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现代专门技能的专业化性质直接导致现代性的不稳定且失控的特征。与大多数前现代专门技能相比，现代专业知识以其反身性特征被高度利用着，同时总体上趋向于持续的内在完善或自我增效。专家们能否解决问题，往往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清晰而准确地界定问题，而这种能力又进一步催生出更精深的专业化倾向。然而，对某个给定问题界定得越精确，对相关人士来说，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就越发模糊不清，并且他们就越不可能预见他们的贡献在其知识所能应用的范围之外的后果。尽管专业知识在更广范围的抽象体系内形成，但这些知识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却变得日益狭窄，并且易于制造出未曾预见且难以掌控的后果—推动专业知识进一步发展，因此上述现象便陷入一种不断重复的状态。[21]

专业化的知识技能与其异常后果相结合便解释了为何反事实思维和风险概念的中心地位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会显得如此重要。在前现代文化中，“超前思维”通常有两种含义：或对既存经验之归纳性运用，或问询于占卜者。例如，人们在播种谷物之前，心中要有对将来食物需求的预判以及对季节变化的感知。依传统而形成的耕作方法（或许还加上巫师的建议）会被用于联结现实需要和未来的成果。在现代生活中，经过长时段的适应，人们可以通过把早已定型的习惯与特定专家有关“普通修缮”(generalrepairs）和意外事件的建议相结合来继续生活。而专家自身——再强调一次，他们并不构成一个特征鲜明可被辨析的阶层—则可能通过坚决地专注于狭窄的某一领域来推进其专业工作，而忽略更广范围的后果与意义。在这种情境下，风险评估便被“埋入”稳步建立的行为模式中。但在任何时候，这些实践都有可能突然被废弃或受制于更为彻底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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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并不创造稳定的归纳领域，而内在不稳定的新情形和新事件则是抽象体系延伸部分不可避免的后果。在人类行为被反身性灌输的那些范围之外，仍存在很多危险(如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但这些危险中的大多数都被上述行为范围所过滤（有些则是那些范围主观造成的)。通常，我们不以保险公司做核算的方式来理解风险，而是将它视为可被精确估算的概率的指标。但在晚期现代性的情境下，由于形成风险的知识环境随时随地在变化，故许多风险并不能被精确估算，甚至那些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所作的风险评估也仅在“另行通知前”才有效。

为什么现代性与个体认同相关？

我想指出，在极盛现代性的条件下，发生于自我认同与全球化两者中的转型是本土性和全球性这组辩证范畴的两极。换言之，个人私密生活之变迁，与极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的确立有直接联系。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否认存在多种居于上述两极之间的联结纽带，如那些联结中央政府与地方组织的纽带。但是，极盛现代性所引入的时空疏离程度是如此深远，以至于“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于全球性大背景下实现相互联结。

在极盛现代性情境下，各种不同因素直接影响着自我认同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系。一如前文所强调，现代性将一种基本的动力机制引入人类活动，伴随该机制而来的还有信任机制和风险环境的变迁。有人认为，与先前的时代相比，现代是一个高度焦虑的时代。我并不赞同这一观点。焦虑和不安全感一样影响着除我们当下时代以外的其他所有时期，而且我们几乎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在规模更小且更为传统的文化中的生活比我们当今的生活更为稳定。不过，当前普遍存在的焦虑从内容到形式毫无疑问业已改变。

第1章 极盛现代性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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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反身性延伸至自我的核心部位。换言之，在一个后传统秩序的情境中，自我变成了一个“反身性过程”(reflexiveproject)。个体生活之变迁总会涉及心灵重组，后者在传统文化中以“生命礼仪”(ritesdepassage）的形式被仪式化。在这些文化中，虽然集体层面上的事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几乎不发生任何变化，然而身份认同的改变却清晰可见—如个体从青春期迈向成年这一过程那样清晰。相比之下，在现代性的情境下，自我之改变则必须被视为个人变迁和社会变迁两者相连的反身性过程的一部分来供人们探求和构建。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在其研究中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并且她们的研究不仅是有关这一过程的真实记录，而且更对这一过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如两位作者所说，人们在婚姻解体后逐渐形成的“新自我感”，作为开创新型社会形式的过程之一部分而被建构，这些新型社会形式的主要例证即现代继养体制中涉及的那些形式(“抚养”这一术语是相对较为晚近的发明，有助于表达此处所描述的内容)。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所分析的“回顾个人早期经历”之过程正是以反身性方式所形成的自我认同的构成部分。该过程并不局限于生活中的危机，而是涉及与心灵组织相关的现代社会活动的一般性特征。

在上述情境中，抽象体系不仅深深影响了现代性的制度秩序，而且也深深影响了自我的形成与延续。例如，儿童的早期社会化日益倾向于依赖专家（儿科医生和教育学家）的建议和指导，而非代际的直接启蒙——这些建议和指导本身就是对专家们正在从事的研究的反身性回应。作为学术领域中的专门学科，社会学和心理学因此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自我之反身性相关联。抽象体系和自我之间最具特色的联结，将会随着所有种类的治疗和咨询模式的兴起而被研究者发现。解释治疗手段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其中一种便是纯粹消极的，即把它视作对现代制度施加于自我经历和情感逐渐削弱的影响的回应。或许有人会认为，现代性打碎了笼罩于小型社群和传统之上的保护框架，并代之以更为庞大、更为客观的组织。更为传统的社会场景能为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和安全感，而在一个缺乏这两者的世界里，人们感受到的只有迷失和孤独。于是，人们便会求助于作为抽象体系之一的治疗，而它遂成为一种世俗化的告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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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说这个观点应该被全然抛弃，因为它无疑仍包含合理的因素，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该观点实质上并不恰当。自我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呈现出诸多问题，但这与传统情境下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截然不同。这不仅仅是种失落的情境，而且也不意味着焦虑程度必然加深。治疗不仅是应付新焦虑的一种手段，而且是自我之反身性的一种表达。后者一如更广泛的现代性制度，在个体层面上以同等尺度平衡着机遇和潜在的灾难。

有关这一观点的内容将在后续章节中进一步阐述，但在此之前，我们将探讨与自我和自我认同等概念相关的一般性问题。这些思考，加上截至目前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将在整体上为本研究提供一个通用的概念框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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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极盛现代性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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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有关自我认同的论述，必须从个体心理构造的整体画面这一角度 35来展开。在以前的著述中，我曾提出，这一画面应该采取“分层模型”(stratification model)的形式。1我们由如下假设而展开论述：从各方面来讲，成为人类，就是每时每刻都要确知自己当下的行为及其原因。这个观点的逻辑在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视域曾得到充分探讨。我们日常行为一而再再而三所创设的社会习俗，当下正处于由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境中作为“正在进行”之一部分而出现的能动者所进行的反思性监控中。在这种意义上，反思性觉知是所有人类行为的特征，也是前文所述大批量出现的制度反身性的特定条件，而制度反身性又是现代性的内在构成部分之一。人类持续性地监控着其自身活动的场景，久而久之，这便成为人类活动的特征之一，而且这种监控总是带有推理的特征。换言之，如接受质询，能动者通常都能提供有关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的本质及有关原因的推理性解释。

然而，人类能动的知识性并不局限于对其行为条件的推理性意识。多数能够“进行下去”的因素在实践性意识层面上得以继续，并被整合进日常生活的连续性中。实践性意识被融合进对人类行为的反思性监控中，但这种融合是“非意识性的”（non-conscious)，而非“无意识的”(unconscious)。在社会活动的进程中，实践性意识的诸多形式无法“在头脑中持久”，这是由于它们心照不宣或理所应当的特质构成了让行动者得以专注于手头事务的基本条件。然而，把推理性意识和实践性意识严格区分开并不存在认知障碍，这是因为在无意识和意识之间总是存在界线的。从定义上讲，认知和情感支配的无意识模式明确地抗拒被拉回有意识状态中，即便被拉回，也仅仅以歪曲或变换的方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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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安全和信任

实践性意识是本体安全感的认知依托和情感依托，而本体安全感又是所有文化中大部分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本体安全的概念与实践性意识不言而喻的特征密切相连，借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说，与日常生活中“自然态度”所假设的一种“归类涵括”（bracketing）密切相连。一种无序状态（chaos）潜伏于日常行为和话语之极为琐细的另一面，此种无序并不仅仅是指组织上的无序，而且指人们对事物与他者的真实感本身之丧失。加芬克尔所从事的针对日常语言的“实验”与有关人类存在之基本特征的哲学反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要回答最简单的日常询问，或是要应对最粗略的评论，便要求归纳涵括那些向个体开放的近乎无限可能的范围。若要使一种给定的回应具有“合适性”或“可接受性”，需要一个共享的（然而却未得到证明以及无法证明的）现实性框架。有关人物和事物的共享现实感是坚实的，同时也是脆弱的。其坚实性经由日常社会互动场景之高信度来表现，主要是因为这些场景来自普通能动者的生产与再生产。加芬克尔的实验与过往习俗相违背，这些习俗根深蒂固的属性，致使这种违背引起了坚持旧有习俗者迅速而剧烈的反应。

这些反应是认知和情感失去方向后的反应。只要沿着加芬克尔的研究所提出的方向去探索，我们就会发现：自然态度的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所发生的情形是：日常生活习俗通常得以成功牵制住的焦虑如洪水般不断涌出。自然态度把有关我们自身、他人和他物（或曰客体）的问题进行分类涵括，并将其视为理所应当的，以便使日常活动得以继续进行。如果以一种直言不讳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那么它们的答案比那种认为知识在整体上均“缺乏基础”的观念更为不确定。或毋宁这样讲，内在于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的困难也是如下问题的基本构成部分，即知识和主张表面上“可证明之”形式为何无法获得完全稳固的根基。我们为了生活，通常会把一些问题视为理所应当的，而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哲学探索，人们发现这些问题早已消亡在怀疑主义的凝视之下了。这些问题包括那些被恰当地冠以“存在性”之名的问题，由那些正经历心理危机阶段的人们，或从哲学分析层面，或从一个更为实践性的层面提出。这些问题涉及时间、空间、延续性以及身份认同。在自然态度中，行动者把他们持续进行的，然却绝非根植于他们所遵从的互动习俗之上的行为之存在性指标视为理所当然。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这些指标心照不宣地认定了持续时间和延展空间的种类，以及客观事物、他人和（对本研究而言尤为重要的）自我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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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象的哲学层面探究这些问题，与在实际生活中“经历”它们截然不同。在日常习俗有序性之另一面形成威胁的无序状态，从心理学上可被视为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所谓之“畏惧”(dread)—一种被焦虑所淹没的景象，这种焦虑直抵我们那种“存活于世”的连贯性感受的深处。实践性意识以及由它再生产的日常惯例有助于将上述焦虑归类并涵括之，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所蕴含的社会稳定性，而且因为它们在形成一种有关存在性问题的“宛若”情境中所体现出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提供了导向模式，后者在实践层面“回答”了有关存在的框架之诸多问题。这些“回答”的锚定方面（anchoring aspects）是情感性的而不仅仅是认知性的，认清这一点对下文的分析极为重要。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日常生活连贯性中的“信念”可通过对存在性问题提供象征性解读来获得。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获得途径的效度会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一种相应水平的基本情感承诺（在我看来，其起源大多是无意识的)，意义的认知框架就不会创造那种信念，而信任、希望和勇气都与这种承诺密切相关。

从人类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信任是如何获得的呢？是什么创造了一种能使个体得以历经过渡时期、危机与高风险环境的本体安全感呢？处于现实的存在主义锚定中的信任源自婴儿早期经验，它在情感及一定程度的认知意义上基于对人的可信度之信心而形成。在回应并呼应D.W. 温尼科特（D.W.Winnicott）的观点时，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Erikson）所说的“基本信任”构成了原初的关联（originalnexus)。从这种关联中，朝向他人、他物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情感—认知复合导向模式得以浮现。[3]基本信任的体验是厄恩斯特·布洛克（Ernst Bloch）所说的特定“希望”的核心，并源自蒂利克（Tillich）所说的“存在的勇气”。通过早期看护者爱怜的注意而得以发展，基本信任以一种命定的方式把自我身份认同与他人之评价联结在一起。基本信任认定的婴儿与早期看护者之间相互亲密的关系，本质上具有无意识的社会性。这种关系的存在先于“主我”（I）和“宾我”（me)，并且也是这两者之间任何分化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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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基本信任与时空在人际的组织状态相联结。对养育者不同身份的觉知源自情感上对“缺席”（absence）的接受，即婴儿对那些今后不再出现在其生活中的看护者之回归抱有信念。基本信任的形成通过温尼科特所说的“潜在空间”（事实上也是一种时空现象）而得以实现，这种空间在距离上把婴儿和主要看护者区隔开，事实上却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潜在空间的出现，使婴儿得以实现从无所不能状态向掌握现实原则的过渡。然而，此处的“现实”不应仅仅理解为一个给定的他物，而应该被视为一组通过婴儿与看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经验。

从早期生活开始，潜在空间里婴儿和看护者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习惯和日常惯例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日常惯例、协调性习俗的再生产以及本体安全感之间的重要联系在人们后来的活动中逐渐得以形成。我们从上述联系中能够明白，为何日常惯例中看似较为次要的方面会被赋予加芬克尔“实验”所揭示的情感重要性。而与此同时，日常惯例也表现出其早期与各类准则相结合之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矛盾。一如维特根斯坦所明确指出的，日常活动从来都不会以一种自动的方式进行。就对身体和话语的控制而言，行动者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中“继续”，必须保持持续的警觉。对习惯和日常惯例的保持是抗击威胁性焦虑的重要堡垒，就此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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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温尼科特所言，婴儿总是“处于难以置信的焦虑的边缘”。娇小的孩童并非一个完全的“存在者”(being)，而是一个“进行中的存在者”(going-onbeing)，他必须经看护者所提供的养育环境方能逐渐成型。[4]通过培养一种“存在感”以及与“非存在感”分离，日常惯例之准则有助于构建一种存在的“成形框架”，而该框架正是本体安全的基础。它包含着朝向他物的诸多方面的导向，这些方面会将象征性残留物注入人们后来的生活中。“过渡性客体”——借用温尼科特的术语—连通着婴儿和看护者之间的潜在空间。这些最初的“非我客体”(正如那些总是与之密切相连的日常惯例一样)，既是抵御焦虑的防护措施，也与有关客体和个人稳定世界之初显经验相联结。过渡性客体先于弗洛伊德（Freud）所说的“现实性检验”（reality testing）而存在，这是因为它们是儿童借以实现从无所不能的控制到操纵型控制的具体手段之一部分。

在我看来，正常环境中儿童对其看护者的信任可被视为一种抵御存在性焦虑的“情感疫苗”—一种抵御未来威胁和危险的保护措施，使人们在以后可能面临令人消沉的境遇时仍能保持希望和勇气。基本信任是一种与周遭行动和互动环境中的风险与危险相关的遮护装置。它还是防护甲或“保护壳”的主要情感支撑，所有正常个体都会借助它们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务。

就生理和心理健康而言，生命的存续内在地服从于风险。人类行为受传递性经验的影响如此之深，加之人类行动者自身所拥有的计算能力，意味着人类的每个成员（原则上）都可能会被焦虑压垮，令他们焦虑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所暗含的各类风险。那种排除了负面可能使人最终选择普遍的希望态度的“不受伤害”感，实际上源自基本信任。保护壳实质上是一种“非现实”感，而并非对安全的确信无疑：它是实践层面上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涵括，而这些事件则可能会威胁能动者的生理或心理完整性。它所提供的防护措施可能会暂时亦可能会永久地被偶然事件所穿透，而这些事件的发生恰恰表明内在于所有风险的那些负面偶发性都是真实可及的。驾驶员们在途经重大交通事故现场之后难道不会小心翼翼地慢速行驶一段吗？这样的例证（并非以一种违反事实的抽象可能性方式，而是以一种生动的、可触及的方式）表明了驾驶的风险，并因此导致保护壳暂时破裂。但是相对的不受伤害感不久又会出现，驾驶员则因此又会加速。

第2章 自我：本体安全与存在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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