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诸众 论艺术的九封信

由此，世界之建构的可能性完全地属于我们:建构它，恰如我们拥有解构它的可能性一样。在此激进的程序中，艺术预想了人之整体的运动。艺术是一种建构的权力，一种本体论建构的潜能。通过艺术，人类解放的集体权力预示了它的命运。一旦脱离这大众前卫的预示行为——脱离美之生产者的诸众——共产主义就难以想象。

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了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穿越了伦理的投入并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本体论的建构之后，艺术在其现实性中，再度发现了其革命的政治。也就是说，美的生产必然是革命的。这也反过来肯定了，生产美的艺术家必然是介入的(engagé)。如果他不自视如此，那么，他要么是一个虚伪之徒—要么就不是艺术家。另一方面，介入的尺度并不通过与某一党派的关系而被给出，而是通过一种与存在的关系—必须处在解放了的存在内部，必须为解放而存在，不然就没有艺术。对此介入的集体承认不是由形式符号或礼拜祝颂产生的——因为它发生于社会和生产协作的动力学内部。对此动力学的参与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如果认识论和本体论处于相同的领地，那么，阵营的选择就变得直接—解放和统治，艺术和市场，既作为对抗的现实，相互对立，也作为主体的配置，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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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让我们回到自己，亲爱的南尼。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敞开批判的、论辩的功能—填满它、扩散它、强加它。我不十分清楚怎么做，但我知道必须这么做。我们看见了形形色色的事物。当人们谈论某些东西时，自行审查就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仅“革命”、“前卫”、“共产主义”这样的术语从记忆中被抹去，就连罗伯斯庇尔或列宁那样的历史人物也难逃一劫。随着近来一部法国大革命的词典把圣茹斯特(Saint-Just)排除在外，我相信，这一做法已然登峰造极。我不清楚如何把这些词语和这些人物重新引入当代人的意识，但我确定，那会是美好的，或者不是美好的。所以，一种叙事模型必须被建构起来并穿越一切艺术，以便在一个实践计划的统一中对之进行重组。我不知道我们将要沿循的道路是属于建构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还是属于去神圣化的、对抗的、增生的朋克。或许后者更符合我们所处之时代的荒谬与残酷，但还有别的东西。当我在西方世界的诗歌传统中追溯一段唯物主义的可能之历史的进程时，我发觉自己面对着19世纪的诗歌三巨头—荷尔德林、莱奥帕尔迪、兰波—并且，我似乎抓住了这条界限:在其边缘，世界的虚假达到了如此的深度，以至于它释放出另类选择的光芒，重新建构的潜能。现在，那道能够属于我们的不可抵挡的防线就是伟大的绘画和伟大的戏剧在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刻向我们提出的这创造性的唯物主义。虽然整装待发，能够立刻将我们的巡逻队派向未知的区域，进行侦查和破坏，但首先是为了实验与重构。

论建构，致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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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论事件，致西尔瓦诺

1988年12月24日

亲爱的西尔瓦诺，

我相信，如果今天有一个地方能让马克思所谓的“实际上的从属”(subsomptionréelle)的社会组织形式得以实现，那么，它会在艺术的生产和交易中。什么是实际上的从属？马克思把它定义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形式上的从属的一般特征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一般特征就是劳动过程直接从属于资本，而不管劳动过程在工艺上以什么方式进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一种在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和现实条件上都发生了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了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一方面，现在形成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物质生产的已经变化的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变化又构成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所以资本关系的恰当的形态是与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成总劳动过程的实际执行者的并不是单个工人，而是日益以社会的规模结合起来的劳动能力。1

1西尔瓦诺(Silvano)，一位“自由知识分子”，作者未曾指明其名字。——译者注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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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1 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5-100。——译者注

2 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7。——译者注

所以，在这里

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

论事件，致西尔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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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8-219。——译者注

让我们从我们讨论的这一节点出发，在我们的视角上关注这一切。实际上的从属的发展，也就是这样的权力，它把一切生命范畴还原为一种符合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单一形式—而艺术在此情境中首当其冲——那么，这样的规定是绝对矛盾的。在此发展的层面上，它很快面对着一种根本的另类可能，也就是拒绝资本对生产活动的支配。这根本的另类可能并不出自道德的或单纯个体的冲动；相反，它和作为生产者的主体在社会构成运动中占据的位置有关。所以，艺术，作为一种为了享受自由而倾向于大众劳动之价值化的活动，作为一种通过集体劳动力的解放来实现的存在之超脱的建构，只能拒绝资本的支配。艺术不能接受资本的权力。如果艺术家接受了，这只意味着，他们缺乏意识，并且，他们的话语代表了一种矛盾修辞(contradictio in adjecto)。在别的时候，当资本的支配尚未延及整个社会时，你仍可以发现一些空间，在那里，诗性的自动价值化为自身保留了一种对自由的关注。如果享受艺术的人是上层阶级，那么，这并非偶然——就像马克思正确地评论道:“少数人的非劳动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1同样，如果对许多艺术家而言，赞助发挥了一个积极的功能，那么，这也不是偶然:赞助允许他们不用像资本的奴隶一样活着，而是相反地，从侍奉资本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但当社会对资本的实际上的完全从属变得如此彻底时，艺术的自动价值化就发起了反抗。其形而上学的状况就是反抗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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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那么，让我们瞧瞧艺术家的形象在今天是如何发展的。市场是基本的条件。诗性形象的诞生发生于市场。在这方面由于一个隐含的矛盾，那样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发现，即想象、品味和批判的理智都遭到了市场的阻塞。对艺术的直接肯定同时也是矛盾的开始。所以，让我们迅速转向这个矛盾——我已在别处谈到了它(我给你寄了一份致吉奥乔的论崇高的信件副本)——不要忽视其另类的可能或漂移——也就是，拒绝的直接性、崇高的爆发、市场的断裂作为一个宏大的不可承受之维度所允许的不同可能性。所以，那些另类的可能恰恰是在拒绝的领地上开放。

第一个可能性是乌托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艺术家同崇高决裂，并把自身抛到崇高外部时，他就随身携带了一种抽象的经验。超越崇高就是超越抽象—不是为了返回自然，而是为了在抽象内部，从抽象当中，建构出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自然，一种新的交流关系。由此，崇高的断裂所强加的知识经验和伦理经验的解放内容，根据新世界的自由，根据抽象人工性的法则，得到了阐释。正是在那里，通过一种矛盾的、时而弱化的方式，乌托邦重新提出了自身—回归自然，拒绝在新世界之构造的抽象的、时而冰冷的领地上前行，害怕人工，恢复共同语言，经验的现实主义……在此情形下，乌托邦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态度，一种反动的趋势—幻想着重新发现一个现成的世界。在这里，独一的自动价值化既没有欲望也没有勇气去直面规划的抽象集体性，直面真正的乌托邦，那样的乌托邦要在抽象之外，在我们潜能的绝望前行—谁知道呢，或许是向着虚无的前行—中找到。我们不如说在自然中——在一个不复存在的未经腐化的自然的神秘化里—寻求救赎，或在上帝身上寻求，但无视一个事实，即上帝如今无处可寻，除非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人工的潜能。简言之，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建构它，或者，的确，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无知的庇护所(asylum ignorantiae)，一个无用的小饰物，而加以忘却。乌托邦是一个幻觉—而且，今天，乌托邦只能是反动的。它不再提供任何希望的闪光了。

论事件，致西尔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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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同前，218，有改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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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第二个充满幻觉的可能性是恐怖主义。它用不同的形象呈现自身——根据一种或多或少重要且有效的破坏活动的功能和行为——并且它在所有的情形里都基于一个意识，即它不得不在超越抽象物的人造物的领地上行动。但在这一过程中，绝望必不可少。就像对乌托邦的信仰听从放任，服从一道无力曙光的苍白放弃，对恐怖主义的求助也代表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黑夜的怨恨的胜利。恐怖主义剪断了那条能把生命重新连接起来的绳线；它打破了斗争和建构的集体的团结，肯定其自身的艰难的孤独；它把希望，神秘地，转变为死亡的一跃。恐怖主义有一种比乌托邦更高的本体论地位，因为它通达了抽象的世界—但它也缺乏想象力的建构功能。一声叫喊，一道裂伤，一种得不到任何语言的绝望，取代了解放的运动，取代了建构的潜能。自动价值化对自身进行抽象，而不对自身进行规划。破坏活动无法把自身变成有组织的构成。主体在它已经通达的抽象领地上保持不动，无情地静止着，害怕它要迎接的新的命运，因巨大的前景而惶惑不已。但在这里，有多少苦难流入了诗歌……为了重新配置他的调色板画家完成了怎样非凡的壮举，一旦他抵达了这全然抽象的自由使用之王国！

论事件，致西尔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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