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安全、去技能化与抽象体系

抽象体系会带来去技能化，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工作场所，而且发生于抽象体系所触及的社会生活之方方面面。对自我而言，日常生活之去技能化就是一种异化和碎片化现象。由于抽象体系尤其是专业知识体系侵入日常生活之方方面面，这种异化现象便削弱了先前就存在的本土控制形式。在格尔茨（Geertz）看来，在绝大多数前现代社会的更为本土化的生活中，所有人都能形成一系列的技能以及不同种类的有关他们日常生活的“本土知识”。日常生存依赖于将这些技术整合进组织活动的实践模式中，而活动的范围则当然是本土的社会及自然环境。然而，随着抽象体系之扩展，日常生活之条件业已发生改变并在更大的时空环境中重新组合起来，而这种脱域过程便是技术流失的过程。但是，如果把这种流失看成是权力从某些个体或群体转移至他人身上，可能就错了。权力的转移的确以上述方式进行，但是它们并非全部方式。例如，医学专业的发展“过滤掉”了以前为众多外行人士所掌握的知识和治疗技术。医生和其他专业的专家从其知识主张中获取权力，而且他们进行实践的准则也吸收了上述知识主张。但是，由于专家知识中内在的专业化倾向意味着所有专家在大多数情境的时候都是外行，抽象体系的出现确立了无人能对其施加控制的社会影响模式。正是这种现象促进了后果严峻之风险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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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弗曼（Braverman）曾认为，在工作领域内会出现一种单向度的去技能化过程，实际上这个观点不正确。在工作场所，新的技能会不断被创造，而且某些还会被那些已去技能化的人所创造。社会活动其他部类也有类似情景发生，抽象体系的影响真是处处可被感知。知识的再建构以及对外行的控制是我所说的“控制的辩证法”的基本构成。不论外行人士会失去何种知识和技能，在他们的活动所发生的场景以及为这些活动所不断重构的场景中，这些人仍具有一定的技术和知识。因此，日常的技术和知识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和抽象体系的剥离效应(expropriatingeffect)相关联，并持续不断地影响和重塑着这一体系对日常生活的重大影响。

这其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再建构（reappropriation)，在某些情境中还涉及赋权。抽象体系与脱域过程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日益增加的权力量子（quanta ofpower）—人类改变物质世界并改变其自身行动条件的权力。此种权力之再建构为人类提供了在先前的历史时期所不能获得的普通机遇。此种赋权既是个体化的也是集体化的，尽管这两个层面会经常纠缠在一起而难以分开，但在日常生活这一问题上对专业分析家和对外行人士来说均是如此。

大量的抽象体系直接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选择紧密相关。一方面，人们经常需要在本土或外行的行事方式与抽象体系所提供的标准程序之间作出选择。这并不是“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的简单对抗，尽管这种对抗也极为平常。另一方面，作为再建构过程之结果，外行信念和实践与抽象体系领域之间的无数空间都被打通。在任何给定情形之下，而且当时间与其他必需资源都相当充分之时，个体有可能在某些具体的决策或预期的行为过程方面被部分或全部地再技能化。

赋权与专业知识之困境

让我们先以一位背部有恙的女士为例。她应该如何去寻求治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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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在英国，则这位女士有可能在全民医疗服务体系框架下去看普通医师。这位普通医师有可能会把她转介到一位专家那里，后者则有可能提供使这位患者满意的诊疗建议或服务。但同样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她发现这位专家不能提供更多有助于减轻病症的建议。众所周知，对背部所出现问题之诊断通常都是充满争议的，而且绝大多数可资使用的治疗方式，不论在专业的医学领域还是在领域之外都会引发诸多争论。例如，有些医学专家建议做椎间盘手术。但是有研究表明，患有椎间盘问题的患者不做手术的康复率和做了手术之后的康复率几乎是一样的。在这一问题上，不同国家的处理方法也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在美国，每一千名患者中被建议做手术者的人数是英国情境下的十倍。一如其他现象，这个现象所反映的是两国在选择背部问题最佳处理手段上理念的不同。如果这位女士再问得更深入些，那么她便会发现，即便是做手术已被一致认为是最佳策略时，正统医学界内部也存在着有关手术技术方面的巨大分歧。比如，有些外科医生更钟情于显微手术，而不喜欢更传统的脊柱外科手术。

如果这位患者再问得深入一些，她便会发现更多可供选择的背部治疗手段，这些治疗手法的倡导者认为他们的技术能够解决椎间盘突出以及其他一些急性或慢性背部疾病。这些诊疗手法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外在的方式方法上，而且也体现在其对背部疼痛和病理起因之解释上。骨伤科疗法所依据的原理与脊椎推拿疗法的原理完全不同。每一种诊疗方法又包含着许多相互竞争的派别。其他一些可选的背部问题治疗法还包括物理疗法、按摩疗法、针灸疗法、运动疗法、反射疗法、坐姿调整法、药物疗法、饮食疗法、按手疗法等。其中一个学派认为，绝大多数背部疾病，包括一些性质相当严重的疾病，其根源都在精神压力方面，因此，治疗手段就应该集中在缓解压力源上，而不应仅仅集中在背部本身。那么依据这一学派的观点，心理疗法、打坐冥想、瑜伽疗法、生物反馈技术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人们放松的治疗方式（或它们的组合）才是最佳治疗策略。

此时，那位女士可能会相当理性地决定该停止问问题了，并决定自己去探究其病症的性质以及诸多治疗法。市面上有很多有关背部问题的非技术性书籍，绝大多数都提供有关脊柱的基本医学常识，并且都试图提供一种诊疗方式的指导意见。当然，在对待有关身体的解剖学结构上的其他差异时，权威之间的观点还是有相当的一致性的。对患者来说，她不需要太长时间便可对影响背部的结构性问题有一个基本了解。在她理解不同治疗方法的大概脉络以及将这些方法与最早那位专家所给的建议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再技术化或知识的再建构现象便出现了。究竟选择哪一种方法可能更为困难，因为她必须对解决问题的不同路径所提出的各式各样的主张进行权衡比较。此时，再无任何权威可供她去咨询了，这便是极盛现代性条件下诸多情景的典型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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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上述患者面对上述困境时不怕费事而进行了适当的再技术化，那么她实际上可以作出一个明智的选择。所有这些选择都并不只是行为的选择，它们倾向于把背部的问题折射到自我身份认同的叙述上，并被组织起来以发展这种叙述。例如，如果患者决定选择传统的或高科技医疗手法，那么这个决定仅仅是上述明智选择的一部分，通常这个决定也反映了患者的生活方式。它有可能意味着患者采取的一种固有的行为模式，或许还有一些依从的意味在里面。如果患者先去见了普通医师，然后去见了前者所推荐的专家，并且不加思考就听从了专家的建议，那么她这么做实际上是把上述两位都当作医学领域的权威并依从之。在众多备选选项中采纳一种治疗方式，尤其是在极其多样的选项中选一种，可能就反映了同时也在事实上巩固了患者当时所选取的特定生活方式。

在绝大多数此类决策中，运气、宿命论、实用主义、有意识的冒险等概念便有可能混在一起。由于专家意见经常不一致，甚至那些居于特定领域核心区域的专家也可能会发现，他们在作一个决定时所处的情景与外行人士所面临的情景相差无几。在一个缺乏终极权威的体系中，即便那些最为深信不疑的强调专家体系的理念也面临着修改，并且对这些理念进行定期修正也是极为平常之事。赋权作为现代性反身性之一部分，一般都能为外行人所获得。但是，关于这种赋权是如何被转变为确信以及行动的等问题，还有待人们去解决。因此，运气或宿命论的某个特定要素，使得个体能够“沿着一个决定继续前行”，而个体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本土和专家信息却只能部分证明其决定之明智性。

第4章 命运、风险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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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权威、专业知识与风险

我在前文曾经强调过，当今社会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摆脱现代性抽象体系之影响，这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后果严峻之风险的世界中的必然结果。当然，生活方式及其构成部分可作适当调整以适应经由抽象体系之影响而重构的世界所提供的不同可能性。在某些或多数能对个体生活造成经常性或偶尔冲击的抽象体系内，信任有可能被悬置。人们很难（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从现代货币体系中完全将自身抽离，但是个体可以选择以产品或私人财产的方式保留他所拥有的财富，并尽其所能地避免与银行或其他金融组织产生任何业务往来。诸多可能的怀疑论或质疑的谜团，都能通过对影响某人生活机遇的抽象体系采取一种实用主义或宿命论式的态度而得以化解。

其他人可能采纳会将其退回到更为传统的权威之方向的生活方式的决定。例如，关于在一个摒弃了终极权威的时代应该如何行事，宗教原教旨主义给出了非常清晰的答案：那些终极权威可经由诉诸年代久远的宗教原则而重新被召唤回来。如果某种宗教的信条越“封闭”，那么它便越能“解决”如何在一个充满多重选择的世界中生活的问题。然而，更为薄弱的宗教信条也可能为生活中重大决策的形成提供重要支持。

在个体生活的决定性时刻，这些两难困境中的绝大多数都变得特别严重，或以一种强力被个体所体验。由于决定性时刻就其定义而言具有非常高的后果性，故个体会感受到像是走到了整个人生规划的十字路口。在决定性时刻，人们有可能选择重回更具传统权威之生活轨道。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便会在固有的信念和熟悉的行为模式中寻求庇护。相反，决定性时刻也常常标志着再技能化和赋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个体在形塑其自我身份认同时如何具有反身性，他总需要去关注那些新需求和新可能性。在这些时刻，生活开始重新焕发光彩，因此，再技能化的种种努力便极有可能变得尤为重要而且被人们疯狂追逐。当涉及会带来严重后果之决策时，个体常常会受到鼓舞进而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尽可能掌握其将要面对的各种情境。决定性时刻是转折点，它不仅对个体未来活动之情境而且对自我身份认同都具有重大意义。涉及严重后果之决策一旦被采纳，便会经由紧随其后的生活方式后果来重塑自我身份认同之反身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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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决定性时刻，现如今的个体有可能会遭遇各种专家体系，即专门聚焦于自我身份认同重构的那些专家体系—咨询或治疗。人们要接受治疗的决定会催生出一种赋权。与此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此种决定与现代性场景下所作出的其他生活方式之决定并无本质不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采纳何种治疗方式？治疗时间需要多久？正如《自我治疗》一书所表明的，无须直接向专家或专业人员咨询而有效改变自身生活是可能的。然而，许多专业治疗者却认为，若不定期地与专业咨询师接触，便没有真正的个人改变。如今，专业治疗者群体中存在相当程度的多样性，他们所有人都声称能处理很多相似症状。要衡量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差异程度，我们可以将古典精神分析学与基于条件之行为疗法作一番比较。许多专业治疗者都依从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他们自己的治疗手段。而一些行为疗法的支持者们则认为，作为一种治疗方式，精神分析法完全缺乏有效性。此外，精神分析学也存在许多不同的分支，与其相伴的则是其他数十种不同的理论及技术流派。以反身性方式与专家体系相遇有助于对自我进行重构，因此，这也体现了由现代性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两难困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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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经验之封存

人们常说，对现代性的强调往往都集中在控制方面—让整个世界都服从人类的支配。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尚需作进一步阐释。控制的含义之一就是使自然从属于人类的意图，并借助对未来的殖民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控制。这一过程乍看起来像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reason）之延伸，即把人类所使用的科技原则应用于对大自然的掌控中。然而，若仔细审视一下便可知晓，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内部指涉体系”(an internally referential system ofknowledge and power)之出现。我们恰恰应该在这些术语中去理解“自然的终结”这种概念的意义。人类对自然实施控制的速度正在加快，程度正在加深，这一过程直接表现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当中。“自然的终结”意味着自然世界正在变成“人造环境”之一部分，这种环境由人类所创设的各类体系所构成。更进一步地讲，这些体系的动力源和动力机制源自以社会化形式所提出的知识主张，而非源自外在于人类活动的那些影响。

自然变成了一种内部指涉体系，这一点需要再次强调，因为自然环境与社会活动之间似乎已明显处于分离状态。配合着自我身份认同的调动，把社会生活本身也看成具有内部指涉性，这或许会更容易些。然而，现代社会生活的内部指涉性常常易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差别相混淆，相应地，这种指涉性便被认为是所有社会体系都固有的，而不仅仅为现代性制度所专有。但是，只有当社会体系具有制度化的反身性并且与对未来的殖民紧密相连时，社会体系才会具有内部指涉性。就社会生活而言，当其依据传统、理所应当的习惯或对外部自然界的实用性调适而组织起来时，它就缺乏了作为现代性动力机制基本要素的内部指涉性。这些过程的关键之处便是所谓“道德的消失”(evaporation ofmorality)，尤其是当道德观被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融入日常实践之时更是如此。这是因为道德原则与风险概念和控制机制之调动是背道而驰的关系。当我们涉及对未来的殖民时，道德原则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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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纯粹的习惯不同，传统总是具有“约束性”和规范性的特征。此处，“规范性”（normative）暗含一种道德意味：在传统人类实践活动中，活动的约束性表达了有关事情应怎样做或不应怎样做的条条戒律。行为的传统具有自身的道德禀赋，后者尤其会抗拒那些会引入新鲜事物的技术力量。传统的稳定性并非源于过往智慧之日积月累，相反，历史与现实的协调，是经由对传统的规范性戒律的坚持而实现的。一如希尔斯所指出的：

迄今为止，传统并不仅仅是时代延续的相似的信念、实践、制度和著作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反复再现。这种再现源于将传统作为一种规范来接受以及表象的规范性后果(有时是规范性意图)。正是这种规范性传递，才在社会构成过程中将逝去者与存活者联系起来。逝去者是情感依恋的客体，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以及包含在他们实践中的那些规范却影响着他们所不认识的后续的世世代代。传统的规范性核心便是一种惯性力量，它使社会得以保持一种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形式。[1]

内部指涉性与生命周期

具有内部指涉性的社会体系之发展始于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创造一种具有内部指涉性的生命周期很大程度上受一系列同时涌现的社会变迁之影响。每种变迁都将生命周期当作独特且封闭的轨迹从外在事件中“挑选出来”，其具体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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