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对私密关系之期待或许使自我之反身性规划与纯粹关系之间产生了最紧密的联系。私密关系（或对它的追求）是现代友谊以及已形成的两性关系之核心。包括雷恩沃特的著作在内的绝大多数治疗手册都清楚地表明，私密关系通常仅能通过心理“作用”而获得，并且只有在具有安全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两人之间才能形成。前文曾提及的一项有关治疗的研究把此情形精准地总结如下：亲密的友谊或伙伴关系，是“任何两人之间的选择，他们都愿意为另外一方献身，从而共享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33]。该书作者[即维戈夏德-克鲁斯（Wegscheider-Cruse)]描述了几种不同种类的关系，它们不同于其中成熟的私密关系已形成的那种关系。其中，有些关系充满了冲突，而且持续不断的吵闹或口角变为常见之事，即情感上的痛苦成为这种关系中常见之物，而且如果没有这些痛苦，关系便会中断。这种充满冲突的关系与“缺乏活力”之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在缺乏活力之关系中，伙伴们之间少有直接的对抗行为，但双方也缺少一种强烈的结合力。实际上，是惯性在维系着这种关系。双方在日常事务中以充分理智的方式彼此相处，但相互之厌烦或不满也会经常性地发生。此外还有一种“便利”关系，其中相关的个体公开或心照不宣地承认，他们之所以维系着关系，或是因为“满足于”所得到的外部回报，或是因为他们会陷入因关系解体而导致的困境，或是单纯就想避免孤独。

所有这些“侥幸”关系与私密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要求关系中的双方要对“关系之质量”有献身精神。当双方关系有可能陷入上述几种境况之一时，“关系中的人们就要重燃对另一方的献身精神，并采取行动来进行必要的改变从而使关系更进一步”。如果其中一方无法形成追寻私密关系必需之正直品行，那么他就必须献身于“自身之恢复”。[34]作者强调，私密关系也要求双方各自具有一定程度的隐私，这是因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不会被依赖所取代，那么自主性与情感和经历的共享之间则必须达至一种均衡。根据这种观点，私密关系显然不能与两性关系相混淆。一方面，成熟的私密关系完全可能存在于无涉性的两性关系和友谊中，而高质量的两性活动也可能存在于上文所提及的充满冲突之关系中。另一方面，性行为是获取私密关系之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身体反身性之重要组成部分。我将在稍后对此略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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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纯粹关系之形成依赖于关系中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进而又与私密关系之获得密切相连。在纯粹关系中，信任不是(也不能被认为是）“给定的”：一如关系中的其他方面，信任必须通过一定的行动而确立，即人们必须去赢得他人之信任。在绝大多数前现代场景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外部标准而得以固定，故就上文论及的意义而言，信任以人的既定地位为目的而建立。所以，一如皇室家族中为攫取权力而频繁发生的、亲属之间策划的阴谋或反阴谋所表明的，在这种情境中，亲属之间不一定总是值得信赖。然而，附着在亲属关系上的那种义务却经常性地为各方所接受，并且也能提供使日常生活得以有序进行之稳定的信任氛围。排除上述这些特质，纯粹关系中的个人关系要求一种新型的信任，即经由与另一方之私密关系而确立的信任。这种信任假定个人可以完全向另一方敞开心扉，因为他知晓对方具备献身精神，并与自己不存在任何对抗，而这些知识是外部支撑大范围缺乏时确立信任所必需之物。[35]

要确立双方之间的信任，个体必须既要信任他人，也要值得他人信任，至少在相关范围之内必须如此。由于信任与私密关系如此密切相关，它也隐含着自主与相互坦诚之间的均衡，这种均衡对维系私密关系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在纯粹关系中建立信任，重要的是每个人都需要去了解对方的性格，并且要去启发出对方的期待性反应。这便是为何真实性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原因)。重要的是，一方能信赖另一方之所言所为。当获得与他人的私密关系这一能力成为自我反身性规划之重要构成部分时（事实上本来就是)，自我掌控便成为自主性的必要条件。

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信任如何建立？有关治疗的手册再次体现出其引导作用。维戈夏德一克鲁斯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建立信任的操作性建议，这些建议均来自她对人与人关系之系统研究。由于相互沟通对私密关系如此重要，故人们应该“每天都花些时间倾听对方的诉说”。而这些诉说和倾听不应总是局限于日常琐事。当双方面临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其进行讨论。人们应该“专注于某一个问题直至其获得解决，然后便不再想它”，否则，“总是纠缠同一个问题会降低双方之间的信任也会制造新的问题”。郁积已久而未获解决的旧争执会比新的困难更有可能摧毁双方之间的信任，而新问题则相对而言更易面对。人们应该去“触及问题背后的情绪”，因为表面现象也许会隐藏事态的真实背景和原因，而“不深入”的沟通将无法触及并解决之。作者提出的其他建议包括：营造一种相互关爱的氛围，目的在于使彼此双方都参与到各种舒适愉快的活动中，以及学会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愤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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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纯粹关系中，个体并非简单地“认可对方”并进而在对方的回应中证实其自我身份认同，相反，一如第（6）点所指出的，自我身份认同是经由自我探索以及与他人的私密关系之发展两者相结合之过程而形成的。这一过程有助于形成一种“共享的历史”，与因相同社会地位而共享某些经历的人们的性格特征相比，上述过程产生的共享历史联结得更加牢固。这种共享历史与范围更广的社会世界中的时空秩序截然不同。然而，此处需要强调，共享历史通常都会被插入那个范围更广的社会世界中，而非与之隔绝(后文将提供详细讨论)。事实上，共享历史的创造和维系，取决于其整合参与者的生活规划日历表的程度。

总之，纯粹关系是双向的，但其内涵和影响并非局限于两人组成之情境。某个特定个体有可能会卷入几种趋向于纯粹形式的社会关系，纯粹关系通常又是相互结合的，以形塑私密关系所需要之特定环境。下一章将会讨论这些特定环境，它们体现了一种制度化了的公私领域之分化。

纯粹关系主要存在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和友谊等领域中。私密领域被转化之程度，取决于具体场景和社会经济地位之不同，该现象与本书中所讨论的现代性的诸多特征都具有相似性。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延伸出来的亲属间关系，均与纯粹关系有所不同。它们实际上都与外界标准相连，即生物学的联系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关键条件，但它们也被某些曾催生纯粹关系的影响因素所支配。当且仅当亲属关系剥离了其传统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它们的存续才逐渐取决于上文列举之各种特质。这种亲属要么变得冷淡或徒有虚名，要么经由私密关系之反身性获得而被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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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有些特殊，这主要是由于其中涉及的权力是极度不平衡的，也由于其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的亲密联系是在婴儿依赖性的场景下形成的，但这种联系同时又是心理上的联结，幼儿在其中逐渐形成其在成年后用以建立私密关系的种种能力。然而，在现代性条件下，儿童愈趋于成熟和自主，纯粹关系之要素便愈能发挥作用。离开家庭的个体会出于一种义务而与父母保持稳定的联系，但是，这层关系如果想获得深化，就必须形成以反身性方式而确立的信任，包括相互间可接受的献身精神。当某人成为一个年龄较大的孩童的继养父母时，双方从头开始建立的这种联系便呈现出纯粹关系之基本特征。

该做什么？一切是否安好？这些问题经由制度反身性而联结在一起。适用于自我以及适用于纯粹关系领域之标准和规则，同样适用于身体领域。换言之，在晚期现代性情境中，身体日益被社会化，并逐渐被纳入社会生活之反身性组织中。

身体与自我实现

“身体”听起来是个很简单的概念，尤其是当与“自我”或“自我身份认同”等概念相比时更为如此。身体是一种客体，它赋予我们权利或注定要让我们去占据产生健康和快乐之感觉的源泉，但同时它也是疾病和紧张发生之温床。然而，一如上文所强调的，身体并非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物理实体，它更是一个行动体系、一种实践模式，而且，身体以实践方式参与到日常生活互动之中便是维持一个连贯的自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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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感的重要构成部分。

身体与自我和自我身份认同有着特殊的相关性，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具体分析。身体之外表体征（appearance）涉及身体表面所有特征(包括衣着和装饰的形式等)，个体看得见，他者也看得见，而且这些特征被惯常性地用以作为解释其行动的线索。行为举止(demeanour)决定着在一般性日常活动场景中个体对上述外表体征之使用，即身体各部分如何依据日常生活的构成性习俗而被动员起来。身体的感觉度（sensuality）则指涉对快乐和痛苦的倾向性把握。最后，还有身体要服从的规则。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特定种类的身体外表体征和行为举止变得尤为重要。在许多前现代文化场景中，外表体征很大程度上依据传统标准而被规范化。例如，在某种程度上，面部装饰或衣着模式总是个性化的手段，然而，这种个性化虽然是可能的或可期待的，但其程度却通常是有限度的。外表体征主要表明的是社会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毫无疑问，在当今时代，衣着与社会身份并未完全分离，衣着仍然是辨识性别、阶级地位以及职业阶层的重要信号装置。衣着模式受到群体压力、广告、社会经济资源及其他一些因素之广泛影响，这些因素通常会促进标准化而非个性差异。但是，我们常用“制服”（uniform）这一术语来指涉与给定社会地位相关的标准化衣着类型，这就说明在其他场合，衣着选择还是相对开放的。就目前已讨论过的观点而言，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认为，外表体征是自我之反身性规划的重要元素之一。

行为举止深受多元化环境之影响。个体不仅要时刻准备在公共场合与他人进行互动，保证其行为举止符合日常活动的某种普遍化准则，而且还必须在不同场景和地点保持适当的行为。实质上，个体依据特定场景之具体要求，既要调整其外表体征，也要校准其行为举止。这个事实使得某些作者认为自我在本质上已然分裂，即个体要发展出多元化的自我，却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内在核心。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一如众多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研究所指出的，事实并非如此。在诸多不同的互动情境中保持稳定的行为举止恰恰就是保持自我身份认同连贯性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行为举止能保持“身体中家的感觉”与个性化叙事之间的稳定联系，故自我身份认同被拆解之潜在性被制约。行为举止必须被有效地整合进个性化叙事中，以使个体既能保持“正常外表体征”，同时又能确信拥有跨越时空的个体连续性。在绝大多数情境中，这一目标不难达成(尽管有时会有些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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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盛现代性这样一种后传统场景中，外表体征和行为举止均不能作为给定物而存在，身体直接参与到建构自我的原则中。身体规则是与感觉度的种种形式直接相关的一种重要手段，借助于此，现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反身性得以专注于对身体之培育（有人也会将其表述为对身体之创造)。

我们将再次以具体的案例分析之形式来探究上述抽象问题。弗农·科尔曼的《身体意识》一书是众多自助性著作之一。这些自助性作品的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一个引导，使之能在早已形成的身体习惯与抽象体系内形成的新信息网（源自医生、整体健康论者、营养学家等）之间作出区分。[37]我们将该书作为典型案例来剖析。

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全面排查程序”(comprehensive screeningprogramme):借助这个程序个体可以对身体多方面的健康问题进行实时监控，并找出不同病症对身体的影响度。这就是一个有关生活规划的具体例证：它开列了一个清单，可以用于计算个人的生活期望。该书（作为临床著作）的每个部分都包含一份健康领域的问卷、一个“真相档案”（它概括了相关主题的医疗事实的现状）以及一个“行动计划”（即个体要想改善身体在相关方面的健康度所需要做的事)。就整体而言，风险的概念是该书的关键。通过做问卷，读者能获得一个分数，用以评估个体感染特定疾病之风险尤其是癌症、心脏与血液循环问题、呼吸系统问题、消化系统问题以及肌肉与关节问题。

书中两个最为突出的部分涉及饮食习惯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每个部分都为所遭遇之困境提供了一个教训实例，这些困境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在所难免，譬如在面对作为专家体系特征的针锋相对的观点之时。一如科尔曼所说：

如果你相信你所阅读的有关食物的所有评论性作品，那你可能从此不会再吃任何食物。当你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翻开杂志或报纸的时候，你会发现食物零售商正在对你做一些非常可怕的事。这本身就已经够糟糕了。当你坐在桌边面对一餐美食却担心这有可能是你的最后一餐时，你根本无法开心地去享受食物。而现在所提供的信息与上周的数据经常会发生冲突，单就这一点来说，整个行业已经变得更加令人忧心忡忡…那么我们所吃的食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什么食物对你有益？什么食物对你有害？你应该避免吃哪些食物？你又该放心地吃哪些食物？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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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尽量提供权威性答案，但他也必须承认，他所讨论的许多内容可能会遭到其他专家的质疑，而且，在许多情形之下，由于现存知识太不完备，故我们也无法对风险进行全面评估。

依据科尔曼所提出的程序，人们必须降低胆固醇的摄入量，而且动物脂肪、盐和糖以及酒精的摄入量也都必须降至最低量。毫无疑问，这些建议都是相当可信的。相反，咖啡则被认为不再对人体产生负面作用（雷恩沃特基于健康因素曾建议人们放弃对咖啡的饮用），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充分证据能支撑咖啡对人体有害这一理论”[39]。在科尔曼的程序中，纤维、麦麸和粗粮被大力提倡，它们对维持一个健康的消化系统来说非常重要，而对添加剂他却有些模棱两可。科尔曼指出，食品加工过程中大量使用添加剂现已成为一种常态，而且杀虫剂也普遍用于农作物之上。他强调，这些化学物仅在对人体健康之影响这一个方面接受了不完备的测试，事实上，要想对其长时段影响进行测试几乎是不可能的。科尔曼建议，虽然我们很难从食物中彻底清除人工添加剂，但我们可以尽量通过去本地市场、本地农民处和去出售新鲜有机食品的商店购买食物来降低添加剂之影响。

“身体知觉”要求我们“对身体关心爱护”。科尔曼指出，这是专家所无法提供的，只能靠自己。尽管在适当时候我们要就某些问题去咨询专业人士，但是抵御病症是我们要形成的身体首要“自我技能”。对身体关心爱护意味着要时常“倾听身体”，一方面可以体验到健康所带来的恩惠，另一方面也能及早发现病变之征兆。对身体关心爱护会释放出“身体能量”(bodypower)，即避免患严重疾病的能力以及无须药物便可抵御微弱病症之能力。身体能量有助于个人保持甚至改善其外表体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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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体机能之理解以及以一种时刻警醒之态度密切监控身体之各项机能，从而使个人保持细嫩的皮肤和苗条的身材。

我们说，身体成为现代性之反身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到底有什么含义？在极盛现代性情境中，身体规则和感觉度的形成在多元选择背景下持续不断地接受着反身性的注意。生活规划和生活方式之选择在原则上被整合进身体规则中。如果仅依据身体外表体征的理念变化（如苗条或年轻）来看待这种现象，或仅仅把商品化的广告影响作为导致这种现象之唯一因素，那将是十分短视的。我们要自己负责设计自己的身体，而且在上文提及的特定意义上，我们所要进入的更为超越传统的社会场景使得我们不得不如此行事。

神经性厌食症就明显是一种关注身体外表体征和苗条程度的纯粹的强迫症。对这种病症之研究，为我们评价上述观点提供了重要手段。

神经性厌食症与身体之反身性

下面这段话出自一位曾经患过阶段性厌食症的女性的个人描述，她最终成功摆脱了厌食症之困扰：

于是，我开始穿奇装异服，或购自跳蚤市场或自已亲手制作。而且，我还开始化奇怪的妆，比如白色或黑色的唇彩、漆黑或浓烈色彩的眼影。此外，我还把眉毛全拔光，把头发倒着梳。我的母亲对此非常愤怒，对我大吼大叫。她不让我以这种造型出门，于是我只好擦掉它们，但在公共汽车上我又重新把它们画上。所有这些都只是表象，在内心深处，我很胆小也很孤独，但我非常非常想做自己，想界定我到底是谁，想表达我的真实本性。我无法以言词表达这种强烈的渴望，所以我只能选择在脸上作改变。我翻看时尚杂志中的照片，上面的女孩既漂亮又苗条，她们似乎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感觉。但我并不苗条，不过我想变成那样。所以，我开始不吃饭，不是突然不吃，而是一点一点减少。后来我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我的母亲对此十分不满。我的体重急剧下降，于是我的母亲带我去看医生，医生则劝我至少吃点鱼类食物，于是我开始慢慢吃点……后来她住进了医院，并做了阑尾切除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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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手术两个月后我参加了一个派对，在那儿我遇见一个老熟人。他注意到我瘦了，并说这个体型很适合我。事实上，他说我看起来非常迷人。从那时起，我开始大幅减少食物摄入量。我开始不吃土豆和面包，后来扩展到黄油和芝士。同时我开始搜集所有我能找到的有关卡路里的信息，废寝忘食地阅读节食类书籍。每天我所要吃的食物都要过磅，并以卡路里值来进行控制……我的食物变得千篇一律，每天都必须一样。如果商店里没有了我所要的那种牌子的薄脆饼干，我会惶恐不安；如果我不能仪式般地在每天的同一时刻进食，我也会惶恐不安……

最终，她遇到了一位富于同情心且知识渊博的医生。这位医生帮助她再次开始摄入一些实质性的食物：

我信任她，也需要她。她如此仔细地倾听我的诉说，不评价我，不要求我一定要去做什么，而是让我成为我自己。在她的帮助下，我尽力解开了我混乱和相互冲突的情感纠结。

但最终，还是得靠我自己。这一过程很难接受。她会帮助我，但她不能告诉我如何去具体地生活。毕竟，这是我的生活，属于我。我能培育它、滋养它，我也能让它枯萎。选择在我。我当时觉得这个选择是负担，有时甚至认为我自已难以独自承受。…做女人，真是充满风险。我曾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所有策略都在我掌控之下。而成为我自己，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自由秉性的自我，这项斗争仍在继续。[40]

禁食以及自我对各类食物的禁绝，早已成为多数宗教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散见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场景。相对而言，在中世纪的欧洲，个体为寻找救赎而进行长时段禁食的现象较为普遍。女性经由食物匮乏而获得的神圣性也尤为重要。中世纪时期的各类编年史详细记载了女性通过经常性的禁食而终获灵魂圣洁之逸事—17世纪和18世纪的外科医生们将这种修行称为“为神而禁食”，即食欲之严重丧失。[41]然而，为神而禁食与神经性厌食症之间有着明显不同，后者是现代时期的病症，也是当今时代（即晚期现代性）的独有特征。为神而禁食在中世纪时期和在现代时期一样都不是特别普遍，即并非所有少女或成年女性都尝试这种修行。它并不与对身体外表体征的培育相关，而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而克服感官上的食欲。神经性厌食症则始于“禁食的女孩”这一在19世纪末开始逐渐被人关注的现象，不过这大体上还仍只是一个过渡性综合征；一如以前，它是一种“较为古老的女性宗教文化在世俗化时代的富于刺激性的遗风”[42]。直到严格意义上的“节食”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至今，神经性厌食症才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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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食症与性别区分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这无疑与节食和对身体外表体征不同的看法之间的联系相关。臃肿体态和富裕生活之间的相关性在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末便基本上消失了。女性开始更多地关注自身的体重，而男性则没有。然而，我们亦应认识到，在20世纪20年代，更宽泛意义上的“饮食”首次与控制体重和自我调节健康相关联。在这一时期，食品工业也开始蓬勃发展，从而使得可供食用的食物变得愈加多样化。狭义的“节食”其实只是这个更普遍现象之特殊版本——养成一种身体规则，并将其作为以反身性方式影响自我规划的一个手段。

以此观点视之，厌食症（及其对立面强迫性暴饮暴食）应该被理解为个体欲创造及维持一个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的需求与责任所导致的意外后果。[43]这种现象是掌握身体规则之极端版本，而对身体规则之掌控则已成为日常生活场景之普遍特征。

厌食症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有关这一现象之研究已然汗牛充栋，在这种情境下本研究要对其进行足够细致的分析亦几乎不可能。因此，我只想重点关注那些与本书主题高度相关的厌食症的特征。在我看来，厌食症是反身性自我掌控的一种病理状态，围绕着自我身份认同和身体外表体征这一主线而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羞耻焦虑感施加了压倒性的影响。厌食症的所有重要元素都体现在上文那位女士对自我经历的详尽描述中。她对于自身身材的顾虑并非是对食物的突然冷漠，而是一种有控制的、渐进的现象，是一点一点地渐次出现。她对自己的食物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关注，这其实是处于饮食多元选择情境中的一种身体规则之刻意的禁欲主义。而她“废寝忘食”地收集阅读有关卡路里的信息，则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反身性特征。她也明确认识到，她亟须养成一个与自我身份认同相关的特殊生活方式；羞耻与自豪这两种极端态度也出现在她极力营造的“假象”中，而最后她终于确信她能“培育”自己的自尊，而不是任其“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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