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这两类专家体系本质上都依赖于信任；一如前文所述，信任这一概念将在本书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信任与信心（confidence）不同，后者被齐美尔称为正式交易中所涉及的“弱的归纳性知识”。[6]生活中的某些决策正是基于归纳性推论而做出的，而后者又是由过去的趋势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现如今得以依赖的过去的经验而得出的。这种信心或许是信任的要素之一，但其本身并不足以界定一种信任关系。信任意味着将有一次迈向承诺的跨越，而承诺又是“信仰”的一种品质。信仰是一个不能再简化的元概念，它与时空无关，却与无知有关联。我们无须信任一个总在我们眼前活动且其活动能被直接监控的人。这一点可通过下文实例说明。如果有一项工作，它不但单调乏味、报酬低廉，而且人们想自觉做好这件工作的积极性很低，那么这通常是“低信任度”岗位；“高信任度”岗位上的工作，则绝大多数在无管理或监督人员在场的情境下展开。[7]与之类似，当特定个体或多或少全然熟知某一技术系统的时候，对这些个体则不缺乏信任。就专家体系而言，信任限定了一些技术性知识的范围，后者是大多数人拥有的、经常影响他们生活的那些编码信息。

就种类和层级而言，信任可以千差万别，但信任作为基础却支撑着我们赖以对自身行动加以定向的众多日常决策。然而，信任过程并非总是我们有意识地决策的结果；在更为通常的情景下，信任是一种作为决策基础的智慧的一般化态度，植根于信任和人格发展之间的关联中。所有人都能自主决定是否信任他人，这种现象很常见，因为这源自现代性的第三个主要元素——现代性的内在反身性（上文已提及，下文还将做深入探讨)。但是，信任所暗含的信仰往往会抵制这种精打细算的决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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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特定的情景、个人或体系发生关联，或在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层次上，信任的态度与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直接相联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与安全、风险与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并存。例如，在日常社会活动中，一方面，脱域机制换回了相对安全的宽阔场域。如今，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某些地区的人们都普遍免受前现代时期人们日常所面临的危险—如那些源自恶劣自然环境的危险。另一方面，脱域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新的风险与危险，它们有可能具有本土性，也有可能是全球性的。人工配方食品也许会含有传统食品所没有的毒素，而环境的危害则可能在整体上对地球的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时空转型与脱域机制一道，驱使社会生活脱离固有的规则或惯例的控制。这是彻底的反身性得以产生之背景，而反身性正是施加于现代制度动力机制之上的第三种主要影响。现代性的反身性必须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加之于行动的自反性监控区别开来。现代性的反身性指的是一种敏感性，具体指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面向及其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对受到新信息或知识影响而产生的长时性修正之敏感性。这些信息或知识并非伴随现代制度的出现而产生，但它们是构成现代制度这一复杂现象的重要成分，主要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存在着对反身性进行反思的诸多可能。正如《第二次机会》一书中所讨论的，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身性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它们并非仅仅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积累知识”。

然而，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来讲，现代性的反身性却最终混淆了启蒙思想的期许—尽管这种反身性本身便是启蒙思想的产物。现代科学与哲学的先驱们坚信他们自身为社会与自然世界知识之牢固确立开辟着道路，他们认为，只有克服传统教条方能获取理性，随之出现的是一种取代了习惯与习俗之随意性特质的确定性感觉。但实际上，现代性的反身性却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即便是在自然科学之核心领域亦是如此。于是乎，科学不再依赖于证据之归纳性积累，而更侧重于方法论上的怀疑原则。一个特定的科学信条，无论其之前怎样受推崇，亦无论其怎样确信无疑，都有可能被修正，或者依据新观念或新发现而被全然抛弃。现代性与激进的怀疑主义之间互为必需之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一旦公之于众，它不仅会使哲学家困扰，而且会让普通人产生“存在性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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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时空分离：使得跨越广阔时空领域（乃至全球体系）的社会关系发生联结之条件

脱域机制：由象征标识和专家体系构成（二者合在一起即抽象体系），它使得互动摆脱了场所的特殊性

制度化反身性：定期把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之情境中，并成为社会生活组成和转型的建构性要素

本土性、全球性与日常生活的转型

现代性的全球化趋势内在于上文所勾勒出的对其动力机制的影响中。时空分离和重组、脱域机制以及现代性的反身性均意味着普适性，后者解释了现代社会生活遭遇传统的惯例时所产生的特质—扩张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活动之全球化是世界性联系逐渐发展的过程，如体现在民族国家体系或国际劳动分工中的那种遍及世界的联系。然而，从一般意义上讲，全球化概念最好被理解为对时空疏离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具体而言，全球化涉及了事件产生和消亡的交汇，以及“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背景的交织。我们若想理解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则应首先认知本土性环境与活动的疏离及与长时段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一如上文所述的每一个过程，全球化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辩证的现象，处于疏离关系某一极的事件通常会在另一极制造出相异甚至相反的事件。本土性与全球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恰是本书所论的基本要点之一。

就某些脱域机制的后果而言，全球化意味着无人能“逃脱”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例如，核战争或生态灾难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便使得无人能躲避其影响。现代制度的其他诸多方面(包括那些在小范围内运作的制度）都影响着高度“发达”地区之外那些生活在更为传统情境下的人们。然而，在那些发达的地区，就日常生活的本质而言，本土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关联早已被束缚在一系列更为深刻的演变情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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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直接从脱域机制所施加的长期影响来理解上述演变，它们使得日常活动的诸多方面变为去技术化状态。这一状态并非仅仅指技术专家独占日常知识这一简单过程，这是因为专业知识领域存在很多难以衡量或争论激烈的方面。它也不是一个单向过程，这是因为作为现代性反身性的一部分，专家的信息经常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外行人所重新获取。这种观察适用于社会学家及其他专家的学术创作，诸如《第二次机会》等学术著作中的研究发现很有可能会被人们应用于有关婚姻或离异的决定的情境中。脱域机制中的信任并非仅限于外行人，这是因为在由抽象体系所限定的现代社会生活之诸多方面，没有人能成为专家能手。于是，生活在现代性条件下的人们无一不受到诸多抽象体系之影响，并且最多也只能处理各自专业领域内的表层知识。

不过，并非只有技术专家才能意识到抽象体系的脆弱和限度。很少有人能对其所接触的技术知识体系保持坚定不移的信任，而且，无论是否出于有意识的行动，人们都会对由这些体系所提供的行动之不同可能性进行选择，或者直接脱身而去。信任通常与实际中的接受融合在一起，即个人与现代性制度之间的一种“关于努力的协定”(effortbargain)。人们对抽象体系的种种怀疑或敌视态度，也可能与其对其他体系的想当然的信赖和平共存。例如，一个人也许会竭尽全力地去避免食用含添加剂的食品，但如果他不能自耕其食，那么他就必然只能信任“自然食品”供应商提供的优质产品。又如，当一个人不再着迷于正统的医学时，那么他就有可能转而信任整体论医学。当然，这只是信仰的转移。对一位忍受着疾病痛苦的患者来说，不管他的病如何恶化，他都有可能对有关治愈的所有专业知识均持怀疑态度，以致拒绝接触医护人员。但即便是一个极端反对医护的人，也会发现想要完全拒绝医学和医疗实践体系的影响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早已深深影响了“知识环境”的诸多方面和日常生活的具体要素。例如，这些体系也会对涉及食品生产的规则产生影响，无论这些食品就本质而言是“人工的”还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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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传递

实际上，人类所有的经验都具有可传递性通过社会化，尤其是通过对语言的掌握来实现。在个体记忆以及集体经验制度化这两个层面上，语言和记忆具有内在关联性。[8]对人类生活而言，语言是时空疏离的主要及原初手段，它使人类活动得以超越动物经验的即时性。[9]一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言，语言就是一台时间机器，它让跨越代际的社会习俗得以再现，同时也让过去、现时和未来之间的分化成为可能。[10]口语是一种媒介和踪迹，由于人类掌握了语言的结构特性，故口语在时空长河中的消失与其意义在超越时空情景中的保持得以并行不悖。因此，口述与传统不可避免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如沃尔特·翁在其关于言说和文字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口头文化“非常看重过去，它们根植于高度保守的制度以及口述和写诗的过程中，具有程式化和相对固定化的特征，旨在保存那些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历经千辛万苦而获取的知识—由于缺乏文字记录，故这些知识极易消逝”[11]。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学者以巧妙的方式探寻了文字与“火热的”(hot)、充满活力的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然而只有英尼斯及紧随其后的麦克卢汉以一种精致的方式从理论上归纳了媒体对社会发展的长效影响（尤其是在现代性产生这一背景下的影响)。[12]二位学者均强调了主流媒体类型和时空转型之间的密切联系。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能对时空关系产生影响，并非主要取决于其自身携带的内容或“信息”，而是取决于其形式以及可再生产性。例如，英尼斯指出，纸草作为书写媒介被引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管理体系的范围，因为它比以前所用的原料更易运输、储存及再生产。

现代性与其“自身的”媒体，即早先的印刷文本以及后来的电子信号密不可分。现代制度的发展和扩张与经验传递的剧增直接相关，而上述传播形式又为经验传递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手工制作书籍的年代，读者的阅读权必须有先后顺序，即书籍一定要从一人传向另一人。从本质上讲，前现代文明时期的书籍和文本仍作为延续传统的工具而存在，并且在性质上几乎都是“经典”。而印刷品则能轻易地超越时空的限制，因为它们几乎可以同时被分发给众多读者。[13]古腾堡(Gutenberg)《圣经》出现仅仅半个世纪后，全欧洲各大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数百家印刷店。现如今，印刷品仍然是现代性及其全球网络的核心。实际上，人类每种已知的语言都已被付梓，即便是在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印刷品以及制作和解释这些印刷品的能力都是行政管理和社会协作不可或缺的手段。据已知数据，自古腾堡时代以来，全球印刷品的数量每15年就会翻一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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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的产生对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前的现代性制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若要追溯极盛现代性的起源，则大众印刷媒体和电子通信之间日益交织在一起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时下通行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印刷品出现的时代早于电子信息时期。麦克卢汉尤其认同此观点，他甚至激进地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就纯粹时间次序而言，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报纸大众印刷品最好的例证的确早于电视机一个世纪而问世。然而，如果仅仅将两者中的一方视为先于另一方而出现的某一阶段，就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从很早开始，电子通信就对大众印刷品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例如，尽管电报的发明略迟于日报和期刊的首次繁盛期，然而电报却是现如今的报纸以及“新闻”概念本身的基础。后来，电话和无线电通信则进一步拓展了这种联系。

早期报纸（以及所有种类的期刊）在完成时空分离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一过程由于印刷品和电子媒体的整合而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现代报纸的发展历程便可以印证该现象。因此，布鲁克一格罗斯（Brooker-Gross）考察了报纸在时空“影响范围”上的变迁。她发现，在电报普及之前，19世纪中叶的美国报纸上所刊登的典型新闻用语，与19世纪初期和后来的新闻用语均迥然相异。报道发生在美国一些偏远城市中的事件所使用的新闻术语，并不具备当下报纸所具备的那种为后世读者所习惯的即时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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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一格罗斯指出，在电报出现以前，新闻故事仅描述那些最近发生的身边之事；事件发生的距离越远，其见诸报端的时间就越迟。来自远方的新闻以一种她所谓“地理包裹”的方式呈现。例如，来自欧洲的材料确实是以包裹形式随邮船而来，而且也将以其被发现时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即“一艘邮船抵达伦敦，随之而来的有如下新闻”。换言之，通信渠道和时空差异所带来的压力，直接形塑了印刷类新闻的呈现方式。而随着电报以及之后的电话和其他电子媒介的引入，日益成为主宰新闻内容的决定因素是事件本身，而非事件所发生的场域。绝大多数新闻媒介都带着一种“特权感”来认知自己所处的位置，这种特权感具体表现为对本土新闻的偏爱，但也仅在事件具备特殊性这一背景下方能产生。[16]

毋庸置疑，电视、电影和视频所呈现的视觉影像创造了可传递经验的本质结构，而这却是印刷品所不能提供的。然而，像报纸、期刊及其他印刷品一样，这些电子媒介既是现代性的脱域化和全球化趋势的表达，也是形成这种趋势的工具。在现代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作为重组时空的基本形式，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之间的相似性比其差异性更为重要。在现代性条件下，可传递经验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恰恰体现了这种相似性。第一个特征便是“拼贴画效应”（collage effect)。当事件几乎完全超越场域而决定新闻内容的时候，媒体的表现形式便是把故事和新闻术语并置，但这两者除了“适时性”和“连贯性”之外并无任何相似之处。报纸和电视节目指南均为这种拼贴画效应的重要例证。此效应是否真如某些人认为的，标志着叙事的消失，以及符号与其所指意义的分离？[17]当然不是。拼贴画的确不是叙事，但是大众媒体中不同新闻术语之共存也并非意味着符号的混乱丛生。相反，并排呈现的不同故事体现了转型的时空环境所独具的连贯性次序特征，而在这时空转型中，对场域之限制也大多会消失。当然，这些故事的简单累加并不会构成单一叙事，但它们依赖于（并以某种方式表现了）思想和意识的统一性。

现代可传递经验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远距离事件对日常意识的入侵”(intrusion of distant events into everyday consciousness)，具体而言，即日常意识以一种对远距离事件的察觉而被组织起来。例如，新闻报道中的诸多事件或许被人们视为外在的和遥远的，但是它们经常进入人们的日常活动。可传递经验催生的熟悉性会经常性地制造出“现实倒置”感，这意味着当人们碰到真实的客体和事件时，似乎会感到它们在媒体上比在现实中更为具体。此外，人们在媒体上通常能以平常心态接触日常生活中罕见的诸多经验(例如与死亡过程的直接接触），而若要正面面对这些真实现象则会导致心理上的困境。后文将继续展开对此现象的探讨。概言之，在现代性条件下，媒体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形塑着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即媒体创造了一个仅包含符号和意象的“超现实”自主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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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认为现代性正处于分裂和离析状态的观点已沦为老生常谈。有人甚至断言，这种分裂标志着社会发展到超越现代性的一个崭新阶段—后现代时期正在浮现。然而，现代制度的统一性特征与其分散性特征均为现代性（尤其是极盛现代性）的核心。时空的“虚空化”启动了建立单一的、无预先存在物的“世界”的过程。在大多数前现代文化（包括中世纪欧洲文化）中，时间和空间与上帝和精神的领域以及“地位的特权化过程”相融合。[18]概言之，文化的多种不同模式和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意识特质共同形塑了碎片化的人类社群。相比之下，晚期现代性则创造了如下一种情景：人类变成了“我们”，面对的却是无“他者”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极盛现代性及其存在性指标

极盛现代性具有许多特性，包括对“天意理性”（providentialreason）的广泛质疑以及对科技的双刃剑作用的认知，即科技为人类创造了风险和危险的新指标，同时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可能性。对天意理性的质疑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著作与思考中，实际上，对反身性的存在性指标的觉知早已在更广层面上变为反身性自身之一部分。生活在极盛现代性所生成的“世界”里犹如驾驶重型卡车般会有力不从心之感。[19]这种感觉不仅仅在于发生了多少持续且深刻的变迁过程，更在于这些变迁往往既不符合人类之期望也不服从人类之控制。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社会和自然环境将会逐渐依从理性秩序的愿景早已无法实现，而现代性的反身性则与此现象密切相连。人类知识若要分析和描述某行动，须得对该行动之环境保持长时性的进入状态，这便创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并为后传统的知识主张增添了循环和易出错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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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理性认为对事物属性日益增加的世俗化理解会内在地使人类的生存更为安全、更有所益的那种观点带有源自前现代时期命运观的残余。命运的观点或许会带有犹豫的色调，但也总会暗示事件的进程早已以某种方式被预设。在现代性的情景下，传统的命运观点可能依然存在，但更多的时候，这些观点与那种视风险为基本元素的看法不相一致。把风险当作风险来接受，是现代性的抽象体系强加于我们的一种倾向，这意味着要承认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都并不遵循一种早已预设好的进程，且所有活动都有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性的特征可被准确定义为乌尔里克·贝克所谓之“风险社会”[20]，其指涉意义远超出现代社会生活引入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新型危险形式这一事实。生活在“风险社会”，意味着对行动的开放式可能性（积极的或消极的）要抱有一种精打细算的态度，作为全球范围中的个体，我们在当代的社会存在中持续遭遇着上述种种可能性。

由于现代社会活动具有一种尚无内在规律的被条件反射似的动员起来的动力机制，故其本质上具有一种反事实的特质。在一个后传统的社会空间，个体和集体在任何特定时刻都会触及人类行为潜在进程的模糊界限（以及与之相伴的风险)。在这些可能性选项中进行抉择总是一件“仿佛的”事情，即在“可能的”世界之间进行挑选的问题。生活在现代性的情境下最好被理解为反事实的惯常性沉思，而并非一种简单的切换—从作为传统文化特征的“朝向过去”切换至“朝向未来”。

鉴于晚期现代性的极端反身性特征，未来并非仅仅包括对尚未发生的事件的期待。“未来”以一种知识流缓慢进入与其相关的客观环境的形式在当下被组织起来，而正是这一相同过程，经常会以明显悖论的形式混淆上述知识流所昭示的期待。在极盛现代性的制度体系中，未来学的广为流行并非一种异常的偏见，仿佛古代算卦师在当代的翻版一样。实际上，它认为，在风险评估的情境中，对反事实的可能性之考量内在于反身性之中。诚然，从某些方面看，这种观点早已被建构进现代制度之中。例如，从很早时起，保险就不仅与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风险相关联，而且也与个体和集体众多特质的潜在未来相关联。保险公司一方对未来的推算本身即一种风险事业，而要对风险的某些关键方面进行限定则是可能的，不过这在绝大多数实际行动场景中无法实现。对保险公司来说，风险核算通常是非常精确的，而且这些公司一般情况下都会试图排除风险的那种与大样本概率核算不契合的方面，那便是“上帝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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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处处充满危险与风险。与前现代体系相比，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风险评估与反事实思维倾向会显得尤其重要？或许还应该在这个问题之后再加上一个关于专业知识的问题：鉴于在前现代文化中人们也向诸如魔术师或术士等专门人士咨询问题，那么现代性中的信任和抽象体系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事实上，在上述情景的每个方面，前现代体系与现代性制度在主体上都存在重大差异。就第二个问题而言，这些差异体现在抽象体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体现在技术知识与外行知识两者关系的性质上。前现代社会有专家，但极少有技术体系，尤其是在较小社会。因此，这些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如果他们愿意如此）完全有可能仅依据其自身或直系亲属的本土知识来过他们的生活。相比之下，在现代，这种与技术体系的脱离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在前文已指出的，对地球上的每个人，尤其是对生活在现代性核心区域的那些人来说，这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

当我们将前现代体系与现代体系进行比较时，技术知识与外行知识两者的差异主要涉及专业技术的获得和普通人的信息。前现代文化中的专业知识倾向于依赖那些不明确成文的程序和符号；否则，由于识文断字是少数人小心守护的一种垄断权力，故当这种知识被编纂成典籍时，普通人便无法获得。因此，对专业知识中深奥元素的保持（尤其当此种深奥元素与“技能和艺术”分离时）可能是专家所获得的非同常人之地位的主要根基。而在现代体系中，专业知识的深奥元素与其不可言说的神圣性之间极少相关或全然无关，但它依赖长期训练与专业化之结合—尽管专家们（如社会学家们）毫无疑问会经常性地筑起一道由术语和仪式所组成的防线以保护其专业知识的独特性。事实上，专业化是现代抽象体系最关键的特征。如果人们有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及获取知识的时间和能量，那么现代专业体系所囊括的所有知识原则上可为所有人使用。但在现实中，现代的人不管如何聪明，都只能成为现代知识体系一两个小领域的专家。这一事实意味着抽象体系对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晦涩难懂的。这种晦涩特质是脱域机制情境中信任的延伸部分的重要元素，而且它恰恰源自抽象体系需求和培育的那种专业化的强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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