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一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由于存在着现代社会生活之复杂性所要求的对愧疚感日益增多的心理压抑，故上述情况并未发生。更准确地说，现实中所发生的是一种制度性压抑。在我看来，在这种制度性压抑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羞耻感而非愧疚感。羞耻与自我陶醉密切相连；然而，如前所述，认为自我认同正日益变为自我陶醉则是错误的。自我陶醉是各种不同心理机制的一种，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病态，诞生于自我的认同、羞耻与反身性投射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

在晚期现代性的大背景下，个人之无意义感—那种认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正逐渐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抑来理解上述现象，但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有关人类存在的孤立状态”并非每个个体与其他人的分离，而是他们道德资源的分离，而这些道德资源是人们过一种圆满惬意的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催生出自我实现与自我驾驭的方案。但是，对自我来说，只要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现代性的控制体系之延展，那它们便会缺乏道德意义。“真实性”一方面成为一种卓越的价值，另一方面亦构成一种自我实现的框架，但它所代表的却是一种道德上发展迟缓的进程。

然而，对有关人类存在问题之压抑并未达至彻底之程度，在晚期现代性时期，由于工具控制体系日益赤裸地运作且其负面后果也日益明显地显露，对上述压抑的反向作用也以各种形式浮现。在本土与全球之间相互关联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愈来愈能引发诸多道德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又不能简单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断。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而后者正是由新兴的社会运动所预言并由其引发的。“生活政治”—它关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人类的自我实现逐渐从“解放的政治”所投射的阴影中浮现。

解放——进步主义启蒙运动的首要任务—虽然呈现不同表现形式，然其本质就是为生活政治方案的出现奠定条件。在当今世界，虽然分歧使人们四分五裂，各种压迫也成为世界的基本特征，但解放政治之重要性并未降低。不过，随着生活政治的出现，其各种关注点也逐渐融入这些早已存在的政治上的各种尝试中。在本书结论部分，我将会勾画出生活政治议程的主要构成要素；正是这一议程要求我们直面特定的道德困境，并迫使我们重新提出曾为现代性制度所排除在外的、有关人类存在的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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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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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极盛现代性的轮廓

我将通过描述一项社会学研究所得出的若干成果来展开我的论述，在这一过程中，我将不得不相对武断地将这些成果从某具体领域中抽取出来。朱迪丝·沃勒斯坦与桑德拉·布莱克斯利合著的《第二次机会》是一部研究离婚与再婚问题的著作。[1]该书描述了婚姻破裂这种现象在长达数十年的时段内对60组父母和孩子的影响。两位作者指出，离婚是人们私人生活中的危机，会危及人们的安全和幸福感，但也为他们的自我发展与未来幸福提供了新的机会。分居和离婚会导致长时段的焦虑和心理困扰，但一如作者所说，由婚姻解体带来的改变同时亦能提供可能性，使人们得以“在情感上逐渐成长”，“培养新的能力和自豪感”以及“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去增强私密关系”。

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认为，夫妻分居是个标志，“它使得框定后续行动过程的某种特定意象变得固化。愤怒常常根植于婚姻解体的过程中，并从其中逐渐酝酿：配偶一方突然觉察对方正与双方共同的好友有染；一方在没有任何提醒的情况下以一张便条告知对方说婚姻已名存实亡；一方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并且不留下任何地址…”不管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时是如何失意与令人绝望，解体的婚姻总是令人惋惜。

双方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愈长，哀痛期所持续的时间就愈久。哀痛源自双方所共享之欢乐和经验的丧失，再加上双方曾对婚姻关系所抱有之希望的幻灭。即便是哀痛过程未发生，其结果也是双方长时期被受伤害的感觉所包围，这又可能会导致绝望和心理崩溃。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由离婚所产生的种种感觉似乎不会随岁月流逝而完全消失；事实上，这些感情却有可能被随后的事件再次激发，例如前任配偶再婚、经济窘困以及为如何抚养子女而引起的争吵等。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感投入依然很深，甚至是消极投入，那么在这样的情境中，则其结果会变得充满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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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认为，经历哀痛阶段对于离婚后的“重塑自身”过程至关重要。任何成功与前任解除婚姻关系的人都面临着建立“新自我感”、“新认同感”的重要任务。在一段长期的婚姻生活中，每个个体的自我认同感都与配偶密切相关，同时也和婚姻本身紧密相连。经历一次破裂婚姻之后，每个人都必须“重返其早期经验，为着能独立生活，以及为着把握因离婚而获得的第二次机会而找寻可表现独立性的意象与基础”。

分居者或离异者需要道德上的勇气来尝试新的关系、发掘新的兴趣。在此种情景之下，许多人开始对其自身的判断力及能力丧失信心，并且逐渐感到对未来进行计划是毫无价值的。“他们感到生活让自己处处碰壁，且基本上难以预测；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最好的计划也会出错，于是对于长期甚至短期的目标都没有信心去制定，更不用说将之付诸实施。”要克服这些情绪，就需要人们面对挫折时具备耐心，以及具有改变已成形的个人特点和习惯的意愿。父母处于离异状态的孩子同样也需要类似的品质，因为家庭解体中受到严重伤害的往往是这些孩子。对此，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在书中写道：“父母处于离异状态的孩子比那些失怙或失恃的孩子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死亡是不可逆转的，但离婚则发生在能改变他们心智的活着的人之间。对父母和解的幻想嵌入孩子的心灵深处……直到最后与父母分开并离开家庭，他们才能克服这种幻想。”[2]

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尝试和失败以及个人的种种关系，所有这些能够让我们了解有关现代性社会景观的哪些问题呢？虽然持此意见的人不多，但仍有人认为，个人感受以及个人所关注的事物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是相同的。或许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看法是：现代性的来临致使个体的外部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这同时也影响了婚姻、家庭及其他制度安排；然而人们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他们的生活，并尽其所能地应对周遭的社会转型。但个体有其他选择吗？社会情境既不与个人生活相分离，同时也不仅仅是一种外在于个体的环境。在致力于解决个人问题的同时，个体也在积极主动地为重建其周围的社会活动领域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第1章 极盛现代性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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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盛现代性的世界在不断延展中，并确定无疑地会超越个体性活动与个人化参与所组成的社会大背景。这一大背景充满着无数风险和危险，在其中，“危机”一词有着特别的用途；它不仅仅被视为一种断裂而且或多或少被视为一种持续的事态。然而，这一大背景却也深深地侵入自我认同与个人感受的核心。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在其著作中提到的人们在离婚后所重新获得的“新认同感”，非常准确地表现了“重新发现自我”这一过程；而后者作为一种主动干预和转型的过程，则是现代性的社会条件强加于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现象。

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在“危险与机遇”这一章总结了其研究结论。尽管这一短语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它不仅应用于婚姻及其紊乱后果之研究，而且也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现代性世界。我们现如今所谓之“个人的种种关系”这一术语范围为私密关系和自我表达提供了机遇，而这些机遇在许多较为传统的语境下显得很是缺乏。同时，在某种特定意义下，上述关系则会变得既有风险性又有危险性。与性生活及婚姻生活相关联的行为及情感模式已显得愈来愈多变、不稳固和“开放”。收获必然不小，然而有更多未经开垦的领土尚待我们去探索，这其中势必会伴有新的危险。

此处试以两位作者已深入讨论过的一个现象为例，即变化中的继养家庭之性质。现如今，包括成人和儿童在内的许多人都生活在继养家庭之中—这一现象并非像以前一样是由配偶一方死亡导致，而是由离婚之后婚姻关系重组而导致的。继养家庭中的儿童也许会拥有两位父亲和两位母亲、两家的兄弟姐妹以及由父母再婚所产生的复杂亲属关系。就连家庭成员相互间的称谓也增添了些许困难：孩子应该称继母为“妈妈”，还是可以直呼其名？商讨解决这些问题对家庭中所有当事方来说，既显得有些艰难，又增加了心理上的重负，然而，简洁明了地实现新型社会关系之机遇也并非不存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此处所涉及的变化并非外在于每个个体。事实上，新型的扩大式的家庭关系必须得由最直接卷入此类关系中的相关个体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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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自然而然地与各类危险关联在一起。焦虑由令人不安的客观环境（或由之而产生的威胁）所导致，然而它也有助于人们形成适应性的反应机制和新的创新精神。《第二次机会》的作者在书中重复使用了如“痛苦”、“担忧”、“伤逝”等负面术语，同时也使用了如“勇气”、“决心”等正面术语。生活以随机方式抛出个人问题，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有些人就以逆来顺受的麻木态度去回避这些问题。然而，当先前形成的行为模式已不再可行之时，许多人则选择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去抓住那些伴随问题而来的新机遇并进而改变其自身。这些焦虑、危险和机遇新在何处？现代性的制度安排又以何种方式显著地影响着它们？我将在下文中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第二次机会》是一本社会学著作，但该书的读者群绝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家。治疗专家、家庭问题咨询专家、职业社会工作者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士都有可能读到此书。普罗大众尤其是新近离异者将极有可能参阅此书，并把其中的观点和结论与其自身的生活状况联系起来。作者也充分认识到上述可能性。尽管该书主要是作为一部呈现一组确定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而写就，然而由较为分散的短小篇幅所构成的文本也呼应了新近分居或离异者有可能会遵循的实践反应与行为过程。毫无疑问，很少有著作能够对总体的社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第二次机会》这本书亦然：它只是目前大量涌现的有关婚姻与离异问题的专业书及畅销读物中的一本而已。这些书籍是现代性的反身性的一部分：它们通常的作用是构建和变更其所描述或分析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人，只要他对当今的婚姻问题有所思考，或正面对婚姻破裂的情景，或经历长时段的私密关系，都会对婚姻和离异在社会层面的现状及意义有所认知(而它们也并非总是分散的意识)。这些知识并不是真实社会现状的附带产品，它们是实际生活的组成部分；从更广范围来讲，在现代性的种种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所有场景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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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某种意义上，每个个体都可以意识到现代社会活动的反身性章程（reflexive constitution）及其对个人生活所产生的可能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在一段过去被称为“生命周期”的时间段内，自我认同构成了我们跨越现代性的不同制度场景的轨迹，而“生命周期”这一术语在非现代的场景比在现代的场景中更具恰当性。我们每个人不仅拥有，而且经历着个人的成长历程，而后者是依据有关可能的生活方式的社会或心理信息流，并以一种反身性的态势形成的。现代性是一种后现代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我将如何去生活”这一问题只有在如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方能得到答案，而且只有在自我认同的不断呈现中方能得到解释。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个体生活层面转向更高一层的制度化层面。为了给本研究提供一个整体上的大背景，我们必须先给现代性这一令人烦恼的喧嚣嘈杂的现象作一番特征刻画。

现代性：总体考察

在本书中，我是在一个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一术15语的。它具体指在后封建时期的欧洲首先形成，而后却在20世纪日益具有世界和历史性影响的制度及行为模式。“现代性”可被大略理解为“工业化的世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现代性仅有的制度维度。[3]在此，工业主义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由物力和机械的大规模使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这样一来，这种社会关系便是现代性的一个制度轴心。现代性的第二个制度维度是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指代一种包含竞争性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的商品生产体系。上述两个维度在分析上均有别于监控制度(institution of surveillance)，后者是与现代社会生活之出现相联系的组织化权力急剧增长的基础。此处，监控指的是针对相关人群的监督性控制。具体而言，它或以福柯概念体系中的“可见式”监督形式出现，或以利用信息来协调社会活动的形式出现。这种监督性控制进而又与在“战争的工业化”场景下发生的、以暴力手段进行的控制相区别。现代性揭开了“整体战”时代的序幕，在这一时代，各类武器——尤其是核武器——潜在的破坏力变得日益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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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催生了一些独特的社会形式，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当然，直到人们认识到社会学的固有趋势是始终将社会作为其指定的研究对象，上述观察才变得无关紧要。然而，至少在现代性的时代，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就是指民族国家，但这通常只是隐晦的概念等同，而不是直白的理论化等式。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实体在本质上与绝大多数传统秩序大相径庭。首先，它仅作为一个更宽泛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构成部分而发展着（这一体系在当今已具备全球化特征)；其次，它具有特定形式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和监控能力；最后，它垄断着对暴力手段的有效控制。[4]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民族国家通常被视为“行动者”，即“能动”（agents）一方而非“结构”（structures）一方，并且这种处理手段有其确定的理由。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国家是具备反身性特征的监控体系，即便它们在严格意义上无法进行任何“行动”，它们也会在地缘政治层面遵循已协调好的政策和计划来行动。因此，现代国家就成为现代性更普遍化的特征—组织兴起—的典型例证。现代组织的特征，与其说在于其规模或科层制特征，不如说在于其既认可的又需要的那种集中性反身性监控。当人们提及现代性时，所指涉的不仅仅是组织的种类和数量，还包括组织过程本身—跨越无限的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规范化控制。

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所有前现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不连续的。“现代时期”(modernera）与先前所有历史时期相比有许多不同特征，其中最为明显之处即在于现代性极大的动力机制。现代世界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速度远远快于先前各种制度，而且其社会变迁的广度和深度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特征，现代世界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着早已存在的社会习俗与行为模式。[5]

那么，如何来解释现代社会生活独特的动力特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会涉及三个（或三组）主要元素，而其中的每个（组）元素都是本书所要展开论述的观点的基础。第一个元素，我称之为“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诚然，所有的文化都有某种时间估算的既定模式，以及对自身进行空间定位的方式。个体在其中无法感知未来、现时及历史，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有特定的标准化的空间标识，用以表现其特殊的位置意识。然而，在前现代情境下，时间和空间只是通过具体位置的情境性而联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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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的前现代文化发展出更为正式的计时与定位方法，如日历以及(以现代标准看来）十分粗略的地图。毫无疑问，这些是在时空中“拉开距离”的先决条件，大量不同形式的社会体系的出现也预示了它们的涌现。但是在前现代时期，对多数人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平常活动来讲，时间和空间基本上仍通过具体位置来联结。时间标识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具体位置相连，而且与这种行动的实质相连。

将时间从空间中分离首先需要涉及时间的“虚空”维度的发展，这一重要杠杆同样也把空间从具体位置中抽离。通常，机械时钟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可恰如其分地被视作上述过程的基本表现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用过于肤浅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现象。机械钟表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而且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些变迁不仅仅是本土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趋势。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拥有全球通用的计时系统以及标准化的时区，从社会层面和个人经验层面来讲，它与所有前现代时期的世界都不尽相同。作为整个地球在平面上的投射，世界地图上的任何位置都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在使具体的空间“虚空化”的过程中，地图是与钟表相关联的一种象征符号。它不仅是一种表明“何物存在于何处”(即自然地理学）的描述模式，更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转型的构成要素。

时空的虚空化过程绝非一种直线式发展，它以一种辩证的形式不断推进。在时空分离过程形成的社会情境下，“鲜活的时间”(livedtime)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不仅如此，时空之间的切割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二者就变成人类社会组织中格格不入的元素。恰恰相反，时空切割为它们的再次重组提供了坚实基础，这种重组以协调不必考虑其具体位置的社会活动这一方式而展开。如果已处于分离状态的时空没有再次融合，则不论是组织的种类和数量，还是组织过程本身，都将变得不可思议。现代社会组织意味着，在物理层面上彼此分开的许多人类行动可被精确地协调。这些行动“何时发生”与“在何处发生”直接相连，并非如前现代时期那样必须经过具体位置的中介方能产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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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能体会到时空分离对由现代性引入人类社会事务中所产生的巨大动能的基础性意义。这一现象使得“利用历史去创造历史”的观念普遍化，并深入使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传统束缚的过程。伴随着标准化的“过往”与普遍适用的“未来”被创造的过程，上述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就其形式而言遂成为全球性现象，如“2000年”这种日子成为全人类认可的标识。

对现代性的动力特质施加影响的第二个主要元素是“社会制度的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of social institutions)，而上文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虚空化过程对这一机制的形成亦至关重要。我仔细斟酌才挑选了“脱域”这一隐喻来与“分化”（differentiation）这一概念分庭抗礼，而后者往往被社会学家当作将前现代与现代社会系统进行对比的手段。分化承载着社会系统的功能渐进分离的意象，以至于前现代社会中以某种松散形式组织起来的行为模式会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变得更专门化、更精确化。毫无疑问，这一观点基本上是有根有据的，但它未能抓住有关现代制度本质和影响的核心要素——社会关系“摆脱”（liftingout）本土情景的过程以及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轨迹中“再形成”的过程。确切地说，上述“摆脱”即我所谓之“脱域”，而由现代性所引入的时空分离过程加速进行，脱域为其关键因素。

脱域机制可分为两种类型，我将其分别称为“象征标识”（symbolictokens)与“专家体系”(expert systems)，两者合起来又可称为“抽象体系”(abstract systems)。象征标识是交换媒介，它具备标准价值，因而在多元场景中其指代意义可相互替换。货币便是象征标识最典型、最重要的例证。尽管某些规模较大的前现代社会体系都发展出了各自的货币交换形式，然而只有在现代性出现及逐渐成熟后，货币经济才变得愈加复杂化和抽象化。由于时间被视为一种信用手段，而标准化的价值亦使从未谋面的人们之间的交易得以顺利进行，故货币这种象征标识本身就可以把两者联结在一起并置于同等重要之地位。相比之下，专家体系则通过对技术性知识的利用将时间和空间联结起来，而这些技术性知识的有效性独立于利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在现代性的各种条件下，这种专家体系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食品到药品、从住房到交通，不一而足。事实上，专家体系并不局限于专门的技术知识领域，它们能扩展至各类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私密关系中。医生、顾问和治疗师等群体在现代性专家体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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