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关于基督教会努力建构的“犹太人”概念，最引人注目和最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概念内在的不合逻辑性。这个概念将互不相宜又无法调和的要素糅在一起。它们的合并丝毫不存在内聚性，这标志着一个虚构的实体，它被认为是一个魔鬼般的强大力量来对这些因素加以调和。它是一个强烈地让人迷恋同时又强烈地让人反感，而总的来说又令人恐惧的力量。概念中的犹太人(the conceptual Jew)是一块战场，为争夺基督教的自我认同及其清晰的时间与空间界线而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战斗。概念中的犹太人是语义上超载的实体，它把本应彼此分离的意义包容和混合在一起，因此它是任何关注划清并坚守界线的力量的天然对手。概念中的犹太人是粘性的(visqueux)[用萨特的话来说]、粘的(slimy)[用M.道格拉斯的话来说]—它被塑造成威胁和藐视事物秩序的形象，是这种藐视的缩影和体现(至于划分界线的普遍文化活动和同等普遍的粘性之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将在第三章作为《作为实践的文化》中做详细阐述)。这样来理解的话，概念中的犹太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他使得侵犯界线的行为、没有完全恪守教规的行为、缺乏绝对忠诚和明确抉择的行为招致的可怕后果一目了然；他是所有的不合规范、异端、越轨和异常的典范和原型。作为导致越轨的令人迷惑、不可思议的不理智的一个证据，概念中的犹太人预先就使得已被基督教会限定、说明和实践的事物秩序的可能替代者名声扫地。由于这个原因，他是这种秩序之边界的最可靠守护者。概念中的犹太人带着这样一个信息：此时此地这种秩序的可能替代不是另一种秩序，而是混乱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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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恩，《种族灭绝的根由》，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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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作为基督教自我构成和自我再生产之副产品的犹太人之不协调(incongruity)的生产是使得犹太人在其他“欧洲内部的恶魔”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主要原因。N.科恩在他令人难忘的欧洲迫害女巫的研究中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些恶魔。在他的发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对女巫的恐惧以及非理性的担忧的强度与科学知识以及日常理性总体水平的进步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在大量针对这个问题的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事实上，在现代历史的早期，现代科学方法的激增以及朝着日常生活理性化的大步迈进与历史上最凶残、最恶毒的迫害女巫的插曲恰巧是同时出现的。巫术神话和迫害女巫的非理性同理性的延误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与由旧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秩序的到来所产生和激起的焦虑与紧张却有极度密切的关系。原有的保障消失了，新的保障又迟迟没有出现，而且也不可能有原来的保障那般牢固。长期的差别被忽略了，安全距离缩短了，陌生人从他们的留置地冒出来并搬到了隔壁，稳定的身份也失去了它的持久性和可靠性。旧界线存留的一切要做殊死的抵抗，新界线则不得不围绕着新的一致性来建立———更何况这个时期还处在世界运动和急速变化的环境之中。实施这两个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同“粘性”进行战斗，即同破坏界线与身份的清晰度与安全性的原型敌人进行战斗。由于任务本身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性，因而战斗也就必然会空前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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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研究中要强调的是：概念中的犹太人最与众不同和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仍将是积极地或者消极地、直接地或间接地被卷入现代社会对划清界线和维持界线的强烈关注。我认为概念上的犹太人早已被历史性地诠释为西方世界里普遍的“粘质”(viscosity)。在不同阶段里、不同层面上将欧洲社会撕裂的连续不断的冲突筑起了大量的屏障，而实际上，概念中的犹太人已被搁置在每一个屏障之上。而他骑跨在如此之多的、建立在表面上互不相联的战线上的屏障之上的事实，赋予了它的粘性从未有过的过高强度。其粘性是一种多层面的混杂，并且这种多层面性乃是一种特别的认知失调，那是在所有其他(简单的，因为受到了限制、分离和在功能上的专门化)由界线冲突所分泌的“粘性”物质那里都见不到的。

骑跨在屏障之上

由于上面所讨论的原因，反犹主义的现象确实不能被设想成更广泛的民族、宗教或文化对立的事例。它也不是一个经济利益冲突的例子「尽管这经常被用作论据来为我们现代的竞争时代中的反犹主义辩白，这个时代就是以陷入得失所系的赌戏(a zero-sum game)的利益群体来思考自身的]———这种观点在其持有者的自行解释和自作主张的旨趣中得到彻底的支持。反犹主义是划分界线，而不是争夺界线。由于所有这一切，它是不能用局部的或者偶然的因素集来解释的。它令人难以置信地适应如此之多不同的、相互也没有联系的关注和求索，这种能力无疑根源于它独一无二的普遍性、跨时间性与跨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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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之所以能如此恰如其分地适合如此之多的局部问题，就是因为它与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因果关系。而概念中的犹太人对不同的、经常相互矛盾而又一直争议不休的问题所构成的环境的适应不断地恶化了它内在的不一致性。不过，这使它成为一种更适合和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也好像增加了它的魔力。1882年，平斯克尔（LeoPinsker）对犹太人做了一个描述，这种描述不再适合于西方世界的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在活人的眼中，犹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的眼中，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游民；在穷人和受剥削者的眼中，犹太人是百万富翁；在爱国者的眼中，犹太人是没有国家的人。”或者用1946年换汤不换药的话来说：“可以把犹太人看做是所有被愤恨、被恐惧或者被蔑视的事物的化身。他脑子里有布尔什维克思想，但非常奇怪的是，他同时又代表着腐朽的西方民主的自由精神。在经济方面，他既是资本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被指责是好逸恶劳的和平主义者，但非常的凑巧，他又是战争永不止歇的煽动者。”甚至还可以看一下鲁宾斯坦最近对犹太人的粘性的无数层面之一所进行的论述：将针对犹大众的反犹主义“与针对犹太精英的反犹主义中的一些变量合并在一起或许致使欧洲的反犹主义带有了独特的毒性：其他群体虽然也受憎恨，但受憎恨的要么是精英，要么是大众，而可能只有在犹太人中，两者

① 引自拉奎尔，《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A History of Zionism)，New York,1972, p. 188。

②怀恩莱西，《希特勒的专家们：学者在德国反犹太人的罪行中的作用》(Max Weinreich, Hitler's Professors: The Part of Scholarship in Germany's Crimes a-gainst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 1946,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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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受到了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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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宾斯坦，《左派、右派和犹太人》(W.D. Rubinstein，The Left，the Right，and the Jews)，London:Croom Helm，1982，pp. 78—9。我将用不同的方式表述这个观察：这不是由不同反犹主义合并所产生的特殊暴力，而恰恰是由观点合并所产生的反犹主义现象。

必须强调的是，一直持续到二战的犹太人矛盾的社会定位最近在所有富足国家都迅速消失了—至今其后果还难以测量和计算。鲁宾斯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明了大规模犹太人正朝着社会阶梯的中上层移动。经济成功连同政治约束的瓦解在犹太人观念上得到了反映：“现在的犹太人整体上是保守派”(p.118)，“不是所有的新保守派都是犹太人，但保守派团体的大多数领导都是犹太人”(p.124)，一度自由进步的《评论》(Commentary)变成了美国右派的好战的喉舌，犹太机构和原教旨主义者权利之间的罗曼史日益热烈。在最近的一次关于犹太人和社会主义之间“美好友谊的结束”[见 The Jewish Quarterly，no. 2(1988)],座谈会上，菲利普斯(MelaniePhilips)吐露：“我很高兴告诉我的社会主义朋友和熟人我是一个少数民族'，也很高兴看着他们在歇斯底里中流逝。我会是怎么样的？我强有力。正是社会主义者认为犹太人在执掌权力。他们在执掌政权，难道不是？他们在管事，在经营工业，他们就是地主。”同时，格里德曼(GeorgeGriedman)口头问道：“政府中的犹太人往往与相对不受欢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当现在的泡沫最终破灭时………那会发生什么呢？那时的犹太人区会在哪里，我们与这种崩溃以及与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挫折在哪些地方有联系？”

我们很有趣地发现，就在纳粹时期，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与今天欧洲以及尤其是美国的犹太人状况很接近。当时大约四分之三的德国犹太人从事贸易、商业、银行和专业尤其医学、法律方面的工作(与之相对的是，只有四分之一的非犹太人从事这些工作)。致使犹太人特别显赫的是他们对出版工业、文化和新闻业的支配地位“犹太记者在整个自由主义和左派新闻界都是鼎鼎有名的。”—尼维克，《魏玛德国的犹太人》(Donald L. Niewyk,The Jews inWeimarGermany),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sity Press，1980，p. 15]。由于他们的阶级成员资格问题，德国犹太人倾向于跟随其他中产阶级支持政界的保守派。但是，尽管他们有这种倾向，他们与自由主义政党的接触仍然在一般人之上：这主要因为坦率地说德国右派是反犹太的，并因此坚决反对犹太人进展的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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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棱镜群体

卢布林大学的安娜·祖克近来认为可以把犹太人看做一个“流动的阶级”(mobile class)，“因为他们既是上层群体指向下层阶级的情感对象，也是相反的情感，即下层群体指向上层社会等级的情感对象”。祖克细致入微地研究了十八世纪发生在波兰的认知视角的冲突，她把这个冲突当做解释反犹主义的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更一般的社会学现象。十九世纪，在波兰被瓜分以前，波兰犹太人基本上都是贵族和乡绅们的奴仆。他们承担着各类非常不受欢迎的公共职责，而这些职责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实施政治和经济统治所需要的，比如收租和监管对农产品的处置—也就是为土地的真正主人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保护层(shield)。犹太人比其他任何种群的人更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们自身并不(也不能)渴望他们承担的重要角色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由于无法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与他们的主人相争，他们转而安心于纯粹从经济上得到回报。因此，他们不仅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都低于他们的主人，而且这种状况一直保持了下去。领主可以也确实是像对待所有其他更低阶层的奴仆一样，带着社会蔑视和文化厌恶来对待犹太人。贵族心目中犹太人的形象跟社会下等人的一般构型没有什么两样。乡绅把犹太人看做与农民和小市民一样，野蛮、肮脏、无知和贪婪。跟其他平民一样，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考虑到他们的经济角色，一些接触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他们进行社会分离的规则被更加谨慎地遵守，也被更加明确、更加细微地加以阐释，并且在总体上要比其他那些不会模糊因此也会没有问题地延续下去的阶级关系更受人注意。

④祖克，“流动的阶级：对犹太人进行社会理解的主观因素：十八世纪波兰的 例子”(Anna Zuk, ‘A mobile class. The subjective element in the social perception of Jews: the example of eighteenth century Ploan'), 见 Polin, vol. 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1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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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农民和市民而言，犹太人的形象却截然不同。无疑，他们给地主和主要生产者的剥削者提供的服务不仅是经济的，而且还具有保护作用：他们挡在了贵族、乡绅和大众的愤怒之火中间。这些不满情绪没有发到它真正的目标上，却停止并倾泻在中间人的身上。对更低的阶级来说，犹太人是敌人;因为他们是这些阶级惟一直接接触的剥削者。只是对犹太人的冷酷无情他们才有亲身的体验。他们都认为犹太人是统治阶级。这样，“同攻击他们的人一样，在社会中居于下层、受特权阶层压榨的犹太人倒变成了攻击对象，虽然这些攻击针对的本是上层阶级”，就一点都不奇怪了。犹太人被放入了“一个非常清楚明了的纽带，居于一个中介的位置，而这却是更低的受压迫阶级进攻的中心”。

这样，从两方面来看犹太人都好像卷入了阶级斗争，这种现象与犹太人的特殊性没有什么联系，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也不足以解释犹太恐惧症的明显特征。使犹太人陷入阶级斗争真正显得特别的是他们成了两种互相敌对和矛盾的阶级仇恨的目标。陷入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方都将犹太人这个中间人看成是另一方的成员。如果用三棱镜的比喻，就可以得出三棱镜群体(pris-matic category)这个概念，它似乎比“流动阶级”能更好地表达这种局面。依据视线是从哪一方射向犹太人的，他们就像所有的三棱镜一样——毫不知情地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种是粗野的、未驯化的、野蛮的下层阶级，另一种则是冷酷而傲慢的社会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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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克的研究只到了波兰现代化开始之前的那段时期。因此，她极其出色地捕捉到的二元形象的全部结果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在前现代社会，等级之间很少有交流，也很少有机会让这两种视角以及它们产生的两种构型叠合起来，并最终凝聚成不协调的混合类型的现代反犹主义。由于阶级间的缺乏交流，因此可以说，每一方发动的都是它们自己对犹太人的“私人战争”——尤其是在下层阶级中——这些战争可以通过教会而联系到意识形态的精细之处，而这些观念与战争的真正原因几乎不搭界。(地方贵族、伯爵和主教不光在由莱茵兰镇区的彼得隐修士煽动的屠杀期间试图去保护“他们的犹太人”，去抵制那些对犹太人的指控，这些指控是与犹太人想揽到自己身上加以解决的不满显然无关。)

只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才使得在逻辑上不一致的各种对显然是外人(这就是说，早已被系统的隔离活动疏远了的)的犹太“等级”的看法得以汇集、遭遇并最终混合在一起。与其他事物相比，现代性意味着观念将扮演新的角色这是因为国家为了自己的功效而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动员，因为它朝向一致性的显著趋势(在纯洁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它“文明化”的使命和革新信仰的利刃，也因为它试图使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阶级和地区与政治体中生产观念的中心地带产生紧密的精神联系。所有这些新发展带来的一个总的结果就是阶级间的交流在范围和强度上都有了显著提高;除了它传统的那些方面，阶级统治还采取新的形式，如精神引导，以及提供和传播文化的理想和政治忠诚的程式。这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使犹太人原本被分隔的各种形象相互遭遇和碰撞了。以前它们不惹人注意的互不相容性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和挑战。正如高速现代化社会中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也不得不被“合理化”。这个矛盾必须得到解决;要么认为承袭下来的形象完全不协调而全盘拒绝，要么就通过理性的辩论，为这种不协调提出可接受的新的根据。

⑤参看鲍曼，《立法者与解释者》(Zygmunt Bauman，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xford: Pol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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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现代欧洲的早期这两种策略都被尝试过。一方面，犹太人地位显著的非理性状态被表述为封建秩序总体荒谬性的又一个例证，被表述为阻碍理性进步的迷信之一。至于犹太人明显的特征与特质，则被认为与无数的排他主义没有什么两样。这些排他主义在旧的社会及政治制度当中被容忍了，而在新秩序当中则要被破除。和许多其他地方性的怪异一样，犹太人的怪异被理解为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也就是说，是通过勤勉的教育努力可以也必定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所以，不乏这样的预言，说只要革新后法律平等延伸到了犹太人身上，他们的与众不同就会很快消失，并且犹太人——指作为许许多多自由个体和公民的权利载体的犹太人——就会迅速地融合在当前这个文化统一、法律一致的社会当中。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前进又伴随着一个指向截然相反方向的过程。那已经根深蒂固的不协调性，在标示了犹太人在一个相当透明而有序的现实中是一种“带粘性的”、语义上混淆并具有破坏性的因素后，似乎趋向于适应新的环境，并通过抨击新的不调和性来拓展自身；它获取了新的、现代的层面，这些层面之间的缺乏联系转变成了一种有其自身合理性的不协调性，即一种元不协调性(meta-incongruity)。从宗教和阶级的层面已经被塑造成“带有粘性的”犹太人，要比任何其他社会群体都易受新的紧张和矛盾的影响。而在现代化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剧变当中，这些紧张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言，现代性的出现等于是秩序和安全的破坏；这样犹太人再次被认定是紧靠着破坏过程的中心。犹太人自身快得不可思议的社会进步和社会转变似乎浓缩了前进中的现代性对每一个熟知、习惯和可靠的事物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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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世纪以来，犹太人被安全地隔离在部分是强加的、部分是自由选择的地域内；现在他们从隔离区出来了，在一度清一色居住着基督徒的区域购置财产、租下房子，他们成了日常存在的一部分，并超出仪式化的交流而成为闲谈的伙伴。若干世纪以来，他们可以一眼就被认出：比如说，他们的衣袖标志性地、精确地表露出他们的隔离。而现在则是根据社会的身份而不是等级的成员资格，他们穿得跟其他人一样。若干世纪以来，犹太人居于贱民的等级，即使是下层基督徒中的最底层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蔑视他们。而现在一些贱民取得了有影响、有声望的社会地位—依靠知识技能或者是通过钱，这些都是现在完全可以决定身份的力量，在表面上也不受等级和血统标准的约束和裁定。的确，犹太人的命运成了社会剧变波及的可怕范围的一个缩影，并且是旧的必然性遭到侵蚀的一个生动而又醒目的提示物，也即所有曾被认为坚固且持久之物的溶化和蒸发的提示物。任何一个有失衡感、威胁感或者被替代感的人都很容易地——并且是理性地—把他们所经历的震荡述说成犹太人带有破坏性的不协调的一个印记，以便让自己的焦虑得到解释。

因此，犹太人被卷进了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这就是介于前现代世界和行进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当处在旧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之中的阶级和阶层行将被在他们只能看做是一场混乱的新的社会秩序铲除、剥夺继承权并赶出他们安全的社会场所的时候，他们的公然反抗第一次表现了这种冲突。随着最初的反现代主义抗争遭到失败以及现代性胜利已经铁定如山，冲突移到了暗处。在潜在的状态下，冲突则表现为对空虚的极度恐惧、对确定性永无止境的渴求、会有阴谋出现的偏执狂式的神话，以及对永远难以捕获的一致性的狂热追求。最终，现代性将会为他的敌人提供只有这个敌人失败时才会出现的精良武器。历史的讽刺将允许反现代主义的恐惧通过只有现代性才能挖掘的渠道和发展出来的形式得到消除。欧洲内部的恶魔将被技术、科学管理和国家集权——现代性所有的最高成就——的精密产品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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