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解放的政治把“正义”、“平等”和“参与”当作首先要实现的目标。一般而言，这三个目标与上文所区分的三种权力类型相对应。它们都有不同的变化形式，并且或多或少都有些实质性的重叠。

正义的准则限定了哪些行为可被视为剥削，反之，也限定了一种剥削关系何时能成为在道义上合情合理的权威。无政府主义认为，某种社会秩序中不仅剥削而且权威本身都不再存在的时候，该秩序才是可行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此处可以无政府主义为例来说明。在某些学派看来，促进平等被看作其首要的价值，并且也不时被视为解放的政治的首要目标。然而，绝大多数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却都把某些不平等看作是合理甚至是可取的，如物质上的不平等即被认为是正当的，这是因为它们能提供进行有效生产的经济激励。而参与是与压迫相对立的范畴，这是因为它鼓励个体或群体去对有可能施之于其自身的政策施加影响。正如等级化的权力并不必然比任何本身就带有剥削性的权威导致更多压迫一样，区分不同层级的参与度也不会损伤民主参与的理想。

由于解放的政治首要考量的就是克服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的社会关系，因而其基本导向也就倾向于“远离”某物而非“朝向”某物。换言之，解放的实质几乎不涉及造就或带来新鲜事物，而是指个体或群体在有限的束缚框架下发展其潜能的一种能力。自启蒙运动以来，绝大多数进步主义思想家（当然也有很多例外）都不愿以乌托邦式思维来进行思考，便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便是其中的绝佳实例。“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为众人所回避，主要是因为它为人们理想中追求的社会赋予了太过具体的形式。我们不能提前就人们应如何在此种社会秩序中生活等问题而设定好各种规范，这恰恰应该等此种社会秩序成为现实后，留给要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去解决。

如果说在绝大多数解放的政治的具体形式背后存在一种调动人类行为之原则的话，那这可能就是自主原则（principle of autonomy)。[3]解放意味着，集体生活以如下方式被组织起来，即个体在其社会生活环境中有能力进行自由且独立的行动。此处，自由和责任达至某种平衡。个体从置于其行为之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这束缚均为剥削、不平等或压迫条件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体获得了完全的自由。自由假定人们要在他人关系中承担其责任，并且承认在个体行动中会涉及集体义务。罗尔斯的《正义论》为解放的政治提供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证。[4]以正义的主题观之，规范行动自主性的基本条件已被算出，罗尔斯所论证的那种正义的情形，就是一种有秩序的解放。但是，有关个体和群体在一个正义秩序中应如何行动等问题却不在其讨论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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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哈贝马斯从交往理论的角度来建构解放的政治的努力。[5]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言谈情境（ideal-speechsituation）在所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它提供了一种更加充满活力的解放的版本。社会情境越接近理想的言谈情境，基于自由和平等个体的自主行动之上的社会秩序便越有可能出现。个体可以根据具体情形自由地对其行动作出选择；在集体层面上，人类也会作出类似选择。至于那些选择具体是什么内容，我们却知之甚少。

生活政治的本质

生活政治假定上文所论及的两个主要方面都已存在（特定程度的）解放—从固化的传统中解放以及从等级化的支配条件下解放。如果我们简单地认为生活政治所关注的是个体获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之后的事情，那么这未免有冒犯之嫌，因为生活政治也涉及了许多其他因素。不过，这种看法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生活政治的初始方向。生活政治并非主要关涉那些使我们得以自由作选择的条件，实际上它就是“有关选择的政治”。如果说解放的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那么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是关于一种以反身性方式而调动起来的秩序的政治，这一秩序便是晚期现代性的体系，它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活动的存在性参数。生活政治还是关于在一种以反身性方式组织起来的环境中进行自我实现的政治，在这一具体环境中，反身性将自我和身体与全球范围的体系关联起来。在这一活动领域中，权力是生成性的而非等级化的。在前文章节所讨论的严肃且丰富的议题这一意义上，生活政治就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接下来，我将为生活政治给出一个正式的定义：生活政治所关涉的是后传统场景中进行的自我实现过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场景中，全球化进程强烈地影响着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同时自我实现之过程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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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政治的关注直接源自本书的主题，故我将在下文逐一展开论述。尽管生活一政治的议题可被追溯至非常久远的历史中，但生活政治仅仅是在极盛现代性被加强之后，以一组完全独特的问题和可能性之形式而出现的。一如前文所论及的，对生活政治的关注预示了未来的某种意义深远的变迁，即现代性“另一面”上社会秩序的发展。

解放的政治

1. 将社会生活从固化的传统和习俗中解放出来

1. 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或压迫。关注的是权力和资源的差异性分配

1. 遵循由正义、平等和参与规范 所提倡的行事规则

生活政治

1. 源自选择自由和生成性权力（即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的政治决策

1. 形成一种在全球背景下能促进自我实现且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

1. 在后传统秩序以及在存在性问题的背景下形成有关“我们应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

应当重申，生活政治是一种有关生活决策的政治。那么，这些决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设法对其加以概念化？首先便是影响自我身份认同的那些决策。一如本研究所试图证明的，自我身份认同在当今是一种通过反身性方式而获得的成就。自我身份认同的叙事需要在与不断变迁的本土和全球社会情境的关系中被形塑、修正并以反身性方式被保持。个体必须以这种方式把多元化的传递性经验所产生的信息与本土的实际生活相整合，从而使未来的投射与过去的经验得以通过一种合理且连贯的方式实现联结。而只有当个体能形成一种内在真实性时，这样的整合和联结才能实现。具体而言，那种内在真实性指的是，在不断变迁的社会事件的背景下，经由把生命历程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手段而形成的一个基本信任框架。在给定的不断变化的外部情境下，以反身性方式而组织起来的自我身份认同叙事，为有限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保持连贯性的手段。因此，从这一点来讲，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由自我的反身性投射而产生的争论和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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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求“个人的即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这一理念的过程中，学生运动—尤其是妇女运动—是这种意义上的生活政治的先驱。当然，在模棱两可的意义上，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的。学生运动的参与者们，尤其是那些与“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有关的人，试图把个人举止与“生活方式上的抗争”作为一种向官方进行挑战的形式。参与者们想表明的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方方面面均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他们认为，通过彻底改变惯常的日常生活模式，他们可以在事实上威胁国家权力。然而，以这种方式视之，个人的政治仅仅隐隐约约预示了生活政治的来临，但实际上仍更加接近解放的政治之形态，因为其目的仍是以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反抗（或消除）压迫的手段。

相对更贴切而言，女权主义可被认为打开了生活政治的重要领域一当然，解放的关怀仍是妇女运动最根本的关注点之一。至少就其当代形式而言，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优先考虑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曾有人贴切地说：“不满足于家庭生活的那些女性，她们离开家的每一步都会使她们的个人问题带上政治的烙印。”[6]当女性逐渐走出家门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她们为自身的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女权主义者不久就会发现，对解放了的女性而言，身份认同的问题又凸显出来了。这是因为在把自身从家庭及琐事中解放出来之后，女性仍面临着一个封闭的环境。女性的身份被严格依据家庭和家庭成员来界定，这种限定如此严格，以致她们在“跨出家庭”走进社会情境之后发现，在社会上所能获得的身份都是男性固有形象所决定的。

当贝蒂·弗里丹20多年前首次提出“无名之问题”的时候，她所指的是，做妻子和母亲并未让许多女性实现她们所向往的（尽管她们对之知之其少的）生活。[7]弗里丹对此问题的深入分析把她引入有关身份认同和自我的讨论中。“无名之问题”后来演变为“我想成为何人”的问题[8]。弗里丹专门把她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与这一问题相联系。当她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将来的生活会有很多选择，比如想要成为一位职业的心理学家。但是，她后来并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就连自己都不知放弃这个职业梦想的原因是什么。她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逐渐变成了一个住在市郊的家庭主妇，但实际上，她一直以来都压抑着自己生活缺乏目的而产生的那种不安。最终，她挣脱了这个牢笼，承认并面对了自我身份认同这一重大问题，并认识到她需要在家庭之外获得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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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丹清楚地表明，她对个人身份的深深忧虑，恰恰是因为现如今女性有更多选择这一现实。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备选选项多元性的情境下，女性才能认识到，现代文化并没有“满足她们形成并实现人的潜能的基本需求…”[9]弗里丹的著作以对生活投射的讨论作为结论，在她看来，生活投射是帮助女性在之前未曾探索过的公共领域中形成新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她所提出的“女性的新生活投射”预见了诸多后来都成为现实的自助手段。新生活投射包括对个人成长的全情投入、对过去的再思考和再建构（以拒绝“女性的奥秘”而实现）以及对风险的承认。

生活政治、身体与自我

如今，距弗里丹那本振聋发聩的著作首次问世已过去近半个世纪，那些最初似乎仅仅与女性相关的问题，现在都与性别身份认同这一相关现象绑定在一起。性别身份认同是什么？它应该以何种方式表达？这些问题本身就已经变成了多选题——其范围甚至包括个体是否保持与其出生时相同的（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这种选择。当然，自我身份认同的政治并不局限于性别区分。我们愈发以反身性方式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塑造自己”，“人”或“人类”这些范畴的内涵就愈发引人注目。许多实例都能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当今有关堕胎的争论似乎就集中在身体上，或身体的“主人”对其“产物”的权利之上。但是，有关堕胎的争论也开始关注胎儿是否可被视为人，而且如果是的话，究竟在其发育的哪一具体阶段可被视为人。在这一问题上，与生活政治领域中常出现的问题一样，出现了跨哲学定义、人权和道德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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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上文堕胎案例所显示的，要想将关涉自我身份认同的生活政治议题与那些更加专注于身体的议题明确地区分开，并非总是一件易事。和自我一样，身体也不再被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生理学实体，而是被深深地卷入现代性的反思性中。身体曾经只是自然的一个方面，其运行受制于极少受人干涉的物理规则。身体是一种“给定之物”，它为自我提供了一个不甚便利且不甚充分的所在。随着抽象体系对身体的逐步侵入，所有这些都已发生改变。和自我一样，身体也变成了互动、获取、再获取的场所，并起到将反身性的行为过程与系统化的专家知识相联结的作用。身体自身已获得解放，这是它进行反身性重构的基础。身体曾被认为是灵魂之居所，后来又被视为黑暗和堕落之集散地，这些经历都使得身体现如今完全能够承受极盛现代性带来的巨大影响，身体的边界遂发生了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它拥有了一个完全可被预计的“外层”，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和外部形成的抽象体系可经由此外层进入身体。在这两者之间的抽象空间中，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健康、饮食、外表、运动、恋爱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活动的指南和操作手册。

生活政治的理论论争和实践斗争的一个根本构成要素就是对身体过程和身体发育的反身性的获取。在此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其目的在于发现身体并非只是一个从属于商品化或福柯所谓之“规训”的惰性实体。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身体将首先成为解放的政治之场所，从而问题的核心将变为把身体从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身体在与自我的关系上远不如以前“听话”，这是因为两者被以私密的方式放置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反身性投射中。身体本身（一如在实践中被协调起来的那样）与个体所提出的身份认同更加直接相关。一如梅卢奇所言：

回归身体即产生了新一轮对身份认同的追寻。身体以一个秘密领域的形式而示人，只有个体才握有开启这一领域的钥匙，并且个体可回到这一领域去寻求一种挣脱了社会规则和社会期待束缚的自我界定。现如今，身份认同的社会属性侵入传统上曾经为“私人空间”界限所保护的所有领域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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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到，身体“所有权”问题实际上是身体受到抽象体系和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双重影响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独特问题。一如前文所言，此处的“所有权”是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引发了界定“人”这一概念时的所有问题。在生活政治的领域中，这一问题则具体包括：个体如何在生活规划中作出有关身体发展策略的抉择，以及该由谁来决定对身体产物和身体部分进行“处置”。

身体和自我的关联还出现在另一个根本性的领域中，该领域早已被现代性的内部指涉体系彻底渗透，这便是生殖的领域。“生殖”这一术语既可以指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传承，也可以用来指涉某种特定社会延续。这种术语学上的关联性并非偶然，因为“生物学意义的”生殖现如今已全部社会化了。换言之，生物学意义的生殖已被抽象体系所抽空并通过自我的反身性而获得了重构。很显然，生殖从来都不是单独由外部来决定的事情。例如，在所有前现代文化中，人们使用过各种不同的避孕方法。尽管如此，生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无可避免地要听从命运安排。随着完全保险的避孕方法的出现、对性生活的反身性控制以及各种各样生殖技术的引进，现如今，生殖也成为一个充满多元选择的领域。

“生殖取决于命运的终结”与“自然的终结”密切相关，因为直到现在，生殖占据着人与相对无涉的自然之关系的其中一极，而死亡占据另一极。基因工程学使原先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生殖开始解体，而它的潜能才刚开始被开发。基因传递便可通过人工手段来实现，这也会因此而切断物种生命和生物进化之间最后的纽带。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消失了，新兴的决策领域不仅直接影响生殖进程，而且还影响到身体的物理构成以及性特征。因此，这样的行动领域又反过来与性别和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以及身份认同形成之其他过程相互关联。

生殖技术改变了生育与绝育之间经年历久的对立。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和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sation，IVF)几乎完全把生殖从传统的异性交媾中分离出去。不孕不育者能再次受孕，各种各样的代孕父母也因此变得可能。例如，同性恋伴侣所获得的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机遇，仅仅是这些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一种。性不再和生殖有必然联系(反之亦然)，这一事实使得人们要重新调整性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反身性获取这一渠道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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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技术领域现如今已引入的或不久即将研发出来的各种选择，为生活政治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鲜明的实例。1978年7月25日路易丝·布朗（LouiseBrown）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生殖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人类审慎的建构被首次用于创造新生命，而非通过诸如避孕等手段来控制生命。体外受精使用的是许多现存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得以使用的前提则是在人体外让卵子受精这一创新。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植入前的性别筛选。通过体外受精的手段，有可能通过DNA放大技术将一个“已确定性别的”胚胎移入某位女性的子宫。雄性胚胎和雌性胚胎可通过这一技术加以甄别，那么被植入的胚胎则可拥有父母心向往之的性别。此外，还有胚胎冷冻技术。这一技术使得胚胎可被无限期保存，同时能让人不必再进行卵巢刺激及卵子收集就能获得多次受孕的机会。因此，同卵孪生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可以间隔数年再降生。

人类生殖的可行性控制手段的进一步发展还包括体外发育技术和克隆技术。体外发育技术，是指完全在人体之外创造并培育一个新的人类生命的技术，即无须怀孕的生育。而克隆，则指创造在基因结构上完全相同的个体。尽管这仍显得比较奇幻，但也已接近现实，并在动物实验中已经获得成功。[11]

个体的生活与全球的需求

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外在于自我的社会关系世界的讨论都主要集中在它们对自我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反身性影响这一方面。然而，个体的决策也会造成全球范围的影响，这种情形下的关系链便是从“个体”到“全球”。社会化的生殖将个体决策与地球物种的延续联系在一起。当物种繁殖不再涉及性的时候，未来物种的繁衍将不再有保证。全球人口增长被纳入内部指涉体系中。一系列个体决策过程经由这些体系而相互关联，其有可能产生的不可预期性堪比其他社会化秩序。生殖变成了一个可变的个体决策，它对物种繁衍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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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找到生活方式选择和全球性影响之间的进一步联系。让我们考虑一下全球生态与减少核战争风险等相关话题。在讨论生态学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论题时，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何在当下它们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部分答案可在日益累积的证据中找到，即我们所生存的物质环境已经处于日益广泛且深远的衰退中，而且远远超出我们先前所预期的情形。但是，人类对此问题的态度转变也是相当彻底的。这是因为“自然已经终结”这一事实早已不再局限于专家认知范围内，一般的公众也都知晓了。对生态问题日益激增的关注最明显的部分就是，承认生态环境之改善依赖于采取新的生活方式。截至目前，绝大多数生态破坏皆源于世界上已经进入现代化的社会所采纳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态问题突出了新的以及日益加速的全球体系的相互依赖，也让每个人认识到个人活动与全球问题之间的深层联系。

要解决由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而带来的问题，一方面，尚需远不同于个体行动层面上的全球协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每个个体的反应和调适，那么这样的威胁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若想使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态风险最小化，那么生活方式上的广泛变革以及不再强调持续的经济积累都是非常必要的。在复杂交错的反身性中，对目前正在改变我们生态形式的那种体系之性质的反身性认知，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核动力的问题是所有这些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且将更普遍意义上的生态问题与核武器之存废联系了起来。有关是否应该继续修建核电站的争论，以及这些核电站建成后与现存的常规能源之间的关系的争论，就是生活政治领域所涌现的诸多问题的几个例证。这些问题会带来后果严峻之风险，有些源于长期、累加因素，有些则是更为即时性的影响。此处，对风险水平的技术性估算并非完全无懈可击。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无法完全控制人为因素之误差，另一方面尚存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素。假设某人想对有关核动力问题的争论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他便会发现，与其他抽象体系所普遍影响的领域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专家们的观点存在根本分歧。除非有其他新的技术创举出现（目前为止尚不为人所知)，否则，如果全球经济增速仍保持当今的速度或更快的速度，那么核动力的广泛使用就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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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还是在更大范围内减少对核动力的依赖，或试图彻底消除核动力源，都会引发生活方式的实质变迁。正如在内部指涉体系扩展的其他领域，没有人能确定现存的核动力源对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究竟已经造成了多大伤害，在证据方面尚存有巨大争议。让我们再次回到有关社会生物学和生殖的私人问题上来。一如某位学者所指出的，“我们的精子，我们的卵子，我们的胚胎，以及我们的孩子”都处在与“濒临中毒”作斗争的“前沿”。[12]

一如“深层生态学”的提倡者所主张的，改变单纯经济积累的做法或许可以用个人成长来取代不受约束的经济增长。此处，个人成长即自我表达和创新潜能的培养。因此，自我的反身性投射可能就是从当前秩序向全球化秩序的转型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核战争威胁也与自我的反身性投射相关联。一如拉希所言，两者都把“生存”问题摆在最为明显的位置。当然，我们同样也可以认为，两者都增大了和平的可能性，即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以及个人层面心理上获得的自我实现的回报。核武器问题进入生活政治领域，既含有积极意义，也含有消极意义。它清晰地表明了个人问题与全球问题高度相关，因为这与潜在的生态危机一样，地球上的人类均无处可逃。军事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关该技术的一系列专家体系发展到如此高精尖的程度，以至于对外行人来说很难获取专业知识（当然这部分是由武器系统研发的保密性所致)。然而，这个过程让核战争的爆发不再仅仅是军事专家或政治领袖们所考虑的问题，而是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会产生强烈影响的事件。若以消极意义视之，核对抗的危险与生活政治领域其他重要方面一起，将激发人们以反身性方式认知自然的社会化及其对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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