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为何神经性厌食症会成为女性尤其是相对年轻女性的主要特征？毫无疑问，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女性充满吸引力的身材会比男性带来更多的回报(不过此种不平衡正在发生着改变)。此外，刚刚进入成年时，人们较难形成身份认同。有关厌食症的一个常见观点是，它表现了“一种拒绝成为成年人”的感觉，即在事实上拒绝进入青春期，想继续做一个女孩子而不是成年女性。但这个解释不足以说服人，一如某观察者所言，这种解释把厌食症错误地当作一个特定的病理状态，而不是“一个针对困惑的自我身份认同极端复杂的回应”[44]。相反，对厌食症的理解应该被放置在晚期现代性使之变得可能的多元选择框架下来理解，其背景恰是女性被持续性地排斥在产生了上述选择的社会活动之外这一状态。现如今，女性在名义上拥有了很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然而在一个男权主义文化场景中，女性事实上仍被排斥在诸多机会之外。此外，为了赢得这些可能的机会，女性不得不以一种比男性更为彻底的方式去抛弃她们旧有的、“固定化”的身份认同。换言之，她们以一种更圆满却更矛盾的方式体验着晚期现代性的开放性特征。

一如奥巴赫所指出的，厌食症是一种抗争：其特征不是从身体发展的反身性中退却，而是要持续投入这种反身性活动。[45]在以前女性社会地位被严格限定的时候，女性通过身体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病症形式以示反抗。而如今，她们的抗争仍与后传统秩序所蕴含的反身性掌控纠缠在一起：“患厌食症的女性在其症状中包含着一种存在方式，这种方式与其19世纪歇斯底里的姐妹之冷淡的反应方式截然不同。她们的抗争特征是其身体的成功且重大的转型，而非晕厥、跌倒或是挥舞着的拳头……”[46]当面向女性开放的选项既少且窄时，她们经由身体而产生的无意识抵触便会弥漫四方。然而，在一个明显具有多元可能性的场景中，女性的反映则会受到限制并受到严格掌控。一如奥巴赫所指出的，患有厌食症的个体并非营养专家们的被动受害者，相反，厌食症所牵涉的身体规则是高度自主且具有协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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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厌食症患者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会看到雷恩沃特式箴言“你掌握着主动权”的特殊版本，只不过在掌控上的努力变成了强迫。厌食症患者的身体规则通常都是极端的。例如，某人可能会先跑上几英里，参加使人精疲力竭的冗长的训练课程，然后再去健身房器械上练习一段时间。这种活动带来的是成就感，而不仅仅是绝望，同时他会清晰地发现这其中含有赋权（empowerment）的重要方面。在厌食症的禁欲主义中，存在着“紧迫感和强力感”，这与其说和苗条的身形相关，不如说本质上和自我否决相关。一如索尔斯所指出的，“在客体的海洋中饥饿至死”便是一种拒绝，它以悖论的方式强调了对自我身份认同和身体的反身性建构。[47]

然而，强迫性掌控与真实的反身性监控明显不同，而且丝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厌食症患者常常觉得自己被她自己的身体所服从的那个规则所“控制”。在温尼科特和莱恩看来，身体变成了虚假自我体系之一部分，脱离了（却严格受制于）个体内心的强烈愿望。源于无意识羞耻的破坏感逐渐集中到身体规则上来。厌食症禁欲主义所假定的那种超乎寻常的强度，具有冷酷无情的内在献身之特征，而个体只是部分知晓这种强度在自我身份认同投射中的源头。身体之“异化”（即自我无法在身体中找到身处家园之感受）有助于解释为何人们有时会在“禁食到死为止”的极端程度上追求厌食性的生活规则。当自我调节的生活规则如此完善以至于最细小的疏忽都能带来巨大威胁时，个体才感到“有价值”。

厌食症体现了人们在充满多元且模糊的选项的世界中对安全感的努力追求。在开放的社会场景中，受严格控制的身体是安全存在的象征。一如我们上文所读到的那篇个人陈述所言：“做女人，真是充满风险。”人们对自我身份认同和身体的构建都发生在风险文化的场景中，而风险文化正是我在下一章要重点论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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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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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 章命运、风险与安全

命运、宿命论、命中注定的时刻

生活在极盛现代性的世界，便是生活在机遇和风险的氛围中，而机遇和风险又是为适应自然支配和对历史的反身性建构而形成的某特殊体系的必然伴生物。命运（fate）和天命（destiny）在这个体系中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这是因为该体系在理论上经由我所说的人类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开放式掌控而自行运作。未来的事件都有可能受到人类干预性活动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限度将尽可能地受到风险评估的制约。然而，命运和天命的概念绝不会在现代社会中消失，而且对它们的本质进行一番探究也对分析现代性和自我身份认同有着丰富的意义。

尽管这种观点有些笼统和武断，但我们仍可以较为确信地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所有非现代文化几乎都含有命运和天命的概念（作为其哲学之核心部分）。世界并非一个无方向的所有事件的大旋涡（其中唯一的规范性能动者仅仅是自然法和人类)，相反，世界拥有内在规范形式，使得个体生命与整个外部大环境都息息相关。一个人的天命他或她的人生被预期的发展方向—由这个人的命运（即未来所可能发生之事）来赋予其具体意涵。尽管各类不计其数的信念都可以被归纳进上述两个术语的内涵中，但在绝大多数信念中，天命和命运的结合点是死亡。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中，命运（moira）被认为会带来劫数和死亡，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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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视为一种比最远古的神还古老的伟大的力量。[1]

鉴于现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的性质，我们在此处倾向于把命运和未来事件的开放可能性对立起来。命运被视为预先设定之决定论的一种形式，而现代观点恰恰与之相对。然而，命运概念不仅含有一种不完全“确定的”未来之内涵，它还含有天命之伦理概念以及有关日常事件之深邃观点此处，深邃这个词意味着这些事件不仅要依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依据它们在外部大环境中的意义来理解。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命运和宿命论（fatalism）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即并非像后者通常被理解的那样。宿命论是对现代性的抗拒—具体而言，这种观点倾向于任事件自由发展而抗拒对未来的掌控性倾向。

先前存在的一些有关命运的思想和中世纪以后的思想之间的主要关联点便是运气（fortuna）这个概念。这个词最初的词源是罗马神话中的幸运(fortune)女神的名字，后来与居支配地位的基督信仰显得格格不入。“神的旨意”（DivineProvidence）这一观念很明显是命运的一个版本。然而，一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基督信仰比传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宗教赋予了人类更具活力的角色。[2]基督教会其实对幸运女神并不认可，这主要是因为“运气”之观点暗示一个人可以不必作为上帝之工具来工作便可获得恩泽。但是，运气的观念仍然重要，并且作为某些本土文化信仰的特征之一，它常常在价值上超过人在来世所获得的神之赏酬。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对“运气”的使用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即对该词的传统用法转向一种新的、将命运排除在外的社会活动方式。在其名著《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这样说道：

有许多人曾经抱有现在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以某种形式被运气和上帝所掌控的，而人却不能凭借其智慧来掌控它们，人对此毫无补救措施。因此，他们就可能断定，他们不必去做任何努力只需听从命运之安排…我认为，幸运女神只决定着我们行动的一半，而仍把另一半留给我们自行决定……我们看到一位君主今天荣耀满身，而明天就垮了台，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却并未发现他改变了自已的品性或任何特点…完全仰赖于幸运女神的君主，当幸运女神变卦时，他就会倒台。我还相信，经常性地依据时间变化而调整其行动的人便会获得成功，相反，完全不顺应时代特征来任意行事的人则会大祸临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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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令人惊讶的是，政治学研究应该为命运观念的转型提供原初之领域，这是因为，尽管国家的宣传机器可能把政治视为由命运推动并最终达至一个特殊的天命，但现代情境下的政治实践却把政治认定为一种推测的艺术。政治决断力的实质便是：在采取了一个既定的行为之后需要思考下一步将会怎样，并将这一可能性与其他所有可能性进行权衡斟酌。马基雅维利被誉为现代政治策略的鼻祖，而他的著作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更具有思想上的原创性。他预见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风险和对风险的估算在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都让幸运女神靠边站。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似乎尚未出现一个能指代风险(risk)的通用词汇，该词汇的首次出现在欧洲思想史上则要等到一个世纪之后。(在英语中，直到19世纪，这个词汇还常常以其法语中的拼写方式risque出现。后来，该词汇的法语拼写形式与其英语化之后的单词形式曾同时通行过一段时间，只是英语化之后的单词首次用于和保险相关的表达。在表示“可能冒犯他人的笑话所隐含的风险”这个意义上，risqu这个词仍保持其旧有形式。[4]

在一个抛弃了旧有的、传统的行事方式的社会，以及在一个完全面临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未来的社会，风险便成为有着重大意义的核心概念。这种看法既适用于制度化的风险环境，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一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指出的，保险业是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也是一个有关掌控时间的更为普遍化的现象之构成部分，这种对时间的掌控我称其为“对未来的殖民”。事物的开放性所要表达的则是社会世界的可塑性，以及人类形塑我们所生存的外在物质环境的能力。虽然未来日益被看成是内在的不可知的事物，同时日益与过往相分离，但那个未来却变成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一个具有反事实可能性的领地。一旦这个领地被建立，它就会将自己交付给那种经由与事实相反之思维和对风险之估算而实现的殖民化入侵。一如我前文曾提及的，人们对风险从来都不可能达至彻底完全的估算，这是因为即便是在相对限定的风险环境中，也总是会出现出乎人们预料和想象不到的后果。在一个命运已经消失殆尽的环境中，所有行动（甚至那些与既定模式紧密结合的行动）在理论上都是“可依据其风险进行估算的”。就某些特殊结果而言，几乎所有人类习惯和行动都可以就其可能性风险进行整体性评估。抽象体系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再加上人类知识充满变数之特征，意味着对风险的认知会渗入几乎每个人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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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将以较短小的篇幅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下风险及其与自我身份认同之关系。但是，我们首先要引入一两个与命运相关的概念。第一个便是宿命论概念。一如上文所提及的，相较于传统文化场景，宿命论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依据我的理解，宿命论与斯多葛主义（Stoicism）不相同，后者是一种人们在面临生活考验和磨难时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态度。宿命论观点就是顺从地接受并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的观点。它实际是现代性的主流倾向所培育出来的却与之立场相对立的一种观点。

宿命论应该与决定性（fatefulness）之感受区别开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或情景即那些会给个体或群体带来特别后果的事件和情景。[5]它们包括人们在面临我所说的后果严峻之风险时那些不希望有的后果，这种风险以一种会潜在地威胁生命的方式影响着群体和个人。决定性时刻（fatefulmoment）是个体要作某些决定的时刻，而这些决定会给他们的抱负，或者他们在未来的生活带来特别的后果。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对一个人之天命会产生重大影响。

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可被理解为具有那些会带来后果（即后果性）的活动之宽泛特质，而每个人终其一生都会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这种活动。单就每个个体来看，其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活动都是非后果性的，而且也不被认为对人们的整体奋斗目标具有特别的决定意义。然而，某些活动（如工作范围内的一些活动）却通常被人认为比其他活动更具普遍的后果性。此处，试举戈夫曼曾作过精彩分析的“限死的”时间或“被消耗的”时间之现象为例证。[6]令人感兴趣的是，即将被消耗的时间也常常被称为“自由”时间，即穿插于生命中具有重大后果性事件之间的时间。如果一位女士发现她的前一项安排和后一项安排之间有半个小时的空闲，她可能会选择随便逛逛或者读读报纸直到下一项事务开始，而不是将其进行“合理”利用。被消耗的时间是个体生活余暇范围之外的时间，除非发生一些预料之外的事情，否则这些时间基本不具备后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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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生活中诸多更具后果性的活动是常规性的活动。绝大多数“正常按时间运转”(timeon）的活动（不论其是正式活动还是非正式活动）都是确信无疑的，或只有在对有关事务进行常规管理的时候才会成为问题。换言之，人们常常要作出一些艰难抉择，但是人们会依据作为进行中的活动之构成部分的策略来处理好这些抉择。然而，有的时候，人类活动的某些特定情境和片段会具有严重的后果性，并会带来许多问题，而正是这些片段构成了人生命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当某事件正好发生于个体处于人生交叉路口的时刻，或当个体获取了具有决定性后果的信息的时刻，则该时刻便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7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包括决定结婚、筹划婚礼仪式的时刻，或许也包括决定分手或事实上分道扬镳的时刻。其他例证包括参加考试、决定参与某种特殊的训练或学习课程、参加罢工、因喜好另一工作而放弃当前之工作、获知一项体检结果、在赌博中损失一大笔钱或在买彩票时赢了一大笔钱等。有时，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会由于那些对个体生活造成冲击的事件的出现而产生，但是，这种时刻也通常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例如，当某人决定凑齐她所有的积蓄去创业之时，这种时刻便有可能出现。当然，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既会出现在集体的历史中，也会发生于个人的生活中。它们是使事情脱离其联结点的时刻，也是特定状态因少数关键事件而发生改变的时刻。

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或被人们定义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那种可能性）与风险有着特殊的关联性。在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人们对运气的渴求度会很高。在更传统的场景中，人们会让宣示神谕的祭司卜卦，或向神灵祭拜以求得平安。有时，在决定性的时刻到来或者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人们也常常会向专家进行咨询。事实上，相当普遍的情况是，专业知识是使得特殊情境变得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载体，如在医生对患者病症作出诊断的那个时刻。然而，我们几乎很少遇到这样的场景，即有关下一步该如何采取行动的决定完全是专家建议之结果。源于抽象体系的信息或许有助于人们对风险进行评估，但最终是相关个体在承担着风险。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决策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后果性，使得人们在作决策时往往面临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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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时刻会威胁到为人们的本体安全感提供防护的那层保护壳，这是因为对保护壳来说极为重要的“一切正常”之态度必然会被决定性时刻所击穿。在个体必须开始尝试新事物的关键时刻，他们明确知晓，所有作出的选择或采取的行动都将不可逆转，而想要回到原先的状态也将变得十分困难。决定性时刻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要面临事情一定会出错的可能性，即面临高失败率的场景。让风险环境变得更难面对的其实是对出错的后果性惩罚的程度。决定性时刻给个体带来的后果严峻之风险，与其带给集体行动的类似风险等量齐观。

风险的参数

由于风险及风险评估对对未来的殖民如此重要，故对风险进行研究便可让我们对现代性的核心要素有更充分的认识。以下几个要素将有助于我们对风险的理解：由抽象体系所高举的日常活动中大范围安全感导致的对个体生命造成危险的风险量之减少；具有制度化界限的风险环境之构建；作为现代性反身性的重要构成部分的风险监控；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严峻之风险的出现；在内在不稳定的“风险气候”背景下所有上述元素之运作。

人们想象中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风险，与事实上遍及四方的对人类生命造成威胁之危险并不直接相关。在个体生命历程的层面上，就对生活的期待以及免于严重疾病困扰之自由度而言，发达社会中的人们与生活在欠发达社会的人们相比更安全。然而，18世纪末的英国已然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社会，而爆发能很快夺取几十万人性命的恶性传染病却仍是稀松平常之事。人们不得不忍受逐渐扩散的流行性疾病，甚至当这些疾病不必然带来致命后果时也是如此。因而，很多人得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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