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300220871" library_document_id: "37a23e11-747f-4d24-8693-55c1c75372d7" source_sha256: "2189cf509aeec89011ddac731f1b33e3adb302e81b7476f035275827d5dc1d52"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246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5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37a23e11-747f-4d24-8693-55c1c75372d7?start=15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37a23e11-747f-4d24-8693-55c1c75372d7.md?start=15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37a23e11-747f-4d24-8693-55c1c75372d7.md?start=14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37a23e11-747f-4d24-8693-55c1c75372d7.md?start=160&limit=10" --- #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0 | PRINTED_PAGE=138 （1）生命周期作为一个单独的时间段而出现，它与代际生命循环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实际上，一旦个体的生活与代际间的交流被打破，“生命循环”的观念便失去其基本意义了。一如希尔斯所强调的，传统与代际的延续之间有一种固有联系。在前现代社会中，代际差异本质上是时间估算的一种模式。一代人就是一个独特的亲属群体或等级，它把个体的生活置于一系列具体变迁中。然而，在现代社会，“世代”的概念日益成为一个只有在标准化的时间背景下才会显露出意义的概念。换言之，当我们说“1950年代那一代人”和“1960年代那一代人”的时候，这个“代”才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时间的连续并不包括作为先前时代特点的那种集体的变迁过程。在传统社会，生命循环带有强烈的复活意味，因为在本质上，每一代人都会再次发现和再次经历其前几代人的生活方式。而在极盛现代性的情境下，复活便失去了其绝大多数的意义，这是因为现代性条件下，人类活动仅仅在具有反思合理性的时候才会重复。[2] （2）生命历程与场所的外在性相分离，而场所本身又因脱域机制的扩展而遭受严重影响。在大多数传统文化中，尽管人口迁移相对而言较为常见，且长距离的旅行虽然不多但总有人去尝试，但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依旧还是本土化的。改变这种情形的最主要因素并不在日益增长的人口流动性上，相反，场所完全为脱域机制所渗透，而这个机制把本土活动整合进极为广泛的时空关系中。因此，场所变得变幻莫测起来。[3]虽然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仍是本土情感依恋的根源，但场所已不再是经验的参数，它也不再提供传统上本土社会通常会体现出来的那种熟悉的安全感。传递性经验的日益强化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社会事件及人和场所的）熟悉性已不再单纯地或主要地取决于本土环境。 因此，场所在过去曾被视为个体生命周期的外部指涉物，而现如今它已不再具有先前那种重要意义。以空间来定位的活动越来越与自我的反身性投射绑定在一起。一个人在过了青少年阶段以后，其居住在何处遂变成主要依据个人生活规划来作出的选择。当然，伴随着这些过程，也可能出现辩证形式的逆向反应。人们主动地通过各种努力使生命周期再次嵌入本土环境中。有些（如培养社区荣誉感）或许因太过于模糊而无法实现，因为这不仅仅是重拾过去的那种微弱感觉。只有当调整日常实践以使其适合具体场所时，再嵌入才能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实现，但在极盛现代性的情境下，这是很难实现的。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13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1 | PRINTED_PAGE=139 （3）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脱离与其他个体和群体存在固有联系的那种外在性。在大多数前现代情境中，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直接就是个体生活体验的首要外部落脚点。亲属关系有助于人们采纳(有时甚至会完全限定）影响个体整个生命周期的事件过程的关键性决策。例如，在何时与何人结婚、在何处定居、准备生育几个子女、如何照顾子女、如何颐养天年等决策都是显而易见的实例。通常来讲，场所外部性和亲属关系是紧密相连的。财产（尤其包括传家宝和家庭住宅）的承继也体现了这种与外部性的分离。在现代社会场景中，后世家庭成员很少和长辈同住一个屋檐下。而在农村地区，或在少数留存至今的贵族群体中，家庭成员在同一幢房子里世代居住的情况仍是很常见的。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现象实际上已经变得相当陌生，而且，对许多生活在前现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祖先”观念，早已变得含混不清且难以恢复。 由于缺乏由他者所提供的外部指涉物，生命周期再次以一条与个体的规划相关联的轨迹之形式出现。当然，他者总会出现在这一生活规划中，其范围包括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和熟人等。与这类他者所建立的新的私密关系范围遂成为个体所形成的信任框架的关键性要素。但是，这种私密关系范围须得经由对生命周期的反身性安排方能实现，而在此过程中生命周期须被看成是分离的且具有内部指涉性的现象。 (4)生命历程依据“开放的经验阀”(open experience threshold)而非仪式化的过程被建构。仪式本身便是一种外部指涉物，并且，有关生命重大转折点的那些仪式性活动（如出生、成年、结婚及死亡）已开始衰微，社会观察者们对此业已采取行动。有人指出，现代社会场景中仪式的相对缺乏，使得个人在应对上述生命转折点时缺少一种重要的心理支持。不论实际情形是否如此，本文所要关注的是个体决策的后果，因为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在他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有关仪式的著名争论中曾指出，仪式通常会制造焦虑而非缓解之。上述转折点的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变为身份认同之危机时刻，而个体通常会以反身性方式来认识这些危机。[4实际上，生命周期是在面对和解决这些危机的预期需求的意义上被建构的，即便不是如此，至少也是在个体充分形成了反身性意识的阶段被建构的。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148 13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2 | PRINTED_PAGE=140 我们认为生命周期具有内部参照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方法论个体主义为前提来论述这个命题。“自足个体”(self-sufficientindividual）的观念实质上是作为对发展中的现代性制度体系的回应而出现的。但本书所作的各种分析并未隐含此种方法论观点，上文所言及的个体与广阔的社会事件大背景相分离这一现象也并非因袭此方法论而来。从某种程度上讲，相反的情形是：自我建立了一条轨迹，只有经由人类对更广泛的社会环境的反身性使用，该轨迹才会具有内在连贯性。对控制的冲动（以备进行反思）以先前从未有过先例的方式把自我推到外部世界中去。脱域机制侵入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部位，但是这些机制对自我的“掏空”（emptyout）并不比单纯地移走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来得严重。相反，这些机制使得自我（原则上）能取得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场景的更多掌控，而这种掌控又以反身性的方式被纳入自我身份认同的形塑过程中。 制度的影响 现代性对掌控的倾向与社会再生产和自我身份认同相关，并在道德经验层面上产生了特定的后果，我把这些后果统称为“经验之封存”(sequestrationof experience)。这一现象与社会生活和自我的内部指涉性特征有着直接的联系。伴随着现代性逐渐成熟的步伐，抽象体系在协调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场景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外部对这种以反身性方式构建起来的体系的“干扰”已被降至最低点。 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几组影响来追溯这些发展的起源，这些影响是在现代时期的起飞阶段所形成的，并且随着现代制度的激进化和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一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重要的，便是监控进程加速所带来的行政权力之扩展。[5]监控能力的扩展是以社会手段对社会活动进行控制的主要媒介。监控尤其会导致权力之不对称，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巩固了特定群体或阶级对其他群体或阶级的统治。但如果我们太过于集中在这一点上也是不正确的。更具根本意义的是，更为普遍化的行政控制力度越来越大，这个现象并非完全出自某一人的行为，因为这恰恰影响了每一个人的活动。即便是在前现代的制度体系内，监控也总是与制度反身性相结合而出现的。它是制度反身性的条件，而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是制度反身性的产物，因此它以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体现，代表了对所有的社会再生产特质的重新描绘。然而，在监控机制发达的制度中，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也日益成为一种自我动员机制。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14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3 | PRINTED_PAGE=141 尤其是在制度再生产所包括的信息或知识的编码形式上，监控机制把社会制度从其外部参照物中切割开来，同时又准许该机制在越来越宽泛的时空领域延展开来。监控和反思叠加在一起便意味着“抹平毛边”(smoothing of the rough edges)，以致未整合进制度的行为（即从知识角度未能被整合进制度再生产机制中去的行为）变得怪异且凌乱。当外部性被降到最低点（零点）时，制度方能成为一个具有内部指涉性的制度。这一看法并非意味着具有内部指涉性的制度是相安无事、毫无冲突的，相反，它们有可能充满内在矛盾并有可能被长时段的冲突所撕裂。然而，这些冲突是在制度原则而非外部标准或需求的意义上形成的，原因正是它们潜在的多变性。 实际上，反身性的制度再生产与习惯或传统外部性的惯性之间的张力会带来很多冲突。但是，传统的情景却是复杂的，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象征或实践的吸引力可经由反身性方式体现，并且这种吸引力就是具有内部指涉性的社会关系的构成部分而非其对立面。在彻底的后传统情境中谈论“传统是否可被再创造”这一问题，必须从上述条件中来进行。这一观察不仅适用于社会关系中包含的人际关系，而且适用于人造的物质世界。因此，在当今建筑界有关后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复苏的争论中，关键问题便在于：人们对“现代主义”的抵制是否会使传统的外部模式得以延续，或这些抵制会否彻底卷入具有内部指涉性的制度中去。当后一种情形发生时，任何试图复苏传统风格的努力都可能很快退化成矫揉造作之物。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150 14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4 | PRINTED_PAGE=142 影响内部指涉性的第二组重要的制度转型便是私人与公共领域的重新排序。这一现象可部分地从公民社会领域的出现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当然，前现代制度体系中是不存在公民社会的。公民社会直接与现代国家的出现密切相关，并因此在指涉性意义上与后者绑定在一起。在传统国家中，大多数的日常生活（至少在农村地区）处于国家行政权力所覆盖的范围之外。就传统和生活方式而言，本土社群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并且绝大多数个人活动也不是行政机关的治理对象。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以外的领域并非公民社会，相反，它代表的只是政治中心反身性秩序之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 在现代社会形态中，国家与公民社会得以共同发展，并且这一发展是一个相关联的转型过程。矛盾的是，这一过程得以发生的条件却是国家对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公民社会是作为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之“另一面”而被建构起来的。坦率地讲，在现代性所建立的反身性制度体系内，国家和社会都具有内部指涉性。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区隔同样适用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隔。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对立可从两层意义上来分析，两者虽不完全源于与现代性发展相关联的社会变迁，但也受到这些变迁的强烈影响。国家与公民社会之分野体现了第一层意义上的对立。公共领域便是国家的领域，而私人领域则是指抵制国家监控活动的侵蚀的那个领域。由于国家是法律的维护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法律界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未被纳入国家权限范围内的均可视为私人领域，因为国家有时也以积极的态势参与界定私人所独有的权利。 公私之间第二层意义上的对立涉及个体在何种事物上对他者保持隐瞒以及在何种事物上对他者保持开放这一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应把私密性（以及对私密关系的需求）的发展解读为传统情景下公共领域的瓦解。森尼特在其早期的著作中曾提出过这种观点。[6]他指出，“公共”和“私人”这两个词都是现代的产物。“公共”源于一种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共有财产和产品的感受，而“私人”则最早用于指涉统治阶层的特权。直到18世纪，这两个词语才具有了当今的那些意涵。“公共”逐渐被认为等同于全体选民（即“公众”之意)，以及将生活领域向大众公开或共同的善等意涵。“私人”领域则成为与公共领域完全不同的生活领域。[7森尼特认为，公共秩序兴起于现代性早期，集中表现在城市的大都市生活上，后来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而逐渐衰落了。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14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5 | PRINTED_PAGE=143 但这一观点并非完全让人信服。森尼特所认为的公共生活在传统城市场景中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那些特点几乎是一样的。前现代时期的城市已然形成了大都市的文化繁荣氛围。在这些城市中，人们已然会经常性地遇见陌生人。然而，绝大多数的上述遇见还保留有一种社团式的特点，即主要还是朋友、亲属或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此处的私人领域尚未成为一个完全隐秘或独立的领域，一如伊莱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中所指出的。[8]当且仅当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形成之时，即“陌生人”的概念失去其意义的时候，公共领域才与私人领域彻底区分开来。从那时起，作为公众信任配套机制的公民冷漠，便逐渐与私人领域尤其是私密关系的领域彻底区分开。 童年期与成年期的进一步分离，使得隐私（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需求）获得一定的发展。在前现代时期，欧洲以及其他大多数传统文化中的儿童，从较早的时刻起便生活在与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的成年人进行互动的集体场景中。一种独立的“儿童”领域的出现，从外部活动领域标定了儿童独特的成长经历。童年变得封闭和家庭化，同时要受到正规学校教育的根本性影响。当把儿童从成年人的活动中分离出来之后，或者说至少以某种不同方式对儿童加以塑造以后，这便构成了一个私人经历得以被建构的封闭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校教育是一种公共活动，因为它是在家庭之外进行的。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学校仍是一个与成人工作及其他活动环境相区别的相对隔离的环境。包括性意识等主要方面在内的儿童发展素质的逐渐封闭化，便是这些隔离过程的结果。[9]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解释了治疗的出现与和治疗目的相关的儿童学习过程之间的紧密关联。童年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成为一种人格的“基础结构”。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此就认可现代性即等同于心理压抑这一观点，因为它与本书所持观点不同。相反，童年时期的“发明”所带来的新“学习领域”的出现，使得以儿童经历为基础而实行的治疗性重建变为可能。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152 153 14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6 | PRINTED_PAGE=144 上文分析了两层意义上的私人领域—作为国家渗透“另一面”的私人领域和作为不可被揭露之物的私人领域。在这两个意义上，私人领域是公共领域的产物，反之亦然；两者都是渐渐出现的、具有内部指涉性的制度体系的构成部分。这些变迁也构成了私密关系转换之框架的基础。 第三组制度影响在于，上文所描述的两个广泛过程的心理后果是与自我身份认同相关的羞耻感（而非负罪感）的增强。本质上讲，负罪感依赖于那些外在于现代性内部指涉制度体系的机制。负罪感含有道德上犯罪的意涵：一种源自挫败和无能的焦虑感，即无法在个人行动过程中满足道德规则的特定形式。此种焦虑形式在一些特定社会中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尤其是当社会中的人们要严格依据固有的道德戒律（包括那些为传统所确立或赞许的条款）来行动时更为如此。羞耻感比负罪感更直接且更广泛地与基本信任相关，这是因为负罪感涉及的是具体的行为和认知模式，而不是对自我完整性的威胁。与负罪感不同，羞耻感会直接对自我和周围社会环境的那种安全感造成伤害。自我身份认同越具备内部指涉性，羞耻就越会在成年人的人格中起到根本性作用。个体不再主要依靠外在道德戒律来生活，而是借助反身性的自我发展手段来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指出了弗洛伊德也曾提出过的观点，即现代文明并非建立在对欲求的放弃之上。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是从一个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他谈论的不仅仅是现代性问题。[10]文明是任何超越“原始”本身的社会文化组织形式。它是一种预示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的渐进社会秩序。这种复杂性的代价以及文明生活使之成为可能的“更高文化成就”的代价，便是渐次提升的压抑及由此而生的负罪感。文明预设了一种对身体的剥夺，因为只有这样，一些特定的冲动才会被克制住，否则这些冲动会导致对陌生人不当的情欲投入，或对他们产生无法接受的攻击性行为。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生活普遍来讲比“原始生活”更为安全。然而，这种安全也是经由对人类特有倾向的严格约束而换来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与早期的社会秩序相比，文明更是一种道德事业。被文明所压抑的攻击性行为和爱欲的冲动，都以一种苛刻的道德良心形式而被引导回自我中去。这样一种过度的超我便催生了无处不在的负罪感。文明和超我遂变得密切相关，正如“一座被攻克的城市中的守备部队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一样”。弗洛伊德得出结论说，负罪感是“文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对文明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便是经由这种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感的尽失”[11]。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14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7 | PRINTED_PAGE=145 如果我们把文明和现代性之间画上等号，同时关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我们便会理解文明与负罪感和良心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马克斯韦伯对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便会发现一种良心形成之机制。[12]毕竟，韦伯笔下的资本家摒弃了伴随财富积累而来的那种欲求，并为现代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推动力。那么，随后的阶段—现代性逐渐成熟的阶段的情形又如何呢？弗洛伊德的信徒们长久以来面临的一个困难便是将他们的观点与极盛现代性貌似更多的自由放任相协调。或许，文明被其自身的需求所压垮，使得个体有机会去恣意妄为；或许，道德约束会以各种方式被享乐主义所取代。这些解释都不那么令人信服。如果加强了的负罪感本来就与更加复杂的文明形态存在内在关联性，那么现代制度的逐渐强化和全球化的时期为何会导致负罪感舒缓呢？如果我们抛开日益增长的文明即意味着日益增长的负罪感这种定论，那么我们便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在个体经验这个层级，现代性的发展特点是逐渐远离负罪感。或许在韦伯所描述的那种意义上，道德良知在现代的早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外部的道德力量才能转换成社会行动的内部标准。清教徒教义是新经济体制从外部限制中脱域过程中的变动因素，因此，清教徒教义遂可能成为超越经济领域本身的“起飞阶段”的重要工具“起飞”进而进入社会和自然的越来越包容的内部指涉秩序中。 然而，与其急于去寻求一种新的自我身份认同，不如认为清教主义提供了一种稳定性，使得早期的创业者们在探索新路径的同时又不会与预设的习惯和风俗彻底割裂。这样，徘徊于现代性后续体系中的“清教主义幽灵”遂成为新的社会秩序外部性源泉，而不是如马尔库塞（Marcuse）及其他学者都论述过的那样，是其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对传统的坚持被打破得越多，且自我的反身性投射越是成为核心问题，那么心理上产生得越多的便会是羞耻感(而非负罪感)。毫无疑问，即便是在极盛现代性时期，负罪感机制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正是重大的道德牵涉所要求的。我在下文将要指出，这一现象的原因便是现代性内部指涉性所催生的制度压抑远未结束。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145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8 | PRINTED_PAGE=146 封存的领域 在内部指涉体系的情境中，现代性的控制性倾向在文化和哲学层面上有着许多为众人所知晓的意涵。以各种不同外形出现的实证主义思想在现代性的反身性中遂成为中心指导思想。实证主义试图从转型过程中抹去道德判断和美学标准，而这个过程恰是由实证主义自身所推动，并为其提供解释和分析框架。不过，我不准备把讨论过多地集中于话语特征，而是要直接关注它们的“制度关联物”(institutionalcorrelate)，后者是使有限耐心的外部影响成为可能的过程之积累。制度性封存的过程体现在各个领域。在每一个具体场景中，这种封存都把生活经验的基本方面（特别是道德危机）从经由现代性抽象体系所建立的日常生活规律中移走。因此，此处“经验之封存”这一术语指涉的正是相互联系的封闭过程，该过程把日常生活的惯例从下列诸现象中剥离：癫狂、犯罪、疾病和死亡、性意识以及自然现象。在某些具体场景中，这种封存具有直接的组织外形：精神病医院、监狱和医院。在其他场景中，这种封存则更多地依赖于现代性的内部指涉体系更为一般化的特征。大体上讲，我的观点是：在日常生活惯例层面上，现代性所要追求的那种本体安全依赖于以制度方式将社会生活与根本的存在性议题隔绝开来，而这些议题击中的恰恰是人类的核心道德困境。为了追随及延伸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大量的历史材料。简要地回顾一下封存的不同领域的起源，我们便可识别出在现代性的社会系统构成的过程中内部标准取代外部标准的那些进程的具体内容。 156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14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59 | PRINTED_PAGE=147 在我们讨论精神病医院时，罗思曼的研究比福柯的研究更值得关注。[13]尽管罗思曼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精神病医院的起源，但他的分析框架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福柯对精神病医院和监狱的分析使我们得以把监禁与确立资本主义理性支配地位的驱动力相联系。[14]因此，那些试图挑战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人们，便会被排除在社会秩序之外。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启发性和重要性，但它也有不足。我们不必深究太多细节便可认识到，问题与其说在于“理性”不如说在于反身性转型的发展。在现代之前，后来被指称为“癫狂”、“犯罪”、“贫穷”的那些现象被视为人类存在的外部特征，而且，癫狂、犯罪、贫穷尚未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甚至到18世纪晚期，体现出了这些特征的人们会发现自己被归为某一类人，但这些特征仍不被视为个人失败或集体失败的指标。 此处，人们对贫穷的态度很有启发性。18世纪早期，“贫穷的”（poor）这个词所包含的社会条件是多种多样的。针对穷人的讨论和立法的对象包括寡妇、孤儿、病人、老人、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对他们之间的差异未作清晰划分。人们对其进行辨识所依据的特征是由道德限定的需求，而非产生这需求的具体环境。马萨诸塞州的一项法律（后来成为全美各州立法之典范）认为，当“一个人想要获得他人的理解，而这种欲求发生得如此之频繁，以至于无法赡养自己”的时候，贫穷便会出现。[15]这一态度与欧洲先前时代的观点相比，已有了不少改变。这是因为，到这个时候，贫穷已逐渐被认为是需要共同关注的现象，而并不纯粹只是社会生活场景的外部特征。 然而，这些态度仍然与外部考虑绑定在一起，其密切程度可以从18世纪美国对犯罪（更确切地说是流浪）的处理手段窥斑见豹。大体上讲，流浪和贫穷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视为地方特有现象。它与一系列不确定的道德上的越轨行为相关联。 殖民者们把一个宽泛范围内的行为均视为越轨行为，认为一个细小的冒犯行为都会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延伸出来的定义最初的源头在宗教，即把违背宗教原则的原罪恶行视为犯罪。于是刑法典也对违反宗教信条之行为（如崇拜邪神、亵渎神灵、相信魔法等）施以重罚，神职人员也把对他人人身和财产的侵犯宣布为对上帝的冒犯。将此两类行为混合在一起，殖民者们便开列了一张极其冗长的行为单。把非正常行为统统视为违背宗教原则的原罪行为，使立法者和神父们很难去仔细辨别主要重大违法行为和轻微违规行为之间的区别。故此两类行为均被视为人类堕落和恶魔力量的证据—这些明确的信号使得冒犯者注定要成为公众的威胁并进而变成被诅咒的恶人。[16]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147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37a23e11-747f-4d24-8693-55c1c75372d7.md?start=16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