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然而，在社会体系在规模上是庞大的、在空间距离上是远离个体的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把“外面那个世界”看成是具有内在异化特性和压抑特性的体系。人们通常会在这个现象基础上加以归纳以支持统一的影响，因为这些现象对自我的长期影响不止于分裂和破碎。遥远的事件可能会变得很熟悉，或比最直接的影响更令人觉得熟悉，因而被融合进个人经验的架构中。实际上，“眼前的”情况可能要比影响了数百万人的大规模事件更显得模糊。让我们来看一些实例。某人可能会和12000英里之外的一位朋友通电话而与其室友则只有寥寥数语，鉴于他们聊天的时长，这个人和远方朋友的关系比他和室友的关系更为亲密。某人可能会熟知某世界政治领袖的外表、个性和政策，但对其邻居的类似信息却一无所知。某人或许会对全球变暖的议题了如指掌，却无法知晓厨房的水龙头为何漏水。遥远或大规模的现象并不必然在个体的心理特征和身份认同“背景上”是模糊的。例如，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或许会成为某人独特生活方式的构成部分，即使这个人并非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因此，此人或许会密切关注相关的科学讨论，并依据这些讨论所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来调整自己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

破碎显然是由伯杰和其他学者所强调的影响而催生的，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便是互动场景的多元化。在许多现代情境中，个体会卷入各种不同的困境和环境中，而每一种具体的环境都会要求有不同的“得体行为”与之相适应。我们一般都把戈夫曼视为研究该现象的卓越理论家。当个体离开某种情境而进入另一种的时候，他会很敏感地依据特定环境的具体要求来调整“自我的外在形式”。这一观点常被认为含有以下这层意思，即个体面临多少种不同的互动场景就会有多少种自我，这与后结构主义者对自我的解释有几分相似，虽然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有很大不同。然而，我们仍然不能认为，场景多元化简单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我的碎片化，更不能认为这种多元化会裂变为多元的“自我”。至少在某些环境中，这种场景多元化也可能促进自我的整合。这种情境更像是前文所论及的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差异。人们可能巧妙地利用这种多元化创造一种独特的自我身份认同，后者会以积极方式把不同场景的元素融合成一个整体性的叙事。因此，一个具有全球化心态的人，确切地说就是一个待在家里却从不同场景中获取力量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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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下文将要论及的其他几种困境，统一与破碎之间的两难困境也有其病变特征。一方面，我们发现有一类人，他们根据一系列固定的承诺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承诺就像是一个过滤器一样使各种不同社会环境得以再呈现或再阐释。这种人就是（强迫性意义上的）僵化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反对场景的相对主义。另一方面，当自我消失在斑驳的行动场景中时，我们便发现了一种弗洛姆（ErichFromm）所说的“威权式顺从”（authoritarian conformity）现象。弗洛姆以下列方式对其进行了具体阐述：

个体不再是自己，他完全接受了文化模式赋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便成为与其他人完全一样以及其他人所期待的那种人…这一机制可与某些动物所具有的保护色相比。这些动物与其周遭环境如此相似以至于很难将其从环境中辨别出来。[5]

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境中，虚假自我压倒并遮蔽了体现个体真实动机的原初的思考、感觉和意愿。真实自我所剩余的便是空虚和不真实，但这种真空却不能以不同场景中个体所扮演的“虚假自我”(pseudo-selves）来填充，因为这些情境既由他者的反应所激发，也是基于个体内在主张而形成的。这种情况下的本体安全感的根基很弱，一如僵化的传统主义者所处的情境。当且仅当他人将某人行为视为恰当或合理的时候，他才会从心理上感受到自我身份认同的安全感。

无力与获取

第二个两难困境便是无力与获取（powerlessness versus appropriation)之间的困境。如果说有哪个主题能把几乎所有研究过现代社会中自我问题的学者都联系起来，那么这个主题便是：身处多元和庞大的社会世界时个体会体验到无力感。这一观点认为，传统世界中的个体在本质上能掌控那些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因素，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掌控却让位于外部机构了。一如卡尔·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详细论述过的，异化的概念在对此问题的分析中居于核心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个体将其对自身生活环境的掌控让渡于机器和市场的支配性影响。原初意义上的人类便随之异化了，人力被视为客观社会环境产生出来的一种力量。不仅马克思的信徒们表达了类似观点，“大众社会”理论家们的著作中也以某种不同方式体现了这种观点。依据这一观点，现代社会体系发展的程度越深，每个具体个体的自主性被剥夺感就越强烈。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仅仅是由个体所组成的巨大集合中的一个原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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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试图要表达的观点与上述论点颇为不同。许多前现代情境中的人们（以及作为整体的人类）比现代情境中的人更加无力。人们通常都生活在小群体和小社区当中，但是，规模小并不意味着力量大。在许多小群体场景中，人们相对而言都无力去改变或逃离他们当时所处的那种社会环境。譬如，对传统的坚持常常是无法更改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前现代的亲属体系非常僵化，以至于个体几乎没有独立行动的空间。于是，我们很难证实一个整体上的归纳，即随着现代制度的建立，绝大多数个体都会(或者感到）比先前时代更加无力。

现代性具有剥夺的特性，这一点是不可争辩的。时空疏离和抽象体系之去技能化效应是现代性带来的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即使疏离和无力感并不必然相生相伴，全球化联系的出现以及后果严峻之风险都体现了社会生活的范围，而个体对此则几乎毫无控制可言。类似地，剥夺过程是现代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触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延伸至自我的核心。

然而，如果我们以辩证的方式来理解这个过程，并且认为全球化带来了既深且广的变革，那么一副复杂的画面便会逐渐显现。并非所有形式的剥夺都必然会带来再获取的机遇，当然这是在个体行为层面上。多数剥夺过程被脱域所转变，或在抽象体系的入侵影响下被重组，这却是超越相关个体的范围的。但是，其他一些过程使得人们对生活情境的控制成为可能，而这在前现代时期却是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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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感和再获取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场景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鉴于现代性的动态特征，这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稳定的关系。一个信任他人或信任某种特定抽象体系的人，通常会被认为缺乏对后两者施加重要影响的能力。但是，这种信任却又能产生新的能力。试以金钱为例来加以说明。为了能合理利用自己手中的资金，某人必须要参与到经济交换体系中去（如存入银行或进行投资等），但他对此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控制力。然而，这一过程又赋予这个人（在充裕资源前提下）多样化的机遇，而这在其他情形下是不具备的。

无力的经验被视为一种心理现象，总是自然而然地与个体所持有的目标、规划和愿望相关联，同时也和现象性世界的构成相关联。个体在人际关系中感受到的无力感，较之于个体在更具容纳性的社会体系的关系中感到的，在心理上或许会有更大的破坏性和更严重的后果。当然，这也会流变成其他形式。例如，对后果严峻之风险的普遍性焦虑也可能导致个体在本土性场景中体验到一种无力感。相反，个人的无力感会“向上”扩散为更为全球性的担忧。我们似乎有理由判断，这样一种联系有可能成为“生存性”心态的基础。一个“幸存者”就是在面临一系列颇具威胁性的个人与社会环境时被剥夺了适当的社会支配力的人。但是，生存主义观点的内涵中既有获取之意也有无力之意。即使某人只将其精力集中于在人际关系（或其他某个具体领域）中生存，我们也不能说他已放弃了所有有关其生活环境的自主选择权。即便是在一个消极的意义上，个体也会明确地寻求主动的支配权—对个体来讲，生存即意味着以一种毅然决然的方式经受住生活带来的磨难并克服之。

同样，无力与获取之间的两难困境也有其病变特征。当某人感觉被现象性世界主要领域中的无力感所压倒时，我们可将其称为一种“吞噬过程”（engulfment)。具体而言，个体会感到被外部的侵蚀力所支配，而他却又无法反抗或超越。他感到或被一种剥夺了他所有行动自主性的强大力量所困扰，或陷入一个事件的大旋涡中而无力挣扎。无力与获取之间的两难困境的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境地(omnipotence)。与所有的人格病症类似，这是一种虚幻的状态。个体的本体安全感是经由一种虚幻的支配力而获得的似乎是由他从幕后像操控木偶一样操控着这个现象性世界。由于这种无所不能感是一种防御机制，故它是脆弱的，并且也常常在心理上和无力与获取之间的两难困境的另一端相关联。换言之，在重压之下，它有可能转化成吞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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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与不确定性

第三个两难困境便是权威与不确定性(authorityversusuncertainty)之间的困境。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生活的诸多面向（包括自我的领域）都不再有决定性的权威。然而对权威的诉求却是相当多的，远多于前现代文化中所具有的类似要求。传统本身便是权威的首要来源，它并不限于某个特定制度内，而是遍布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具有这种蔓延性，但在根本上，传统却是一种单一性权威。尽管在较大的前现代文化中常常会发生不同传统之间的激烈冲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观点和行事方式却是所有这些不同传统之基础。即便在存有竞争性传统的地方，对传统框架的参与也是普遍具有排外性的，故他者便被拒绝于传统之外。

当我们言及具体的权威制度时，宗教毫无疑问居于重要地位。实际上，所有较小的前现代文化都只有一种主要的宗教秩序，不过在这些文化中也不乏对这一宗教秩序持怀疑态度之人，以及那些与正统宗教观念相背离的魔法师和巫师。然而，这些另类秩序几乎无法替代居于支配地位的宗教体系的全局性权威影响。在较大型的传统社会，宗教秩序有时虽会有多元化趋势，却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多元性，即宗教正统要与各种异端相对抗。此外，本土的社群和亲属体系是另外两个稳固权威的来源，它们与传统场景下信任关系之维持直接相关。两者既是“约束性原则”的来源，也是具有强烈规范性强制力的行为模式的根源。

在传统文化中，不论对传统权威的服从程度有多深，都不能够消除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前现代权威的力量几乎可被理解为一种对日常生活不可预期性以及对人类掌控力之外的影响的反应。宗教权威尤其会经常性地让个体感到身处威胁和危险之中，因为只有宗教神职人员才能或理解或成功控制这种危险。宗教权威在制造神秘的同时，也同时宣称对这些神秘拥有特许介入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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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的时期，某些传统形式的权威还一直存在，宗教即是一例。的确，正是出于某些与现代性和怀疑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度相关的原因，宗教非但不会消失，而且会有复苏之迹象。然而，现如今的权威与过去的权威有着本质不同。传统权威之诸形式变成了多数权威的“某种权威”，仅仅是无限多元专门技术的一个构成部分。专家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威”有相当大的不同。除了以强力批准和认可的权威（如国家权威和法律权威）以外，其余权威皆基本等同于专家建议。不再有跨不同专门领域的权威，换言之，现代体系中的每个人在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都是一个外行。此种情形下，权威便不再能替代怀疑，恰恰相反，专家体系恰是由怀疑原则所生发的，为了评估不同权威之主张，外行人倾向于使用这一怀疑原则，而这也是多元性环境不可避免会带来的后果。

当然，日常生活不能以长期“质疑”的方式去度过。经由专家体系而重新组合的日常生活创造了许多惯常的活动形式，这些形式较之大多数前现代文化场景下的形式有着更高的预见性。通过保护壳，大多数人都从怀疑一切的经验中积存了大量时间，而这种怀疑经验既是对日常活动惯例的挑战，也是对深远的雄心抱负的严重挑战。权威与怀疑之间的两难困境通常能以下述方式得以解决：把惯例和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热爱相结合，并辅以对一系列给定的抽象体系的信任。不过，这样一组“妥协建议”在重压之下也会随之瓦解。

某些人在心理上似乎很难接受（或不可能接受）各种不同且相互冲突的权威的存在。人们发现，在众多权威中自由选择是一种负担，于是他们在一种覆盖全局的权威体系中寻求安慰。于是，偏爱“教条的威权主义”（dogmatic authoritarianism）便是权威与怀疑之间的两难困境在这一极端上的病变。处于此种情形下的个体并不必然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但本质上却放弃了批判性判断的能力，以换取由某种能涵盖其生活所有方面的权威所供的确信。我们应该把这种态度和信仰（甚至是那种原教旨主义式的信仰）作一番区别。因为信仰从定义来讲是基于信任而形成的。但是，在一个支配性权威中寻求庇护本质上却只是一种服从行为。个体不再需要参与到所有信任关系所假定存在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中，相反，他所需要的就是以心理投射之方式对某特定的支配性权威形成认同。领导心理学在此处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权威的服从通常都会以一种对某无所不知的权威人物盲目信奉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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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极端，我们发现的病变状态是个人实际上以普遍怀疑之倾向面对一切。在此状态最明显的形式中，这一倾向以一种偏执多疑和意志麻痹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个体从日常社会交往中全面退缩。

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

第四个两难困境便是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personalized versuscommodified experience）之间的困境。现代性为自我的规划打开了一扇大门，然而这个过程却要在受商品化资本主义标准化效应强烈影响的条件下进行。在本书中，我并未以一种细致入微的方式来探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我只想强调以下两个观点，即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的制度性维度，而且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整个现代制度背后的首要驱动力。资本主义的商品化体现在多种意义上。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抽象商品的出现或许是作为一个整体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只有当使用价值变得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分配机制不相关时，交换价值才会出现。因此，交换价值使得经济关系有可能摆脱不确定的时空范围的局限。

商品化进一步深深地影响了劳动力。实际上，劳动力本身只有当其作为纯粹“商品”而与整体“劳动”分离的时候才能存在。最终，商品化直接影响了消费过程，特别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秩序的逐渐成熟，情形更为如此。经由广告及其他方式所导致的标准化消费模式的确立对经济增长来说至关重要。总而言之，商品化影响了自我的规划以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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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确立。

我们可以用下述方式来对商品化的长期影响进行一番详细解读。资本主义市场以其不断扩张的那种“驱动力”对传统造成了冲击。资本主义的蔓延使得社会再生产的大部分内容（当然不是全部）被置于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中。市场的运作并不遵循固有的行为模式，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由交换的产生。在极盛现代性时期，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试图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并垄断生产的条件。从最初开始，市场因其对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强调进而催生了一种个人主义，但早先这一现象所指涉的是内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的流动自由和订立契约的自由。然而，随后，个人主义逐渐延展至消费领域，即个体需求的指定化特征成为市场体系得以延续之根基。市场所主导的个人选择自由逐渐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个体自我表达之框架。

反映在广告领域中的“生活方式”概念的变形，遂成为上述过程之缩影。广告商们使自己逐渐适应了因消费者种类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分层，与此同时也培育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具体消费“包装”。在某种程度上，自我之规划被理解为，对某种梦寐以求商品的占有以及对人为设计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此种情形的后果是很明显的。对新潮商品的消费部分地替代了真实的自我发展；外表取代了实质，这是因为成功人士消费这一视觉符号在事实上超越了商品和服务本身的使用价值。鲍曼对此有着入木三分的描写：

个体对自主性、自我界定、真实生活以及个人完善之需求都转化成了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的占有和消费。然而，这种转变与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外在形式相关，而并不和使用价值本身相关。因此，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而且本质上是在自我摧毁，它会导致暂时的欲望缓和，但最终还是会形成持续的沮丧感…人类基本需求和个人欲望之间的沟壑由市场的支配地位所造成，同时，这一沟壑又是市场再生产之基本条件。市场所赖以存在之基础便是由它所催生的那种痛苦：市场所引发的恐惧、焦虑及不充分感带来的痛苦释放了市场体系延续所不可或缺的消费者行为。[7]

在某些方式上，商品化甚至要比上文言及的特征更为阴险，这是因为自我的规划本身就可能遭到严重的商品化。不仅仅是生活方式，而且也包括自我实现，都被依据市场标准来加以包装和分配。如果以自我实现的商品化生产过程视之，则如《自我治疗》那样的自助性书籍便都是岌岌可危的，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偏离了标准化的、包装化的消费手段。然而，当且仅当这些书作为预包装的有关如何“过生活”的理论而进入市场时，它们恰恰落入了它们自己所坚决反对的那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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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应该厘清的是，一如前文所论及的其他那些现象，消费的商品化并不仅仅是生活领域和固有行为模式的重组。相反，大众市场支配下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新兴现象，它直接参与到日常生活条件的持续性重塑过程中。传递性经验在此处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众媒体常规性地呈现出一种生活模式，并暗示这正是所有人应该渴求的；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被媒体呈现在全体人眼前，并被媒体描述为值得效仿的生活方式。然而，更重要且更微妙之处在于，媒体所传达的叙事的长期影响。这种叙事手法并不必然倡导人们都渴望的某种生活方式，相反，它产生的一种叙事连贯性会得到读者或观众的强烈认同。

毫无疑问，肥皂剧以及媒体娱乐的其他形式，都是一种逃避手法它们替代了常态社会条件下所无法获取的真实满足感。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这些娱乐形式所提供的叙事形式，这种形式为自我叙事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蓝本。肥皂剧靠着观众所熟知的程序化方式把故事情节之可预期性与偶然性巧妙糅合在一起，而这种程序化方式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带来一丝丝不安和恐慌。肥皂剧还把偶然性、反思和命运混杂在一起。于是，我们可以感到，形式比内容重要；在这些故事中，个人获得了对其生活环境的反身性控制感，这是一种叙事的连贯感，它平衡了现实社会情境中获取自我叙事之艰难。

然而，不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商品化并非永远没有反对之声。即便是最受压抑的人，也会对冲击他们生活的商品化过程作出富有创造性和诠释性的反应。这在传递性经验和直接消费过程中都是有真实案例支撑的。对传递性经验的反应不能纯粹以它们所传播之内容来对其进行评估，这是因为个体会主动在各种有效信息中作出区分，并以自己的方式对其进行再阐释。即便是年幼的儿童也会以真实程度来评价电视节目，指出其中哪些完全是虚构的，并把这些节目当作怀疑、嘲笑和幽默的客体。[8]商品化在集体层面上并未大获全胜这一事实对个体经验来讲也相当重要。例如，空间作为脱域进程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而被商品化，但是，空间并不就因此而完全变得商品化或服从于商品生产之标准化影响。人类所营造之环境的诸多方面及其他空间形式，都表明了一个去商品化的模式，这当中当然少不了人类行动者的主动参与。商品化是催生内部指涉体系的主要驱动力，不过，一如下节将要论及的，美学和道德经验上的外部支撑不会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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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过程。自我的反身性规划，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反抗商品化之影响，然而并非商品化的所有方面都不利于这种反身性规划。严格按照定义来理解，市场体系会生产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以供消费者选择；在本质上，商品化过程的结果就是选择之多元化。商品化也并不简单等同于标准化。在上文所言及的大众市场中，生产商的兴趣固然是要确保相对标准化的产品的大规模消费，但是，标准化也常常被转化成一种形塑个体属性的方式。一如前文所举的那个服装的实例。不管标准化影响和其他影响力量如何决定了个体之选择，个体仍能在为大众市场所生产的服装中挑选不同样式和款式。

与商品化影响首先关联的一种主要的病变行为便是自恋，在普遍意义上，拉希的观点是立得住的。当然，自恋也有其他来源，尤其是作为一种人格发展中的根深蒂固的现象时更为如此。但是，在消费主义的大背景之下，当且仅当商品化将外表提升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并把自我发展视为一种展示的时候，自恋主义特质才有可能变得很明显。同样，个性化也有其病变的那一面。所有的自我发展都依赖于个体对针对他人的适当反应之准确把握，与他人都“不同”的个体则无法通过反身性方式来形成一个连贯的自我身份认同。过度的个性化与自大的概念密切相关，个体无法找到一种“足够冷静的”自我身份认同，从而符合社会情境中他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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