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诸众 论艺术的九封信

这还不够。对一个已然掀开塞伊斯之面纱并瞥见了神性之面孔的人来说，唯一的另类可能…(但为什么重复这些浪漫主义的蠢话！崇高的经验是如此地唯物，以至于超出了任何神性的幻觉)………因此:对一个已然穿越抽象之荒漠的人来说，唯一的另类可能就是建构的潜能。对抽象的解构，对它的接受，它向基本独一性的还原，或者，重构，趋势，一个新世界之建构的积极工作。在这里，我们来到了问题的核心。解放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活动中，它把自身变为存在论；从过去的毁灭中，它把自身变为持续的解放，意识的状态。你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更为具体的东西，不是吗，西尔瓦诺？我知道每当我们的讨论抵达这个点时，你就提出这一反驳——并且你是对的。但一个创造行为的具体性能是什么？创造的单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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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1 塞伊斯(Sais)，尼罗河畔的埃及古城，当地的一座金字塔的雕像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是现在、过去和未来存在的一切。未有凡人掀开过我的面纱。”参见浪漫派诗人席勒的《塞伊斯的蒙着面纱的神像》(Das verschleierte Bild zu Sais)和诺瓦利斯的《塞伊斯的门徒》(Die Lehrlinge zuSais)。亦请参阅皮埃尔·阿多的《伊西斯的面纱》一书最后一章。——译者注

自由，真实可能性的无限数目，这一切都内在于它。然而，这个回答仍然宽泛，不够充分。我们应有必要展开的根本大讨论是关于事件(l'événement)的规定。在这抽象的领地上，也就是，在我们所频频抵达的这唯一的领地上，我们如何建构，或者简单地思考事件呢？我们如何我不说预示，也不说预构，而只是说——预感到确定的事件？我们如何接近存在之超脱？接近它的等待，它的实现?

今天，恰恰是诗歌活动能够通过一个坚定的决心，把我们引向人类的这一使命，引向知识分子的这一义务。诗歌活动并不剥夺大众的固有力量;而只是建构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交流形式，一种适合于对象的语言。它是前卫行动的原型和楔石。它把未来读作行动中的想象力。理智和感觉的潜能，建构的权力。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奇迹不是一个来自外部的干预，不是一个不当事件的天使般的爆发而不如说是事件和历史之间的一种联系，一个与事件相一致的故事的建构，因此也是事件在记述中的一次发展。这新的强有力的综合向艺术和诗歌的运动表明，它们根植于存在;所以，它们能够规定一种超脱。正是这种根植于存在的感受允许艺术家实现他自己。事实上，他建构了一种语言，或不如说，一种语言的某些词语，而由此出发，他又重构和更新了一整套逻辑。艺术家是集体行动和解放事件之间的中介：前者建构了新的存在和新的意义，后者则把这新的词语固定于存在之建构的逻辑。

论事件，致西尔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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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根本的转变，也就是，后现代的危机，实际之从属的断裂，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被迫通过抽象，运用抽象的材料，建构一个新的现实，一个新的运动。但一个运动也是一次记述(récit)。未来的事件是由一次记述建构的。革命事件的危机和革命记述的失败相关，而只有一个全新的记述才能成功地规定——不是一个革命的事件，而是——思考的可能性。今天的艺术就是在这个点上检验事件和记述之间的关系。它被迫走出后现代的话语并向前一跃，超越所有界限所以，它要么会在一个不可重复的过去的乌托邦式重复中沦没，要么会在一个断裂行动的狂暴而绝望的追索中自取灭亡。不，断裂及其存在之重，不得不在另类的存在之可能的记述中，在存在之超脱所暗含的意图的记述中，展开。这一记述之展开为事件奠定了基础。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么：记述和过去，和所欲之事件，大有关系——换言之，毫无关系，或几乎无关。事件对记述的吸引和记述在新的事件里的告终——既期待已久，又出乎意料—这种朝向未来的张力，既不被预示，也不可预示，相反，它是解放的进程本身。那么，再一次，记述是为了什么？让我们返回这一情境:某人等待事件，并强迫自身去建构它。正是在这里，诸众，诸众的全部想象力，运动了起来。这难道不是最难以置信的张力吗:一种记述的张力，它为了朝向未来而拒绝过去，它把自身完全地置于一种朝向新事件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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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必定是革命性质的事件。当我们说出革命一词，尤其是我们经过了美的概念时，我们就谈到了一个大众的行动它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它在存在的结构上，在生存的构成上通过一场解放的冒险，通过自由和抽象、生命和谋划的重组暗含了一个变形的效果。艺术作为诸众:伴随革命，超越市场以便规定存在之超脱。

论事件，致西尔瓦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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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身体，致劳尔1

1999年12月15日

亲爱的劳尔2，

今天，我体验到一种认知的力量(一种强力意志?)，它对我而言是全新的，虽然它或许没有为我十年前所写的东西作太多的补充。一种新的意志，一种新的潜能:它们都在某个点上出现，在那里，有可能瞥见一个新时代的意义。在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过后，我的意识将试着有用地面对这新的时间。

请允许我提及一些趣闻。上周，多亏了各种计谋，在我那半自由的囚徒处境准许我几乎随心所欲地利用的几个钟头里，我去看了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一场演出和立陶宛导演艾蒙塔斯·尼科鲁修斯(EimuntasNekrošius)执导的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我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两场演出充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革新之潜能。但我首先尤其是在我突然体验到的那段相对于我过去所喜爱之事物的距离中—察觉的，是一场变形(métamorphose)。我们曾像野兽一样蜷缩，发抖，忍饥挨饿，窥伺，等待这场变形。如今，它终于发生。我想:转变已经完成。激情不再依赖等待，它不再通过试图穿越未来的铁丝网而杀死或中伤自己，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激情或许已在未来，并在一道曙光中反射，而那曙光就在其物质的变形中揭示了它，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它爆炸：砰！(就像未来主义者，另一些专家说的—他们所处的那个内爆的世界，忍受沮丧、窒息和压抑，等待一种自身表达的权力，却已在这样的等待中变形—并且，他们只能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这就是我的红线，它推动我展开这一讨论并再次冒险步入迷宫。

1 这封书信是西班牙语第一版的导言。

2劳尔·桑切斯·塞迪略(Raùl Sánchez Cedillo)，马德里人，从1990年代起参与后工人研究和政治网络，并编译了奈格里和加塔利等人的著作。21世纪以来，他还发起了“游牧大学”(Universidad Nómada)和“共产基金会”(Fundación delos Comunes)等一系列教育和政治计划。——译者注

所以，亲爱的劳尔，这封信假设，变形已经完成。这是一封关于身体(corps)的信。事实上—不只是关于身体—它来自身体的内部几乎就像是一具认知的身体，因为它在舞蹈。我如何体验这样的变异?我如何察觉它，如果我把握不住身体之潜能的增强(和变形)？当然，现代人已经知道，身体既是世界之全部构造的中心，也是其终点，其唯一的隐得来希(entéléchie)斯宾诺莎，惊讶于身体的潜能，而他之前的马基雅维利和伽利略，审视城市和宇宙的几何学更不用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和画家、建筑师和写作者了(既在地中海，也在北欧):他们都向我们讲述过一个人所“创造”之物的寓言。但今天，身体不再只是一个生产的主体，它不再——由于它生产艺术——只向我们揭示一般的生产范式，生命的潜力。从今以后，身体是一台机器，既铭写生产，也铭写艺术。这就是我们，后现代人，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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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但让我们更为仔细地查看这点。艺术所范式化并颂扬的这一身体的变形，它到底是什么？在身体中铭写变形的行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所追求的这一抽象(对此，我的前八封信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已成为了我们的每一个确定而具体的表达形式的活生生的材料(也就是，内容和动力)。在生命从属于抽象的地方，抽象也从属于生命。资本主义已从我们手中夺走了生命的具体性；今天，具体的和独一的东西正再度占有抽象、商品和价值。它们从资本那里夺回这些东西，并且，恰恰是通过潜能之身体的朴实。有些人(首先是福柯，然后是德勒兹及其他人)把这一从属的反转称为“生命政治”:这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生产，在采取了抽象之转向后，如今已有能力颠覆它并把它关入独一性这一操作是绝对生命政治的(这意味着，锚定于身体，锚定于它们在诸众中间确立的关系)。正是在这里，真正的变异、变形，变得可见:它们以假肢的形式呈现自身，也就是说把自身呈现为一种通过获得新的工具而实现的身体之物理潜能的过剩;它们以网络的形式扩张，也就是说，把自身固定于身体的交流和协作；最后，它们在流离(exode)中，在空间的可运动性和时间的可弯曲性中，在一种为动物-人的尊严而杂交身体和语言的能力中，构成了自身。

论身体，致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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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意指“目的”或“实现(现实)”。如《灵魂论》412b:“灵魂就正是我们上述这一级类事物(物身)的‘现实’(εvtελεγεια[隐得来希])。”参见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3。——译者注

所以，变形的身体是这样一个身体:它重新占有了工具并通过网络和流离，以假肢的形式，把工具变为己有。人的历史是一系列工具的建构，由此也是其丧失独一存在、毫无防备的悲惨生存的实践表达的历史。今天，工具—把人和自然相连的工具——正越来越多地由人自己所建构，在其行动中被吸收或被其行动所吸收。工具的历史，劳动的历史：在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中，当劳动变得更加非物质的时候，工具也经历了一场变形，变得更加精神了。镰刀和锤子，铲子和钢笔，今后——越发地—还有文学和造型艺术(它们用来表达自身的种种工具)，都以独一个体所提升并纳入其自身之生存的那些工具为中介。所以，功能的抽象化从属于行动的独一性;更确切地说:从属于身体的十分确定的潜能。并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从属于语言的潜能，它的外展性(expansiv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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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

那么，只要我们对之稍加观察，这些转变，可以说，以一种成为了身体之假肢的抽象潜能为标志，就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困难恰恰是在我们完全意识到那已经发生的变异真正注意到身体在其每一项表达功能中诗性地生产自身的能力时。困难?或许这不是正确的说法。或许，最好是说悖论：复杂的悖论，难以描述，甚至更加难以解决。在这里，我想停留于其中的两个，它们关系到身体的新的假肢。

首先是一种美学的悖论，也就是，一种关于美的话语的悖论。那样的话语，当它面对身体的这一具体性时，就不再可能了—因为它真的再也不能够存在。一种在身体的表达中实现了工具之占有的人类境况，事实上，并不允许一种(与美的生产行动分离的)审美话语持续下去。所以，只有一种诗学能够存在，能够给出自身，能够持存；这种诗学，是一种十分独一的艺术诗学，是一种从行动内部表达美之实践的行为。没有什么话语能够描述它—只有一种参与诗学的话语可以表达自身。但这恰恰是悖论出现的地方:这极为独一的实践已然支配了抽象，且在当下关乎诸众。我们正在分析的这一诗学是一个难解难分地纠缠不清的领地一如同一个战场，在那里，这极为具体的身体诗学重新出现，并从此对诸众富有价值。这极为独一的诗学行动拥有言语的表达性拥有语言之协作的潜能，一种普遍的使用。我们可以说，在不同的时刻—但又带着一种不可否认的连续性——现代性的前卫派想让美学消解为一种身体的普遍诗学，或者，消解为一种艺术的政治。然而，这样的意志，是空洞的。今天，相反，在我们的后现代时期，这样的变异正在进行。诗学正成为一种本体论的潜能，一个抽象物的生成具体(devenirconcret)的工具。

论身体，致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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