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自传是对过去的校正性干预，而不仅仅是逝去事件的编年史。例如，自传的一个方面便是要“为曾经的你提供给养”。当思维回溯至孩提时的困难和伤痛时期，个体便与当时的那个孩童（即年幼的自我）进行对话，并为其提供抚慰、支持和建议。雷恩沃特认为，经由这个方式，“要是……该多好”这种感觉便得以平复。“写作自传式文章的基本目的便是要帮你处理好与自身过去之关系……”[4]自传的另一方面是“校正性情感经验之演练”。作者以现时所写的短篇故事之形式记录下过去曾发生的事件，并借此尽可能精确地回忆事件过程以及当时的感触。进而，故事将以作者希望其发生的方式被修改，并在其新情节中加入新的对话、感触和处理方式。

对过去的重新建构与对未来生命轨迹之期待相伴而生。自我治疗假设存在一种雷恩沃特所说的“与时间展开对话”的机制—一种关于个体如何处理其生命中的时间的自我询问的过程。以一种积极态度去思考时间，即允许生命延续下去而不是让有限的日子逝去，可以使个体避免出现“无助无望”的态度。“与我们相伴”的时间隐含了诸多传统文化中均能发现的命运概念，在这些传统文化中，人们成为事件和预先建构之情景的囚徒，而不能让其生命臣服于其自我理解之支配。保持与时间的对话，意味着去辨别令人紧张的事件（过去的真实事件和未来可能会面对的事件)，也意味着与这些事件的影响达成妥协。雷恩沃特在对本领域重要文献进行研究后制定出有关紧张事件的“量表”（同时也指出这些紧张事件之发生也可能与生理疾患有着因果联系)。这包括配偶死亡、离异或分居、失业、经济困难以及其他一些事件和处境。

“把握自己的生命”包含了一定的风险，这是因为它意味着要面对种种开放的可能性。个体在必要时刻必须时刻准备着与过去进行几乎彻底的断裂，并且要准备着想出新办法以避免简单地用旧有的习惯来导引新的行动进程。由遵循既定行为模式而获得的安全是脆弱的，它随时都有可能破碎。这实际上象征着对未来的恐惧，而并非提供了一种能使人把握未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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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人们试图用金钱、财产、健康保险、个人关系和婚姻契约去“保护”自身。父母试图不让孩子远离自己。有些恐惧的孩子不愿离开家庭住所。丈夫和妻子尽力确保对方生活和工作的持续性。而严酷的心理学的真理在于，在人际关系中并不存在比股票市场、天气以及国家安全等更为持久的稳定关系。这种对安全的疑虑对于人际关系来说是令人沮丧的，并且会妨碍个体的自我成长。我们每个人在现实中越是能学会与他人真实相处，自身就越是强壮，我们的关系就越是紧密和幸福。

最后……便是死亡，“以及此时把握死亡之概率”[5]。雷恩沃特在书中指出，让人们对死亡进行思考往往会激发以下两种态度：其一，将死亡与恐惧相连，一如在某些具体情形中，个体会花费相当多的当下时间去担忧自身或亲人之死亡；其二，将死亡视为不可知的并尽可能回避此话题。对这两种态度——恐惧死亡及回避死亡—人们可以用一种自助方案来均衡之，该方案是基于雷恩沃特在其书中所描绘的类似技巧而形成的。回溯过往，直至其他人对死亡的首次体验，使个体开始搜寻有关死亡的隐含感受。在这种情形下，个体的超前思考要求个人去周密考虑自己生命所剩下的岁月，以及去想象未来死亡之场景。在想象中面临死亡使得“该做什么”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想象一下，你被告知生命只剩下三年时间，但在这期间你身体会很健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开始计划如何度过你剩下的时光，还是对如此短暂的余生充满愤懑？在这种情形下，你不应“对这种死亡过程充满愤怒”或者陷入幻想死亡的具体过程的困境中，而应该决定要如何度过你的时光，即在最后三年中你想如何生活。

你想在哪儿生活？

你想和谁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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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工作？

想学习吗？

你想从想象生活中提取什么成分来充实你现时的生活？[6]

自我身份认同、历史与现代性

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雷恩沃特的“自助手册”的关注点及其导向具有何种独特性？当然，我们也许可以简单地说探寻自我身份认同是一个现代问题，其根源或许在西方个人主义传统。鲍迈斯特指出，在前现代时期，我们当下对个体性的强调是不存在的。[7]前现代时期的文化中不含有以下观念，即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以及有可能获得实现的特殊潜能。在中世纪的欧洲，与身份认同相关的世系、性别、社会地位及其他特征总是相对固定的。要想对此作出转变，需经过许久方能实现，但这又受到制度化过程的制约，并且个人在其中的作用是相对被动的。鲍迈斯特的分析使人回忆起涂尔干所言。涂氏认为，在某种特定意义下，“个体”并不存在于传统文化中，个体性也不被赞赏。只有当现代社会兴起—更具体地说只有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分离的个体才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8]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中包含着合理因素。但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个体”，更不是“自我”的存在和凸显这一现代性的独特特征。“个体性”毫无疑问在所有文化背景中都是受到重视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且，个体性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培养个体潜能的内涵。我们不应在一般意义上谈论作为现代性特质的“个体”、“自我”甚或“自我身份认同”，相反，我们应将其细节进行分解并作彻底的解析。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先对雷恩沃特所描述的治疗的内涵及功能进行分析，以指出其中的特定看法以及所蕴含的观点。从她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要点：

（1）自我可被视为个体负责完成的一个反身性规划（第1章已对此主题作过阐述)。我们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而是我们对自己进行塑造的结果。把自我看成是完全无内容的空壳是不正确的，因为自我形塑既有一个心理过程也有心理需求，两者为自我之重塑提供了参数。然而，个体会变成什么则取决于人们所参与的自我重构的尝试。这些远远不限于更好地“了解自身”，相反，自我理解服从于更为广泛、更为基本的目标，即建构或重构连贯及有益的身份认同感。涉及上述反身性的社会学及心理学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而这也是研究者所主张的治疗观的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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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我形塑着一条从过去到可预期的未来的成长轨迹。个体依据对未来的预期而对过往历史进行筛选，并经由此种筛选过程对过往历史进行再利用。自我的发展轨迹具有连贯性，它源于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认知。而在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生命周期（而非外部世界的诸多事件）成为具有主导性的“前景形象”。我们总认为，所有的外部事件或制度安排都只是“模糊的背景”，在其映衬下只有生命周期具有清晰外形且以清晰的方式被识别出来，可是实际情形并非总是如此。当这些外部事件能为自我发展提供支持，搭建一些即将被克服的障碍，以及成为人们要面对的不确定之根源时，它们才算是闯入了自我发展轨迹这一进程。

(3)对自我所进行的反身性思考具有持续性，同时亦具有普遍性。在每一个时刻，或至少在有规律的时间间隔内，个体都依据正在发生的事件对自我进行质问。以有意识询问的一系列问题作为开始，个体渐渐习惯于提出诸如“我该如何利用这一时刻来改变自我”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反身性从属于现代性的自反历史性，从而与更为原初的、行动的自反性监控相区别。一如雷恩沃特所强调的，这些问题是自我观察之熟练技巧：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

我正在思考什么？

我正在做什么？

我正在感受什么？

我在以何种方式呼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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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为连贯的现象，自我身份认同假定存在一种叙事，这种有关自我的叙事是直言不讳的。要想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感，最好的办法便是记日记和写自传。自传（及他传）仅仅在现代时期才有，这是历史学界公认的一个观点。[10]当然，绝大多数已出版的自传都是对杰出人物生命和成就的歌颂，它们也是将这些杰出人物的特殊经历从芸芸众生的普通经历中凸显出来的一种方式。以此方式视之，自传似乎是对个体完整独特性所作的相对浅层的书写。然而，自传，尤其是在相关个人以文字或非文字形式记下的、具有广义阐释性的自我历史，是现代社会生活中自我身份认同之核心要素。一如其他正式叙事，自传需要人为加工，而且毫无疑问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投入。

(5)自我实现意味着对时间进行控制，本质上讲，即建立个人时区（zone of personal time)，其与外在的时间序列（即由时钟和统一测量标准所主宰的常规化时空世界）仅有微弱之联系。雷恩沃特的书中处处可见对个人时间重要性之强调，然而，很明显，这种强调的目的并不是要提出一种“绝对现时”之哲学，而是要作为一种对生命周期中可资利用的时间的控制模式来呈现。“与时间展开对话”恰是自我实现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任何给定时刻，它都是使生命趋于圆满的必要条件。未来被认为充满着无限可能，然而并不全然受偶发事件支配。相反，未来将会依据上述时间控制以及自我叙事整体性所依赖的主动的互动过程而被井然有序地安排好。

（6）当身体（一如前章所论述）成为一个行动体系之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时，自我的反身性也将延伸至身体。对身体过程之观察——如提出“我在以何种方式呼吸”等问题—内在于一种行动者对自身行为的持续不断的反身性关注。对身体的认知是“把握时刻完满性”的基础，也要求我们对来自外在环境的感官输入进行有意识的监控，以及对作为整体的身体器官和身体特质进行类似监控。身体认知也同样包括对锻炼和节食的必要性的认知。雷恩沃特指出，人们经常说“要节食”，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在节食！我们选择饮食的过程便是我们节食的表现。具体而言，在一天中许多时刻，我们既决定吃不吃、喝不喝，也决定吃什么、喝什么。“如果你不喜欢你正在进行的节食，总会有一个新的时刻和新的选择点让你进行调整。你拥有把握自己的主动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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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认知与某些传统宗教（尤其是东方宗教）中实行的一些生活规则很相似。事实上，一如现今有关自我实现或治疗的诸多其他著作，雷恩沃特在她所提出的一些规划中，也吸收了部分上述规则。然而，两者的差异还是显著的。身体认知被她视为一种构建不同的自我的基本手段，而非离析自我的手段。体验身体是把自我连贯成一个整体的方式，借此手段个体方能说“我生活于此”。

（7）自我实现可被理解为机遇与风险之间的平衡。人们通过不同种类的技巧使个体从压抑性的情感习惯中解脱出来，从而让过往随时间逝去，这也为人类的自我发展创造了多样化的机遇。个体现今已能以实验的方式对世界进行改造，就这个意义而论，世界充满着生存及行动之诸多可能。我们不能认为，心理上较为自由的人会面对很多风险而更为传统的人不会如此，相反，重要的是“对风险的世俗化意识”，它内在于人类在未来会采纳的一种精于算计之策略。

个体不得不去面对新的危险，这是切断与既定行为模式之关系的必要构成部分—包括情形可能更为严重的那种风险。另一本有关自我治疗的著作对人将要面临的情形作了如下描述：

如果你想让生活从此变得更好，就必须得把握住机遇。你必须摆脱墨守成规的状态，要去结识新人，探索新观念，尝试新的不熟悉的方式。当自我成长的风险涉及进入未知、陌生之领地，语言、风俗均不相同，而你又必须依靠完全自学来适应之…你所面临的矛盾便是，直到我们放弃所有曾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事物，我们方能真正地信任身边那些为我们提供了便利的朋友、伙伴或工作。真正的个人安全并非由外获得，而是由内生发。当我们都感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则应将全部的信任投向自身。

如果我们拒绝承担自我成长过程中的风险，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困顿于当下之情形，或者我们将以毫无准备的状态去面临风险。无论如何，我们都会限制住自我成长，无法去完成有助于实现高度自我价值之行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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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我实现的道德线索是真实性（authenticity）（并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其基础是“体现真实自我”。自我成长依赖于对情感上的障碍和张力的克服，而正是这些障碍和张力使我们无法了解真正的自我。能够真实地行动，并非仅仅意味着在尽可能有效和完善的自我知识这个意义上采取行动，它同样意味着使真实的自我从虚假自我中解脱（莱恩之术语)。作为个体，我们无法“创造历史”，但如果我们忽略内在的体验，便会被勒令对其进行重复体验，从而成为不真实特性之囚徒，因为它们源于他人强加于我们之上的感触与过往情形（尤其在孩提时期更为如此)。自我治疗中的口号便是“要么康复，要么重复体验之”。

真实性之道德性绕开了所有普遍的道德标准，其适用性仅限于亲密关系范围内的其他人，这个范围对自我来说非常重要。体现真实自我意味着去发现自我，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主动进行自我构建的过程，故要有一个总体的目标，即摆脱依赖性和完全实现抱负。在某些方面，实现抱负是一种道德现象，因为它意味着对一种感觉的培育，即“善良的”、“有价值的人”认识到：“我知道，当我提升自我价值的时候，我将会感受到更多的正直、诚实、悲悯、能量和爱心。”[13]

(9）生命进程可被视为由一系列“通道”构成的。个体有可能或必须要经历这些通道，但这些通道既没有制度化，也没有任何正式仪式相伴随。所有的这些转变都会牵涉到损失(通常也会有潜在收益)，而如果自我实现要想往前推进，那么这些损失一如婚内分居之情形—使我们不得不为之感到遗憾。生命之通道为前文所提及的风险与机遇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特殊的说服力，尤其是（但不单是）当风险与机遇由受其影响的个体所推动而形成的时候。协调生活中的重要转变，如离家、找到新工作、面临失业、建立新的关系、在不同领域或惯例间游离、面临疾病、开始治疗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有意识地处理蕴含希望的风险，以期把握住个人危机下出现的新机遇。使生命通道与传统场景中可比较之过程相区别的，不仅仅是仪式之缺失，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转变被纳入以反身性方式被动员起来的自我实现之轨迹，并依据此种轨迹而得以实现跨越。

(10)自我发展的路径是具有内在参照性的，唯一重要的联结线索便是生命轨迹本身。作为真实自我之成就的个人正直品行，源自将生命体验融入自我成长叙事之过程。这个过程即个人信仰体系之创建过程，个体借此得以承认“他首先要忠于自我”。从个体建构或重构其生命历史之方式来看，关键的参照点“来自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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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所有这些，读者也许会有很多问题。上述概念的效度如何？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吗？它们更多地与治疗相关，还是与现代社会条件下那些可能会影响到自我之改变相关？我将暂时搁置这些问题。我觉得可以这样讲：上述观点可能不全面、不充分，并且带有个人风格，但它们的确指出了当今世界(即极盛现代性的世界）中一些有关自我和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否真如我所说，我们可以将这些观点与当今世界的制度转型特征相联系而视之。

生活方式与生活规划

毫无疑问，本书讨论的背景是晚期现代生活的存在性领域。后传统的社会场景是以反身性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并受到抽象体系无孔不入之影响，在这种情境中，时空之重组使本地发生之事与全球大势获得重新调整，而且自我也经历巨大变迁。治疗（包括自我治疗）既表现了这种变迁，也以自我实现之形式为变迁的完成提供了可行规划。在自我的层面上，日常活动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便是选择。很显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场景把选择从日常事务中完全剔除，并且所有的传统都是无限可能的行为模式中的有效选择。然而，依严格定义而言，传统或既有习惯会在相对稳定的场景下使生活井然有序。现代性使个体面临多样化的选择，而且由于其无基础性，现代性无法对具体选择行为提供任何帮助，而各种可能的后果便会接踵而至。

后果之一关乎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以及其对个体行动者而言的不可避免性。生活方式一说听上去或多或少有些琐碎，这主要是由于它经常性地被人认为是纯粹肤浅的消费主义，即精品时尚杂志和广告图片所体现的那种生活方式。[14]但还有比这种概念所体现的表面意义深入得多的理解方式：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我们不仅追随生活方式，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被迫如此。我们无权在是否要进行选择这两端之间做出选择，只能去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可被定义为一组被整合起来的个体的实践，不仅因为这些事件满足了功利主义之需，而且因为它们为特定的自我身份认同叙事提供了物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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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是个在传统文化情境中不怎么具有适用性的术语，因为它意味着人类能在多元化的可能性选项中进行挑选，而且该术语是被“采纳而得”而非被“传承而得”。生活方式是惯例化的实践，这些惯例被整合进服饰、饮食、行为模式以及为遇见他人而设计的舒心环境等习惯中，但是鉴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动态性，被遵守的那些惯例会以反身性方式等待改变。个人每天所作的每一个决定—穿什么、吃什么、如何工作、晚上与谁约会等都是上述惯例之具体内容。所有的这些细微选择（以及那些更大、更重要的选择）不仅是有关“如何行为”的决定，而且是有关“要成为谁”的决定。个体行动之社会场景愈具有后传统特性，自我身份认同之核心部分（即其形成与再形成）便会愈多关涉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的概念常被认为专门适用于消费领域。毫无疑问，工作领域受经济上的强制所主宰，而且工作场所里的行为方式较之非工作场所里的更少受个人控制的影响。尽管这种差别真实存在，但要说生活方式仅仅和八小时之外的活动相关则有失偏颇。在韦伯看来，工作强烈地制约着生活机遇，进而生活机遇应被理解为潜在生活方式之可资利用性。但是，工作并非与多元选择完全格格不入，并且在极度复杂的现代劳动分工情境中，对工作和工作环境之选择恰恰构成了生活方式偏好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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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lifestyle）这个术语是反身性的一个有趣例证。《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认为该术语源于艾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著作，被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所使用，也被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广告文案写作者所借用。然而，丹尼斯·朗（DennisWrong）认为马克斯·韦伯才是对该术语施加主要影响者，“生活的方式”（style of life）与“地位”(St nde）在韦伯术语中的用法，最终演变为日常用语中的“生活方式”（lif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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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了这么多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对所有选项进行选择，也不意味着人们能将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选项完全实现。对所有摆脱了传统情境之人来说，在工作以及消费场合均存在多样的生活方式选项。一如布尔迪厄所强调的，不同群体之间生活方式之差异便是社会分层基本的结构性特征，而不仅仅是生产领域阶级分化之“结果”。[15]

当然，生活方式的总体模式之多样性，较之日常生活中甚或长时段战略决策中可资利用的多元化的选择，无疑要少得多。生活方式包含一组习惯和偏好，因此具有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将所有选项进行有序排列，而且它对于连续不断的本体安全感至关重要。选择了一种给定的生活方式的人必然会把多样的选项视为与该种生活方式“不相称”，与其进行互动的其他人也会抱有相似看法。此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或创新，会受到诸如群体压力、标杆式角色以及社会经济大环境等因素之共同影响。

极盛现代性情境中的个体所面临的多元选择源自如下几种影响：第一种影响，便是来自生活在后传统社会秩序这一事实。鉴于由传统所设立的路标现在已然逐渐消失，故在一个充满多样选择的世界中行动，就是要在诸多选项中进行挑选。例如，某人可能会选择忽略饮食健康科学研究的有关发现（即高纤维和低糖、低脂、低酒精度的食物对身体有益，而且会降低感染各类疾病之风险)，而毅然决然地坚持前人所消费的那种高浓度、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然而，鉴于饮食方面可供挑选的选项之多以及此人至少了解上述选项这一事实，他的这种选择仍构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第二种影响，则来自伯杰所说的“多元化的生命世界”[16]。一如伯杰所指出的，纵观人类历史，人们总是生活在与他人密切联系的社会情境中。无论在工作、休闲还是家庭的情境中，个体通常生活在一组可比较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现象被前现代文化场景中本土社区之主导地位所进一步强化。现代社会生活的场景更为多样化和分散化。这种分散(segmentation）尤其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区分，但是两者都内在地服从于多元化。生活方式一如既往地依附于特定的行动环境，并且是这种环境的外在体现。因此，生活方式之选项通常便成为浸润在那些行动环境中的决策，从而放弃了其他的可能选项。由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在不同场景和地域之间迁徙，故在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遭受质疑的情境中，他们可能会有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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