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屠杀

犹太民族在这个世界的其他民族中是出类拔萃的，因为它真正拥有具有腐蚀性和分解性的思想。就像一些泉水能将任何被丢在其中的物体改变成磨石一样，从一开始到现在，犹太人将进入他们精神活动轨道的一切都变成抽象的一般性。

实际上，犹太人就是齐美尔所说的“陌生人”的缩影—即使进入了却总是身处在外，审视熟悉的事物仿佛它是陌生的研究对象，问别人不会问的问题，质疑无可置疑的事物，挑战不容挑战的事物。从海涅的同伴倍尔涅(LudwigBörne)，经由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前夕的克劳斯(Karl Krauss)，直到纳粹党人大胜利前夕的图郭尔斯基(KurtTucholsky)，他们都轻视他们所认为的狭隘无物与偏见，嘲笑落后与自负、虚张声势等形成的地方杂拌儿，反对褊狭的思想僵化和品味的庸俗。既然这样一种外部观点被自以为是并乐于自得其所地做了定义，那么任何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都无法真正被国家所接纳。因此瑞斯(Friedrich Rühs)下面的观点，作为特殊性必然要对所有抽象的一般性提出的一长串抱怨中的头一个，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犹太人并不真正属于他们居住的国家，因此来自波兰的犹太人不是波兰人，来自英国的犹太人不是英国人，来自瑞典的犹太人不是瑞典人，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也就不是德国人，来自普鲁士的犹太人也同样不是普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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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

民族主义的主张自身常常不协调并互不相容的事实，一点也无法使犹太人在各民族间不协调的命运有所好转。通常，各民族既有自己所害怕的压迫它们的民族，也有它们所鄙视的被它们压迫的民族。很少有民族会热心地赋予其他民族与它们自己所要求的权利同等的权利。在民族自我生产还没有完成的混乱时期，民族的游戏已经成为了胜负所系的游戏；他人的主权成了对自己主权的一个攻击。一个民族的权利在另一个民族就是越轨、固执或者傲慢。

由此所带来的后果在欧洲东部和中部——在十九世纪，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大熔炉——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令人畏怯，那些地方要么是古老而又尚未满足的，要么是在饥饿中积极进取的。实际上，要偏袒任何一种民族主义主张，就不可能不成为其他几个已有的或上升的民族的敌人。这把犹太人推到了一个极其窘迫的处境。普尔泽认为：

他们的职业结构、总体上较高的文化水平以及他们对于政治安全的需求，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同占优势的、“历史上著名的”民族(波兰人、马札尔人、俄罗斯人)联合起来，更少与那些被淹没的、农民的、“历史上无名的”民族(比如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联合。因此，在加利西亚和匈牙利，他们洗刷掉了作为德国人的耻辱，尽管这对于作为一个种族的他们轮流受波兰人和马札尔人的压榨

卡茨，《从歧视到毁灭：1700—1933年的反犹主义》(Jacob Katz，From Prej-udice to Destruction : Anti-Semitism 1700—1933),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6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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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已有的或者萌芽中的民族的精英们渴望利用犹太人的热情和才干来促进发展，而这些发展不太可能使得他们受到那些被标定为(常常是违背意愿地)改变民族政治信仰和经济现代化的对象的群众的喜爱。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封建贵族们喜欢快乐的自我实现的犹太人，把他们看做是在不重要的地区，主要是斯拉夫地区，实行马札尔人化的最用心和最有效率的代理人。而匈牙利的贵族们都希望将来匈牙利独立后把这个地区并入他们的统治。这些贵族还把犹太人看做是对停滞和落后的小农经济实行无情的现代化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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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泽，《政治反犹主义的兴起》，pp.138—9。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例子中体会到犹太人的困境：“在加利西亚的东部地区以及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交界区，情势要更加复杂和危险，因为那里的犹太人发现他们处在民族意志相互竞争的夹缝中.在东欧其他一些人种混杂的地区也是如此，比如特兰西瓦尼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在战前时期犹太人对波兰文化有强烈的认同并显然默认了以波兰人为最高统治者。他们中大多数漠视或者也可能是看不起乌克兰语言，他们对乌克兰的民族志向无动于衷。另一方面，1918年秋在利沃夫宣告成立的短命的西乌克兰共和国许诺给犹太人以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而该地区的波兰人却根本不想隐藏他们的反犹太倾向。由于犹太人不知道哪一方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也不愿与任何一方无论是波兰人还是乌克兰人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犹太民族委员会宣布保持中立态度…一些波兰人认为这是亲乌克兰人的情绪，因此在1918年12月夺取乌克兰首都利沃夫后对当地的犹太人实施了报复行动。乌克兰人也公然谴责犹太人的中立态度，认为这是犹太人要继续保持他们的亲波兰人的传统态度。”门德尔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EzraMendel-solhn The Jews of East-Central EuropeBetween theWorld Wa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83，pp. 51—2。]这个故事在二战期间几乎不折不扣地再一次被重演。波兰东部地区的犹太人欢迎红军的进入，以作为对公然和激烈地反犹太人的纳粹的防护措施。再一次，在纳粹占领该地区后，波兰犹太人只要一看到苏联军队就把他们当成是解放力量。对大多数波兰人而言，无论德国人还是俄国人都首要也主要是外国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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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人软弱的精英们迫切地利用犹太人的热情来推进他们统治混杂的种族、语言和宗教社群的要求。而这些社群生息的古老土地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他们梦想着去复兴的大立陶宛(Great Lithuania)的土地。总而言之，政治精英们就是喜欢利用犹太人做各种各样不愉快和危险的工作，这些工作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但他们自己不情愿去做。这样在多个方面都是便利的。一旦犹太人的服务丧失了急迫性，就会轻而易举对他们做出处理；“把犹太人放到他们应该的位置上”就会受到原先犹太人为精英们去监管的大众的欢迎，并在现在已经坐得稳稳当当的精英们想让大众们品尝的苦酒中加进一点点甜味。

但是，即使是精英们都无法完全相信犹太人的忠诚，哪怕是暂时的。不像那些“生而即是”民族共同体之一员的成员资格，对于犹太人，他的成员资格意味着进行选择，因而原则上如果“进一步留意”，就可以被废除。民族共同体(甚至还有它们的领土)之间的界线仍然不确定并处于争端之中，满足是行不通的，警戒就是当时的秩序。路障被设置起来用于分隔那些把它们当做通道使用的人，这些路障也是他们的悲哀。看到一大群人自由地从一个民族的要塞跳到另一个民族的要塞必然会激起深深的不安。这是对所有民族—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的藐视；这些事实就是民族统一体的民族性、遗传性和天然性等特征。短命的自由主义的同化之梦(以及，更一般地说，概念上的“犹太人问题”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势必要通过自愿的、乐意接受的同化过程来解决)由于民族主义和自由选择思想之间本质的不协调而破灭了。无论这听起来有多么矛盾，始终如一的民族主义者到最后都愤恨他们自己民族的吸收力量。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民族崇拜者对民族之优点过多的赞美。他们会把这样一种赞美当做赋予赞美者—越热情越高昂越好——那种庇护者之仁慈的条件，而这种仁慈也伴随着受人庇护的身份。但是，他们不会宽恕为获得成员资格而崇拜(即使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崇拜，一种等同于放弃自我的效仿)。正如邓奇对所有被庇护的民族的简练忠告所言，“使尽浑身解数宣布信仰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这是角色的一部分。不过不要去对它的实现抱以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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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述对犹太人诸多不协调的简短考察所表明的，在走向现代性的途中，每一扇门在砰然关上时，犹太人的手指都正好放在了门缝上。他们伤痕累累地从把他们从犹太人隔离区解放的过程中走出来。他们是追求透明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确定性的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他们的两腿跨在所有的屏障上，子弹从每一边都呼啸而过。实际上，概念中的犹太人已经被认定是渴求秩序和清晰的现代梦的“粘性物质”的原型，被认定是一切秩序的敌人：旧的、新的，尤其是渴望得到的。

种族主义的现代性

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中，犹太人身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迈开他们的步伐的时候，被安全地推在一边，并被隔离和封堵在犹太人小巷(Judengasse)怪石嶙峋或者想像性的高墙之后。他们之被疏远就像空气和死亡一样是生活的事实。这种疏远并不要求唤起公众的感情、进行复杂的讨论或自封的警戒员的戒备;弥散且常常是非明文规定的，在总体上又是非常一致的习惯，足以再生产相互的排斥，使得隔离永久地持续。随着现代性的来临，废除了法律规定上的差异，号召法律平等，并带来它最奇怪的新事物：公民权，于是一切都变了。正如卡茨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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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奇，《开放社会中的少数民族：矛盾的囚徒》(Geoff Dench，Minorities inthe Open Society: Prisoners of Ambivalence), London: PKP, 1986, p.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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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犹太人生活在犹太人隔离区和刚刚离开时，享有犹太人所不能享有的合法地位的公民开始指控他们。这些指控的目的只在于证明和再次确认犹太人的身份地位，并为保持犹太人卑微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提供理论基础。不过，现在这些指控已经被另一些公民的指控平息了，这些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而他们指控的目的是为了指明犹太人是不配他们被授予的法律和社会地位的。

可以说，处在危险中的不仅是道德和社会价值。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所涉及的问题至少包括对先前未经过实践的机制的设计以及获得迄今为止没人想到过的技能一就过去是自然地给予的事物现在要人工制造而言，这两者都是必要的。在前现代时期，犹太人是等级中的一个等级，级别中的一个级别，阶层中的一个阶层。他们的特殊性不是一个问题；习惯性的、实际上未经考虑的种族隔离实践有效地防止了其特殊性成为一个问题。随着现代性的上升，犹太人的隔离也成了一个问题。就像现代社会中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这种隔离现在也不得不受到制造、搭建、理性地讨论、科学地设计、执行、监控及管理。那些前现代社会中的统治者可以采取看守员那样闲适和自信的态度：社会可以自食其力，以一种小得难以察觉的变化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自我再生产。然而，他们的现代继承人却不是这样。在这里，任何事物都再也不能想当然。没有被栽种的事物就不应该生长，任何自生自长的事物都必定是错误的，因此也是危险的，会危害和破坏全盘计划。看守员似的自满是个人支付不起的奢侈品。相反，需要的是一个园丁的态度和技能：对草坪、花坛和分开草坪与花坛的沟渠要有详细的设计构思；要有眼力判断和谐的色彩，还要有见识来区分令人愉悦的和声与令人讨厌的杂音；要有把对其计划及其秩序与和谐的构思产生干扰的自生植物视为杂草的决心;要有适当的机器和农药完成清除杂草的任务，并同时保留整个设计需要和限定的那些部分。

卡茨，《从歧视到毁灭》，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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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地域性的隔离所体现出来、并在大量显眼的警告牌中得到强化的隔离的自然性已经消失了。不过这种分离是极端地不自然和脆弱的。过去的公理和默认的假设，现在成了必须要去阐释和证明的事实；“事物的本质”深藏在表面上与它相悖的现象当中。现在新的自然性必须要经过艰难的构造并且建立在与感性印象有所不同的权威的基础之上。正如吉拉德所说：

犹太人被周围社会同化以及社会和宗教差异的消失产生了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是无法区分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由于已经成为了与别人一样的居民，并通过婚姻与基督教徒混杂到了一起，犹太人不再具有可识别性。这个事实对反犹主义理论家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杜拉蒙特（Edouard Drumont)在其《犹太人的法国》（JewishFrance)的小册子中写道：“有一个叫科恩的先生，他去犹太教堂也遵守犹太教规，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我对他没有丝毫的不满。我厌恶的是那些特征不明显的犹太人。”

有人发现在德国也有着同样的观念。在那里，习惯性卷发的犹太人和身着有腰带长袍的犹太人较少受到嘲弄…而跟他们同一教派的、模仿基督教国民的犹太人中的德国爱国主义者却相反……现代反犹主义与其说来源于群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倒不如说来源于缺乏差异的威胁、西方社会的同质化、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之间沿袭已久的社会与法律屏障之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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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带来了差异的削平—至少是外部表象上的差异，还有营造分隔群体之间象征性距离的那些东西的差异。随着这些差异的消失，哲学式地沉思于实在的智慧已经不够了这是以前基督教教义在希望理解清楚犹太人真实的隔离时所做的事。现在必须要创造或保留差异，以抵制社会和法律平等以及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可怕的侵蚀力。

对于这个新的任务，沿袭下来的宗教对于界线的解释犹太人拒斥基督—是极不适宜的。这样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可能退出隔离的区域。只要界线保持清晰且很好地做了标注，那么这种解释就能为一个好的目的服务。它为灵活性提供了必需的要素，这种灵活性把人的命运与他们获得拯救或者犯下罪行、接受或者拒绝上帝的恩典等假定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并且它实现这一切的同时丝毫没有损耗界线本身的统一性。但是，一旦种族隔离活动对维持界线的“自然性”变得缺乏热情和无精打采的时候，灵活性的相同要素就被证明是有害的——致使界线让人类的自主大打折扣。毕竟，现代世界观所追求的是教育和自我完善的无限潜能。通过应有的努力和好的意愿，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人在出生时是一块白板、一个空箱，后来在文明化过程中，被遮盖和填满了，填充的是由共享的文化观念的平整压力所提供的东西。显得矛盾的是，将犹太人和他们基督教主人之间的差异仅仅归为信条和相关仪式的不同，竟然显得与现代的人性观非常吻合。伴随着废除其他的偏见，抛弃犹太教迷信并皈依到一个更高的信仰，似乎是达到自我改善的一个正确而充分的手段；只有在通往理性战胜无知的最终胜利的道路上，才能在很大规模上期望有一种驱力。

吉拉德，“反犹主义的历史基础”(Patrick Girard，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Antisemitism')，见丁斯达尔编著，《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纳粹大屠杀文集》(JoelE. Dinsdale ed. , Survivors,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 Essays on the Nazi Holo-caust),Washington:Hemisphere PublishingCompany，1980， pp. 70—1。塔盖夫(Pierre-AndreTaguieff)最近出版了有关种族主义和相关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的综合研究著作，在这些基础中，对metisssage(混合繁殖)的仇恨扮演了焦点角色。混血儿与显然很类似的“界线模糊”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社会被驱逐者，即失去阶级的个体，可以说被排除在分类之外的话，那么移民则趋向于被分为一类(他们似乎存在于主导性分类之外，因此一般不会威胁到权威)，而混血儿则被过度分类；他们推动了反犹主义领域的重叠，如果主导性分类想要保持其权威性就必须对这些领域进行小心防护并保持分离：参看《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LaforceduPréjugé: essai sur le racisme et ses doubles ),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88, 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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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威胁旧界线稳固性的当然不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程式(尽管它也不加固界线)，而是世俗化的现代国家拒绝将分化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合法化。这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犹太人(杜拉蒙特的“科恩先生”)自己拒绝跟从国家在它的驱力下走向一致并仍然坚持他们的差异行为。真正引起紊乱的是，有大量的犹太人或者通过留存下来的宗教形式，或者通过文化同化的现代形式，接受了这种努力并完成了信仰的转变。在法国、德国和被德国人控制的奥匈帝国地区，所有的犹太人迟早要被“社会化”或“自我社会化”为非犹太人，并因此导致在文化上无法分辨、在社会上没有视觉特征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由于缺乏旧的习俗和法律支持的隔离行动，这样一种差异可见标记的缺乏只能等同于将界线自身完全抹掉。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隔离需要一个现代的划分界线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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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能够经受和抵挡住教育和文明化之无尽力量所具有的平整性作用的方法；这种方法要能够标出一块教育和自我改善无法涉足的“禁区”，也要能够绘制一个教化潜力无法超越的界线(这个方法尽管可能带来混乱的结果，却被急于施加在倾向于被永远保留在次要地位的团体身上——比如工人阶级或妇女)。如果想要从现代平等性的攻势中拯救出犹太人的特殊性，那就必须重新解释犹太人的特殊性并将它放置在一个新的、比人类文化和自主的力量更为强大的基础之上。阿伦特以简短的话语认为，犹太教必将被犹太人所取代：“犹太人已经能够与犹太教相脱离而转变信仰;但从他们的犹太性(Jewishness)中是无法逃脱的。”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犹太性与犹太教是不一样的，它必须比人类意志和人类创造潜能更强大。它必须定位在自然规律的水平上(是必然要被发现的规律，然后为了人类利益而被思考和利用，但这个规律是无法被消磨掉、被篡改或者被忽略—至少，它不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杜拉蒙特的佚事想要提醒他的读者的正是这样一个规律：“你想知道血缘是怎样说话的吗？”一个法国公爵曾经问他的朋友。他不顾母亲的反对从法兰克福娶了一个罗特希尔德家族的女子。他叫来了他的小儿子，然后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金路易给小孩看。小孩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公爵接着说：“你看，犹太人的本能显现得多么直露。”之后，莫拉斯(CharlesMaurras)也坚持认为“人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态度。选择和理性的幻想只能导致个人背井离乡和政治的灾难”。忽略这样一个“规律”只会使自己和大众处在冒险之中———或者我们从巴雷斯(Maurice Barres)的话中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受到片言只语的吸引，一个孩子都会完全与现实隔离：康德的学说将这个小孩从他祖先的土壤中连根拔起。过多的证书所创造的只会是我们仿照俾斯麦而说的毕业生无产阶级’。这是我们对大学的控告；他们的产品即‘知识分子’身上发生的事情是这个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敌人。”®信仰转变的产品——宗教的或文化的—不是变化，而是品质的丧失。另一方面，改变信仰潜伏着一个空白，而不是另一种同一性。这种转变丢失了其同一性而没有相应地获得任何东西。人就是他行动前的样子；无论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大致而言，这就是种族主义的哲学本质。

阿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p.87。

欧洲著名的银行世家，发展成十九世纪欧洲经济史上有影响的银行集团，创始人M.A.罗特希尔德，德籍犹太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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