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不管纳粹国家有什么别的成就，它确实成功地攻克了系统地、有目的地、麻木不仁地、冷血无情地施行屠杀———老人与青年，男人与女人的最大障碍：那种“因身体折磨的存在而会使所有正常人都受到感染的动物性的怜悯”。我们对动物性的怜悯知之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有一种看待基本的人类状况的方法，它使得我们看到，人对屠杀的厌憎、禁止在别人身上施加折磨、对那些受苦的人进行帮助的欲望，显然是普遍存在着的；实际上，这也正彰显出了人们对他人福利所负责任的普遍性。如果这种看法正确，或者至少有一些合理性，那么纳粹统治的成就首要地就在于冲淡了人类所独具的生存模式的道德力量。因此，知道这种成就是否与纳粹运动和统治的独特品性相关，或者它是否能够根据我们这个社会更为普遍的属性—它不过是被纳粹分子巧妙地用来为希特勒的目的效劳罢了—来解释，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直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前，人们普遍地——不仅在普通公众中间，而且在历史学家中间——都在欧洲反犹主义的漫长历史中寻求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必然要求把德国的反犹主义单列出来，作为最强烈、最残忍和最致人于死地的一种反犹主义：毕竟是在德国，彻底灭绝整个种族的罪恶计划已经被孕育出来，并付诸行动。不过，我们记得在第二章与第三章当中，这种解释和它的推论都遭到了历史研究的怀疑。在传统的、前现代的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施行大屠杀必不可少的当代灭绝计划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裂。如果考虑到公众情感的功能，则卷册渐增的历史证据铁定无疑地证明了，在通常的、传统的、“友善的”、奠基于竞争之上的反犹情感，与愿意支持纳粹的彻底消灭并愿意参与其实施之间，几乎是一种相互否定的关系。

L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⑨ 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大屠杀的意义”，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117。

①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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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粹时期的研究，在历史学家中间有一个增长的共识，那就是实施大屠杀需要的是使普通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中性化，而不是去激发它们；传统上对犹太人的憎恨的“自然”延续，更多的是一种反感纳粹暴徒“过激行动”的情感，而不是在集体屠杀中参与合作的意愿：纳粹党卫军中的种族灭绝的策划者不得不使这项工作不受一般大众情绪的影响，并由此使它不受传统的、自发形成的、共同维系的对待其受害者的态度的影响，以便他们把朝向最终解决之行程的航舵控制在手。

近来布罗斯查特扼要地重述了历史研究中相关的、有说服力的发现：“在那些犹太人成为人口一大组成部分的城市与乡镇中，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纳粹时期的最初几年大致上也是相对和睦，很少敌对的。”①纳粹试图激起反犹情感，并将静态的怨恨重铸成一种动态的怨恨[由缪勒-克劳迪斯(Müller-Claudius)敏锐地指出的区别]，即煽动无党派的、在意识形态上无所约束的群众以暴力行动反对犹太人，或者至少要积极地支持冲锋队实施他们的武力——普遍厌恶对身体进行强制，深深地摈弃制造痛苦与身体折磨，以及人类对他们的邻里、对那些他们认识并将之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一类匿名的样本列入他们的世界地图的人之不屈不挠的忠诚，这一切都轰然坍塌了。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狂欢作乐的冲锋队分子的流氓行径不得不被取消，并遭到强行压制以防止公众的疏离与抗议所形成的威胁。虽然在他手下的反犹太人的花招面前欣喜不已，希特勒仍然感到不得不亲自来干涉，暂停全部民间的反犹主义的积极性。原本计划无限期地延续下去的反犹太的联合抵制，也在最后一刻被减缩成只搞一天的“警告示范”，其原因部分是因为害怕来自国外的反应，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公众对这项冒险明显缺乏热情。在联合抵制的那天(1933年4月1日)之后，纳粹头子在他们的汇报与短函中抱怨，除了冲锋队与纳粹党员之外，人们普遍存在着反感，而且对整个事的评价是失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需要持续不断地宣传，以使大众醒悟和警觉，能够在反犹手段的实施过程当中进入到他们的角色中去。尽管还有后续的努力，但只持续了一天的联合抵制的夭折，为所有随后的、要有所成就就必须要求群众大规模地积极参与的反犹政策确立了模式。只要犹太人的商店与诊所还仍然开门，它们就继续吸引着顾客与病人。法兰克福与巴伐利亚的农民不得不被迫停止了他们与犹太牛贩的生意往来。我们前面看到，碎玻璃之夜，这个惟一由官方策划并组织的集体暴力，被期望可以引发一般德国人投身反犹暴力，但其结果也是适得其反。相反，在目睹了溅满碎玻璃的人行道和他们年长的邻居被年轻的暴徒捆绑上囚车后，很多人的反应是很沮丧。特别需要强调的就是，所有这些对反犹暴力的公开展现的消极反应，对应的是对反犹立法的成群结队的热情拥护，而这中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之处。那些法案重新定义了犹太人，要将犹太人从日耳曼民族中清除，给犹太人在法律上设置了一重又一重的限制和禁令。

现代性与太屠杀

① 布罗斯查特，“第三帝国和德国人民”(Martin Broszat,The Third Reich andthe German People')，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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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参看斯莱纳尔，《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pp.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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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反犹宣传的倡导者，斯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发现他的文章《莽撞的人》要想完成的任务中，最令人沮丧的就是使“犹太人本身”的典型贴近于读者对认识的犹太人，犹太邻居、朋友或者生意伙伴的亲身印象。对这篇文章的简短激昂的历史做过深刻专论的作者，索瓦特尔就认为斯特赖歇尔的发现并非他一人所独有：“政治反犹主义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压制住隔壁的犹太人’的形象——那种活生生的、呼吸与共的熟人与伙伴，这些人仅仅因其简单的存在就能否定掉那种负面的典型，那种神话中的犹太人’的说服力。”似乎在亲身的印象与抽象的形象之间令人惊讶地缺乏联系；仿佛在人的习惯当中并不是把这两者的逻辑矛盾当做一种认知失调来经历，或者———更一般地说——当做一种心理问题来经历；仿佛亲身的与抽象的形象除了所指称的对象表面上相同之外，它们通常不被认为是属于相同类型的概念，不被当做是相互可以比较、检验并最终相互契合或者排斥的表述。在集体消灭的机器已经羽翼丰满很久之后——准确的说，是在1943年10月——希姆莱在其党羽面前埋怨道，即使那些最投入的、在把犹太人种族作为一个整体消灭这一点上已经没有特别的悔恨表示的党员们，也有他们希望赦免并保护的，他们自己的，私人的、特殊的犹太人：

③ 参看克尔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

④索瓦特尔，《小人物,现在怎么啦?》(Dennis E. Showalter,Little Man，WhatNow?), New York: Archon Books, 1982,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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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党员都在说“犹太人应该被杀绝，很明显，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消灭犹太人，彻底灭绝，是的，我们就这样做”。然后这八千万优秀的德国人都出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像样的犹太人。其他的人当然都是猪猡，不过这一位确实是顶尖顶尖的犹太人。

看起来，使亲身的印象与抽象的原型相分离，而又使每一位逻辑学家相信无可避免的冲突得到防止的，是前者受到了道德的浸润，而后者却保持着道德中立、纯粹理智的特征。亲身印象赖以在其中形成的那种接近与责任的背景，被一堵厚厚的道德的墙垒围在中间，那是“纯然抽象”的论证所无法穿透的。理智上的原型或许是很有说服力的，或许是阴险的，然而它应用的脚步在个人交往开始的领域面前戛然而止。作为抽象范畴的“他人”就并不与我认识的“他人”进行交往。第二类人属于道德的范围，而第一类人则被严格地排斥在外。第二类人位居善恶的语义范围，它坚决不向效率话语与理性选择做一点屈服。

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

我们已经知道在弥漫开来的异类恐惧症与纳粹设计并执行的集体屠杀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另外，不断积累的历史资料也有力地表明，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不是(或者说，完全有可能不是)蛰伏的个人倾向的醒悟、释放、提升、变得强烈或者突然爆发的结果。从任何其他意义上讲，不管个人的面对面的关系可能会偶尔变得多么酸楚与痛苦，大屠杀也不会是由此产生的敌意的延续。这样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仇恨的延伸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在更多的情形中，它拒绝被推到超出由对他人的基本责任所划定的界线之外，这些责任必定就内在于人的接近、“与他人相处”之中。大屠杀得以完成的条件也许仅仅是使基本的道德驱力的影响弱化、使屠杀机器与这种驱力产生并起作用的领域相隔离、使这种驱力边际化或者对于任务而言彻底无关。

七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引自费斯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面孔》，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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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弱化、隔离与边际化是纳粹统治动用了现代工业、运输、科学、官僚机制以及技术等强悍的工具所取得的成就。没有这一切，大屠杀将变得无从想像；没有这一切，那种没有犹太人的欧洲、彻底灭绝犹太种族的夸张的想法，将在众多大大小小的由精神病患者、虐待狂、狂热分子或者其他痴迷于无缘无故的暴力的瘾君子们所制造的屠杀里渐渐逝去；不管有多么残暴与血腥，这些行为都很难与这一目的相匹配。而以一项理性的、官僚一技术的任务，以及需由一群特殊的专家与专业化组织操作的针对一群特殊类型的对象的事务—也就是说，以一项不依赖于感情和个人效忠的非人化的任务——来当做“解决犹太问题”的设计，最后证明投合于希特勒的想法。然而就是到了官僚行动将来的对象——犹太人一—已经被从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抹去，从人际交往的圈子中隔绝，在实践中被转化为一种范畴、一种典型——成为形而上学的犹太人的抽象概念——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直到他们已经不再成为正常情况下道德责任延伸可至的那些“他者”，并失去了这种自然的道德提供的保护的时候，解决的方式仍然可能不如此设计，也当然可以不被执行。

克尔萧在透彻地分析了纳粹企图唤起集体的反犹仇恨与为“解决犹太问题”而操纵这种仇恨遭到连续失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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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最成功之处在于对犹太人的非人化(depersonal-ization)。犹太人越是被强制地赶出社会生活，看上去越是与宣传(这种宣传颇为悖谬地强化了它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中的原型相吻合，在德国自身内部真正的犹太人就越少。非人化增加了德国大众舆论中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并迈出了在无政府的暴力和死亡集中营理性化的、“生产线式”灭绝之间的决定性的一步。

没有这些进展顺利的将犹太人从德国社会中驱逐出来的步骤，“最终解决”就没有可能。这些步骤在公众的眼皮子底下，以其合法的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赞成，并最后使犹太人的形象非人化，并遭到贬损。

如我们已在第三章当中提到的那样，那些当“隔壁邻舍的犹太人”就是他们的受害人时确实反对冲锋队的无赖们进行掠杀的德国人(其至那些找到勇气表现出他们的反感的人)，却带着冷漠与常有的满足接受了强加在“犹太人本身”之上的法律限制。当关注的是他们所认识的人时，他们的道德良知会被激发出来，而当目标是抽象的、归为原型的范畴时，就无从在他们的身上唤起任何情感。他们在静默中注意到，或者没有能够注意到犹太人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逐渐消失。这个时候，因为年轻的德国士兵与宪兵队队员肩负了“清洗”这么多人的任务，犹太人就“只是一批‘博物馆展品’，是以猎奇的目光看待的东西，爬行动物的化石，在它的胸膛上有黄色之星，是过去的时间的见证人，但不属于现在，是必须跋涉远行才可见到的东西”。道德走不了那么远，它偏好于留守在家，留在现在。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克尔萧，《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pp.275,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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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莫姆森的话来说，

海德里希在社会与道德上隔离犹太少数民族与大多数人的政策，之所以没有受到大众的广泛抗议而得以实施，是因为一些与其德国邻居已经关系极其密切的犹太人既没有被包括在渐次严峻的歧视之内，也没有被逐步地与他们相分离。只有当渐增的歧视性法案已经使德国犹太人被逐步地压制为社会贱民之后，完全剥夺了他们与大多数人的一切常规的社会沟通之后，驱逐与灭绝才能够在不动摇社会统治结构的基础上付诸实行。

希尔博格，研究大屠杀历史的头号权威，对于导致道德自抑逐渐寂静无声与启动集体消灭的机器的步骤做了如下说明：

在现代社会中消灭过程的全部形式将按此表所示那样建构：

⑦ 克尔策，《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众舆论和政治不满》，p.370。

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对大屠杀的理解”，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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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劳动与饥饿措施
1
灭绝
1
抹杀个人的影响

消灭过程的各步顺序就是这样决定的。如果试图把最大的伤害施加在一群人身上，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官僚体制—不管它的机构怎么没有中心或者它的行动多么没有计划来推着它的受害者们经过这些阶段。

希尔博格指出，这些阶段的决定是合乎逻辑的；它们构成了一种理性的序列，一种符合现代标准的序列。这种标准鼓励我们寻求用最短的路径与最高效的方法来实现目标。如果我们现在力图揭示集体消灭的理性解决方式所包含的指导性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前后相续的各个阶段是按照从道德职责的范围(或者用费恩®提出的概念，从义务的领域)驱逐出来的逻辑来安排的。

定义就是把受害的群体作为一个不同的类别区分开来(所有的定义都等于是把总体分成两部分——做上记号的与没有做上记号的)，因此施加在这个群体之上的一切都不会落在所有其他人的头上。恰恰是这个被定义的行为，使得这个群体已经被当做了特殊对待的目标；对“普通”人适合的所有方式对这个群体而言必然就不再适合。另外，群体的个体成员现在成了一个类型的范例;这种类型的某些性质会渗进他们个别化的形象当中，而危及到原本单纯的接近，使其作为自我维系的道德领域的自主性受到限制。

七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⑩9希尔博格，《欧洲犹太人的毁灭》，p.999。

参看费恩，《解释释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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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与没收则撕毁了绝大多数常规的契约，以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取代过去的接近。这下受害群体被有效地从视野当中抹去；他们最多是被别人听说的一类，因此别人听说的有关他们的一切都没有可能转变为有关个体命运的知识，也就没有可能与亲身经历对照检验。

集中所完成的是拉开距离的过程。受害群体不再与其他人相遇，他们的生命历程不再交汇，沟通也慢慢减少并突然停止，现在发生在一个被区隔的群体中的一切都不为其他人所关心，进而在人际交往当中把那一切转化为谈资也就没多少意义了。

剥削与饥饿上演的一幕是更进一步而且真正惊心动魄的场面：它们将野性乔装打扮成人性。大量的事实说明，地方的纳粹头目请示过他们的上司，要把在他们权限之下(就是在集体屠杀开始的信号给出之前)的一些犹太人处死，使他们免受饥饿的痛苦：由于对大量早就被掠攫了财产与收入并被圈进犹太社区的人来说，食物的供给不能维持他们的需要，因此杀戮似乎是仁慈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人性的昭示。“法西斯的政策险毒地在循环，‘故意创造出无法忍受的紧急局势和状况，然后用它们来使甚为极端的步骤变得合理’。”

这样，最后的行动——灭绝——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突兀的变故。就是说，先前采取的多个步骤合乎逻辑(即使我们记得，一开始并没有被料及)的结果就是灭绝。虽然已经铸就的事态并没有使其后的每一步变得不可避免，但是在毁灭之路上，每一步行动都使得下一步的选择变得合理。在行动序列上，离最初的下定义的行动越远，则行动就越是纯粹地被理性一技术的考虑所引导，它也越少地必须考虑到道德自抑问题。确切地说，它使得道德选择不再成为必须。

莫姆森，“反犹太政策和大屠杀的意义”，见《第三帝国的挑战》，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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