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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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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与自我

森尼特：自恋与性格失序

前文内容隐含了一层意义，即晚期现代性时期的自我发展会在实质性的道德剥离的条件下发生。人类如果将自己与把日常生活甚至长期生活规划和存在性问题相关联的重要经验分离，则其自我的反身性投射会在道德匮乏的背景下获得动力源。难怪在这样的情境下，新的纯粹关系会承受沉重负担，即要为个体生活发展提供道德上有益的环境。这种现象是否代表着自我身份认同在面对顽强的外部世界时所形成的防御性退缩？无疑，一些学者已经提出过此种观点，鉴于他们的影响力，我们尚需对这些观点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现代社会中的自我是脆弱的、易碎的、有裂痕的、碎片化的这种观点恐怕是当下有关自我和现代性的讨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这种分析中的某些部分在理论上与后结构主义相关联：认为社会世界已变成场景化和分散化的世界，而自我也发生了类似变化。[24]实际上，对于那些从后结构主义视角来开展其研究的学者们来说，自我早已不复存在了：唯一的主体是去中心化的主体，只能在语言和话语片段中找到其身份认同。一个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观点集中关注自恋问题。因此，森尼特在其有关公共生活消亡的讨论中，也论及了“自恋式性格失序”的出现。随着公共活动空间的萎缩，且当城市变成道路的组合而不再是开放的聚会场所时，自我便被号召来承担它所不可能成功完成的任务。[25]

森尼特认为，自恋不应与自我崇拜这一外行观念相混淆。作为一种性格上的失序，自恋是一种对自我的执着偏见，它使得个体无法在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有效边界。自恋把外部事件同自我的需求和欲望相连，对每一个事件都只问一句“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自恋假设存在一种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持续追求，但这是一种总会遭受沮丧感的追求，这主要是因为无休止地追问“我是谁”是自恋式着迷的表达，而非一种现实可行的追寻。自恋反对因维持私密关系而产生的那种承诺，而其所赞成的承诺则限定于个体尝试自我实现所需要的经验的机会。自恋把身体看作一种感官愉悦的工具，而不是把感受度与和他人交往相联系。在自恋的影响下，私密关系以及与社会世界更为广泛的联系有可能会具有一种固有的破坏性。尽管有（或由于有）对愉悦的长久追求，个人活动的范围似乎仍是暗淡且无吸引力的。同时，任何意义上的个体尊严或公民责任都会趋于消失。真实替代了尊严：一个好的行动就是对个体之欲求而言是真实的行动，并且也是能如实地展示给他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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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尼特看来，公共空间逐渐“消亡”这一事实，恰是自恋得以广泛流行的原因之一。人们在私人生活中找寻那些在公共领域被拒绝的东西。这种情形的制度源头在于传统权威的衰退以及一种世俗的、资本主义城市文化的形成。资本主义制造了消费者，后者区分了也培育了各类需求；世俗化则具有一种将道德意涵限定在感官与知觉的即时性上的功效。“人格”(personality）取代了自然“性格”（character）中早期的启蒙主义信念。人格因人而异，同时表明人们的行为是他们的内在自我的表征；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意义重大的是情感而不是对行动的理性控制。将人格的观念引入社会生活中有助于私密秩序的支配地位之确立。此后，无休止的、强迫性的对社会身份认同的执着会逐渐取代社会联结与社会参与。

如今，非人格化的经验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而社会的复杂性也似乎是难以驾驭的威胁。相比之下，那些表面上体现了自我以及有助于界定、发展和改变自我的经验，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在一个关系比较私密的社会，所有社会现象（不论其结构上多么非人格化)都被转换成人格化问题从而能获得一种意义。[26]

拉希：自恋的文化

克里斯托弗·拉希对与现代的自我相关联的自恋这一主题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27]拉希尤其把自恋这一现象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灾难性质(apocalypticnature)联系在一起。全球性风险已成为现代性制度的一个人所共知的方面，在日常行为的层面上，不再会有人去想如何避免潜在的全球性灾难等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把那些问题排除在自己生活之外，并将其活动主要集中于私人化的“生存策略”上，从而彻底忘却了更大的风险场景。人们放弃了对更广泛的社会环境的控制，退回到纯粹的个人专注中，即心理和身体上的自我完善。拉希将此情形与历史的消散相联系，后者指涉在追溯过去、展望未来的代际延续过程中历史延续感的丧失。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便渴求一种心理安全感，以及一种（令人不安且难以名状的）幸福感。

第5章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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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和森尼特在以下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自恋既是一种自我憎恨，也是一种自我崇拜。自恋是对婴儿式愤怒的一种防御机制，以弥补享有特权的自我之无所不能的幻想。自恋式人格对他人的需求仅有种含混的理解，以及与虚空感和虚假感相竞争的宏伟感。由于缺乏与他人的交流，自恋者所依赖的就是持续的输入崇拜和赞许以支持一种不确定的自我价值感。在拉希看来，自恋者：

习惯性地感到厌倦，无休止地追求瞬时私密感—没有情感投入和依恋的兴奋感—自恋者在性关系上是滥交的，这是因为攻击性活动中混杂着的发育前的和恋母的冲动助长了多形态的反常性格。自恋者内化于自身的坏形象也使其对健康有着习惯性的担忧，而抑郁症反过来又给予其一种对治疗与治疗组织和运动的特殊亲切感。[28]

治疗手段并没有缓解上述症状，相反，却延长了这些症状，这是因为个体在治疗中被鼓励成为反思和关怀的中心。

消费资本主义努力地使消费标准化并通过广告来塑造品味，这在进一步加固自恋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培养一种有教养的且能辨是非的公众观念，自消费主义遍及四方以来就已长时间存在了。具体而言，这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一个为外表体征所支配的社会”。消费所致力于处理的恰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异化特性，并声称自己便是这种特性的解决之道：消费通过“恰当的”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正是自恋者所需要的（即魅力、美貌和受欢迎度)。因此，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所有人在生活中似乎都被镜子所环绕，而在这些镜子中，我们所要找寻的正是一个无瑕疵的、在社会上有价值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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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认为，在私人关系层面上，存在一种对新型私密关系的追寻。然而，每个人都十分渴望获得私密关系的这种大环境恰使得私密关系成了不可获得之物。人们无法做到除了使自己获利以外对其他事情都没兴趣，故而这种情形使人们对私密关系的追寻成为一种枉费心机的努力。一方面，从与他人的私密关系中，个体现在对情感上满意和安全的需求远远大于以前；另一方面，个体也形成了一种剥离感，这对维持自恋的自我保护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由此，自恋者会产生对恋人和朋友的非分要求；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拒绝这层关系所隐含的“给予他人”的要求。

在拉希看来，普遍意义的家庭以及特殊意义上家长制家庭之式微与自恋的出现密切相关。新出现的对专业知识的崇拜取代了旧有的“家庭权威”以及传统领导人和智者的权威。新出现的专家是自恋的治疗文化的一个内在构成部分。一种“新父权主义”已然出现，它意味着所有类型的专家都要服从外行人的需要。许多现代的专业知识并非源于对真实感受到的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新的专家们制造了那些他们声称可以满足的需求。于是，严重依赖专业知识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此处，我们再次与自恋有了密切联系，这是因为自恋型人格源于一种对儿童式依赖性的防御机制。在现代社会，由于依赖性已经扩展到成年人生活的大多数领域，故自恋作为对由此而产生的无力感的一种反应而被强化了。

在其后续的著作中，拉希进一步阐明并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了他最初的观点。在一个充满侵扰的外部世界，生存的主题得到了强调。拉希强调，生存是日常生活中以及诸如和平或生态运动这样的社交网络中个人常见的一种偏执性专注。在当今时代，生存变成压倒一切的重要事情。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宣传（这本身几乎也成为一种惯例）在个体层面产生了一种倦怠性回应。现如今，人类所面临的逐渐加剧的风险成为一种必需的事情，受这些风险的刺激而出现的社会压力和社会运动体现了我们对未来最美好的希望。人们又总是在讨论世界末日般的大灾难，但这会产生一种麻木而非有活力的封闭心态。于是，拉希先前所谓之“自恋的文化”(culture of narcissism)后来变成了“生存主义文化”(culture ofsurvivalism)。个体被迫去面对巨大灾难情境时所采取的策略使得现代生活变得模式化了，因此在这种生活中，以防御方式独立于外部世界的“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f)是唯一存在物。对过去的冷淡、对未来的放弃以及在当下过好每一天的决定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而这种生活所处的场景被一种个体所无法掌控的影响支配着。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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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的观察

有些人赞成森尼特和拉希的观点，另一些人则对其持批判态度（实际上拉希对森尼特也持批判态度)。在此，我并不想对这些讨论作一个整体性综述，只是集中考察那些与本书观点直接相关的特定方面。对下述观点，我早已表达过不敢苟同之意：在现代性早期阶段可被辨识的公共领域却在随后阶段被消除了，于是个体便暴露在一个复杂且沉重的社会世界中。总体而言，人们可以认为，尽管会面临重重困难和挫折，但公共空间（以及个体有效参与公共空间的机遇）随着现代制度的逐渐成熟也不断得到扩展。这并非一个单线的发展过程。个人主义(privatism)无疑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特征，其后果便是公共场域之消解和日益增加的流动性。然而，现代城市又使一种公共的、大都市的生活得以发展，而这在更为传统的社区中是无法实现的。[29]这是因为现代城市场景为个体提供了多样化的机会以寻找趣味相投者并与之建立关系，同时也为个体培养普遍的多样化兴趣提供了更多机会。

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讨论“公共生活”，我们还应该谨记，在现代早期，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普罗大众都没有参与权。在经典的资本主义劳动契约中，工人一踏入工厂大门便失去了对其自身劳动力的全部控制权；由工人运动的兴起所带来的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一些实质性能力，都是经历了非常长的时期才逐渐形成的。类似地，有效参与地方和中央政府事务的权利也是历经多年斗争才终于获得的。其他领域中的集体行动（例如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多种多样的自助型组织）也是经由积极斗争并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方才逐渐形成的。当然，这些例证也说明了其他问题，即导致专断性权力的大型科层制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使个体对日常生活之掌控丧失殆尽的商品生产的影响，这正是森尼特和拉希所长期关注的，但这些倾向的出现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官僚资本主义”确实要比学者们所设想的含有更多内在易变性和矛盾。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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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希的作品中，以及其他一些提出过类似文化诊断的学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读出一种对人类行动者的不充分的解释。在与压倒一切的外部社会力量的关系中，个体似乎在本质上是被动的。而有关个体行动的微观环境与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影响之间关系的错误观点，也被广为接受。要对与现代性相关的人类行动作一番充分的解释，我们必须完成以下三项任务，即必须认识到：（1）在普遍意义上，人类行动者从来就没有也不会被动地接受外部的行动条件，而几乎总是在思考这些条件，并依据它们的特殊情境来对其进行重构；(2）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日益增多的社会生活反身性会在群体和个体层面均产生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之领域；（3）有人认为虽然人类行动的微观环境易于改变，但较大范围的社会体系却形成了一个不可控的背景环境，这个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让我们来逐一展开这几点。

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到，所有的人类行动者都在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中占据着一个获取的位置(该职位是他们在行动中逐步建构和重构起来的)，那么我们就无法在经验层面把握人类被赋予的权力的性质。现代社会生活使个体行动变得乏力，却使个体能获取新的机遇，这就是异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人类也对他们视为具有压抑性的外部社会环境进行着抵抗。晚期的现代制度创造了一个混杂着机遇和后果严峻之风险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未形成一个能抗拒干扰的密不透气的环境。一方面，抽象体系深深地渗透进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对这种体系的反应又把个体活动与无限延伸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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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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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依赖（或者换一个引起较少争议的术语，信任）是由日常生活通过抽象体系而进行的重构而发展起来的。部分抽象体系在全球范围延展着其影响，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无人可从总体上实施监控，同时这些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在某种方面也无人可预测。然而在诸多方面，专家体系的扩展提供了再获取的可能性，其远远超过传统文化中的范围。

我们以家庭生活方式中正在发生的变迁为例证来说明上述观点，当然，伴随这个变迁而来的还有纯粹关系的出现。斯泰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案例。[30]一如斯泰茜所指出的，在经历传统家庭模式解体这个过程中，即便存在大量随变迁而来的各种危险和威胁，人们也会主动地去开发新的社会领域并建构新型家庭关系。斯泰茜的研究所选择的背景是加州硅谷这样一种变化迅速且极具干扰性的社会情境。该研究本身也是以高度反身性方式进行的，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一直在进行着对话，而受访者对访谈材料和文本的看法构成了最终研究报告的重要部分。

斯泰茜的研究关注的是那些（用她的话来说）“生活、恋爱、工作和担忧”都发生在硅谷中的工人们的两种亲属关系。她指出，与传统婚姻不同，现代婚姻依赖于持久的自愿性承诺。人们所抚养的孩子比先前少多了，家庭内外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也变得不那么明晰了。婚姻关系在其中得以形成并维持下去的那种社会环境已变得混乱且不稳定。其结果毫无疑问是个体逐渐感到压抑和憋闷。对日常生活中“生存”的深思(一如拉希所描述的)，在斯泰茜著作所描述的个体生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与此同时，非常明显的是，这一观点并不必然（或普遍性地)使人们缩回自我的围城式世界。

相反，斯泰茜的研究表明个体如何主动地在固有的家庭生活形式之外重构新型的性别和亲属关系。这种重构并不仅仅是本土化的，也不是细碎化的。实际上，它所涉及的是本质上就是由这些人所主导的一个制度性重构过程。不再依据先前固有的性别划分而组织起来的“重组家庭”遂被创造出来；离婚不是在过去存在形式和未来存在形式之间制造裂痕，而是作为社会网络资源而被动员起来，从而把新任配偶与前任配偶、亲生子女与继养子女、朋友与其他亲属整合起来。自恋并不是从诸如斯泰茜这类研究中出现的清晰特质，这类研究显示出，个体并不是要从外部的社会世界中退缩回来，而是要勇敢地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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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进一步看看拉希所谓之“我们时代之自恋人格”的具体特征。他认为，“发生病变的自恋”的特征的极端表现，便是“我们的时代在日常生活上的奢侈”[31]。自恋把“宏大的客观形象结合在一起以抵抗焦虑感和负罪感”[32]。这是一种反应机制（reaction formation)，用以抵御因担心被抛弃而产生的恐惧感。自恋者并不受一种僵化的、内化的良心或负罪感支配，他们更像一群“混乱且易受冲动驱使的人”，一方面需要他人的赞赏，另一方面却抗拒亲密行为。自恋者忍受着“遍及四处的空虚感和自尊深深受到扰乱”的痛苦。在拉希看来，自恋是一种防御性策略，它适应于现代世界的威胁性特质。自恋者既排除与过去的联系，也放弃与未来的联系，他们在心理上将上述二者“摧毁”以回应当下世界所呈现出来的危险，同时也回应对“所有事情都会终结”的恐惧。

令人吃惊的是，拉希并未提及在通常理解中自恋的一个主要构成元素，即自我和身体之关系。那喀索斯（Narcissus）的故事讲的就是他对自己外貌的崇拜，而在绝大多数将自恋作为一种人格特征的讨论中，身体表征与个体的关系被认为是最根本的。通过考虑饮食、着装、面貌及其他要素，对身体的形塑是当代社会生活中有关生活方式的活动的共有特征。这些考虑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自恋的特征呢？此处和前几章中所作的分析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提供了基础。身体不能再依据传统仪式仅仅作为“被接受的”、被供养的以及被装饰的客体而存在，相反，它应该成为自我身份认同反身性投射的核心要素。因此，对与风险文化密切相关的身体发展之持续关注，遂成为现代社会行为的内在构成。一如前文所强调的，尽管身体的发展方式须从多样化的生活方式选项中来实现，但是，在不同备选之中作决定本身并不是一个选项，而是自我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固有要素。因此，有关身体的生活规划并不必然具有自恋性质，而仅仅是后传统社会环境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与自我身份认同反身性的其他方面一样，身体规划更多的是一种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和参与，而非一种防御性的退缩。

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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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临床术语来讲，自恋应被看作由现代社会生活在某些方面所引发的身体病变的一种。作为一种人格的变形，自恋源于人们无法获取基本信任。当儿童无法令人满意地认清主要看护者的自主权，并且无法清晰地划定自己的心理界限之时，上述判断则显得极为正确。在这些情境中，儿童所具有的那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感受就会转变成其对立面，即一种空虚和失落感。随着儿童逐渐长大成人，这些特质便会使人变得倾向于神经质般地依赖于他人，尤其在保持自尊的方面，但他们的自主性又发展得不充分，因而也不能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这种人不太可能与现代生活情境所体现出来的风险达成妥协。因此，他们便有可能依赖于对身体吸引力（或人格魅力）进行培育，从而达到对生活中出现的危险进行控制的目的。紧接着上文的讨论，自恋最核心的动力机制便是羞耻而非负罪。自恋者所要应付的沾沾自喜感与毫无价值感交替出现的情况，实质上是对易于受羞耻感重压而显得脆弱不堪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回应。

在评价晚期现代性时期自恋现象普遍流行的问题时，我们应该谨慎地将（拉希经常提到的）商品化形象的世界与个体的实际反应区分开来。我们所观察到的与拉什的解释基本一致，人们在实际反应中大多表现得比较被动，比如在浮华的广告中便是如此。的确，人们在面临消费资本主义制度时的那种被动性和依赖性正是拉希所主要强调的。然而，尽管商品化的影响无疑是极为强大的，但受它们影响的人们却很少不经批判就将其全盘接受。

治疗手段的使用

在结论中，我们将回到治疗的问题上。尽管拉希运用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但他仍以负面态度来看待治疗，将其视为对专家的一种依赖形式。拉希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论述，但我们也可以从著名的菲利普·里夫的著作中找到类似的观点进行讨论。[33]里夫把治疗的出现既和世俗化相关联，也与他所看到的传统宗教之式微所催生的一种道德匮乏联系起来。他所说的“治疗控制”所要达到的，是在宗教不再提供相互关联的场景中保持“充分的社会功能”。先前的人们如果处于困境中时，便会去教堂以寻求安慰；如今，人们则会就近去找心理治疗专家。通过治疗的手段，人们想达至的目标是“在疯狂的世界成为一个正常的自我，在核裂变的时代保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对巨大的爆炸声给出一个静默的答案”[34]。治疗旨在创造一个没有更高道德感的自信且幸运的个体，它通过揭开生活的巨大谜团来换取一种谦和且持久的幸福感。一如里夫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继续下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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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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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我们仍不得不将其抛掉。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注意到，治疗并非复制先前时代的“权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宗教权威。治疗是没有任何权威版本的。一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指出的，任何寻求治疗的人都不得不面对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和不同的实践手法，而它们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如果说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在有关治疗方式的学术讨论中占有优势，那么这主要应归功于弗洛伊德的天才创造，而不是在实践中对这一学派具体实践的全面接受，并认为这种治疗手段就一定比其他手段更合理或更有效。因此，治疗是一种与极盛现代性相关的困境与实践的具体表达，而非一种用以取代较为传统的社会或道德准则的现象。

难道说，治疗仅仅是一种使不满意的个体得到调适从而能适应千疮百孔的社会环境的手段吗？还是说，它仅仅是世俗化意义上在前现代情境中可进行的深度参与的替代物？不可否认，治疗可作为一种嗜好而出现，并且可以催生出自恋者般的退缩。绝大多数治疗都会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治疗是特权者的一种消遣。

然而，治疗的内涵不止于此。[36]治疗是一种在自我的反身性投射中隐含着的专家体系：它是现代性的反身性的现象之一。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治疗成为一种与人格的病变作斗争的手段。它是围绕着“疾病”和“疗法”这样的隐喻而形成的，而不同治疗形式（包括正统的精神分析学在内）的治愈属性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但是，晚期现代性情境下治疗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并不体现在这个方向上。实质上，治疗应被理解为一种有关生活规划的方法论，而且对它的评价也应沿着个方向进行。在当今社会，“有能力的个体”不仅应具有一种成熟的自我理解能力，而且还应该用一种源自过去的心理遗产来协调当下的考量和未来的规划。治疗并非一种调适工具。作为一种普遍化反身性的表达，它尽可能地展示了现代性所催生的混乱性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它还参与到掺杂着机遇和风险的晚期现代秩序中去。它能带来依赖性和被动性，也能带来参与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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