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诸众 论艺术的九封信

这一切的发生就仿佛我们临近了斯宾诺莎为完成他对真理的追求而向智者要求的“理智之爱”:真理的一种独一的伦理生产，对抽象整体的一种明确的居有，至高的理智欲望的一种生成恋人(devenir-amour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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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所以，甚至是在美学和诗学之关系的颠倒情形里，我们也目睹(并矛盾地亲历)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描述的这段历史:经由如此的反转，抽象从属于具体，且只能在这一条件下表达自身——就如现代之于后现代的关系。那么，劳尔，我的朋友，我年轻的兄弟，美学对我们还有何用处？让我试着向你解释，岂不很傻——因为在我对你极少的认识里，你恰恰试着把你的生命化为一种变形的诗学。所以，不是什么“美学”，不是纨绔，不是忧郁—既不是奥斯卡·王尔德也不是波德莱尔，而是，相反地，这样一种诗学:它经历了静坐并在网上冲浪,像巴斯奎特1一样在公共交通设施上作画，以西雅图的方式写诗……简言之，它在社会中，在都市里，发起了阶级斗争和解放。那样的斗争是为了占有更强大的工具，是为了表达更丰富的欲望和更有效的语言，是为了享受一种越来越抽象的交流和一种越来越独一的诗学。

论身体，致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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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1960-1988),“二战”后美国著名涂鸦艺术家，他最早是在曼哈顿下城区的地铁车厢和建筑物上喷绘图画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译者注

可一旦我们直面诗学对身体的这一冲击，另一个悖论就出现了—也就是，以独一和诸众(作为独一性的诸众)的名义实施的普遍之服从。这么说意味着什么，从中能得出什么样的意义……声称普遍性服从一种独一的身体之潜能，这难道不是一个无解的悖论？我亲爱的劳尔，在这里，再次召唤独一性、独个性(haecceitas)或相对于“本已”所是之生存的问题式，就显得不合时宜—在如此的争论中，我们看到了所有的立场，它始于感知原子的碰撞，感知它们在独一化的唯物主义趋向上的垂直坠落，换言之，始于用一种强烈且悖论的方式，来感知一切创造力及其自由的横向性/偶然性………那是不可还原的。此时此刻，我们处在了一个类似的情境里:我们所谓的“后现代”情境。后现代最终不过如此：一种把自身强加于普遍性的独一性，一种作为不可还原的诸众，作为其自身法则的持有者(和生产者)而出现的肉身性(corporéité)。诸众的艺术(换言之，重新占有工具并——通过网络和流离的实践——把它们变为假肢的身体的合理性颂扬的恰恰是这独一的肉身性。在这里，独一性比普遍性更为重要(我在说什么？——那完全是另一个东西，它以另一种方式更有价值)；这取代了普遍者的诸众—以及构成它的身体—比普遍者的任何形式(普遍者:“人类”、“权利”“法律”、“类本质”，以及它们为了让权力的旧价值适应生命的新经验而兜售的一切美好故事)，拥有更多的潜能。然而，超越这些立场并不难，以一种肯定的方式体验这些悖论也并非不可能……如果我回顾我的生命，回顾我这一代人的生命以及1968年左右和之后的下一代人的生命，那么，我会发觉，我们的全部经验——或好或坏—可以归纳如下:我们总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一再地，尝试在经验中挖出一道道反对普遍性的独一性的犁沟，让生命富有价值，并且，这样的价值反对一切空洞的弃权，反对悲惨的——如今空洞的—“人权”宣言，反对其他所有必然以战争和一切类型的毁灭为基础的普遍本质。如果这个悖论，作为我们讨论的核心，存在的话，如果它，在所有情形中，代表了那些秉持“古训，毋忧”之人迎面遭受的一击的话，那么，就该轮到我们来解决它了周而复始。并且，这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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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但今天，我们用来体验和生产艺术的那种方式，不已经超越了这一切？身体的霸权不已经把自身强加于前沿？我的印象如此地精确，以至于那些寻求一种不同的艺术形象(也就是，一种美学，而非一种诗学；即这样的权力，它支配的是美，而非一种生产美丽强大之身体的话语)的人，那些从此隐藏起来的人，只能在美术馆这样的阴暗角落里，在艺术市场——画廊和妓院——这样混乱不堪的丑剧里，在收藏家世界的引人注目的自我陶醉中，被找到了。金钱和投机的普遍卖淫对抗生产的独一性……

论身体，致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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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劳尔，我的朋友，最后一个论证。我担心你会把它当作一种浪漫主义的话语—但我真的不这么认为，而你会看到原因…我的论证如下:就那种建构起来的新的独一性成为了一个独一的生产者，并吸纳了世界之变形的工具而言，它不再和普遍者有任何的关系，并且，更一般地说，也不再和自然有任何的关系。艺术，身体的后现代诗学，必然是反自然的。不是说它成为了自然;所以，不是说我们必须以此方式跟随前卫派下达的模糊不清的绝对命令，玩弄那些以“主义”结尾的词语，并发布未来主义的或乌托邦的宣言;不身体的后现代诗学已经是反自然的了。自然意味着疲劳、死亡、依赖、重复:这一点也不符合创造的诗学，即变形之人的诗学。在我们的诗歌中，同样有一种尝试:要活得更久并征服死亡—也就是说，通过对卫生政策、一般福利、生态政策……的更大投注，来提高生命，因为这些“陈词滥调”是美好的，而“公共开支削减”、“货币和预算平衡”是恐怖的……所以，这就是反自然的首要意思:反对那个由平静地、反复地倾泻的原子构成的可恶的自然(虽然它总与警务相伴，不论是世俗的还是教权的)……直到一种诗性的力量，一种极为独一的诸众的趋向，陷入一种极为独一的反抗，用诗性的行动打破一切，并把这原子的下坠变成一个爱的行动。爱他者，爱一切事物，爱每一个人。爱是自然的反面。爱是一种集体的诗艺，一种生产，一种以诸众为特征的热恋，一种艺术。爱是运动着的独一性的诸众，是把一个身体推向另一个身体之怀抱的运动的无限；这总是爱进行的方式，因为正是如此，通过一种让“在世存在”(l'être-au-monde)的潜能增强的不可言说的加速，独一存在在生产世界中的潜能也得到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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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亲爱的劳尔，我不知道我是否成功地把我们在这几十年间亲历的革命之意义传达给了你。如果艺术不复存在，这也只是就身体占有了它而言:因为，从今往后，它真的在诸众的实践中无处不在了。正是在身体中，艺术试验了新的变形之组成—因为谁知道一个身体能做什么呢！所以，艺术不再是一种慰藉，不再代表一种超验的或先验的极性(polarité)——不管它是什么……艺术就是生命，肉身化,劳作……艺术不再是一个结局；相反，它是一个开篇。没有喜悦，没有诗歌，就不会再有革命。因为，再一次，艺术已参与了革命。

论身体，致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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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论生命政治，致玛丽-马格德莱娜

2001年12月15日

亲爱的玛丽-马格德莱娜，

你还记得两个月前我们参观威尼斯双年展吗?我们从那里茫然地出来，对这样一种形式之革新的空虚感到震惊。如果美不是形式，它还能是什么？另一方面，透过一件件展示的作品，我们能够读到的东西，在那里起着一般支配作用的东西，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化的终结感；作品的并置—在这类展览上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它们彼此截然不同——给人留下了一片墓地的模糊印象。在参观双年展后几天，我有幸同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讨论“生产与创造”这一话题。讨论的起点是我们所共有的一个问题:在一个已被绝对内在性征服了的世界里，艺术作品还如何可能存在？艺术作品似乎总有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超越性不复存在，上帝已经死了。这些最初的考虑，与一种沉重的危机感与一种对先验维度之不可能性的意识，携手并行;而在我和南希的讨论中，由于察觉到我们当时陷入的战争和混沌状态的悲剧性，它们又进一步加剧了。不仅上帝死了，就连他尸体的阴影也投到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表达能力上。更糟糕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上帝对交战的双方显现为一种毁灭的力量，一种狂热的表达，一系列排斥他者(1'Autre)之存在的狂傲同一性的功能。

1玛丽-马格德莱娜·莱萨娜(Marie-MagdeleineLessana)，法国精神分析师、女作家，曾在拉康指导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École Freudiennede Paris)接受训练，并参与创立了精神分析拉康学派(École Lacanienne de Psychanalyse)。著有《母女之间》(Entre mère et fille)、《控诉庭》(Chambre d'accusation)、《不要离开》(Ne quittez pas)等。本书更早的法文版(Paris:Epel,2005)就是在她主编的“工作坊”(Atelier)丛书中出版。——译者注

简言之，我们真正地得到一个印象，即我们抵达了海德格尔定义的技术之集置(Gestell)的极点。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现代史上，有一种技术发展成了人的艺术；而在这种技术的中心，是一种对真理的探寻自然的真理，以及人类的真理。生产就是这种对真理的探寻，并且，它能够这样提升自己，以至生成为一种诗艺(poiésis)——也就是，诗歌和艺术。但这相同的技术同样可以激唤真实(le réel)—历史运动所发展出来的这一现实(réalité)之背景。接着，这一激唤变为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它延及整个世界，如一道阴影——或如一具尸体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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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在参观了双年展并同南希讨论之后，我已试着澄清我的观点。显然，我们处在一场深刻的危机当中，而生产——包括艺术生产——如今正在空无中打转。从中是否仍有可能找到我们所追寻的美之发展？仅存的可能性似乎是从虚无中(ex nihilo)建构出什么。但从一种绝对内在性的视角来看，虚无来自哪里？就像笛卡尔把对我思(cogito)的探寻之苦体验为一个漫漫长夜，我们今天也在我们的危机感、战争的风险和思想的恶性循环之间挣扎…就连海德格尔的那个在存在边缘释放的诗艺之假设也在我们眼中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我们注定要留在这个无法解决的危机之境地里，不得不穿越一场走不到尽头的战争的滚滚硝烟。我们已坐上了大胆妈妈的货车1。

正如你所见，这第九封信把我带到了悲观主义的深渊……不，当然，我在开玩笑！但如果我把美的定义思考为一种活生生之劳动的超脱，或者，把艺术的定义思考为一种解放的集体行动，后者反过来又把自身呈现为一种存在之超脱，那么，我就不得不承认，一种消极的转变的确已经发生—因为我再也不能享受这存在之超脱了，因为我不再成功地让那无中生有的时刻独立出来。上帝之死的阴影已彻底笼罩了舞台。我记得几年前在米兰小剧院(PiccoloTeatro)上演的由吉奥乔·斯特雷勒(GiorgioStrehler)执导的《大胆妈妈》。其整个的建构是基于一辆装满活生生躯体的货车和一面由闪电、毁灭及绞死者构成的幕布之间的对比。随着上帝之死，永恒性很有可能就是这面幕布。我们如何从中走出？我们如何穿越这片荒漠，我们如何再次想象世界会向欢乐敞开？

论生命政治，致玛丽-马格德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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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戏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剧中主角“大胆妈妈”就赶着她的货车随军叫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