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社会进化

如果上面所述可以假定为正确，道德意识的诸阶段就能通过把交互性要求运用于成长中的儿童在每一个不同水平上感知的行为结构来导出(图表4)。

1.在水平Ⅰ，只有(作为奖励或制裁而被理解的)具体行为和行为结果可能与道德相关。如果这里要求不完全的交互性，我们就得到了柯尔伯格的阶段Ⅰ(惩罚-服从倾向)。完全的交互性产生于阶段2(工具享乐主义)。

2.在水平，与行为相关的部分被扩展了。如果我们要求对涉及者来说是被制约的具体期望的不完全的交互性，则得到了柯尔伯格的阶段3(好儿童倾向)。而对于规范系统的同样要求，则产生于阶段4(法律-秩序倾向)。

第二章 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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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水平，原则变成了道德主题。由于逻辑的原因，这里必须要求完全的交互性。在这一水平上，道德意识阶段根据行为动机符号性结构化的程度，发生了分化。如果与行为相关的需要被允许保留在符号化普遍性之外，那么，可接受的行为规范将具有谋取最大功利和一般法律规范的规则特征，这种法律规范提供了在每一个人的利己主义式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类自由共存相容的条件下，去战略式地追逐私人利益的宏观范围。借助于这些，第二阶段的自我中心主义就实际上升为原则。这与柯尔伯格的阶段5是相对应的(契约-条文主义倾向)。如果需要被理解为文化化转译了的东西却作为自然之物被归结于个体，那么，可接受的普遍行为规范就将具有一般道德规范的特征，每一个个体都被认为要经过规范一般化之能力的独自式测试。它相应于柯尔伯格的阶段6（良心倾向)。只有在言语的普遍伦理(sprachethik)水平，需要转译的自身——每个个体认为他应该理解并作为自己的“真实”利益而呈示的东西—才能变成实践论辩的对象。柯尔伯格并没有从阶段6中区分出这个阶段，尽管这里存在着质的不同：规范的证实原则不再是那种可独白式运用的一般化能力原则，而是一种共同遵循的、采用推论方式兑现规范的有效性要求的程序。

我们从相互作用资质诸阶段导出道德意识诸阶段的努力，获得了一个事先没有料到的结果，那就是证明了柯尔伯格的阶段图式乃是不完全的。

4

在自我同一性中，表达了某种相互矛盾的关系：作为一个一般的人，自我与所有其他的人都一样；但作为一个个体，他却绝对不同于其他所有个体。自我同一性在某种能力中证明了自身，这种能力使成年人在冲突环境中构建了新的同一性，并使新的同一性与过去的、被取代的同一性相和谐，从而把他自己和他的相互作用——在一般性原则和程序模式的指导下——纳入统一的生活历史。到此为止，我只是展开了自我同一性概念中认知性的一面，而非动力性的一面。我已经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通过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儿童的自我如何在各个阶段上获得交往行为的一般结构；如何通过这些结构，获得相互作用资质、稳定性和行为自律。然而，这个角度摒除了过程形成的心理动力学，忽略了自我发展混杂于其中的本能性过程。在超自我形成的动力学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力比多能量以某种对自身自我陶醉的依恋形式，在自我理念的发展中所充当的工具性角色；还可以看到侵犯性能量在良心权威的建立中所假设的、正好与自身相对立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两个主要的成熟转折点——恋母情结阶段和青春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性角色开始被习得，文化传统的动机形成力量也受到了检验)—表明，只有在自我的需要被允许纳入符号化普遍性、并得到适当转译的情况下，自我才能进入并穿透相互作用结构以外的领域，在这方面，自我发展作为某种非常危险的过程呈示着自身。没有必要去诉诸病理学的发展以证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举出存在于规范范围内的一个不甚惹人注目的标示物，那就是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间经常出现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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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互作用的资质水平和道德意识诸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图表4)，意味着拥有某个特定阶段相互作用资质的人，如果他的动机结构并没有妨碍他在行为冲突的交感性调整中对日常行为结构的维护(甚至是在压力下的维护)，那么他将会发展同样阶段的道德意识。然而，在许多场合，那种足以应付正常情形的角色行为的一般限定，却不能在公开冲突的重压下保持稳固。结果，不能保持稳定的部分就将在他的道德行为、甚至是同时在道德行为与道德判断两方面引起倒退，降至他的相互作用资质的临界点以下，从而发生了正常的角色行为阶段与他通过道德冲突由以进行工作的阶段之间的转换。由于这种转换把行为主体置于有意识调整冲突的强制性规则之下，道德意识就成为一般相互作用资质稳定程度的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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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识的冲突解决方式与道德之间的联结，在某些极端场合变得越益清晰。这些场合不承认明确的道德解决办法，又使对规则的违犯(过失行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处于这样的情境中、却又以道德为根基的行为被称为“悲剧性的”，悲剧概念包括对惩罚或内疚的意向性假设，即包括在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时，对那种意识的道德公设的满足。这种情况给一般性道德行为的意义投入了一束阳光，我们把那些保持着相互作用资质的人称作道德完美的人，这些人甚至在处于压力下的(大规模自由冲突的)典型情境中，或在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冲突中，仍然能执着于相互作用资质，用以代替对冲突的无意识的抵御。

正如自我心理学所表明的，自我为下列情形设计了某些机制：在这些情形中，自我似乎在有意识地回避冲突，这些避免冲突的精巧的策略，能对那种类似于溃退的危险作出反应，由于自我仿佛把自身藏于策略之后，危险被摒除于意识之外。外在现实与本能冲动并非危险的唯一源泉，超我的制裁也呈示着某种威胁，如果我们在道德冲突中的行为不同于我们根据清晰的判断后作出的自信的行为，这将引起我们的忧虑。在抵御这些忧虑(它指征着早期忧虑的重现)时，我们同时将自己的判断能力与行为意志之间的差异隐藏了起来。然而，自从A·弗洛伊德(Freud)率先在系统化方面作出短暂的努力以来，防卫机制理论并没有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②饶有趣味的是，近来完成的若干项研究认为，某种对由道德命令侵越而导致的发展-逻辑的调整(如对惩罚的恐惧，羞耻，或良心的疑虑)，有可能对防卫机制进行理想的分类。特定同一性的形成促进了这类调整的产生。因为它使道德洞见——这些洞见比那些可以在其限度内被激发起来的行为动机更高深——的获致变成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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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自我同一性的双重性质，不但反映出自我发展中认知-动力的二元性，而且反映出伸延到同一性形成内部的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依赖性。一个非强迫性的自我同一性模型比那种从道德角度排外式发展起来的自律模型更丰富，更雄心勃勃，这一点可以在我们给出的道德意识发展阶段的最后层次那里看到。从第6阶段到第7阶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从责任的形式伦理学到言语的普遍伦理学)过渡的意义可以在下列事实中发现：需要转译不再被假定为给定的，而是被划入意志的推论形成物，内在自然也因此而步入某种乌托邦视野，即在这个阶段上，内在自然可能不再屈身于由文化传统通过某种准自然方式所固定的转译框架之内来接受检验，不再根据某种独白式运用的一般化原则来测定，然后再被分裂为合法与不合法，责任与偏好。在下列程度内，内在自然表现为交往性流质的和半透明的：需要可以通过表述的美学形式保持自身的清晰性(sprachfähig)，或者从表达的原始符号化的前语言性中被免除。但是这意味着内在自然对于自我独立自存的需要来讲，在任何被给定时代预先形成的文化中，都不是主体性的，它通过某种依赖性自我，获得了达到文化传统转译可能性的自由通道。在参入了美学经验的价值-形成和规范-形成这些交往的媒介之后，传统文化内容不再是一块简单的模板，也不再由这块模板将需要塑造成型。恰恰相反，在这些交往媒介中，需要可以寻求并发现适当的转译。当然，这种交往之流要求感受性、依赖性，要求对障碍的排除，一句话，要求某种作为依赖领域而被标明的认知类型。自我在通向自律的征途中，将首先克服这种认知类型，并用感知和思维的独立领域类型取而代之。那种阻遏了自我进入其内在自然的交往之途的自律，仍然表征着不自由。自我同一性则意味着另外一种自由，它在调和———如果不是使其同一—价值和幸福的意向中限制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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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德发展与自我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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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

本文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重建》一书的导言，文中评述该书或与该书有关的部分已省略。

1

近年来，我努力去发展我将其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理论方案。复原这个词意味着回到那已被讹用的初始含义，但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并非教义式的，也不是历史-哲学式的；复兴意味着一段时间内已被埋葬的某种传统的再生，而马克思主义并不需要这种再生；在现在这个场合，重建意味着把一个理论分解开，然后在某种新形式中，再将其整合在一起，以便更充分地实现它为自已确立的目标，这对于处理那些在许多方面需要修正、但其潜在的鼓舞力尚未枯竭的理论来说，乃是一种标准的方式(在我看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是标准的)。

(在同一时期内)，并非出于偶然，我一直在从事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虽然交往理论意欲解决的问题是哲学性的，并关涉社会科学的基础，但我仍然认为它与那些和社会进化理论相联系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个断言似乎显得有些离题，因此，我打算从对下列情境的回顾开始谈起：

1.在可以上溯到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中只要存在着抑制哲学问题以利于对科学的科学式理解的倾向，理论沦为坏哲学的危险就总是特别地大。甚至对马克思本人来讲历史哲学的遗产有时也非反省式地发挥着作用。①这种历史客观主义首先是在第二国际的进化理论中产生了影响。②如：考茨基和“达美特”(diamat)的理论。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今天再次拾起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基本假定，就必须格外地小心谨慎。这种努力不能由借自物理学模型演变而来的方法论中的一系列禁令所组成，这些禁令阻遏着通向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道路(由于弗洛伊德、米德、皮亚杰、还有乔姆斯基等人的倡导，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已取得某些进展)。③但是，谨慎小心在两种选择上是必要的，那就是决定着交往行为对象领域的基本概念的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相信自身由以确立的知识类型的选择。

2.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方面，从最初起就缺乏某种明晰性。这个理论并没有打算使古典自然规律的本体论要求获得再生，也没有想为理论科学的描述性要求作辩护。它在可以避免暗含的评估理论的自然主义谬见的限度内，被认为是“批判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相信自己运用巧妙的手法，即通过对黑格尔逻辑的唯物主义改造，已经解决了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④当然，他并没有使自己特别专注于这项任务。鉴于他的实践性研究目的，他可以满足于运用这种研究语言去内在地批判在自然律和政治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规范性内容。这种规范性内容已经被并入到当代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组织结构之中，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已经变成玩世不恭的东西。正像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学实证主义、新古典派经济学以及最近的政治理论—所表明的，资产阶级理论在约束性规范内容方面，已经彻底地空空如也了。然而，如果(正如衰退时期变得更明显的)资产阶级理念确已形将就木。这里就没有那种内在的批判怀着一致的期望可能由以诉诸的规范与价值了。另一方面，伦理社会主义悦耳动听的音调也已经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销声匿迹。⑤今天，只有在我们能够重建交往的一般前提条件和重建用于证明规范与价值的程序的情况下，一个没有被限制于元伦理学陈述的哲学伦理学才是可能的。⑥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规范结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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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论辩中，我们乃是把由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支撑着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的某一项加以主题化。在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中，有效性要求“总是并已经”暗含地被提出(即符号化表达的可领会性、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意向表达的真诚性、言语行为相对于现存规范价值而言的正确性)、并在可能交往的一般结构中得以建立。通过有效性要求，交往理论能够确定某种温和、顽固，虽然很少诉诸根据但从未沉默过的要求。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着交感性行为，这个要求都必须在事实上被认可。⑦如果这是唯心主义，那么唯心主义就将在一种最自然的方式中，属于种的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这个种必须通过劳动和相互作用保持它的生活，即借助于真实性的陈述和需要加以证明的规范。⑧

1. 不仅交往行为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间有着某些关联，在检验进化理论的个体性假定时，我们也遇到了那类使对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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