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与社会进化

3.如果社会角色意欲控制参与者的行为动机，那么，它不得不与制裁机制相连接。由于(在初级人类社会中)制裁的可能性不再(像原始人社会那样)被具体涉及者的偶然性体魄所揽括，也不像在文明社会中那样被政治统治的力量手段所揽括，它就只能存在于关于已有规范的矛盾式精神专注的译解中。正像在禁忌发挥功能的方式中所看到的那样，译解模型把社会角色—这些社会角色重新体验着矛盾的心理感觉，该感觉必须由驱力系统的分化所—囿限于规范有效性的意识之内，即囿限到响应已有规范的情愿之内。⑥

鉴于若干理由，上述三项条件在语言充分发展起来以前，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可以假设，那种导向特定的人类再生产形式以及因此导向社会进化的初始状态的发展，首先发生在劳动结构与语言中，劳动和语言比人及其社会更古老。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人类学概念来说，这一点可能意味着：

1.社会劳动的概念乃是基本的，因为社会式组织的劳动和分配所取得的进化成就显然先于发展了的语言交往的出现，而且先于社会角色系统的发展。

2.只有当我们把社会劳动的概念和家庭式组织原则的概念相结合，具有特定意义的人类生产方式才能得到适当的描述。

3.角色行为结构标志着与社会劳动结构相联系的某种新的发展阶段。交往行为的规则，也就是主观际有效的、仪式化被保证的行为规范，不能被简化为工具性的、或战略性的行为规则。

4.生产和社会化，社会劳动与养育后代，二者对于种的再生产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样，同时控制着二者的家庭式社会结构——即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的一体化——就是最基本的了。

第四章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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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是把社会劳动的概念与种的历史的概念连在一起的，这一连结试图标示出下列唯物主义的信息：在一个单一物种的场合，自然进化是通过其它手段，即通过社会化个体自身的生产活动得以继续的。在通过社会劳动维持人生命的过程中，人同时生产出物质的生活关系。他们生产着他们的社会及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是与他们的社会一道发生着变化。重建种的历史的关键是由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提供的。马克思把历史设想为一个生产方式的分离的系列，这一分离系列在自己发展的、逻辑的顺序中揭示出社会进化的方向。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几个最重要的定义。

一个生产方式是由某种生产力发展的特定状态与社会交往、亦即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所表征的。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1)介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量，即生产者；(2)技术意义上有用的知识，它们可以变为使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劳动工具，也就是变为生产技术：(3)组织性知识，它们可以有效地推动、改善劳动力量，有效地协调与劳动分工相一致的劳动者的合作(劳动力量的可推动性、合格性和组织性)。生产力决定着对自然过程的可能控制的程度。生产关系则指这样一些制度和社会机制，它们决定着(在某种给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劳动力量与可利用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生产资料结合规则的调整、社会式雇用的劳动力量的控制方式，也都间接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财富的分配。生产关系表达社会力量的分配组合，借助于社会认可的、需要满足之机会的分配模式，生产关系预先判断出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历史唯物主义起缘于这样一个假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独立地发生变化，而是形成若干种结构，它们(1)彼此进行着呼应；(2)产生有限数量的结构性相似的发展阶段；(3)出现一系列根据某种发展逻辑加以顺序化的生产方式(手工劳动生产出封建的社会，蒸汽机则带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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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统的解释中，有五种(或六种)生产方式被区别开来：(1)文明时代以前的氐族部落原始公社制；（2)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生产方式：(3)封建生产方式；(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5)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关于古代东方的和古代美洲的生产制度如何被纳进这个历史发展的讨论，导致了(6)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插入。这六种生产方式被认为是标志着社会进化的普遍阶段。从某种进化立场看，每一个特殊的经济结构都可以运用若干种生产方式来分析，这些生产方式已经进入某个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层次性结合〔关于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德古莱尔(Godelier)对西班牙殖民化时期印加文化的分析。@

关于种的历史概念的教条主义变体，和18世纪历史哲学的构思一样，含有若干弱点。那种显示着五个或六个生产方式序列的世界历史的进程，记下了某种宏观主体的单线式的、必然的、未中断的和前进式的发展。我倾向于反对这种种的历史模型，这是一种脆弱的解释，它禁不起对历史哲学之客观主义的相似的批判。②

1.历史唯物主义并不需要假设某种经历着进化的种的主体，进化的承担者应该是社会和纳入社会中的行为主体。社会进化可以在这样一些结构中被辨认出，这些结构被那些与某种可合理重建的模型相致的、更可领会的结构所取代。在那些结构形成的过程中，②社会和个体与他们的自我同一性和集团同一性一起经历着变化。既然社会进化应该指向统一化了的个体自觉影响他们自身进化进程的方向，这里自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主体，至多是自我建立的、高水平的、主观际性的共同性（关于发展概念的性质是另外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人们可以把新结构的产生当作某种运动来设想？一只有经验物质才处于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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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我们要从发展的动力学中析分出逻辑——也就是从经验物质在其中得到发展的过程中析分出可合理重建的、具有越益复杂之可领会性的结构层次模型来，那么，我们既不需要迄求历史的单线性，也不需要迄求历史的必然性；既不需要连续性，也不需要不可逆性。我们当然要认真考虑人类学性质的、深深扎根的一般性结构，该结构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并规定着社会进化的初始状态。一般性结构在下述意义内是可推测地产生的：类人猿的认知和动机潜能在语言交往的条件下被改造并得到认可。这点可能相应于今天4岁到7岁的儿童通常具有的意识结构，只要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是彼此综合为一体的。

一般性结构描绘出更可领会的结构形态在其中成型的逻辑空间。新的结构形态是否完全产生出来，以及—如果是的话—何时才能产生，则依赖于偶然性的边界条件和可以经验式予以考察的学习过程。关于为什么某个特定社会能获得某种特定发展水平的发生学解释，是独立于关于某个系统(该系统在每个给定阶段都与其所获致的结构逻辑相一致)如何运作的结构性解释的。导致同样的发展水平，可以有许多条途径，单线式发展的可能性越少，进化的单位就越多。进一步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担保发展的不中断性，发展的不中断性依赖于一个社会是否被非生产性地阻遏在发展的入口，或是通过发展新的结构解决了自身的系统问题等等情境的偶然组合。进化中的倒退亦是可能的，而且在许多场合已被经验所证实。当然，一旦某种发展水平被建立起来，社会将不会在没有强迫性倒退现象的伴随下，落到该发展水平的后面，法西斯德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并不是进化过程是不可逆的，而是一个社会必须经历的结构系列是不可逆的，如果——而且在下列程度内—结构系列已被卷入进化过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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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最具尖锐的争议之点是目的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目的论是内在于历史之中的。当我们谈到进化时，我们确实在事实上意指着展示出某种方向的累积过程。新进化主义把增长中的复杂性看作一种可接受的方向尺度，一个系统可以呈现的状态越多，它将与之竞争并依靠竞争使自身得以维持的环境就越复杂。马克思也十分看重“劳动的社会分工”这一范畴的巨大意义，在他那里，这个范畴意味着系统分化的过程和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各个功能特化了的系统的综合过程，即意味着一个社会内在复杂性的增长以及因此而来的适应能力提高的过程。然而，作为某种社会进化的方向性尺度，复杂性却有着若干不适之处：

(1)复杂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一个社会是复杂的，可以是就其大小、相互依存性和可变异性而论，也可以是就其一般化的成就、一体化和再规范化的成就而论。作为结果，复杂性比较容易变得模糊不清，也可能变成总括分类的问题，这从复杂性角度是无法测定的。

(2)进一步看，在复杂性与自我保存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联系。存在这样的情形：复杂性的增长结果是进化方面的死亡结局。而如无这种联系，复杂性的增长就不适于作为方向性表征。

(3)复杂性与自我保存之间的连结之所以成为问题，还因为社会——不像有机体—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和在客观意义上可决定的自我保存问题。社会再生产不是根据再生产的比率，也不是根据其成员肉体延续的可能性来衡量的，而是根据某种规范性指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的促成、一种文化转译了的“好的”或“过得去的”生活的促成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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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判断社会发展并不是根据复杂性的增长，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性。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技术上现有知识的运用；社会的基本制度则体现着道德-实践的知识。这两方面进步的测量有赖于两个我们在衡量经验知识和道德-实践洞见的进步时也要用到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即陈述的真实性和规范的正确性。如此，我坚持这样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性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尺，这种精选出的方法及其内容能被系统地加以证明。后面我还要回到这个论点上来。

3

在阐释了社会劳动和种的历史的概念之后，我想简短考察一下历史唯物主义的两项基本假设：上层建筑原理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

1.人们熟知的、关于上层建筑原理的经典表述是这样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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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形成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一致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决定着所有其它的社会系统—长期以来，这种上层建筑原理的经济主义变体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按照这种解释，每个社会都可根据它的复杂程度被区分为若干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可以依次分层地加以排列：经济层面、管理-政治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这样，这一上层建筑原理宣称在任何较高层面子系统上发生的过程都是被—在因果依赖关系意义上低于它的子系统层面上发生的过程所决定的。这种观点的一种较弱的变体则声称，较低层面的子系统对于比它高的系统的发展施加着结构性限制。结果，正像恩格斯谈到的，经济系统“归根结底”决定着其它子系统的可能发展范围。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我们发现了支持第种译解的表述：在拉伯里奥拉(Labriola)和M·阿德勒(Adler)那里，则可发现支持第二种译解的信息；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柯尔施以及阿道尔诺等人中间，社会总体性的概念完全排除了上述水平层次模型，在社会总体性概念中，上层建筑原理假定着所有社会表象对经济结构的同心式依赖关系，经济结构被辩证地设想为存在于诸多可观察现象中的本质。

然而，马克思由此提出上层建筑原理的关联域却清楚地表明，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首先仅仅意指这样一个批判性阶段：社会开始进入某种新的发展水平。被意指的并不是对于社会的本体论译解，而是假设在社会进化中，经济结构起着领头作用。非常有趣的是卡尔·考茨基的下面这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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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P82。——中译者

只是在最后，全部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机构才被看作某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决不适用于它们在历史中的个体表象。不论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还是其它类型的历史性个体表象，在某些方面将作为基础而活动，在另一些方面又将作为上层建筑而活动。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断只是对于历史中的新表象来说才是无条件有效的。

马克思引进基础这个概念为的是界定这样一个问题领域，对该领域来说，某种关于进化性创新的解释必须列入参考之列。这种解释认为，只有进化性创新才能解决那些在社会基础领域中发生的难题。

关于基础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能导致下列认识：基础领域总是和经济系统相一致。其实，这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讲才是真实的。我们已经通过生产关系调整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进而间接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把生产关系确定了下来。在原始社会中，这种功能是由亲族系统来执行的；在文明社会中，则由统治系统来执行；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市场与它的操纵功能一道被假设为具有使阶级关系稳定化的功能的时候，生产关系才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出现并采取了某种经济形式。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其至展望了这样一种情景，在其中，进化优势将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教育和科学系统。设若趋势确实如此，则生产关系就将担负不同的组织作用了。

生产关系围之环绕并使之具体化的组织内核，规定着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一体化。关于社会一体化，我和杜克海姆(Durkhei-m)都把它理解为通过价值和规范来保障某种社会生活世界的统一。如果系统问题不能在社会一体化的统治形式框架内得到解决，如果社会一体化的统治形式框架自身必须被革除，以便为新的问题解决方式创造条件，那么社会的同一性就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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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对危机机制的看法有如下述：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经常在某种技术意义上被理解。结果，该原理就变成：生产技术不仅使一定的组织和推动劳动力量的形式成为必要，而且，通过劳动的社会组织，使适应于它的生产关系成为必要。生产过程被设想得如此统一，以至于生产关系恰恰是建立在这个生产力运用的过程中。在青年马克思那里，这样一类理想主义的概念手段(“劳动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颇有助于支持上述观念。而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斯大林以及其他一些人那里，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引出”被由工具主义的行为模型“引出”所取代。

然而，我们必须从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水平中分离出交往行为的水平来(在社会的共同活动中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上述原理则可理解为：(1)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学习机制，它规定着技术和组织性有用知识的自发增长及其向生产力的转换；(2)只有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之间有着某种结构性适应时，一个生产方式才处于均衡状态；（3)内在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系列之间出现结构差异；(4)两个发展系列的结构性差异将打破给定生产方式中的均衡状态，并必然引向现存生产关系的废除(例如，古德莱尔就是在这种结构主义意义上解释该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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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见《马克恩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P83。——中译者

在这种阐述中，同样没有清楚地表明什么样的机制将有助于解释进化性创新。被假定的学习机制解释了认知潜能的增长；可能也解释了向技术战略(它们使生产率得到提高)的转换；也能解释系统问题的出现，这种系统问题一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差异变得足够大时一将威胁该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但它没有解释已产生的问题如何能被解决。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引入(例如，国家对亲族系统的取代)要求某种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而不是那种可以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规则中加以施行的技术性可用知识。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不要求我们对外在自然控制的扩展，而要求这样一种知识，它可以体现于相互作用的结构之中，即体现了与我们自己的内在自然相联系的社会自律的扩展。

这一点可以在工业发达社会的例子中显示出来：生产力的进步已经导致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过程和工业当中劳动组织的分化。但是，已经进入上述“生产社会化”的认识潜能对于道德实践意识—该意识能够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反映了革命变革的迫切要求—来说，却不具有结构的相似性。这样，工业进步就没有一—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用劳动者的革命结合取代他们的孤立性”，而只是用某种新的劳动组织取代了旧的劳动组织。

这样一来，生产力的发展就可以被理解为某种问题产生的机制—它触发了、但没有导致生产关系的废除和生产方式的进化性更新。但就是在这种阐释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也几乎不能被捍卫。确实，我们知道的若干例证证明，超过以亲族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的适应能力、并破坏了原始公社原有秩序的系统问题，是作为生产力增长的结果而产生的—这一点在波利尼西亚和南非的例子中非常明显。但是，导致第一个文明的出现或导致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伟大的、内在的进化性进步，尽管是跟随着生产力有意义的发展，却不是以生产力有意义的发展为条件。在这些场合中，生产力的发展并没能导致某种进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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