近程度之间的平衡，使得技术的道德更加容易地替代实质的道德。有着惊人一致性的是，米格拉姆的实验证明了，在此种替代的有效性和被试者与其行动目标的疏远程度(更多是技术上的而非身体上的)之间，存在着确定的相互依赖性。比如，一次实验表明，当“被试者没有被命令去推电击受害者的扳手，而只是被命令去实施一项辅助性的行动时……在另外一个被试者确实给予了电击之前……四十个成人中有三十七人……继续着最高的电击强度。”(在控制板上标明着“非常危险——XX”。)米格拉姆在自己的结论中认为，在一连串的罪恶行动中，如果个人只是中间的一环，并且远离最后的行动结果，那么在心理上就很容易忽略责任。⑨可以说，对一连串罪恶行动中的中间一环而言，从开始和结果来看，他自己的行动似乎是技术性的。他的行动即刻产生的后果是另外一个技术任务的背景——操作一下电器或者处理一下桌上的纸。在他的行动与受害者的痛苦之间的因果联系被模糊了，可以相对若无其事地把它忽略掉。这样，“义务”与“纪律”就成为一纸空文了。

六 服从之伦理(读来格拉姆)

⑨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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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漂浮的责任

米格拉姆实验中的权威系统很简单，所含的层次较少。被试者的权威来源—实验员——是系统中最高的管理者，即使被试者可能不知道这点(在他看来，实验员是一个中介者，他的权力受托于一个更高的、普遍化的及非个人化的“科学”或者“研究”权威)。实验情境的单纯表现为寻求发现时的直截了当。它显示出，被试者将自己的行动权威赋予实验员；而权威实际上也存在于实验员的命令当中—这是最终的权威，不再需要权力等级更高的人加以权威化或者认证。因此，关注点就集中于被试者会胸有成竹地否认他对已做的一切、特别是对他将要做的一切负有自己的责任。对于此种成竹在胸的情形而言，赋予实验员以要求被试者做他不会主动做的事，甚至做他根本不会做的事的权利的行动，就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权利的赋予可能来自出于某种含混的逻辑而不为被试者所知或者是不能为他们所理解的一种假设，即实验员要求被试者所做的事情哪怕在不熟悉情况者看起来都是错误的时候，它们对被试者而言也将是正确的；也许没有人思考这种逻辑，因为在被试者眼中权威人物的意志无需任何的合法性：命令的权利与遵从的义务都是充分的。我们要感谢米格拉姆的是，我们确认了在其实验中，被试者之所以继续做在他们看来已比较残酷的约定中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们被权威要求这样做，而这个权威则被他们接受并看成是承担他们行动的最终责任的人。“这些研究证明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决定性的因素是对权威做出回应，而不是对进行电击的特殊命令做出回应。来自权威之外的命令丧失了一切力量………重要的不是被试者做了些什么，而是他们正在为谁而做。”米格拉姆的实验揭示了责任转移机制纯粹、质朴而又基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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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经过行动者的同意而将责任转移到上级命令的权利当中，行动者就被投入了一种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⑩一种把自己看做是给别人执行意愿的状况。代理状态与自主状态正好相反。（这样，虽然它另外包括着行动者的自我界定的意义，并且它又把行动者行为的外在根源——那些隐藏在行动者“被他者指引”背后的力量——精确地定位在制度化等级体系中的特殊一点，但它实际上与他律是同义词。)在代理状态中行动者完全服从于上级权威界定与监控的局势；在对这种局势的界定中就包括了对作为行动者权威代理人的描述。

然而，在一个复杂的进程中，责任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行动、一个单独的单元或者一栋建筑大厦。它是在权威体系中的一个成员与另一个成员之间，在行动者与其直接上司之间延展开的狭窄空间中发生的现象。由于结构简单，米格拉姆的实验不能追踪这种责任转移的更多后果。尤其是，由于他们有意关注微观，侧重于复杂组织的基本细胞，因此不能处理“组织的”问题，比如，一旦责任转移不断地发生在官僚组织的各个等级层次中，那么官僚组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猜想，这样一种连续不断、处处存在的责任转移所造成的全部后果就将是造就一种自由漂流的责任，也即造就了一种情境，在此情境当中，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并且在被询问时都会说他是受别人操纵，而被别人指认为是责任承担者的人又会把责任再推诿给他人。可以说组织在整体上是一个湮没责任的工具。协调行动之间的因果链条被掩饰起来，而被掩饰的事实恰好就是这些行动产生效力最有力的因素。责任在本质上可以被“取缔”的事实使得集体执行残酷的行为变得更加容易了，而这些行为的参与者都相信责任在于一些“适当的权威”身上。这意味着逃避责任不只是在行为被指控为不道德的时候，或者更糟一些，被指控为违法的时候，图着方便的借口而采用的事后策略；这自由漂浮的、飘流无定的责任恰是不道德或者违法行为发生所需的条件，并伴随着那些通常无力打破传统道德的统治的人顺从地乃至自愿地加入。在实践中，自由漂流的责任意味着那样的道德权威尚未被公开挑战或者否定，就已经不起作用了。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⑩ 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04。

①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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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跟所有的实验一样，米格拉姆的研究也是在一个人工的、着意设计过的环境下进行的。它与日常生活的情境有两点重要的不同。其一，被试者与“组织”(研究组与它所属的大学)之间的联系短暂而又特别，而且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被试者被雇用一个小时，也只有那一个小时。其二，在多数实验当中，被试者只遭遇到一个上司，一个思行如一、专致连贯的真正代表，这样被试者就不得不认为批准他们行动的权力是整体式的，且完全明了他们行动的意图与意义。这两个条件正常生活中都不常遇到。因此，必须考虑的是，它们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以正常生活中不可预料的方式对被试者的行动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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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第一点开始：如果被试者相信他们与权威代表着的组织之间的联系有永久性，或者至少相信确实有获得这种永久性的机会的话，那么米格拉姆如此令人信服地展示出的权威的效力就会更加深刻。这样，那些明显是因为做实验的缘故而缺乏的额外因素也就此进入到情境之中：比如，由于长期呆在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而在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培养起来的团结与相互义务的情感(“我不能让他失望”的情感)、扩展的互惠(慷慨地为群体中的他人提供的服务，希望，哪怕只是半心半意地希望在日后某个不定的时刻得到“回报”，或者只是让同事或者上司产生好的性情，这也可以在将来派上不可知的用场)，以及最重要的例行化行为(完全习惯化了的行动顺序，它使计算与选择变得多余，并因此使已有的行为模式即使在没有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也不可怀疑)等因素。而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这些因素和类似的因素只会增强米格拉姆所观察到的那些趋势：由置身于合法权威之下而产生的那些趋势；而以上提到的那些因素则无疑增加了权威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只有经历较长的时间跨度才会增强到足以允许传统的发展，以及成员之间多层次的非正规交换模式的出现。

然而，第二个与一般条件不同的情况就不是以日常生活中可期望的方式来影响我们观察到的对权威的反应了。在米格拉姆谨慎控制的人为条件下，有且只有一个权威之源，而没有其他的一个与之地位相等(甚至说得更简单一点，没有另一个自主的意见)、被试者可以借以面对命令而把命令的有效性进行客观地检测的参照框架。米格拉姆完全知道权威的这样一种不自然的、单一的特性必然带来歪曲的可能性。为了显示歪曲的程度，他增加了一些实验项目，在其中被试者要面对的不止一个实验员，而且这些实验员受到指示要明确表示异议并讨论命令。结果着实令人震惊：在其他所有的实验中都能观察到的盲目服从消失得无影无踪。被试者不再愿意参加他们不喜欢的行动；甚至对他们不认识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会受鼓动而对之制造痛苦。在这附加的实验的二十个被试者中，一个在两个实验员故意开始争论之前退出，十八个在争论刚露出苗头时就拒绝进一步合作，而最后一个也只在此后一个阶段就选择了退出。“很明显，权威间的争论使行动彻底瘫痪。”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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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修正后的意义很明确：违背自己更好的判断和自己良心的声音来行事的倾向，不仅是权威性命令的功劳，而且也是暴露在专一、明确和垄断的权威之源面前的结果。这种倾向最有可能出现在没有遭到反对也不容忍独立、一切都毫不例外地从属于线性等级制的组织当中：在其中没有两个人的权力是相等的组织。（大多数军队、教养机构、集权的政党与运动、某些教派或者寄宿学校近似于这种理想类型。)不过，这样的组织却可能会对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产生作用。它可以把其成员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严格地分割开来，以杜绝挑战性的权威之源的影响。这是因为它被赋予或者篡夺了对其大多数或者全部成员的生活行为和需求的控制[这近似于戈夫曼(Goffman)的总体制度(totalinstiutions)模式]。或者，它也可以只是集权或者准集权国家的一个分支，这种国家把其所有的代理人都转变成镜中彼此的倒影。

如米格拉姆所说，只有当你得到了……一个权威……它自由地行动，除了受害者的抗议之外不用抵抗任何压力，这样你才会对权威有最纯粹的回应。当然在真实生活当中，你被混合在很多相互抵偿的对抗性压力当中。米格拉姆肯定想用“真实生活”来指代处于民主社会当中且外在于总体制度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生活。从米格拉姆整套实验中得出的一个最突出结论就是，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纳粹必须首先消除了政治多元主义的残余才着手实施像大屠杀这样的计划，在这之中普通人预料之中的做出不道德与无人性行径的倾向已经肯定被计算为必需的——也是可得到的———资源当中。在苏联，也只有当已经根除了社会自治的残余以及对它有影响的政治多元主义之后，才迫不及待地开始系统地消灭系统中真正公认的敌人。除非多元主义已经在全球社会的范围内被消灭，否则带有犯罪意图、需要确保其成员在实施明显不道德的行动时具有持之不懈地服从意识的组织，就得去建造密不透风的人为障碍，将其成员与各色标准、观点所带来的“软化”影响隔绝开来。而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②米格拉姆，《服从权威》，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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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社会性质

米格拉姆实验所得出的多数结论可以看做是一个主旋律的各种变奏:残酷与一定的社会互动模式的关联比它与执行者的个性特征或者执行者的其他个人特质的关联要紧密得多。残酷从其本源来说，社会性的要远远多于性格上的。如果一些个体被放在道德的压力失效而且非人性得到合法化的情境中，他们肯定会倾向于残酷。

六 服从之伦理(读来格拉姆)

米格拉姆，《社会世界中的个体》，pp.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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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米格拉姆之后对此还存有一些疑问的话，那么只要认真看一下齐姆巴多在另外一个实验中的发现，就可以彻底打消这些疑问。在那个实验中，甚至潜在的干扰性因素，即体现在实验员身上的、受到普遍尊敬的制度(科学)的权威也被消除了。在实验当中，没有任何外在的、既定的权威要从被试者肩上卸去责任。在他的实验情境中最终起作用的所有权威都产生于被试者自己。齐姆巴多所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把被试者分派在编排好的互动模式的各个位置上，然后开启整个过程。

在他的实验中(原计划两周，但是一周之后，因害怕对被试者造成身体和精神上不可治愈的创伤而终止)，自愿者被随意分成犯人与看守。两边都发了代表其身份的象征性装饰。比如，犯人戴着很紧的帽子表示光头，还要穿着使他们看上去滑稽可笑的长袍。他们的看守则身披制服，眼戴墨镜，让他们的眼睛不为犯人所见。两边都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姓名；严格的非人格性成为规则。并且开列了很长的总是羞辱犯人和剥夺他们个人尊严的细小规则。这就是实验的起点。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大大超过了设计者想像力的范围。看守们(任意挑选的大学生年龄段的男子，且经过仔细地甄别以防止任何反常的迹象)的积极性无休无止。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曾假设过的一种真正的“派系分裂之链”开始被启动。在看守身上被认可的优越性表现在犯人身上就是服从，这种服从又诱使看守得寸进尺地使用他们的权力，而这在犯人那边则当然又折射出更为严重的自卑……看守强迫犯人一再地唱淫秽歌曲，在不允许倒掉的便桶里解手，光着手打扫厕所；这些事情他们做得越多，就越使他们确信犯人非人的特征，而在创造与施加更骇人听闻的野蛮手段的时候就越发少地感到有所约束。

参看哈恩尼、班克斯和齐姆巴多，“模拟监狱中的人际动力”(CraigHaney，Curtis Banks, & Philip Zimbardo, 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国际犯罪学与刑罚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minology and Penology)，vo1. I , 1973, pp. 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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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端庄的美国男孩一下变成近乎只有在像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这样的地方才能找到的那种魔鬼，令人恐惧但也令人困惑。它让很多观察者推测，即使不是全部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等待现身的具体而微的纳粹党卫军活在心中。(埃茨奥尼指出米格拉姆发现了藏在普通人心中“潜在的艾希曼”。)斯泰纳则提出一个概念:沉睡者(sleeper)，来指代正常情况下蛰伏，但有时却被唤醒的残酷的潜能。

当建立了恰当的对应(lock and key)关系时，沉睡者效应指的是有暴力倾向的个体，如独裁者、暴君或者恐怖主义者的潜在的个性特征。沉睡者从他的行为模式的规范阶段中被唤醒，蛰伏的、暴力倾向的人格特征被激活。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于他们都有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能被触发的暴力潜能。

不过明白无误的是，让齐姆巴多及其同事大吃一惊的对残酷的纵容并非源自参与者的邪恶，而是源自邪恶的社会安排。假使实验中的被试者被分配在相反的角色上，整个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真正重要的是一种两极性的存在，而不是谁被分到了它的各个部分当中。真正重要的是一些人被赋予了施加给其他人的完全、惟一和没有限制的权力。如果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沉睡者，可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他就将永远沉睡下去。那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听到沉睡者的存在。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参看埃茨奥尼，“一个意义研究的模型”(Amitai A. Etzioni，‘A Model ofSignificant Research')，《国际精神病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vo1. VI(1968),pp.279—80。

⑥ 斯泰纳，“党卫军的昨天和今天：一个社会心理学观点”(John M. Steiner，The SS Yesterday and Today: A Sociopsychological View'),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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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最令人痛心的是大多数人堕入要求残酷或者至少是道德麻木的角色中时的心安理得—只要该角色已经切实地被上级权威加固与合法化了。在所有有名的实验中，“堕入角色”的惊人频次使得沉睡者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依据。我们其实不需要它来解释集体性的变得残酷。不过，涉及到那些相对稀少的个案，其中的个体一旦发现权威的命令与自己的信念有所冲突就有力量与勇气去抵制并拒绝完成的时候，这个概念确实有它自己的意义。一些普通人，平常遵纪守法、谦虚有理、循规蹈矩，也不善冒险，却勇敢地抵抗那些掌权者，忘却结果而优先考虑自己的良心—很像那些极少而分散的、单独行动的人，他们反抗无所不能、寡廉鲜耻的权力，冒着最后遭惩罚的危险竭力拯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而要从社会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决定因素”来探究他们的独特性是徒劳的。他们的道德良知，在非战争的状态下蛰伏不动，现在却被唤醒了，确实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品质和个人的所有—跟不道德不同，后者必然是社会性的产物。

他们敢于抵抗邪恶的能力是在他们大部分的生命中的沉睡者。它可能会继续沉睡下去，直至永远，那样我们对之将无知无识。但是这样的无知也许是好的消息。

现代性与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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