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此论点不应该被误解。多数风险评估是在实践意识的水平上进行的，而且一如下文所要阐明的，基本信任的保护壳可以阻挡绝大多数会对个人生活情境产生冲击的其他潜在性的干扰事件。在极盛现代性的时代，要想“舒适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疑问是不确定的；在这个时代，“看护”机制和“与他人共享的历史”之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反身性方式的收获。但是，这种历史常常提供了使本体安全以一种确定方式得以维持的情景，至少对于个体生活某个特定阶段是如此。

风险、信任与保护壳

我前文强调过“正常外表体征”之世界，并不仅仅是个体相互之间持久的有关互动的一场表演。一如他们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时空路径之交错，个体所遵循的惯例将那种生活建构成“正常的”和“可预期的”。在社会活动的网络中，人们对常态性的把握非常细致入微：这一现象同样也适用于身体以及个体参与和规划的结合。个体必须以肉体形式完全存在于彼处[20]，并且作为有形物质自我的肉体必须予以长时段的保护和援助，在日常情形以及跨越时空的生活规划中依然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体终年处于风险之中。身体受伤之可能性总是无时无刻不存在，即便是在最为熟悉的场景中也是如此。例如，家便是一个危险场所，因为大部分的重伤都是由家庭环境中的偶发事件所引起的。一如戈夫曼所简明指出的，“身体便是一个后果性装备，并且身体之拥有者总是在冒着风险”[21]。

在第2章中我曾指出，基本信任对于日常生活规范和正常外表体征之间的联系起着根本作用。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基本信任被表示为对可能性事件或问题的涵括，而这些事件和问题在特定场景下有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他人好像要做的事及其好像要成为的人，人们通常认为那就是他们实际所做的事及其本来面目。然而，谍报人员不同，他们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无法采取他人通常采取的那种正常外表体征。他们将常规上属于“事物本来面目”的那部分普通信任悬置，忍受着一种曲解性焦虑的折磨，即焦虑那些寻常事物的另一面。对普通人来说，一个错误的数字可能不会让其恼怒，而对卧底探员来讲，这可能就是引起恐慌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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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前文所强调的，在日常生活惯例化场景中，身体和心理上的舒适感只有付出极大努力方能获得。在日常活动之情境中，如果我们表面上看似比实际中更强大，那这主要是得益于一个长时段的学习过程，而且潜在的威胁可经由此学习过程得以避免和化解。诸如行走中不摔倒、避免与物体相撞、过马路或使用刀叉等最简单的行动，都得在最初富于命运特征的意义情境中习得。绝大多数日常生活“平淡无奇”的特征既是长期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熟练警觉性的结果，同时也对所有规范化行动均假定存在的那种保护壳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现象通常都能够用戈夫曼的“周遭世界”（Umwelt）概念来进行分析，其具体指涉围绕在个体和群体周围的正常状态之核心要素。[22]这一概念源自作者对动物行为之研究。动物都保持着对周遭物质环境中存在的威胁的一种敏感性，敏感区因物种不同而各有差异。某些动物能感知数英里以外的声响、气味和运动，而其他动物“周遭世界”的范围却是极为有限的。

对人类而言，其“周遭世界”的内涵则远大于直接的物质环境；它能扩展至无限的时空跨度之外，并与框定了人类生活的、舒茨(Schutz)所说的“相关性体系”（system of relevance）相对应。个体几乎总是对某些信号保持警惕，这些信号既把此时此刻的活动与空间上遥远的且与其相关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又与不同时间跨度的生活规划联系起来。“周遭世界”是“移动的”常态性世界，个体在场景之间的转换中便能感受到这个世界，尽管这种转换也要取决于他人参与或确保上述世界的再造。在某种程度上，个体创造了一个“相关性的移动波面”，它将和风险相关的偶发事件与潜在的恐慌整理并加以排序。时空运动——身体从一个场景到另一场景之物理运动——把个体对场景物理特性的关注置于中心位置，但场景危险性又在与其他更泛化的威胁源的关系中受到人们的监控。在当前全球化的场景中，“周遭世界”还包括了人们对后果严峻之风险的认知，这种风险代表了那种无人能完全摆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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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的情境早已不再有“运气”的身影，个体在此种情境中通常会将周遭世界区分为有计划的事件和偶发事件两部分。偶发事件制造了从背景到前景的持续相关性，从而使个体得以从中形成有联系的一组行动。这个区分也使人们得以涵括现实和潜在的一系列事件，并将其放置于一个仍需对其实施最小限度监控的场景。由此可得出结论，即处于互动情境中的每个人都假定其他人对自己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毫无兴趣，尽管他人还要共同出现在这种公共场合中以客气的不关心之原则来对这一毫无兴趣进行文饰。

因此，与妄想症患者相反，普通人相信其生活中的决定性时刻并不是命运导致的结果。幸运（luck）是人们打算从事一项风险活动时所需要的，但幸运还包含着更宽泛的内涵，即它是将机遇与决定性关联在一起的重要手段(体现出来的便是好运或厄运)。然而，由于有时难以在实践中区分偶发事件与非偶发事件，故当事件或行为被“误释”(misinterpreted）后——把一事对另一事的影响故意解读为没有影响或反过来解读，严重的紧张关系便会出现。这种故意的诡计一经发现便可能引起恐慌。例如，当某位丈夫发现妻子与旧情人明显的偶然会面根本就不是偶然碰巧相遇时，他就会去怀疑妻子有出轨行为。认识偶发事件所需要的普遍化信任之假定，既关注未来之期待，也关注当下之解释性理解。在大多数互动情境中，个体会认定与之同时存在的他者将不会用他们当下对待他的那种方式作为未来恶意行为之基础。然而，人们在未来对当前情景之使用却总是具有潜在的脆弱性。

保护壳就是使一种切实可行的周遭世界得以维持下去的一个信任外罩。信任外罩之下那一层，便是“平淡无奇”世界之惯常化特征的条件和结果。而这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又是一个充满了围绕着个体当下却关乎未来的活动和规划的现实及可能事件的世界，在其中，正在进行的绝大多数事情对这个个体而言都是“非后果性的”。此处，信任既包含了物质世界中的现实和潜在事件，也包含了社会生活领域的特殊体验与活动。在现代社会制度情境中，现实风险才被认为是风险，人们在此生活便有可能导致一种对“打了折扣的可能性”(与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追求无关的那种可能性）给予普遍信任的特殊困境。命运概念所能提供的心理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一如神灵、魔鬼等及其他对自然现象中的人格化处理被消除一样。抽象体系对日常生活长时段的渗透进一步催生了影响普遍信任和周遭世界两者关系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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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条件中，人们越以反身性方式去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就越会意识到一个现象—当下实践形塑着未来的结果。在“运气”概念被完全摒弃的情形中，风险评估（或风险与机遇之均衡）遂成为个体对未来的殖民之核心要素。但是，保护壳在心理学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便是对风险之思考所假定的危险后果之偏移。由于风险情形分析是现代性的核心构成部分，故对不同类型探索和事件的概率的认知便成为一种进行风险情形分析的手段。由于“可能会出错”的事件较难被搁置脑后，故它们便被放置在一边。按照不同标准来计算，乘飞机旅行通常都被认为是最安全的交通形式。例如，对普通民用航空来说，死于空难的风险在每次飞行中大约是1/850000这一数据由某一时期空难遇难者人数除以同一时期乘客总人数而获得。[23]常有人说，鉴于家中、工作中以及其他场合中发生事故之数量，坐在五英里高空的飞机机舱里应该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害怕乘飞机旅行，而且有少数有机遇或资源乘飞机旅行的人一直拒绝此种方式。换言之，他们无法将“可能会出错”的事出现之后的情形搁置脑后。

有意思的是，上述害怕乘飞机旅行的人士中有部分人愿意乘坐地面交通，尽管他们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乘坐地面交通的重大交通事故率比乘飞机更高。反事实的权重似乎在此显得重要得多—地面交通的事故尽管可能很惨烈，但它们或许不能达到空难场景所激起的那种恐怖程度。

时间上的延迟和空间上的远距离，能减轻那种把风险意识当风险本身可能催生的烦恼。一位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可能很清楚吸烟所带来的风险，但他会把这种潜在危险置于看似非常遥远之未来（如他40岁时），故他便能将此危险暂时遮蔽。空间上远离个体日常生活场景的风险（如后果严峻之风险）也有可能被从周遭世界中涵括出来。换言之，它们代表的危险被尽可能地理解为太远离个人实践活动因而无法严肃对之进行周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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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的概念绝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出现在与世俗风险类型观及与宿命论态度的不稳定结合中。对事物天意特质的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运气概念得以生发的大背景。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一个与现代性本身的某些基本特征相关联的现象。从天意角度对历史进行再阐释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化的主要元素，不足为奇的是，我们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中找寻到它们残存的踪迹。对后果严峻之风险的态度很可能常常保有天意观的强烈痕迹。人类集体或许生活在一个预示有大灾难的世界中，并将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危险，然而个体或许感觉应该相信政府、科学家或其他技术专家能采取适当措施来克服这些危险。或者，个体也许会认为“一切事物的最终结果都会好起来”。

否则，这种态度便有可能滑向宿命论一端。宿命论思潮是作为对世俗风险文化的回应而出现的。我们会面临很多风险，但是作为个体（有时甚至集体）我们对其中一些甚至毫无办法。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也许会宣称，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最终都只是偶然而已。因此，我们也许就可能会认为“不管发生什么，它都会发生”，并对之采取顺其自然之态度。这就是说，鉴于当下我们所面临要对个人和集体环境都采取主动且创新的态度之压力，我们将很难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坚持宿命论观点。在某些具体风险场景中的宿命论则倾向于转变成那种更具容纳性的态度—我所说的“实用主义的接受”或“犬儒主义的悲观”：前者是一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普遍化处世态度，而后者则是一种经由厌世的幽默来扫除焦虑的态度。[24]

有许多意外的、不受欢迎的事件可能会穿透本体安全的防护罩并引起恐慌，而恐慌则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从世界末日的倒数四分钟警告，到众所周知的不小心踩上了香蕉皮。有些是身体上的症状或缺陷，其他一些则是由可预见的或实际中心之所向的失败所引发的焦虑，或闯入周遭世界的未曾预料的事件所引发的焦虑。然而，对个体而言，最具挑战性的便是要应对恐慌与后果性变迁（即决定性时刻）同时发生的情形。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个体有可能会认识到其所面对的是一整套已发生过变化的风险和机遇。在这种情境中，个体被要求对相关种类的常规习惯提出质疑，其至对那些与自我身份认同最为紧密相关的习惯也要提出质疑。具体的策略则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个体会简单地持续既定的行为模式，而选择去忽视这样做是否符合新制度的要求。但在某些情境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某人在与其妻子分手后将不可能再保持婚姻状态下的那种行为模式。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本质上都要求个体去改变习惯并重新调整其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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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时刻并不只是“降临”在个体身上，它们有时是被主观培育出来的并令人向往的。制度化风险环境及其他一些更加个体化的风险活动提供了一种重要场景，使得这种决定性意义可在其中被创造出来。[25]此种情形使得人们可以充分展示胆量、智谋、技巧、奋进精神，人们熟知自己正进行的事中所涉及的风险，但正因为太熟知以致无法形成一种惯常环境所缺乏的优势。绝大多数制度化的风险环境（包括经济领域的那些）都是具有竞争性的，例如，空间便是具有竞争性的，为了空间人们之间相互竞争或是与物质世界的阻碍相抗争。竞争便要求人类采取具有奉献精神的、机会性的行为，而在“纯粹偶然”的情境中（如彩票)则无类似要求。在主观培育出来的风险中是否获得惊心动魄之感，取决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刻意接触，因此要求当下活动旗帜鲜明地与日常生活的常规脱轨。惊心动魄之感可经由高度秩序化的冒险活动而获得（观看体育节目时的间接感受便是如此)，或经由实际上对生命和身体带来较小风险的活动获得，而这也同样会激发出带有危险性的场面（如乘坐过山车时的场面)。一如巴林特所说，冒险活动带来的惊心动魄之感包括了如下一些可感知的态度：对危险的感知、主动接近这种危险之态度以及克服该危险的充满自信的期待。[26]流动游乐场模仿并还原了在他处获得惊心动魄之感的情境，但以排除两项重要元素的方式实现了对危险的可控性：一个是个体的主动控制，另一个便是既能满足个体控制又能使其得到监控的那种不确定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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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夫曼指出，那些十分倾向于培育冒险精神的人（如沾染上赌博恶习之人)，能够在许多情境中辨识出机遇，而其他人则可能仅仅把这些视作日常和平淡无奇的事。有人也许会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是在熟悉情境中发掘出新的行为模式之可能性的一种途径，这是因为在偶然事件被发现或被制造之处，先前似乎是关闭且预先限定的情境会再一次得到开放。此处，被培育的风险与现代性最基本的一些特征不谋而合。打乱事物固定性的能力、开辟新道路的能力以及进而对未来的殖民之一部分的能力，全都是现代性不安定特征的重要构成部分。

我认为，被培育的冒险精神体现了一种“信任之实验”（基本信任意义上的)，这对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把巴林特的“充满自信的期待”重新定义为信任，即能够克服刻意招致的危险的那种信任。控制这种危险是一种自我证实的行为，也是一种证明，即个体要向自我和他者证明在困难情境下一个人完全能够坚持过来。恐惧催生了惊心动魄之感，但正是这种恐惧以控制的形式被改变。被培育的冒险精神所产生的惊心动魄之感要依赖于作为早期社会化的“未来的胆量”而形成。在这种被培育的冒险行为中，胆量恰体现在尝试行为的特质中：个体在对个人品性的测验中要努力展现出正视风险之“消极面”以及前方的压力的能力，即便这种行为并非出自外在的要求。对惊心动魄之感的追求，或者更理智地说对那种源于刻意去面对危险的控制感的追求，毫无疑问都是从其与日常管理的对立面中衍生而来的。然而，这种追求也从其与更迟缓、更模糊的满足感的对立中激起了心理上的兴奋，而上述满足感也源自与风险的其他类型相遇。在被培育的冒险行为中，与危险的相遇及其解决之道出现在同一活动中，而在其他一些后果性情境中，被选定的策略所带来的回报则可能在数年后都未必可见。

风险、信任与抽象体系

现代性的抽象体系为日常生活的延续创造出了较大范围的相对安全。一如本章上文所指出的，从风险角度进行思考当然有其不稳定的方面，但这也是使结果稳定的一种手段、一种对未来进行殖民化的模式。现代制度的那种持续、深刻且迅捷的变化特质，加之结构上的反思性，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实践的水平上以及在哲学的解释上都不存在什么想当然的事情。当下所能够接受的、被认为得体的且被认为可取的行为，也许会随着明日的情境或后续知识主张的改变而改变。而与此同时，就诸多日常交往活动而言，这些活动早已经由时空上的再组合而成功地被惯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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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举几例说明。现代货币是一个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复杂性的抽象体系，是一个把真正的全球化过程与日常生活世俗化的平凡感联结起来的象征体系的最主要例证。货币经济有助于协调对日常需求之供应，甚至是发达社会中更加贫困阶层的需求（即使诸多日常交易，包括某些纯经济性质的事务，都是用非货币方式来完成的)。货币与其他诸多全球领域和本土经济中的抽象体系纠缠在一起。组织化的货币兑换制度之存在使得全球化与本土性交错影响所依赖的常规化联系和（时空上的）“远距离”交易成为可能。在与同等复杂的劳动分工的联系中，货币体系使得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之供应变得正规化。与前现代经济相比，现代经济不仅能使一般人所获取的产品和食物种类变得更多样化，人们对这些产品和食物的获得也不再直接受制于时空的特殊性。例如，季节性食物现如今可在一年之中的任何时间里买到，而之前根本就不可能在某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种植生产的食物现如今也能经常性地买到了。

这便是对时间的殖民，也是对空间的排序，因为为未来和为个体消费者储备供应被认为不再必要。事实上，尽管有人可能鉴于后果严峻之风险仍选择去储备食物，但在蓬勃发展的现代经济中，日常生活已经不再需要这种储备。实际上这种做法反而会增加耗费，因为这会占用本来可用在其他目的上的资金。储备在任何情境之下可能都不只是一种短期的策略，除非个体已经有了食物供应之能力。只要个体对货币体系和劳动力分工付诸信任，他就能比通过其他手段获取更多的安全感和可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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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让我们来看看水、热力和电力的供应以及污水处理。这些体系以及在这些体系之上的专业知识，使日常生活场景稳固化，而与此同时，这些体系也与货币一样，把上述生活场景转变为与前现代生活方式不同的场景。在发达国家，对绝大多数人口来说，打开水笼头就能出水，家庭供热和照明设施也同样便利，而个人的污物也能迅速冲走。用水管有系统地供应水的做法，已经大大减少了让前现代社会生活遭受痛苦的众多不确定性之一种，即供水方面的不确定特征。[27]稳定的家庭饮用水使得对增进健康有重大作用的个人清洁和卫生之标准得以出台。持续稳定的自来水对现代污水处理系统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并因此也有助于增进人类健康。电力、燃气以及固体燃料之持续供应也同样有助于身体舒适标准之规范化处理，并为烹饪及诸多家务活动提供了动力。凡此种种都对家庭内外的活动场景起到了规范化效应。电力照明使得人们可以对黑夜进行殖民。[28]在家庭环境中，日常习惯的形成所依据的是有规律的日常睡眠而非轻易能够实现的日夜之轮替。而在家庭以外，人类组织日益扩大的活动范围则是在全天候基础上进行的。

科技对自然的干预是上述抽象体系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当然也会对现代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产生影响。“自然的社会化”有助于使诸多对人类行为的不规范或无法预期之影响固定化。在前现代时期，尤其是在规模较大的农业国家，对自然进行控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具体而言，在这些国家中，大型灌溉系统、对原始森林的征伐以及其他为满足人类目的而进行的控制自然的方式都是相当普遍的。一如杜博斯所强调的，到现代时期，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社会化的环境，这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农民从原始森林和沼泽中建造起来的。[29]然而，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人类干预自然的进程已经大幅加深。此外，这一进程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或地区，而是像现代性的其他方面一样都变得全球化了。社会活动的诸多方面也都因为这一进程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安全。例如，现代公路、铁路、船舶和飞机的出现使得旅行已变成人类的常规活动而且变得越来越安全。与所有抽象体系一样，旅行的性质和范围的巨大改变，早已与上述革新联系在一起。现如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只要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去旅行便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而这在两个世纪以前，却只有最无畏的人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方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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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诸多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安全，这些进步却也是来之不易的。抽象体系依赖于信任，但它们不提供任何道德回报，这些回报或是从个人化的信任中获得，或是常常体现于使日常生活得以正常进行之道德框架的传统情境中。此外，抽象体系还给日常生活的整体性渗透带来了诸多风险，而个人却对之不知所措，后果严峻之风险便落入此范畴中。越来越多的相互依赖，包括全球性的独立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意味着整体上影响上述体系的意外事件发生时各体系越来越严重的脆弱性。上文述及的各个案例便表现了此种情形。不论一个人所拥有的钱财如何少，这些钱都受制于全球经济难以预测之变迁，而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对这种变幻莫测的情形无能为力。于是，局部的货币体系可能会完全崩溃，一如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所经历的。在其他一些情境中，尤其在我们可能根本无法想象的时刻，这种悲剧可能发生在全球货币秩序之上，进而造成殃及几十亿人的巨大灾难。长久的干旱，或其他一些集中供水系统方面所出现的问题，有时带来的混乱不堪的后果，要远远严重于前现代时期或许会发生的周期性水资源短缺，而任何长时期的能源短缺都会造成绝大多数人日常活动的混乱不堪。

社会化的自然为这些特征提供了一种有效且极为重要的例证。麦吉本认为，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如此深入且如此广泛，以至于如今我们直接谈论“自然的终结”。社会化的自然与往日的自然环境有着相当明显的不同，后者独立于人类活动而存在，并且为人类活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背景。“这就好像，通过我们所认知的雨、风、热等自然现象，往日的自然环境才有其意义，但这个环境却无法带来任何安慰，即人们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完全退居于纯自然的环境，也不可能因这种自然环境而获得一种持久感甚或永恒感。”[30]

麦吉本指出，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暴风雨没有任何征兆便会降临，恶劣的夏季气候会毁坏农作物，不期而至的大雨会带来灾难性的洪水泛滥，等等。现代科技和专业知识使得人类对天气条件的监控越来越娴熟，并且对自然环境控制与改善已经能使许多先前存在的危险都得到克服，或者使它们的影响降至最低。然而，社会化的自然在某些基本方面比“过往的自然”更加不可靠，因为我们无法确信新的自然秩序将如何运作。看看全球变暖的假设便会知道，这个现象如果真的发生会在全世界造成怎样的巨大灾难。麦吉本认为，现有的证据支持“温室效应”是真实的这一观点，并在事实上指出，这个效应所涉及的过程太过遥远而不能使其在短期或中期内受到控制。就这一点而言，他可能是对的。重点是，不管人们如何着墨，对未发生之事没人敢给予担保。全球变暖所造成的危险是我们所要集体面对的后果严峻之风险，但对于这种问题，要作出精确的风险评估则是不可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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