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我们已经对社会组织在道德上中性化的影响做了探究。事实上，人类行动中性化似乎是任何超个体的社会整体所必须的基本行为；就是说，是所有社会组织所必须的基本行为。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道德的社会根源的正统观念进行挑战与反驳的企图本身，也并不为最初激发了这一番探究的道德关怀提供答案。将社会视为使行为之善恶中性化的机制，的的确确为深入人类历史的肌表且无处不在的残酷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答案，胜于有关道德的社会起源的正统理论所提供的答案；尤其是它解释了为什么在战争，或者十字军东征，或者殖民运动，或者群体纷争的时期内，正常人的集合能够做出那种如果单个人干的话，将可能会被归因于肇事者的变态人格的事情来。而且它也弥补了对我们这个时代令人震惊的新奇现象—比如古拉格、奥斯维辛或者广岛事件等———缺乏解释的空白。有人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这些焦点事件确切地说是新奇的；有人还倾向于(有理由地)怀疑，这些事件表征了完全不是人类社会普遍特征且不属于过去社会的、相当新颖的、典型地具有现代色彩的特征的面相。这是为什么？

其一：最明显也最寻常不过的新奇性在于，今天可以被用来为已彻头彻尾中性化了的行动服务的技术所具有的破坏性潜能的规模。并且在今天，这些令人生畏的新力量，伴随着管理过程不断加强以科学为基础所取得的成效而得到援助和怂恿。表面上，现代社会研制的技术只是把已经明显地完全受社会约束、管理的行动趋向朝前推进；它目前的规模所表现的只是一个量变。虽然有一个观点说，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产生新的质——不过这样的观点似乎已经在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某个时代中成为了过去。当然，归功于中性化的对策，在技术的领域，处理非人的世界的领域，或者是处理被当做一个非人世界的人的世界的领域，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道德中性的。然而如汉斯·琼纳斯所说，在被现代技术去除了防备的社会中，“行动所必定要去关切的善与恶与行动相距甚近，在实践过程本身中是如此，在实践直接可及的范围当中也是如此……行动的有效范围是很小的”，因此不管是深思熟虑还是未经思考，行动的可能结果的范围也是很小的。但是，在今天“人类的城市，原本是非人类世界的一种飞地，却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并掠夺了它们的地盘”。行动的结果在空间和时间上同样伸展得如此又宽又远。琼纳斯认为，它们已经变成积累性的，也就是说，它们超越了所有的空间或者时间的定位，并如很多人担心的那样，会最终超越自然的自我恢复的能力，并在利科所谓的灭绝当中结束。这种灭绝不像是创造性的变化过程中那种寻常的破坏，那不过是一场清理场面的工作而已；它没有给新的开端留下一点余地。我们如果留心的话，是长存的善恶中性化的社会技术使这种新的发展成为可能，它从中产生了出来，并使它的范围和效力增长到能够使行为在很广的地域和很长的时间内被用来为道德可憎的目标服务。行动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被推到它们变得确确实实地无可挽回或者不可修复的地步，而在此过程中没有引起人们的道德疑虑或者起码的警觉。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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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随同新的、前所未闻的人造技术的力量一起出现的是自我限制的萎缩，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把这种限制强加于他们对自然以及他们互相的控制之上：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世界的除魅”，或者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死了”。上帝，首先意味的是对人类潜能的一种限制：一种约束，它通过人可以做的(maydo)施加在人能够做的(could do)和敢做的(dare do)之上。被假设为万能的上帝对什么被允许做和敢做划出了界线。戒律限制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它们也给作为一个社会的全部人类可以立的法施加了限制；它们把人类为世界准则立法和把它操纵在手的能力表明为有着固有的局限性。而排除并代替上帝的现代科学则完全摧毁了这个障碍。但是，它也造成一个空白：至高无上的立法者和管理者的职位，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和管理者的职位，现在令人不安地处于空缺。这个职位必须得到填补，否则……上帝被废黜了，但王位还在。王位的空缺在整个现代时期对所有的空想家和冒险家而言都是恒久的诱惑。能够包容一切的秩序和和谐的梦想一如既往非常鲜明，并且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接近这个梦想，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似乎更唾手可得。现在，实现和捍卫这个梦想已经完全取决于世人。世界变成了人类的花园，但只有园丁的警惕才能防止它堕落成杂芜的荒野。现在是由人，而且是单独由他们来确保河流朝向正确的方向，雨林不侵占花生应该生长的地方。现在也是由他们去保证法律秩序的透明性不应当被陌生人所模糊，社会和谐不应当被任性而不服约束的阶级所破坏，民族的共处不应当被外来种族所玷污。因此现在，无阶级社会、种族单一社会、伟大的社会就成为了人类的使命—一个紧迫的任务、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种义务。一度为上帝所保障而后又丧失了的世界和人类使命的明晰性，必须尽快恢复，现在要以人类的才智来恢复它，使之仅仅建立在人类的责任(抑或是不负责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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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人类手段不断增长的力量，以及人们不受限制地决定把这种力量应用于人为设计的秩序这两者之间的结合，才使得人类的残酷打上了独特的现代印记，而使得古拉格、奥斯维辛和广岛事件成为可能，其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大量的迹象表明这种结合现在已经结束了。这种结合的消逝被一些人理论化成现代性的成熟；有时候，它被说成是现代性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有时候，被说成是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无论持何种说法，分析者都同意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的简明观点：“社会不再有拯救了。”人类的统治者有诸多可以并应当执行的任务，但设计完美社会秩序不在其中。世界大花园是由数不清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每块小土地都有着自身的小秩序。在一个满是博学的和易流动的园丁的世界里，也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最高级的园丁———园丁的园丁。

附录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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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还无法探究那些引致大花园坍塌的事件的清单。但无论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大花园的坍塌从多种角度来说都是个好消息。然而，这意味着人类共处的道德的一个新开端吗？它又以何种方式影响着我们先前有关社会行动的中性化的探讨尤其有关现代技术的兴起所带来的潜在灾难性层面的探讨——成其为一个话题的性质？

有所得必有所失。因为拯救所引发和追求拯救所导致的种族灭绝的威胁渐渐淡化，伟大园丁的离去和伟大园艺观的消散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然而，这本身还不足以使世界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新恐怖取代了旧恐怖；或者，应当说是随着旧恐怖中的一些被驱逐或消退，另一些则走出了它们的阴影而盛行起来。因而，人们倾向于同意琼纳斯的预言：我们主要的恐惧始料未及地来自于越来越技术性的文明之动力所具有的性质会导致大灾变的威胁，而不是来自于已经建成的集中营和原子弹爆炸—这两者都需要众所周知的宏大计划以及尤其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决策。而我们现在的世界之所以摆脱了白人、无产阶级和雅利安民族的使命，只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受任何其他结局和意义的影响，并因此已经变为只服务于其自身的再生产和拓展之目标的世界。正如雅克·埃鲁尔看到的，现今技术之所以有发展因为它在发展;技术手段被应用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并且在不同价值混杂的另一个世界里，不去使用技术已经创造或将要创造的手段，仍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我们能这样做，那究竟为什么我们又不做呢？现在，技术并不被用于问题的解决；而某种特定技术之可以利用，则将人类现实的前后相继的部分重新定义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维纳(Wiener)和卡恩(Kahn)所描绘的，技术发展制造出超出了需求的手段，而寻求需求则是为了满足技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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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不受约束的统治意味着因果决定取代了目标和选择。实际上，除了对技术自己所创造的可能性进行适度的评价外，没有构想任何可以对其选择的方向进行评价、衡量和批评的智识或者道德的基准点。当问题解决陷入危机，目标逐渐消失，手段的理性就大获全胜。随着最后一丝意义被抹去，技术万能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也许有人愿意重复瓦莱里在世纪之初所写的预言性警示：“On peut dire que ce que nous savons， c’est-à-dire tout ce que nous pouvons, a fini par s’opposer à ce que noussommes.”(“人们可以说，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所有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后就是反对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被告知并且相信，解放和自由意味着将他者，连同世界上其他的一切，简化为某种目标：其有用性在于其提供满足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已知的社会组织形式组织得更加彻底的社会，已经向技术的不受挑战或不受约束的规则屈服，埋没了他者那张人性的脸，并因此把人类社会性的善恶中性化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深度。

但是，这只是显现出来的现实的一面，是“生活世界”的那面，它超越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正如我们以前曾简短地提及的，还有另一面，即技术潜能及其应用的变幻不定、无规则和反复无常的发展；这种发展，在工具力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很容易地、无声无息地会引致“临界质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技术创造的世界却无法被技术控制。正如现代技术之前的现代绘画或者音乐或者哲学，它必然会达到其逻辑的最终目标，而确立其自己的不可能性。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怀贞鲍姆坚持认为，至少要出现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这是一种关于距离和远距离结果的道德规范，是一种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之不可思议的广阔范围内来衡量技术行动的结果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不同于我们已知的其他任何一种道德规范：它可以越过中介行动以及人的自我在功能上的简化等社会造成的障碍。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织：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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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道德规范极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逻辑必然性；也就是说，如果已经将手段转化为目的的世界，想要避免它自己的成就所可能导致的后果，那么就会出现这种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是不是实际可行的前景，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谁还会比我们这些社会学家和社会与政治现实的研究者，更加会怀疑那些哲学家们正确地证明了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不容置疑的真理，是否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可行。又有谁会比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更适合于提醒我们的同胞们，在必然与现实之间，以及在道德限制对于人们生存的意义与打定主意不要有道德限制而生活下去——在此之后幸福地生活下去——的世界之间，存在着的那道鸿沟。

1990年5月24日

现代性与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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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翻译这本书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现在说来是非常感谢这个偶然的。跟所有的翻译一样，这本书是自我封闭，熬夜，不顾疲倦的结果。但对读者来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实在是一件译者既关心而又无法知晓的事。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我和我的合译者是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的。中间也有很好的朋友告诉我们，翻译不可能十全十美，或许这句话是经验所得，或许这也就是翻译者所面对的理想与能力，或者说期望与现实的差距吧。

本书由我和史建华合译，他译前言，一至四章，我负责五至八章和附录。最后由我统稿。自己读稿子的时候，也很忐忑，很多问题希望在日后的学习工作当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入理解，当然更希望读者能不吝指正。

杨渝东

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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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者=英]Z．鲍曼著，杨渝东等译

页数=28 7

出版社 =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年1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主编的话
题献
前言
目录
一 导论：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
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
文明化进程的涵义
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道德盲视的社会生产
文明化进程的道德后果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疏远犹太人的一些独特之处
从基督教世界到现代性中犹太人的不协调
骑跨在屏障之上
三棱镜群体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无民族的民族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
三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2）
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
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种族主义
从排斥到灭绝
展望
四 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问题
非同寻常的种族灭绝
现代种族灭绝的特性
劳动的等级和功能划分的影响
官僚体系之对象的非人化
官僚体系在大屠杀中的角色
现代防卫的破产
结论
五 诱使受害者合作
“封锁”受害者
“拯救你所能拯救者”游戏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
自我保全的理性
结论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具有社会距离功能的非人性
个人自身行动背后的同谋
技术的道德化
自由漂浮的责任
权力的多元主义和良知的权力
罪恶的社会性质
七 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
大屠杀的挑战
道德的前社会来源
社会接近与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的社会压制
距离的社会生产

结束语

八事后的思考：理性与羞耻

附录 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