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目 录

导论/1
第1章 极盛现代性的轮廓/10
现代性：总体考察/14
本土性、全球性与日常生活的转型/20
经验的传递/22
极盛现代性及其存在性指标/25
为什么现代性与个体认同相关？/29
第2章 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33
本体安全和信任/34
焦虑与社会组织/39
存在性问题/44
身体与自我/52
动机/58
第3章 自我的发展轨迹/66
自我身份认同、历史与现代性/70
生活方式与生活规划/75
纯粹关系之理论与实践/82
身体与自我实现/91
神经性厌食症与身体之反身性/95
第4章 命运、风险与安全/102
命运、宿命论、命中注定的时刻/102
风险的参数/107
主动贴近风险/116
风险、信任与保护壳/118
风险、信任与抽象体系/124
安全、去技能化与抽象体系/128
赋权与专业知识之困境/129
小结：权威、专业知识与风险/132
第5章 经验之封存/136
内部指涉性与生命周期/137
制度的影响/140
封存的领域/146
社会对癫狂的容纳/149
疾病和死亡的封存/151
激情的私人化/152
与外部自然的分离/154
自恋与自我/158
批判性的观察/162
治疗手段的使用/166
第6章 自我的苦难/170
风险与怀疑的影响/170
本体安全、焦虑与经验之封存/172
纯粹关系：压力和负担/174
“生活在这个世界”：自我的两难困境/176
统一与破碎/177
无力与获取/179
权威与不确定性/182
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184
基本动力机制：无意义感造成的威胁/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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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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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抑者的回归/189第7章 生活政治的勃兴/195何为解放的政治？/196生活政治的本质/199生活政治、身体与自我/202个体的生活与全球的需求/205小结：生活政治的议程/208相关性与意义/210

概念词汇表/216

索引/220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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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现代性问题—包括其过去的发展与现时的制度形式—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人们早已意识到社会学与现代制度的浮现之间的关联，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不仅这些关联比我们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也必须与对社会学分析前提之重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就其能动机制、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之程度以及其在全球所发挥之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的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都迥然不同。然而，这些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事实上彻底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也影响了我们经验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来对现代性加以理解；然而，由现代制度所引起的日常生活之嬗变，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个体生活融合，进而与人的“自我”(self)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就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日渐增多的相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的禀赋。本书的目标即分析上述这种相互关联的实质，并提供一套用于思考这些问题的概念框架。在导论中，我将尝试对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在整体上给予总括的概要论述，所以我也期望读者能容忍这种写作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个别性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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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自我问题，但它毕竟不是一本心理学著作。本书所要突出的重点是考察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机制的出现。这种新的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的诸多制度所形塑，另一方面也同时形塑着现代性诸制度本身。自我并非一个被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在人类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不管他们行动的特定背景如何具有地方特性，每个个体都会对那些在后果和启示上均带有全球性的社会影响有着直接的促进和增强作用。

社会学，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制度反身性（institutionalreflexivity）之内在要素，而这些内在要素也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现象。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其他所有形式的操作手册、辅导指南、治疗著作及自助性调查都有助于现代性的反身性之形成。因此，在一些不同情境中，我会大量地参考社会研究成果与实际的“生活指南”，这一策略并非一种为了一个确定的主题提供文献佐证之手段，实际上其本身就是我所要寻求确认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一种征候。这些成果和指南不仅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作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

总体而言，本书的核心更多地体现的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特征，并且，在论述的一些关键之处，我会依靠理念形态的（ideal-typical）研究路径来阐明我的观点。我试图在现代性的核心部分寻找出一些与自我反身性进行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但我并不准备从细节层面去讨论上述过程在特定情境中会如何进行，或存在何种例外与反向趋势。

开篇第一章便为整个研究划定了一个框架。以一项具体的社会研究为例证，该章节评估了现代性发展的几个关键方面。除了制度反身性之外，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还包括时空重组这一深刻过程，并辅之以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的扩展——该机制将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强行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对其加以重新组合。时空重组，加之脱域机制，使得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与实质发生转型。

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然而在这种秩序下，传统和习惯等秩序保证机制并未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替代。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特征，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塑了当代社交世界中一个总体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将极端怀疑的原则制度化，并坚持认为所有知识都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理论假设存在着，即某些观点理论上可能非常正确，但原则上却随时可被修正，在特定时刻甚至有可能被丢弃。日益积累起来的专门知识体系既构成了重要的脱域影响，同时亦体现着权威的多种来源；这些来源处于经常性的相互竞争状态，并产生出不同的效果。在我所谓之“极盛”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所处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以及自我所赖以存在的更为宽泛的制度场景，便不得不以反身性的方式出现。然而，这个任务必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化的选择与可能性中方能得以完成。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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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多重选择的情形下，信任（trust）与风险（risk）这一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性内涵。我的观点是，信任是人格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般性现象，它与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的世界也有着显著及特定的关联。在其一般的表现形式中，信任与个体对本体安全感的早期获得直接相关。婴儿与护理人员之间所建立起的那种信任提供了一种“疫苗”，使其得以屏蔽掉潜在的威胁和危险，而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最单调平凡的活动也难以避免这些威胁和危险。在此种意义上，信任是建立“保护壳”所需的最基本要素，而该保护壳在自我与日常现实的互动过程中牢牢护卫着“自我”。具体而言，信任能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而个体如果真要严肃地细想这些事件，便会使他们的意志变得麻痹，或者，他们会产生一种被吞噬的感觉。相较而言，在其更为具体的表现形式中，信任是个体与抽象体系进行互动的媒介；这些抽象体系清除了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内容，并产生了全球化的影响。在此情境下，信任一跃成为那种为日常的实践活动所渴求的信念。

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我这么说，并非意味着社会生活从根本上比以前更具风险性，因为对发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相反，无论是对非专业人士来说还是对技术专家来说，风险的概念都是他们用以组织社交世界的方式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伴随着对知识环境进行反身性组织的手段，未来被持续不断地拖拽至现实中。现代性条件下，任何一个领域似乎总是被切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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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拓殖。然而，这种拓殖本质上绝非完整的：在对计划与其预期结果背离的程度进行评估时，对风险的考量则是必不可少的。风险评估追求精确度，甚至量化度，但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评估是不完美的。鉴于现代制度体系的易变性特征，同时伴以抽象体系的可变及经常性的矛盾性本质，大多数的风险评估形式事实上包含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

现代性减少了某些特定领域和生活方式的总体风险，但同时也引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未知的新的风险参数。这些参数就包括后果严峻之风险(high-consequence risks):它们源自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晚期的现代世界，即我所谓之极盛现代性世界，有着对未来的启示录般的预见性；这并非因为它会不可避免地步入灾难，而是因为引入了前代人未曾遇见和经历过的风险。无论人类在国际谈判与军备控制等方面有多大进展，只要核武器（甚或是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知识）依然存在，只要先进的科学技术继续被用于新式武器的研发与制造，那么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事就必定会发生。既然作为外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之一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将面临因其受制于人类行为而导致的终结，那么生态灾难的风险亦将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之一部分。其他后果严峻之风险，例如全球经济运转机制的崩溃或极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兴起，都将成为我们当代经验中同样不可避免之一部分。

在极盛现代性的时代，远距离事件对近距离事件及个人私密关系之影响将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方面，传统的纸媒或电子媒体都明显地发挥了核心作用。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靠媒体来传递的经验长久以来都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伴随着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发展进步，个体的自我发展与社会体系（乃至全球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正变得日益显著。因此，从某些深远的方面来看，我们现今所居住的“世界”与之前各历史时期的人类所栖息的世界截然不同。就许多方面而言，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世界，它拥有集中统一的经验规则（例如有关时空的基本坐标)；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在制造着各种新型的分散与多元。尽管如此，那些由电子媒体来发挥核心作用的社会活动领域，并非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谓的“超现实”。这一观念将那些靠媒体传递的经验的广泛影响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内部指涉性（internalreferentiality）混为一谈，而事实上，上述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并且为其自身基本影响力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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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同时伴随着靠媒体所传递的新型经验，自我认同遂成为一种具备反身性特征的、有组织的活动。自我的反身性投射，虽存在于前后一致却又不断被修正的传记式叙述中，却发生于经抽象体系过滤后的多种选择之情境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传统的控制力愈发丧失，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愈发被本土与全球的交互辩证所重构，个体就愈发会在多样性的选择中被迫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当然，标准化的影响也是存在的，最为显著的即体现在商品化的形式中，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现代性制度的核心要素。然而，由于当今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亦由于人类行为所处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之多样性，故在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的构成中，生活方式的选择变得日益重要。具备反身性特征的、有组织的生活规划，通常被认定为经专业知识过滤后对风险的考量，而上述规划亦成为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核心特征。

我们对生活方式的理解可能会由于其与生活规划相互关联而产生误差，而这需要在最开始就厘清。部分是由于生活方式这一术语被广泛用于广告和其他促销手段中，人们或许会认为，“生活方式”仅仅指涉那些更为富裕的群体或阶级的某种物质追求，而贫困的人群则或多或少被完全排除在对生活方式进行选择的可能性之外。在某种实质意义上，这种判断是确凿无误的。在国家层面以及世界层面，有关阶级与不平等的问题与本书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此我并不准备具体阐明这些不平等。毫无疑问，阶级分化以及不平等的其他基本界线（例如与性别或族群相关联的某些要素）可以依据通向自我实现和赋权的不同路径来进行界定，这些路径将在下文予以详细讨论。读者需要牢记于心的是：现代性制造着差异、排外与边缘化。现代制度在保持解放的可能性之外，还同时制造着自我压抑而非自我实现的机制。然而，如果读者以为本书所分析的现象仅影响具备优厚物质条件的人们，那可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实际上，“生活方式”也指涉在极为恶劣的物质条件下的人们的决策与行动过程，故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也或多或少会涉及对更为分散的行为与消费形式的刻意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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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私密关系的转型”即处于本土性与全球性二者互动之间的某一极。私密关系有其反身性及其内部指涉秩序。尤为重要的是，一种作为个人生活新领域的原型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逐渐浮现。在纯粹关系中，外在的标准已被消解；这一关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其所能给予的某种奖励。而在纯粹关系的情境中，只需通过个体之间相互揭露的过程，信任便会产生。换言之，信任可以不再以人际关系以外的其他标准（例如亲属关系、社会义务或传统责任）来界定。一如与之密切相关的自我认同，在外部环境发生变迁和转型的大背景之下，纯粹关系同样需要受到长期的反身性控制。

纯粹的人际关系预先假定“承诺”（commitment）为其前提。承诺是信任的一种特定形式；反过来，承诺也必须被理解为内部指涉系统的一种现象，即一种对人际关系的承诺，对相关一人或多人的承诺。于是乎，纯粹的人际关系预设了信任机制，而这一机制的结果之一便是纯粹的人际关系整合了人们私密关系的需求。因此，一如诸多社会评论家所做的那样，仅仅将当代的“对私密关系的追寻”视作对更广泛、更客观的社交世界的消极反应，则毫无疑问是个错误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专注于纯粹的人际关系有可能使得人们形成一种防御模式以对抗外在不断扩张的世界。但事实上，这种关系却被来自更大范围社会体系的、靠媒体所传递的影响完全渗透，并且，社会体系会主动地把那些影响施加到上述关系的各个领域中。总之，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范围较广的社会环境中，再次占用和赋权这两种过程与剥夺和损失总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上述过程之中，个体经验与抽象体系之间诸多不尽相同的联系也逐渐浮现。“再技能化”（reskilling）——知识和技能的再次获得——无论涉及的是个人生活的私密关系还是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都是对抽象体系的剥夺效果之普遍性反应。它随着周遭情景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积极回应着情景的特定要求。当个人面临生活中重大转折或者要作出决定命运的决策时，每个个体均有可能加深自身的再技能化。然而，再技能化总是片面化的，同时亦可能受到专业知识“可修正”特性以及专业人士间内部论证之影响。信任的态度，与更为实用的接受、怀疑、拒绝和逃避等态度，虽共存于将个体活动与专业体系联系在一起的那个社会空间，然而其关系并非融洽之至。在极盛现代性时期，对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形式的艰深的专业知识，普通人表现出的态度同样是混合型的，如崇敬和冷淡、赞同和焦虑、热情和厌恶等，而这些态度也大量体现在哲学家和社会分析学家的各类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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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反身性，连带着抽象体系的影响，对身体及心理过程都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身体越来越少地作为一种外在“给予物”运作于现代性内部指涉体系之外，而是渐渐变成以反身性来进行自我动员的实体。事实上，大规模对形体外表进行自我陶醉式保养的运动，所想表达的是深埋于人们内心的、欲主动对身体进行建构和控制的一种忧虑。身体发展和生活方式之间存在一种一体化的联系，即表现在对特定身体形态的追求之上。然而，作为一种对生物机制和过程的社会化反映，更多、涵盖面更广的因素也都很重要。在生物的生殖、基因工程与各种医学干预的领域，身体正在逐渐成为一种选择的现象。这些不单单影响到个体，实际上，在身体发展的个人方面与全球因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生殖技术与基因工程，便是自然进入人类活动领域的一般性演进过程的构成部分。

一般来讲，科学、技术与专业知识在我所谓之“经验的封存”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现代性与自然之间存在工具性关系的观点，以及科学见解中不应包含伦理或道德问题的观点，早已为众人所熟稔。然而，我试图从以制度因素解读晚期现代秩序这一方面来重新思考上述问题，而这种解读即以内部指涉性展开。现代制度的全部主旨即在于为人类行动创造大环境：这种大环境以现代性自身之动态过程为依据而展开，并与外部标准（即外在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元素）割裂开来。尽管也存在大量例外和反向趋势，但日常的社会生活却愈发变得既与“原初”自然状态割裂，又与各种有关人类存在问题和困境的经历割裂。疯子、罪犯与重病患者被隔离于正常人群体之外，而“色情描写”被“性意识”所取代一后者随之转入幕后而逐渐隐蔽起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经验的封存意味着个体与不同事件和情景之间的直接接触将变得稀少而肤浅，这些事件和情景却能使得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有关道德和有限生命这样广泛的论题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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