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到以下现象[8]：

疲劳、热病和焦躁，

这是人们坐而悲叹的世界；

在这里，青春苍白、消瘦、死亡，

而“瘫痪”有几根白发在摇摆。

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有了充分的统计数据，从而得以精确地描绘出对生命产生威胁的种种变迁。一项以1907年作为其数据起点的研究表明，当时的新生婴儿“面临着危机四伏的雷区”[9](尽管当时的婴儿死亡率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数据相比早已显著降低)。在1907年的统计图表上，大约1/7的新生儿在出生的第一年便夭亡；与之相比，1977年的统计图表显示的数据已大大降低至1/67。下文所开列的一个单子记录了部分最重要的降低了人类健康风险的技术进步，其时间段为1907一1977年，即一位生活在1977年的年过七旬的老人所经历的生命历程：

安全的饮用水污水清洁处理卫生的食物配制品消毒牛奶低温冷藏集中供暖广泛应用的科学的营养法广泛应用的科学的个人卫生法包括疟疾在内的主要寄生虫疾病的消除对鼠类及害虫之控制不断改进的产前和产后护理116 不断改进的婴儿护理不断改进的传染病护理不断改进的外科手术不断改进的麻醉和重症监护广泛应用的科学的免疫法输血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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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重症监护病房的出现

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诊疗程序

不断改进的癌症治疗法

不断改进的动脉栓塞疾病治疗法

计划生育变得切实可行

避孕方法的改进及合法化

广泛接受的工作场所安全

汽车里的安全带

不断改进的保护牙齿、视力、听力的方法

吸烟、肥胖、高血压、久坐不动的生活被认为有损身体健康[10]

我们无法得知上述技术进步中每一项对1907一1977年这70年当中最为重要的变迁产生过如何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进步中的绝大多数所带来的影响要经过几代人才能体现出来。此外，与上述降低风险之变迁相对应，我们也不应忽视相当多的负面影响。两次世界大战带走了无数人的性命，而1907年出生的那一代人恰恰完整地经历了这两次大战。这一时期，车祸致死或导致重伤的风险也呈现出稳固攀升态势。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末，这一代人消费了许多药物，而以现在的标准视之，当时的药物并未经过充分测试就投放市场。在烟酒等物品之毒性被充分认识到以前，这一代人早已饮用了大量酒精饮品和消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香烟产品。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医学专家们认定环境污染将增加重大疾病的易感率。而且，在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一代人的食物里含有大量添加剂和化肥，这对健康造成的后果，往好里说尚且不知，往坏里说则将有可能导致重大的致命疾病的出现。

尽管如此，就基本生命安全而言，降低风险的那些要素似乎已经大大盖过了新出现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对此进行初步检验。其中之一便是：假定1907年存在的那些对生命构成威胁的重大风险会持续影响这一代人的一生，那么对比1907年出生的那一代人实际的生活体验与他们上述假定条件下的生活体验，我们便可略知上述降低风险要素之积极作用。这虽然是纯推理式的计算，却可以为相对合理的统计数据所支撑。经过统计处理之后的计算表明，就生存百分比而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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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之前，两组数据之间无差异。而一过这个年龄线，实际生存曲线便开始超过由新整理的数据所形成的理论曲线，越到后期两者之间的差异越显著。

另一种检验方法仍然是比较分析。这次所比较的数据仍是1907年的统计图表和1977年的统计图表，具体则是比较1907年出生的那一代人的生活期待与研究者为1977年出生那一代人所预测的生活期待。结果显示出非常显著的差异。该差异从两组被研究人群的1岁时开始，一直到老年，1977年出生那一代人明显占优势（尽管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有其他一些对生命构成威胁之风险在之后会对这一代人产生影响)。

风险既与当下的实践相关，也涉及未来发生的事情，因此，对未来的殖民造成了新的风险环境，其中一些以制度化形式被组织起来。在相对较小的场景中（例如在不同文化中均普遍存在的赌博现象)，上述风险环境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在非现代文化场景中，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组织化的风险环境，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却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化形式。因此，弗斯描述了生活在所罗门群岛提科皮亚地区（Tikopia）的人们的一种试图自杀的制度化风险类型。[11]在当地，一个饱受委屈的人驾着一叶独木舟出海是种普遍现象。由于海水变化莫测，故这个人能存活下来的概率很小，而部落里其他人对此人消失的反应速度也影响着其生还率。虽然上述冒风险之举动与现代情景中冒风险的自杀性企图有着若干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在现代情境中制度化元素是不存在的。[12]

然而，就绝大部分而言，现代社会中以制度化形式构成的风险环境比前现代社会中的更为显著。这种制度化的风险体系事实上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人，不论他们是不是风险体系中的“玩家”——竞争性的产品、劳动力、资金市场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例证。这种制度化体系和其他风险参数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是经由普遍的风险而不是偶然碰到的特定的具体风险而构建的。制度化风险环境以多种方式将个体与集体风险联系在一起。例如，个人生活的机遇现如今就直接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捆绑在一起。但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话题而言，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所揭示的对未来的殖民的方式上。

此处我们以证券交易所为例证来进行分析。证券交易所是一个规范化的市场，它提供一定量的有价证券（securities）（这个多义词本身就很有意思)，由出借方发放、借用人持有，并造成一种构建风险（出借方和借用人双方都抱有获取利润之目的）的选择方式。它同时还具有根据证券之预期回报而对其进行赋值之效应，在这个过程中便把投资者的风险拉了进来。[13]借用人和出借方各有其不同的财务目标。某些借用人希望在长时段积累资金，而其他人则寻求更加短期的收益，并且为了达至这一目的时刻准备以其现有资本去冒相当大的风险。而出借方则通常希望资金在长时段上进行运作，但他们也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定损失之风险。在股票市场中，投资者会在诸多风险以及克服这些风险的方式中作出选择，而出借方则会试图调整所得资本的合约条件，以抵消他们从其中获利的商业活动之风险。股票市场是一个理论化了的、复杂的、反身性的领域，这一现象直接影响借用与出借的危险性特征。因此，有研究表明，价格一收益比似乎并不能很好地预示后续的收益和红利增加。在股票投资市场上应用的一些理论认为，这些理论能说明股票市场无法辨别出哪些公司能对稀少的金融资源进行最充分的利用，也无法作出相应的风险策略计算。其他理论认为，利润之提留及其他具体因素能解释这一现象，并能相应地采取不同策略应对之。而利润提留策略本身有可能被所采用的理论所影响这一事实，为股票市场之反身性的复杂性提供了衡量手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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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其他制度化风险环境，股票市场主动地运用风险去创造随后将被殖民化的“未来”。这对股票交易参与者来说是很好理解的。期货市场（futures market）的存在便是一个最佳的例证。所有的借用和出借行为都通过对风险的操控创造着可能的期货世界。但期货市场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抵押着未来，及时地保护着能为特定的出借方提供特殊安全感的必经之路。

对风险进行反身性监控内在于制度化的风险体系中，而就其他风险参数而言，它是外部的，却比生活机遇和生活规划显得更为重要。现如今，专家思维和公共话语的一个明显构成部分便是“风险情形分析”(riskprofiling）——在当今知识状态和当前条件下，分析风险在给定行动场景中的分布状况。由于在上述表述中“当前”一词的内涵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中，故这样一种风险分析必须得到经常性的修订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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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请各位思考一下“我们的死因”—代表着与死亡相关联的那些重大风险。[15]对那些威胁生命的主要疾病所作的风险情形分析显示出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和当今的具体情况之重大差异。到1940年时，诸如结核病、肾炎、白喉等传染性疾病已经不再居于前十种致死疾病之列了；1940年之后，心脏病和癌症分别上升为第一和第二位死因，至今仍是如此。有观点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50岁或更高龄人群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更大，但这个观点受到其他观点的挑战，后者认为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饮食和环境因素。我们应该注意到，过去用以辨识主要死因的概念自1900年以来已发生了实质性变迁。在20世纪初被称为“颅内血管源出血”（intracranial lesions ofvascular origin）的病症在60年代变为“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之血管出血”(vascular lesions affecting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并在那之后又被更正为“脑血管疾病”(cerebrovascular diseases)。这种变化体现的不仅仅是流行时尚，它们反映的是针对相关病症的整体医疗观点之转变。

在诸如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冠心病高发病率国家，有超过2/3的35岁以上人口被认为其冠状动脉在一定程度上变窄了，尽管这些数据尚不足以在心电图上形成显著的病理症状或变化。每年35岁以上人口患心脏病的概率约为1/80，尽管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致命的。心脏病的发病现象在男性中要比女性中更为普遍，尽管这一差距现在正在消失。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冠心病的致死率在经历多年的稳固增长后开始逐步下降。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出现了许多争论：有人认为是由于饮食上的改变，也有人认为是急救护理的改善，还有人认为是吸烟量的减少或是更多成年人开始积极参加有规律的体育锻炼。现在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是，生活方式因素对患心脏病的风险有着强烈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可资比较的证据比比皆是。因此，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日本拥有最低的冠心病发病率。然而，移民美国的日裔下一代（或几代）则拥有与美国而非日本相当的患病率。当然，与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相比，我们仍无法完全知晓饮食在心脏病病原学中到底具有何种具体影响。例如，法国就表现出较低的冠心病致死率，但法式餐饮中会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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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的物质含量也是较高的。

癌症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至少在与之相关的致死风险方面可以这样理解。从20世纪初开始，不同种类的癌症的发展轨迹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例如，1930年以来，肺癌的致死率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这一持续的态势主要是由于吸烟人群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仍逐年增长之延后效应。而其他种类癌症的患病率却又呈现稳步下降之趋势，专家们对此现象的解释大相径庭。他们对饮食与环境因素是否是癌症之肇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肇因等也持有不一致的意见。

对健康风险的定期且细致入微的监控（即上文已述及的各类信息）便是一个极佳的例证，不仅体现了涉及外部风险的惯常性反思，而且也体现了专家体系和外行人行为之间有关风险问题的互动。医疗专家及其他研究人员为风险情形分析之开展提供了基本材料，但风险分析并非仅仅是专家的业务范围。普罗大众对此也略知一二，即便他们只以粗略和简约之形式对风险进行分析，而且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也非常希望他们的研究发现能为普通人广泛使用。一般来讲，普通人群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会受到上述研究发现之影响，尽管在行为模式的改变上阶层通常会体现出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专业人群与受高等教育等因素的影响因子最大。然而，即便当专家们先前有关改变某种生活方式之号召普遍被接受时，这些人对某一问题的一致看法（如果说有的话）也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吸烟曾是某些医疗专家们提倡的一种放松方式，而黄油和奶油则曾被认为有益于身体健康。

随着各种理论的修订或推翻，医学概念和专业术语也在发生改变。此外，医疗专家群体在任何时候实际上都存在关于风险因素以及危害健康之病因等方面的严重的甚至极端的意见分歧。即便是关于冠心病和癌症等严重疾病，也存在诸多另类医疗（alternativemedicine）实践者，他们不同意主流医学界的理论和实践，对重大病症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些人过去曾经不为主流医学专家所重视，而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受到后者的重视。在这些争论中，健康风险之评价常与“谁才是正确的”这一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虽然在任何时间点作出的风险情形分析都是客观的，但是个体或团体对风险的阐释取决于生活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及这些阐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基于有效假设而给出。某种生活方式的某一具体方面一旦形成(例如养成某种特殊的饮食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便很难被打破，因为它很有可能已经与个人行为之其他方面整合在一起。所有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外行人群对经由抽象体系筛选出来的风险参数进行反身性调整。故面对这些复杂性时，有些人对几乎所有医务工作者都采取不信任态度，而只是在绝望状态下才去征询其专业意见便显得不足为奇了，他们进而会固执地坚持自己早已形成的那种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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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影响健康的那些危险，后果严峻之风险在理论上一般不会对个体行动者产生直接影响，尽管它们在理论上会对个体的生活机遇造成一定影响。有人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场景中的人们最为忧虑重大灾难可能会降临在我们这个世界，这明显是不正确的。末世论调在中世纪时相当普遍，也有很多文化认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充满无数危险。但是这些危险观的经验与性质在某些方面与当今对后果严峻之风险的认知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当今世界的这种风险是全球化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即便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们都尚未感受到类似的这种威胁。

这种风险可以说是现代性阴暗面之一部分，而且，只要现代性持续下去，这些风险（或那些可比较的风险因素）便会存在下去。具体而言，只要社会及技术仍保持急速变革并释放出未曾预料到的后果，这些风险便会持续存在下去。后果严峻之风险有着独特的属性。它们所涉及的危险越严重，我们对于所冒风险之真实经验就越少。这是因为，如果事情“出了错”，那么就已经太晚而无法体验了。诸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那样的重大灾难便让我们初尝了这种风险。一如诸多类似案例，专家们到现在都还不能就有关问题取得一致性的看法，包括泄漏出来的放射性物质对受灾国家的人口有何种长时段之影响。普遍认为这次核泄漏事故增加了未来某些病症的患病风险，而且毫无疑问对直接受其影响的苏联人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去估计一个更为严重的核泄漏事故的后果则必然是个反事实的假想，更不用说估测一起相对小规模的核冲突的可能性后果了。

在后果严峻之风险情境中对风险进行评估必然会与常规评估不同，后者所涉及的风险后果都是可依一定规律进行观察和监控的（尽管根据观察所提出的阐释需要持续不断地根据新理论和新信息而进行适时修订和更新)。风险评估本身就具有内在风险性，而后果严峻之风险是最能验证这一论点之领域。在对核反应堆事故的风险进行估算时，一个通用的方法就是故障树（faulttree）分析法。要画出一个故障树就必须列出所有可能导致反应堆失败的已知路径，然后再列出所有可能导致上述路径的下一层级的路径，并以此类推。一般认为，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便是一种相当精准的风险设计。这种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美国和多数欧洲国家对核反应堆安全性的研究中。但是，这也留下了许多无法估量的问题。[16]要对人为失误或人为破坏的风险进行精确计算，则是不可能的事。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便是人为失误的结果。在较早时期，发生在全世界最大的核电站之一美国布朗轮渡核电站的大型火灾也是人为导致的。后来查明，起火原因是一名技术人员以点燃蜡烛的方式来确认是否有气体泄漏，这直接违反了安全工作程序。有些可能导致灾难的路径则未必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一些小微风险情境中它们可能被忽略，而对于后果严峻之风险有时也只能通过对数据和假设的回顾式修订才能发现。这种情境就发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从事的一项研究的假设场景中，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在给定的一定强度的核战争环境下食物供应的风险。研究小组后来得出结论，由于许多农作物都会在紫外线辐射日益增加的空气中存活下来并继续生长，故核战争所有可能导致的地球臭氧层减少将不会威胁到生还者的食物储备。然而，研究小组竟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紫外线辐射水平之增加实际上将导致人们完全不可能在田里将这些作物种植出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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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严峻之风险构成了晚期现代性普遍的“风险气候”特征的一个特有部分一由专家体系来传递的知识主张的定期更替。一如拉宾诺维奇所言：“某天当我们听说水银很危险时，便会急着把橱柜里的吞拿鱼罐头都扔掉；第二天，我们想避免的食物就可能是黄油，而这却是我们的祖父祖母所认为的最最有益于健康的食品；然后，我们就得把那些引领时尚的宣传画从墙上刷去。现如今，危险潜伏在我们最爱使用的洗涤剂所含有的磷酸盐类物质中；明天就会指向杀虫剂，而这在不久前还被信奉为把数百万人从饥饿和疾病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死亡、癫狂以及某种程度上更令人恐惧的癌症，正潜伏于我们所食用或接触的所有物品中。”[18]这段话写于20世纪70年代初，自那时起，人们在吞拿鱼罐头中发现了更多的污染线索，一度被认为安全的某种洗涤剂在70年代也被禁用了，而现在的一些医生则说多吃黄油要比吃先前曾广被推荐为精美食品的低脂肪人造奶油更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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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再次重申，我们并不是说现如今的日常生活会内在地比先前时代的生活更具风险性，而是说，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无论对外行人还是对专家而言，在特定领域中保持对风险和风险评估的思考几乎已成为无时无刻不在的情形，并具有无法估计的特征。我们应谨记，就那些已经闯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专家体系中的绝大部分内容而言，我们都是外行人。专业化之扩展、现代制度体系的进步以及专业领域的进一步细分，似乎都是技术发展不可避免的后果。专业化愈加细分和浓缩，人们在其中能宣称为专家的领域就越来越小；在生活的其他领域，这位专家则将处于和他人一样的境地。即便是专家能达成共识的领域，由于现在知识的更替性和发展性，加之外行思维和实践之上的“滤回效应”(filter-backeffect）也会变得十分模糊和复杂，因此，现代性的风险气候令每个人都不安，无人能幸免。

主动贴近风险

当然，自发运行的风险与那些根植于社会生活之限制或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的风险之间有着明显区别。制度化的风险环境为人们提供了一些场景，使得人们可以选择去冒稀缺资源之险包括危险运动以及其他类似活动中自己的生命。然而，自发运行的风险与那些以不怎么受欢迎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风险之间的区隔，总是不那么明晰，而且这区隔也并不总是与外在的和制度化的风险环境之间的区隔一一对应。一如前文所述，根植于现代经济中的风险要素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人，不论某个特定个体是否在经济秩序中表现得积极主动。开车和吸烟则提供了另外的例证。开车在许多情景中都是一种自愿的活动，而在某些场景中，生活方式的限制或其他一些约束会使车变成一种必需品。抽烟也是一种自愿行为，但是一旦上瘾，便有了一种强迫性特征，对酒精的消费也有类似效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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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去拥抱和接受特定种类的风险是风险气候之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特定种类的风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疯狂飙车时的那种快感，与源自特定制度化风险的兴奋感十分相似。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但仍坚持吸烟的习惯，体现了个体一种虚张声势的勇气，而从中个体又可以找到某种心理安慰。假设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上述活动可被理解为“培植出来的风险”，我在下文将对此概念进行详细讨论。但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大多数人被动接受开车和吸烟等行为的危险性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释。一般来讲，有两种解释模型。一种观点认为，大型企业和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机构故意谋划并误导了公众对真实风险水平的认知，或认为它们利用广告和其他制约性方法来保证相当一部分人都卷入此种有风险的生活习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绝大多数外行人对个人身上的或延后的风险并不敏感，即便他们常常对群体性灾难或对“更具可见性”的风险作出过度反应。两种解释都明显倾向于更多地强调人类行动中的非理性成分。尽管它们毫无疑问都指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似乎都不怎么能令人信服。实际上，对上述风险现象产生主要影响的很可能是特定的生活规划和生活习惯的特征。由于具体的活动一般都是一组整体生活方式习惯的构成部分，故个体并非总是（甚至也不经常）针对单个的独立项目进行风险评估。生活规划解释的是整体的“一组风险”，而不是计算风险行为不同构成部分的含义。换言之，在追求特定生活方式的过程中遭遇的一些特定风险，人们可以将其作为上述整体风险之一部分在“可容忍限度”之内接受。

人们会为了自己生活规划内在之一部分而去殖民未来。一如集体未来之情形，未来可被成功入侵的程度是有限的，并且受制于风险评估的各种出乎意料的变化。所有人都形成了一个风险评估组合，这个组合以清晰方式组装起来，包含大量信息并且具有“开放性”；或者这个组合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惯性的。从风险角度来考虑问题几乎已成不可避免之趋势，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拒绝”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会带来的风险，即便他们可能选择完全忽视这些风险。在极盛现代性紧张的反身性情境中，依赖“自动领航员”来生活已变得愈发困难，并且不管先前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多么牢固，人们也愈发不可能保护任何生活方式不受普遍风险气候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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