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生活规则对自我身份认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恰因为这些规则将身体之习惯与身体之可见表征方面联系起来。例如，饮食习惯是自身的仪式性表象，但是它们也影响身体的外在形式个人的饮食习惯或许会暗示其背景信息及其塑造的自我形象。饮食规则同样有其病变状态，同时也与身体规训之正面着重点相联系。一如下文所描述的普遍的身体规则，禁欲主义对个体提出了禁食和其他形式的身体剥夺，常与对宗教价值之追寻相联系。在更加个人的层面上，对身体资源之自我剥夺是所有社会中心理失调之常见特征，譬如放纵。两性规则也同样适用于这些问题。独身是被某些宗教所赞赏的身体克制形式，但也可视为一种个性困境之表现，对其他事物的性痴迷也属此列。自我装扮之规则与个性之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服饰是一种自我展示的手段，也直接与隐藏或揭露个人生平相联系，即它将惯例与身份认同之基本方面相联结。

我们应如何来考虑与性别特征相关之身体呢？性别关涉到学习和持续的“功课”，而非给定的两性差异在生物学上的简单延伸。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有关身体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回归加芬克尔所阐明的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中心议题。本土方法论如此重视对话分析，以至于我们几乎都忘了加芬克尔的研究是直接出于其对性别控制之关注。阿格尼丝的案例是《本土方法论研究》中所提到的变性者案例，它表明要成为“男人”或“女人”依赖于对身体和身体姿势之长时段监控。事实上，并不存在能将男人与女人完全区别开来的单一特征。[35]只有少数那些拥有完整的双性经历的人士才能完全认识到，以形塑性别之手段所体现的身体展示与控制之细节是无处不在的。

动机

一如本章开篇时所言，行动的缘由是所有人类能动者对其行动所进行的反身性监控的内在构成部分。缘由形成了行动的“行进状态”特征，而非被当作结果或集合体而与之相连。所有有能力的能动者均要常规性地与他们行为之根据“保持联系”，这也成了生产与再生产那些行为的重要方面。缘由不同于动机，后者指涉的是行动的源泉。缘由会长时段地影响行动，而动机则不会。人类常规行为的许多方面都不是直接由动机激发的，它们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构成部分。动机不作为离散的心理学单位而存在，缘由亦不是。我们应该把动机视为个体深层的“感觉状态”，它包含无意识的情感形式以及更为有意识地体验到的痛苦或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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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没有动机，只有需求。当然，婴儿并非被动的有机体，相反，他们会主动且急切地回应看护者试图施加的规则来促使看护者回应他们的需求。然而，需求也不是动机，因为它们并未暗示一种对需要实现的事物在认知上的期待，而这正是动机的决定性特征。从本质上讲，动机源于焦虑，并伴随一种借以形成本体安全感的学习过程。

因此，动机应该被视为前文所述的基本安全体系的重要特征。更确切地讲，动机被捆绑于和早期信任关系息息相关的情感中。信任关系可被理解为社会纽带（socialbonds）之形成过程。所谓社会纽带，是指与他人之间的那种富于情感的依赖关系，始于婴儿和看护者之间的那种关系。[36]婴儿与早期看护者之间建立了社会纽带，这种状态深刻影响了成年人生活中形成的牵涉各类情感的密切社会关系。尽管“某一”情感需经学习方能获得（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场景性，一如建构主义者对情感的解释所指出的[37])，但情感反应却内在于婴儿的生活中。包含婴儿的啼哭和面部满足表情以及看护者关爱性的肢体表达在内的情感姿态，是其正在形成的社会纽带的重要构成部分。

处理早期生活的情感投入，必然使儿童陷入紧张，从而对其与看护者之间的联结产生影响。负罪感便是由焦虑所激起的一种表现形式。负罪感是由对违规的恐惧所产生的一种焦虑，此时个体的思维和活动均与正常期待不符。一如克莱因（Klein）令人信服之论，在儿童生活中，对负罪感的体悟比弗洛伊德所指出的要早得多。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献中，负罪感的机制得到了广泛探讨，但就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而言，较少被广泛关注的羞耻感则显得更为重要。负罪感的对立面是补偿(reparation)，其关注的是已完成或未完成的事情。作为无意识的无处不在之特征之一的负罪感比羞耻感更能影响自我身份认同的更多方面，但它主要强调的是行为的离散元素，以及这些元素所体现的惩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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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与自我身份认同直接相关，这是由于其本质上是对叙事充分性的焦虑，借助此种叙事个体才能保持连贯的生平。羞耻感的产生与负罪感几乎一样早，这是由于它是由激发不充分感或耻辱感的那种经历所引起的，这种感觉远早于对有区隔的语言之掌握。有人曾认为，负罪感是私人的焦虑状态，而羞耻感则是公共的焦虑状态。但这并非区分两者最合适的方式，因为两者（在其最为明确的形式上）均关涉内向投射之形象(introjected figure)，尤其在无意识层面更是如此。因此，萨特将羞耻感本质上作为可见之现象来处理，他所举的例证是一个人在某特定事件使其恼怒时所作出的粗俗体态。这个人随后便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当突然从他人眼中看到自己时，他顿感羞耻。[38]但人在完全独处时，也会感到羞耻。实际上，羞耻感或许是持续的深层次的情感形式，而这些标志对他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仅仅起到触发器之功效。[39]羞耻感依赖于个人的不充分感而产生，它们能破坏掉个人在早年间形成的心理构造的基本要素。羞耻感应该在其与自我正直品行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负罪感则源于对恶行之感触。

海伦·刘易斯区分了两种羞耻感状态，她称其中一种为“公开的、无差别的”羞耻感，另一种为“迂回的”羞耻感。[40]前者指儿童在受到他人某种方式的羞辱后所体验到的感觉；后者则与未公开承认之负罪感相关联，是一种来源于在无意识情况下体验到的关于不充分自我之焦虑的羞耻感。一如刘易斯所描述的，迁回的羞耻感直接与本体安全感相联系，它由受压抑的恐惧所构成，其恐惧的正是自我身份认同叙事无法抵御对该叙事连贯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的巨大压力。羞耻感比负罪感对信任根基的破坏性更大，这是由于羞耻感与婴儿对被抛弃的恐惧之间存在根本联系。信任他者对儿童时期本体安全感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是缺席所引发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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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和信任紧密相连，这是由于有关羞耻的体验会威胁甚至摧毁信任。例如，某人解释他人的回应，并暗示她所假设的他人对她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该解释不论正确与否，其结果都将破坏早已建立的那一整组信任关系。儿童所建立的基本信任，被作为对外部（具有连贯性、持续性和可靠性的）世界之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建。而当这种期待落空时，其结果便是信任之丧失，不再信任他人，也不再信任客观世界之连贯性。一如海伦·林德所言，一旦上述现象发生，“我们便会在一个我们曾视其为家的世界里变成陌路人。在意识到我们无法信任对诸如我是谁’、我属于何地’等问题的回答时，我们体验了焦虑……伴随着信任的周期性破坏，我们重新变为一个异化世界中对自身不确定的儿童”[41]。

羞耻感是行动者动机体系里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一面则是自豪感或自尊感，即对自我身份认同叙事所体现的正直品行和价值充满信心。当一个人能成功地培育出自豪感时，他必能在心理上感到其生平是合理且完整的。对自豪感的维持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作用远超过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保护和加强，这是由于自我之连贯性与普遍的本体安全感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当自我身份认同之核心要素受到威胁时（其原因前文已分析过)，“真实”世界的其他方面也有可能被波及。

建立于社会纽带中的自豪感持续地受到他人反应之冲击，而羞耻感之体验常常集中在自我之“可见”方面，即身体上。事实上，弗洛伊德明确地把羞耻感与对裸露身体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即羞耻感产生于众目睽睽之下的裸露状态。然而，担心裸露时被撞见主要是一种象征现象，表达了社会互动中自豪感与羞耻感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两者对自我身份认同之重要意义而言，负罪感与羞耻感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于以下事实，即负罪感没有与自豪感或自尊感相对应之积极相关面。

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引用埃里克松和林德的研究来对比一下个性的“负罪轴”与“羞耻轴”的差异，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两者常常在同样的情境中进入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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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分析理论的诸多文献中，羞耻感似乎已经被降低至十分次要之地位，部分原因或许在于弗洛伊德对该问题讨论甚少，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它所需要的种种概念（即自我与自我身份认同等概念）较难融入主流的精神分析中。[42]皮尔斯和辛格在他们合著的《羞耻与负罪》中将负罪感与超我(super-ego）相联系，同时将羞耻感与自我理想（ego-ideal）相联系。[43]负罪感是当超我的约束遭到破坏时而引发的焦虑，而羞耻感则是源自无法实现根植于自我理想中的期待。依据皮尔斯和辛格的研究，“当边界被触碰或被侵犯时”，负罪感便会产生，而羞耻感则“产生于目标之未能满足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缺陷’”[44]。然而，此处我们并不使用自我理想这一概念，相反，我们将在科胡特（Kohut)的研究成果之上把羞耻感与理想自我这个更有容纳度和价值的概念相联系。而理想自我就是“我想成为的那种自我”。

羞耻感根植于一种“陈旧之环境”，在该环境中个体得以形成一种与看护者相分离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理想自我”是自我身份认同之核心部分，因为它形塑了一个积极愿望得以表达的渠道，从而使自我身份认同之叙事得以最终成型。在许多情形中，通过对自我之不完善与局限性之接受，个人早期的无所不能遂被铸入可信的自尊感中。一如科胡特所言：“宏大幻想的范围和威力之逐渐减少，往往是个性的自恋部分中心理健康之先决条件。”[45]而对羞耻感的体验则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基本作用。然而，在某些场景中，尤其在自恋式个性失调之情形下，个人的自豪感及成就感便会过度发展甚或发生破碎。科胡特将此情形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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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遭受自恋式个性失调之苦的患者重新调整自我的一种挣扎，也是在中世纪晚期发现其自我之基本形式从属于其重要之雄心(然并未实现）的人们的一种绝望，即我所强调的无罪之绝望…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极度无望、极度冷漠的时刻，也是缺乏负罪感和缺乏自我导向之进取心的沮丧时刻，它使得那些充满失败感的人们不堪重负……[46]

羞耻感与自恋直接相联，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伴随物是一种被其雄心壮志所压抑着的理想自我。羞耻感也与个体所体会到的一种困境相连，该困境源于个体把自我身份认同从其与看护者和不受限制的无拘无束感相连的原初一体性区分出来的过程。理想中连贯性之缺乏，或在发现值得追寻的理想中遭遇的困难，对羞耻焦虑感的形成以及其中目标太大而无法实现的社会场景均至关重要。

埃里克松曾认为，“使今日的患者遭受痛楚最为严重的是诸如他应相信什么、他应（或可能）是谁以及他应成为谁等问题，而早期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所处理的患者们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却是那些阻止他们成为他们以为自己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压抑感”[47]。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试图阐明为何埃氏这一观察是恰如其分的，同时我也会解释为何在现代性条件下作为一种心理组织特征而逐渐凸显的是羞耻感而不是负罪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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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章自我的发展轨迹

本章将重点讨论自我（the self）这一主题，我将沿用第1章中对现代性的论述模式，即利用现有作品之分析和建言进行深入论述。这些前人的分析不仅在“学科”意义上搭建了理论框架，而且也为其所关注的实践领域提供了有益之建言。

珍妮特·雷恩沃特所著《自我治疗》一书是直接指向人们实际应用的一部作品。一如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的研究，该书也是其所关注主题下浩如烟海的诸多作品中的一部，而它在我的分析中占据一席之地并非因其自身具有多高的学术分量，而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该书的副标题为“如何成为你自己的治疗师”，说明作者意在将其打造为任何人都能使用的自我实现之纲领：

可能你正觉得烦躁。或者，你觉得被妻子、丈夫、孩子或工作的要求所压倒。你也可能感到不被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所欣赏。或许你还在为生命正离你而去，而你却还没有实现你希望成就的任何事业而恼火。有价值的事物正从你生活中消逝。本书标题将会正中你下怀，而你也希望能有所改变。那么，该做些什么呢？ [1]

该做些什么？如何行动？成为何种人？这些便是生活于极盛现代性的人们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而且，这些也是我们所有人或以话语形式或以日常社会行为形式在作答的问题。一如我们后文将会看到的，尽管它们均为存在性问题，但它们与前章所阐述的存在性议题之关系仍是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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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决的。

雷恩沃特在其著作之开篇便明确地摆出其核心观点。在她看来，由他人（如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所完成的治疗是自我实现过程之重要(很多时候甚至是关键）组成部分。但她又说，治疗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把个体自己的反思融入其中，即“当患者也开始学会自我治疗的时候”[2]。这是因为，治疗并不简单是个体被动接受之事物，相反，它需要包含个体对其生命发展进程之系统反思。在此意义上，治疗师至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即加速自我治疗之进程。雷恩沃特指出，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她自己的著作，该书能使人们知晓自我改变的可能模式和方向，但该书必须由关注自己生命问题的人们加以阐释性解读。

自我治疗首先便要根植于持续不断的自我观察之中。雷恩沃特指出，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崭新的时刻”，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人们都会提出“我想要些什么”这一问题。在每一个时刻都进行反身性的思考便是对自己的思想、感触与身体知觉的高层次认知。认知造就潜在的改变，而且也会引发认知本身的改变以及通过认知而产生的变迁。例如，“你能意识到你在呼吸吗”这一问题，至少在首次被提出时，便会产生即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的提出会让人“意识到她正在阻止正常且充分的呼吸循环，并让自己发出放松的声音，深吸一口气然后呼出”。“那么，”雷恩沃特在此顺便与读者作起互动，“读完这一段话之后，您现在的呼吸怎样?”[3]—这个问题我也向正在阅读我这段文字的读者提出。

现时认知(present-awareness）——或者雷恩沃特所谓的“自我观察的常规技巧”——并不会导致人们长时段地沉浸在当下经历中，相反，它恰恰是有效地提前规划之必备条件。自我治疗意味着试图在每一个时刻都活得充实，但值得强调的是，它并非意味着屈从于现时之诱惑。“我现在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不同于一次休息一天。“存在于当下之技巧”创造出一种对自我的理解，这不仅是提前规划所必需的，也是构建与个体内心意愿相一致的生命发展轨迹所必需的。治疗是一种成长过程，同时也包含个人生命可能要经历的重大变迁。记日记，或者进行理念或实际的自传写作，被认为是进行提前思考之手段。雷恩沃特认为，日记应该完全为自己而写，不应该有留给他人或后世阅读之想法。在日记中，个人可以充分地表现出诚实的一面，并且通过学习和吸取先前的经验和教训，能够规划出一条不间断的成长路线图。不论日记是否具备明显的自传形式，“自传性思考”是自我治疗之核心要素，这是因为，形成个人生命历史的连贯感，是逃避过去之牢笼和对未来敞开自我之首要手段。自传的作者一方面要尽可能回溯其孩提时代的经历，另一方面亦要为包含未来的可能性发展划定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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