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犹太人的不协调被用来衡量这种极度不协调的历史行为。当除魔被正式禁止并且被迫暗中进行的时候，犹太人却仍是看得见的内部恶魔的化身。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犹太人是现代性宣布消失了的紧张和焦虑的主要携带者，这种紧张和焦虑被提高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度，并获得了可怕的表达工具。

不协调性的现代层面

富有而又可鄙的犹太人为转移早期释放出来的反现代主义能量提供了一根天然的避雷针。他们集可怕的金钱力量与社会的鄙视、道德的谴责和审美的厌恶于一身。这正是对现代性的敌意，特别是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敌意所需要的支撑点。如果只有资本主义能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它就将被当做异样的、不自然的、有害的、危险的和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而遭谴责。而这种联系是很容易找到的：因为只要犹太人封闭地生活在犹太人隔离区，金钱的力量就会被限制在边缘，并在(以侮辱性的名称.高利贷)带有权威性的谴责的重负下不得安宁；而一旦犹太人出现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金钱的力量就转移到了生活的中心，并且(以有威望的名称，资本)要求获得权威和社会的尊重。

二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61

现代性给欧洲犹太人的处境造成的第一个冲击就是使他们被选作反现代主义式抵抗的首要目标。最早的现代反犹主义者都是反现代性的代言人，比如傅立叶、蒲鲁东、图斯内尔(Tou-ssenel)等—抱着对金钱的力量、资本主义、技术和工业体系深深的仇恨而联合一气。早期工业社会的最恶毒的反犹主义是与反犹主义的前资本主义形式中的反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上升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反抗仍然希望能够力挽狂澜、抑制发展、恢复真实的或者想像的“自然”秩序，而这正是新的金融巨头想要摧毁的。基于上述简略勾勒的原因，金钱的力量和犹太人走在了一起。人们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因果联系，这种因果联系出于所有实际的目的而在它们之间富有喻意的相互对应中得到了巩固——这种相互对应可以说是“精神的血缘关系”，或者用韦伯最喜欢的词来说是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资本主义已经对手工工匠的工作伦理和他们所珍爱的独立投下了阴影，而如果将它等同于公认的异样和受人菲薄的力量，那么就更容易对它进行抵制了。对傅立叶和图斯内尔而言，犹太人代表着上升的资本主义和蔓延的城市大都会中他们所痛恨的一切。把毒液撒向犹太人就是撒向新的、令人恐惧和令人厌恶的社会秩序。如蒲鲁东所说，犹太人“生性就是反生产者，他们既不是农民，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商人”。

⑥引自莫斯，《走向最终解决: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Georage L. Mosse，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 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 London: J. M. Dent &Son, 1978, p. 154。

62

根据定义，只要阻碍新秩序发展的希望和用乔装为一个失落天堂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将它取而代之的希望看起来是可行和现实的，那么反犹主义的反现代主义形式就能够保留其理性的外表和大众化的吸引力。不过实际上，到十九世纪中叶，当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企图改变历史轨迹的努力遭到失败，而新秩序无论有多么令人讨厌都不得不被接受为确定不移和不可逆转的，这时反犹主义的这种形式就几乎逐渐消失了。以早期反现代的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反资本主义的对立形式建立起来的金钱力量同犹太人禀赋或者精神之间的联系，注定要被这种形式后来的发展吸收和创造性地改造。这种形式时而被掩盖，时而又突然崭露，但它都没有从反资本主义的对抗主流中消失。它在欧洲的社会主义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即，不是要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征服和超越的目标的社会主义；它承认资本主义变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承认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在指出资本主义的进步带来了全人类进步后，它允诺要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之父卡尔·马克思将反资本主义的反犹主义向后看的眼睛扭转到向前看。而这样的结果是，在一个时候，当资本主义是暂时的疾病而可以被治愈或者被根除这个最后的幻想已经破灭和被抛弃时，马克思使得反资本主义的反犹主义能够被反资本主义的对立者所用。马克思承认“犹太教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亲和性；它们都以鼓励个人利益、进行交易、追逐金钱而闻名。而如果要把人类的共存建立在更加安全、更加理智的基础之上，就不得不把两者都根除。它们共同胜利了，但也将共同灭亡。两者同生共死，一个消亡了，另一个也要被毁灭。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从犹太教义中解放出来，反之亦然。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63

将犹太教与金钱、权力，准确地说是与人人痛恨并谴责的资本主义弊病结合起来的趋势，实际上使常常就潜伏在表层之下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流行疾病将仍留在体内。欧洲大陆上最大的社会民主政权——德国和奥匈帝国——时常有反犹主义的发作。187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慷慨赞扬了迪埃尔(Karl Eugen Duhere)刻毒的反犹主义的训诫——这促使恩格斯在两年之后针对这位自认的德国社会主义先知写下了一本书般的回应。但是，恩格斯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而是为了捍卫马克思在上升的工人运动中意识形态权威的地位。不过，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控制反犹情感使之保留在它们应当的角色——作为反资本主义立场的一个不可避免却又只是次要伴随物的角色——中的努力并没有效果，而且他们的优势也被颠倒了：资本主义被降格为犹太人威胁的衍生物。因此，布朗基的大多数追随者、反资本主义战争中不屈不挠的法国斗士，都在他最亲密的朋友格兰格尔(Ernest Granger)的领导下从巴黎公社的街垒直接转到了初露端倪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列之中。直到纳粹运动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对立才最终分裂并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一支对反犹主义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把此看成遏制法西斯主义抬头的一个必要因素。

如果说西欧对新工业秩序最顽固的抵抗大都是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所有者，那么东欧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反城市化、反自由主义的阵线则是一个标准的反应。土地贵族的社会影响和政治统治事实上仍然完好无损，而城市职业的声望被排在声望等级的最末席，还要面对交杂着厌恶与蔑视的态度。除通婚和耕种外所有的致富手段都被认为是不高尚的；即使是与其他经济活动并列的耕种，仍然按照传统交给雇农去做或者租赁给公认的地位和个人品质较低的人。由于本地的精英对现代化的挑战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就怀有敌意，犹太人——被认为是文化上的异端——是少数几个超脱于上层社会价值的牢固控制的群体之一，因此他们可以也愿意去抓住由西欧工业、金融和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机遇。但是，他们的主动性遭遇了绝对敌视他们的贵族所控制的舆论。约瑟夫·马尔库斯通过他对波兰十九世纪工业化(这个过程在东欧其他国家中也较为典型)的透彻分析得出结论：工业的到来被当地受贵族统治的精英们当做一场民族灾难。

64

当犹太企业家在修建铁路时，一流的经济学家苏平斯基(J. Supinski)却在抱怨，“铁轨是个深渊，无数的资源正在沉入其中，除了被抬高的堤坝和躺在上面的铁轨外，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痕迹”。当犹太人建造工厂时，土地主控告他们破坏农业，理由是这造成了劳力短缺。当工厂开工时，它们的主人不仅受波兰文坛和社会精英们怨恨，同时也受他们怜悯，因为他们已经告别了乡村的幸福生活和无拘无束的自由与快乐，而被奴役人并毁灭人的乏味的工厂所包围。

应该清楚，一个广泛持有这种态度的社会，比如认为物质幸福并不重要以及瞧不起挣钱等，无法产生出资本工业化时代所必需的企业家品质。那么波兰工业进步的惟一提倡者是国内的犹太人和外国的移民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

犹太资产阶级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传播者。而波兰贵族和天主教保守派认为自由主义和一般而言的“西方唯物主义”对波兰的传统和“民族的精神”构成了威胁。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火绝(1)

马尔库斯，《1919—1939年波兰犹太人的社会和政治历史》(JosephMarcus，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1919—1939), Berlin: Mouton,1983, pp.97—8。

65

在目瞪口呆的贵族看来，国内正转变成犹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不止在一个方面威胁到了原有的精英。他们展示了以金融和工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和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继承权为基础的传统力量之间的竞争。他们还掩盖了在声誉大小和权势大小之间一度具有的一致性；作为一个受奴役的群体，根本没人尊重他们，而他们从废物垃圾堆里捡来一架梯子，并顺着它爬到了权力的位置。对急切地想要保住国家领导权的贵族来说，工业化意味着双重威胁：正在做的一切和是谁在做这一切。犹太人的经济主动性给已有的社会统治带来了危机，并打击了和已有的统治相辅相成的整个社会秩序。因此人们就倾向于把新的混乱、动荡与犹太人自身结合起来。犹太人被视为一股邪恶和破坏的力量，是骚乱和无序的代表；最典型的是，犹太人被视为一种粘性物质，它混淆了本应被分离的事物之间的界线，光滑了等级之梯使之可上下自如，熔化了所有的坚固之物并亵渎了所有的圣洁之物。

实际上，当犹太人的同化驱力接近于可被他们主人的社会吸收的界线时，犹太人中受过教育的精英就会更倾向于作社会批评，因而被许多国内的保守派看做是一支内在的不稳定力量。比雅勒在其有见地的总结中认为，在即将进入二十世纪时，“犹太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尽管在其他各个方面意见分歧，但在一个方面达成一致，即当代欧洲的各个社会都不适合犹太人居住。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改变社会或者改变犹太人与它们的关系才能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现在，‘常态’意味着社会实验，意味着从未存在过的乌托邦理想”。

比雅勒，《犹太人历史中的权力与没有权力》(David Biale，Power andPow-erlessness in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Schocken, 1986, p. 132。

66

忠实于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犹太人的“粘性“又获得了另外一个层面。跟其他群体不同，犹太人把兴趣投向了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公民权。用阿伦特值得铭记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他所有群体相比，犹太人受到了身体主宰关系（bodypolitic)的界定，他们的地位也是由身体主宰关系决定的。但是，由于这种身体主宰关系没有其他的社会实体，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讲，犹太人处于虚空之中。”这在整个欧洲的前现代历史当中都适用于犹太人。依据不同的时期或者不同的封建秩序，犹太人成为国王、诸侯或者地方军阀首领的“附庸犹太人”(Königjuden)、财产和卫士。他们的地位在政治意义上诞生，也在政治意义上维系。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集体地没有卷入社会纠葛；他们外在于社会结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他们存在的界定中与阶级亲和或者阶级冲突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相关之处。作为存在于社会当中的国家的一个延伸，犹太人在社会意义上内在地就是外在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给两方充当缓冲器，隔在社会与其政治主体之间紧张而又危机四伏的交往过程中，而总是在冲突激化的时候承受最先和最残酷的打击。他们能指望的保护都来自于国家，正是这样，使得他们不可救药地依赖并且是一直依赖政治统治者的善意，也使得他们面对王室的恶意或者贪婪时变得极其软弱。他们的社会位置之不协调性——处在国家和社会的虚空之中—恰当地反映在对社会和政治的分离做出的同等不调和的反应当中，而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分离却标志着现代性的来临。要打破这种长期的对政治统治者的依赖，就需要获得非政治的社会基础，并因此在政治上获

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①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Hannah Arendt，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p. 14。

67

得自治。而自由主义恰恰允诺了这一点，并非常强调自由个体的自我建构和自我主张。可是跟犹太人过去偶尔享受过的所有其他权利一样，实施自由训令的权利似乎仍然掌握在政治决策的手中。这似乎意味着，从国家获得的解放只能来自于国家。在其他群体满意于挡住了国家的过度入侵而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力量的时候，没有一个入侵的国家，犹太人就无以获得这些权利，这个国家还要竭尽全力摧毁垄断和旧等级体系防卫森严的领地。因此在已有的精英看来，犹太人似乎是破坏的种子—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那颇为突兀的生涯而且还因为这个生涯象征着旧的安全的崩溃。他们典型的警告之音为普泽尔所引用：“犹太教最强大的武器就是非犹太人的民主”；“为了在德国社会框架的结构内部进行破坏，犹太人只需要掌握启蒙和个人主义的党派。从而，他们不必阿谀奉承地爬到社会的顶峰，相反，他们已把一种必将帮助他们登临制高点的理论强加到了德国人身上”。另一方面，犹太人急切地关注新的政治保护，使得本国自力更生和自我奋斗的资产阶级可以保护犹太人而反对要求社会自我主张和政治自由的敌对阵营。因而，同时就出现“一类自由反犹主义”，它“将犹太人和贵族混在一起，并且还假称他们结成了某种对抗上升的资产阶级的金融联盟”②。

@ 普尔泽，《政治反犹主义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兴起》(P. G. J. Pulzer，The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1964, p. 311。

②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20。

68

无民族的民族

然而，无处不在的犹太人的不协调的任何层面都比不上下面这个事实更强烈并以更持久的形式对现代反犹主义的形态造成了影响，这个事实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犹太人是“处于一个成长中的或现存的各民族的世界之中的一个无民族的民族”。②正是从犹太人地域分散并且到处存在的事实可以看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间的民族，是一个无民族的民族。无论在哪里，犹太人永远都充当着个体自我认同、共同体利益的相对性和局限性的提示物，而对这些来说，民族性标准往往是绝对的、终极的决定性权威。在每个民族内，犹太人都是“内部敌人”。民族的边界过于狭窄而无法限制他们，民族传统的视野也太狭隘而无法看清他们的一致性。犹太人不仅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他们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外来者。总而言之，他们抹杀了主人与客人、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差异。并且当民族变成群体自我建构最重要的基础时，他们就开始抹杀最基本的差异：“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异。犹太人是灵活和富于适应性的：就像一辆空车，可以装满“他们”被责令装载的一切可鄙之物。因此图斯内尔把犹太人看做是装有反法国的新教徒毒药的瓶子，而《青年德意志》（Das junge Deutschland）有名的诽谤者利欣（Liesching）则指责犹太人将有害的高卢精神偷偷带到了德国。

犹太人的超民族属性在民族形成的早期阶段陡然变得鲜明起来——在那个时期以各种各样的民族统一体的名义所提出的新的史无前例的要求，激起了王国之间界线的冲突或者至少使之复杂化了，这些冲突有助于犹太人不涉足于地方性的特殊主义之中，提高了他们和交战各国的首脑交往以及穿越战线进行沟通的能力。犹太人的中介能力急切地得到统治者们的利用，因为他们经常迫不得已地卷入他们厌恶并希望尽快结束的冲突之中，对犹太人能力的利用无非就是想得到相互的妥协，或者至少是敌人和自己那些充满民族精神的爱闹事的臣民们都能接受的一种和平共处模式。在目的主要或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广泛接受的和平共处模式（modus coexistendi）的战争中，犹太人可以说，天生的国际主义者承担着和平之先驱、战争之熄灭者的角色。而一旦王朝承继者转变成真正的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这种起初受到褒赏的功劳就会反弹在他们身上成为复仇：战争的目标变成毁灭敌人，爱国主义取代了对国王的效忠，而同时取得至高无上权力的梦想压制了对和平的渴望。在一个完全彻底地被划分成国家领土的世界里，没有国际主义的立锥之地，而每一块无人的土地都经常引发入侵。满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世界憎恨非民族的空白带。而犹太人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带中：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空白。而现在恰恰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只有通过枪管才能交流的地方进行谈判，所以经常受到怀疑。(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惟一达成一致的一个观点，就是怀疑本国的犹太人缺乏爱国心、缺乏消灭国家之敌人的积极性。）尽管已带有了高度的背叛嫌疑，但与犹太人天生的、明显深入骨髓的世界大同主义相比，这种品质只能算是一种较小的刺激。

二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1)

②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22。

69

最要命的怀疑通过犹太人一个明显的倾向而得到断然的确认，即他们对“人类价值”、“人本身”、普遍主义以及其他同样失去号召性的、因此是不爱国的口号有令人愤怒的偏好，并倾向于在此偏好中体现出他们外在于国界的地位。在民族主义时代的一开始，海因里希·利奥（HeinrichLeo）就警告说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