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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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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治疗上的种种尝试和努力都发生在经验之封存和现代性的内部指涉体系这一大背景之下。不足为奇的是，多数（然而并非全部）治疗所要达成的主要目标都是控制。它们在自决的意义上对自我的反身性投射进行解释，并因此确认了（甚至强调了）生命周期与外部道德考量的分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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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经验之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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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章自我的苦难

极盛现代性中的自我不是最小的自我，而是一种对大规模的安全的体验。具体而言，这种安全又以或微妙或令人烦恼的方式与普遍化的不安的源头相关联。在个体经验中，焦躁、预感和绝望的感觉会以某种可靠的社会和技术架构的形式混入一种信念之感。我们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来考察这种感觉的源头。

风险与怀疑的影响

极端的怀疑至少会以一种背景现象的形式渗入日常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对外行行动者而言，这种渗透最重要的后果便是要求他们在相对立的抽象体系所提出的相冲突的主张之间作出抉择。但这也会催生出更多令人担忧之事。坚持一种明确的信念（尤其是那种能提供全面生活方式的信念）便可消除这些令人担忧之事。但即便是对原教旨主义信仰者中最坚持原教旨主义的那批人而言，也很少有人能完全避开极端的怀疑。现如今，每个人都只能意识到，依据一种坚定信念的准则来生活，只是其他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生活选择。“真正的信仰者”对局外人的那种道德激愤常常表现出一种深层次的焦虑，而非一种由坚持信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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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带来的安全感。

人们在一个世俗的风险文化中生活便会面临一种固有的不安定感，而且在一些决定性时刻会有非常明显的焦虑感。一如前文所言及的，生活在风险文化中的艰辛并不意味着日常生活会有比以前更多的不安全(即便在制度化的风险场景中也并非如此)。这种艰辛体现在由风险估算本身所产生的焦虑之上，也体现在排除掉“不可能的”偶然性，进而将生活规划降至可掌控比例的问题之上。“滤除”（filteringout）是保护壳的任务，但是，对现在和未来事件的“有根有据的”信心与那些有着较少安全感的信心之间很难画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作为一种“括除了无知”的现象，这一事实也体现了信任的内在属性。对这个界线的审慎而具有创造性的控制，是人们培育出来的诸多冒险形式的主要灵感之一。然而，当它们不能被用以催生激动和兴奋感时，这个界线仍是焦虑的核心。

对殖民未来而言，风险评估是至关重要的要素，同时，它也必然会把自我带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在一些风险环境中，对身处其中的个体而言，风险要素可被精确地计算出来。即便此处我们假定与特定的活动和策略相关的风险很小，个体通过对风险的认知，也必须被迫承认任何一个特定情境都可能发生“事情出错”的情况。如果相关个人已经形成基本信任感，这当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他的基本信任感比较脆弱，那么即便是对小型风险（尤其是那些与最珍视的目标相关的风险）的考量也会让他无法忍受。

此外，有许多实际情境中的风险是无法得到充分评估的，还有一些实际情境中，相关专家对某些具体行动过程中的风险则完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生活在世俗风险文化中的艰辛会经由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变得更加严峻。某人可能会选择一种传统或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以之作为减低时刻困扰自己的焦虑的手段。但是，基于上述理由，这个策略所带来的安全感有可能非常有限，因为这个人只能意识到任何选择都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

对大多数人而言，对后果严重之风险的认知是非特定焦虑的来源之一。基本信任同样是个体能否主动或经常性摆脱这种焦虑的困扰的关键因素。没人能证明，人们在面临生态灾难、核战争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摧残等未能预期的灾难时表现出持续不断的担忧是“不理性的”行为。然而，那些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这些事情的人却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括除”这些可能性事件并继续其日常生活，这毫无疑问至少是因为他们把风险的实际因素都评估得非常小。不过，这也部分是因为，此处所言及的风险是专属于命运的—这也是晚期现代性时期幸运观念回潮的一个重要方面。某人或许可以把这些偶然事件都抛诸脑后并假设所有事情都会最终成功，或至少认为，一旦某种全球性灾难发生，其他人会首当其冲。或者，他也可能相信政府及其他组织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威胁。

第6章 自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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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会变成一组有关人们生存的、平淡无奇的风险统计参数。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生活中都要面临这样的风险，即便人们会积极主动去抗衡相关的危险例如以加入压力集团和参与社会运动等方式，但是任何的“括除”都不可能完全克服由一个能自我毁灭的世界所导致的背景式焦虑。拉希所描述的有关“生存的”主题将这些总体性焦虑与个体在更严格的行动情境下所实施的生活规划关联在一起。个体作为一个“幸存者”（survivor）所获得的满足，主要与以反身性方式组织起来的生涯中问题之协商相关。但是，在后果严峻之风险世界中更为普遍化的集体生存焦虑感也深深影响着上述满足感。大量证据可以证明，对“万物终结”的无意识的恐惧在人群中广为流行，特别是在儿童的梦境和幻想之中体现得尤为清晰。[1]

本体安全、焦虑与经验之封存

现代性所催生的变迁过程与全球化的影响有着内在关联性，而那184 种被卷入全球剧变大浪潮中的真切感受亦让人坐立不安。[2]更重要的是，这种变迁也是相当剧烈的，它日益深入个体活动和自我建构的过程当中。然而，与拉希的观点相反，没有人能轻而易举地保护一种世俗性“本土生活”不受较大的社会体系和组织的影响。在生活方式上对变迁实施控制，需要我们积极地介入外部社会世界，而不是从中退缩回来。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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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势不可当的本质的理解经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其目标是要解释，为何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危机都变得常态化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此处我们也无须赘言。“危机”一词听上去像是在描述现有状态下的一个重大剧变(或是具有危险性的剧变)。这个词最初在医学领域被广泛使用，意思是某种病症的危及生命的阶段。[3]然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论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危机几乎成为常见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效果的描述可能带有些许修辞手法：在一个会发生持续且深刻变迁的体系中，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均可被大略视为“危机”。但它又不仅仅是一种修辞。实际上，现代性本身在许多方面都易于制造危机。每当与个体生活或集体的重要目标相关的活动突然变得不好时，“危机”就会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危机成了生活的一个“常态”部分，但依据定义它们又不能成为常规。

在某些方面，人们特有的那种屈从的厌世感可能会有助于其从心理上应对遍及四方的危机——这种态度只有在命运概念的支撑下才可能出现。但是，即便许多危机所出现的环境离个体非常遥远，人们也不能以上述态度对待之，因为这些危机无论怎样都会给个体生活的环境带来一定的后果。例如，某人会获知周期性的政治危机，或许也会嘲笑政治领导人，并质疑其处理危机的能力。但这类危机中的多数（如经济危机、高失业率以及房地产市场上的困境等情形）都会直接影响到这个人的活动和能力。因此，晚期现代性易于制造危机的这种特性会在两方面产生令人不安的后果。其一，它会加重一种普遍的不确定氛围，无论个体如何试图将其抛诸脑后，这种氛围总会使人感到不安；其二，它不可避免地把每个人暴露在或轻或重的多元危机情形之中，而这些危机情形会威胁到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部分。

经验之封存有助于人们抵御多种焦虑，否则这些焦虑就会威胁到本体安全。当然，这种抵御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存在性的问题和疑问引发了一些人类终将面对的最基本的焦虑。总体而言，在现代性条件下，人们不必直接去面对这些问题；它们会被以制度化方式“搁置”，而并非直接以人为方式处理。在对焦虑进行控制这个意义上，此种情形会产生一种悖论。一方面，在普通情境下，个体会受到保护，从而不受那些有可能会使他们坐立不安的问题的干扰；另一方面，每当决定性时刻出现或其他个人危机出现时，本体安全感就有可能立刻倍感压力。

第6章 自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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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层面上，经验之封存、信任以及对私密关系的寻求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度。抽象体系有助于形成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但是这一体系所赋予的信任则几乎不会给个体带来任何心理上的回报；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括除了无知，却无法提供人际信任所能提供的道德满足感。

经验之封存催生了对生活环境的徒有其表的控制，它有可能会与心理紧张的持久形式相关联。因为存在性问题关注每个人生活的最根本方面，制度化压抑无论如何都无法达至完美境地。此处，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情感焦虑的强有力根基，尤其是当与后果严峻之风险背景结合起来考虑时，情形更是如此。内部指涉体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固定参照点的消失，导致了道德焦虑的出现，而这恰是个体永远无法完全克服的。

纯粹关系：压力和负担

在自我的反身性投射中，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存在着固有的脆弱性。形成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的任务，会带来一种独特的心理上的收获，但这很显然也会带来一些负担。自我身份认同需要在日常生活变迁的经验的背景以及在现代制度碎片化趋势的背景下被创造并被持续地重构。此外，对这样一种叙事的维持直接影响着身体与自我，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身体与自我的构建。

这些压力对个人生活领域产生了直接的、长远的影响。与极盛现代性的其他方面类似，纯粹关系也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为建立在自愿的全情投入和强烈的私密行为基础之上的信任之发展提供了种种机遇。当人们获得信任并相对稳固地维持这种信任时，其在心理层面就是稳固的，这主要是由于基本信任和看护者的可信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鉴于这些联系容纳了客观世界以及人际关系领域中的安全感，故其重要性可见一斑。纯粹关系是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得以建构的一个重要环境，这是因为它既允许又要求人们形成一种有组织且具有连续性的自我理解，这其实是确保与他人保持持久联系的重要手段。当然，许多实际的关系在对称关系几乎不存在的情境中出现并得以延续，而当每个人都受制于表面上排斥他的那些由他人特质而形成的束缚时，这种实际关系是存在的。但是，纯粹关系中的对称性发展趋势并非只是一种理想，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纯粹关系的固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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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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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兴起与纯粹关系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仅仅（或并不主要）是因为治疗工作有助于治愈此种关系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治疗的重要性表达了一个事实，即纯粹关系愈发居于支配地位，一种使个体对“自我感觉良好”的更深层理解则愈发重要。这是因为，自我控制能催生开放过程，经由这个过程，希望（或承诺）以及信任得以在纯粹关系中形成。

然而，纯粹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私密关系为自我之整合制造了不少负担。当一种关系缺乏外部指涉物时，它会经由“真实性”而在道德意义的层面上形成。真实的人不仅认识自己，而且也能从话语和行为上让其他人知道这一点。与他人建立一种真实关系，可以为道德支持提供一个重要来源，这同样是因为这种关系与基本信任之间有着一种潜在的相关性。但是，由于纯粹关系被切断了与外部道德标准之联系，故当这种关系要为关键时刻以及人生重大转折时刻提供安全感时，这种安全感来源是比较脆弱的。

此外，纯粹关系含有内在的张力甚至矛盾。从严格意义上讲，纯粹关系是一种可被随时中断的社会关系，当且仅当它能为每个个体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时，这种关系才得以维系。一方面，它要求关系中的双方全情投入，不仅是对关系中的另一方，而且是对这一关系本身。全情投入同样是纯粹关系的内在特点。另一方面，这一关系却又能被双方以自愿方式终结，而且双方都认为“目前状况良好，如有需要再来调整”。由相关个体以自愿方式来终结这一关系的可能性，也是全情投入的构成部分。不足为奇的是，盛怒、愤懑以及抑郁感广泛存在于纯粹关系的情境中，并且在某些具体场景中，私密关系在心理上可能会带来更多麻烦而非回报。

第6章 自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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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世界”：自我的两难困境

在晚期现代性的条件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与在先前的历史情境下生活大不相同。每个人都依然过着一种本土性生活，而身体的局限性使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身处具体的时空场景中。然而，场所之转换、远距离活动对本土活动的干扰以及传递性经验的重要性，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内涵。毫无疑问，不仅在个体的“现象性世界”层面，而且在集体社会生活得以实施的社会世界层面，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尽管每个人都过着一种本土性的生活，但现象性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性的。

在抽象层面，要刻画出每个个体的现象性世界之特征着实是一件难事。构成“周遭世界”的直接经验和传递性经验是多样的，而我们每个人都在以选择性的方式应对着这些多样化的经验源。我们可以确信无疑的是：现象性世界在几乎所有场景都不再与个体活动的惯常场景相适应。不论其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过程，还是被视为社会生活的惯常部分，本土性早已被远距离影响完全渗透。所有人都主动地(尽管并非总是有意识地）以有选择性的方式把传递性经验的诸多方面整合进日常生活中。这不再是一个随机的或被动的过程，与拼贴画效应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例如，一份报纸所呈现的是一种拼贴画式的信息，在更广范围上，在某具体国家或地区发行的报纸也都是如此。然而，每位读者对这种多样性有着自己的阅读和信息梳理顺序，如选择哪份报纸来读以及选择报纸中的哪些内容来读。

在某种意义上，对传递性经验的获取既遵循了既定的习惯，又遵守了规避认知差异之原则。这就是说，人们所能获取的过量信息是通过习惯性态度来加以缩减的，而这种态度会剔除或重新解释那些潜在的、令人不安的知识。从消极观点视之，这种封闭式的思维可被视为一种偏见，是对那些与个体已经掌握的观点和观念不同的观点和观念的严重拒斥。然而，从另一种观点视之，对差异之规避构成了保护壳的一部分，后者有助于保持本体安全感。这是因为，即便是对那些最有偏见或思维最狭隘的人来说，定期地与日常生活中固有的传递性信息进行接触都是一种积极的获取形式，即一种以日常生活惯例来解释信息的方式。显然，某个具体个人对新知识形式有多大的开放度，以及他对差异性有多大的容忍度，这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无论是最本土性的生活方式还是最全球性的生活方式，所有现象性世界都是积极的成果，也都遵循同样一种基本精神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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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世界”——晚期现代性的世界——在自我的层面上涉及了各种各样独特的张力和艰辛。我们若把这些张力和艰辛理解成一系列两难困境，便能很容易地对它们加以分析。进一步讲，无论在何种层面上，这样的两难困境都必须加以解决，从而保持一种条理清楚的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

统一与破碎

上文提及的两难困境中的第一个便是统一与破碎（unification versusfragmentation）之间的困境。现代性既是破碎的，也是统一的。不论是在个体的微观层面，还是直至行星体系的宇观层面，分裂趋势和统一趋势总是处于势均力敌的竞争状态。就自我而言，统一的问题所考量的是在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程度激烈且范围广泛的变迁时保护和重构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在大多数前现代情境中，经验的碎片化并非焦虑的首要根源。信任关系经由个人关系得以定位且聚焦，而即便是现代意义上的私密关系也普遍地缺乏这种信任。然而，在后传统秩序中，无限多的可能性不仅体现了行为选择的多样性，而且也体现了“世界”对个体的“开放性”。一如上节所指出的，“世界”不是一个从个体延伸出来的无缝的时空秩序，它经由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源头闯入了现实。

第6章 自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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