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某种程度上由于多重行动环境的存在，对个体而言，生活方式的选择和活动经常会体现出阶段性，即在某个场景中遵循的行动模式或许会与在其他场景中遵循的模式有着实质性不同。我把这种阶段称为“生活方式的小扇面”(lifestyle sectors)。一个生活方式小扇面即在某一时空领域中个体全部活动之“一片”(slice)，其中即包含一组前后一致且井然有序的实践活动。生活方式小扇面是地区化了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17]例如，一个生活方式小扇面可以包含某人在工作日或周末的晚上具体所做之事，这与一周中其他时段所做之事截然不同；当友谊或婚姻被跨时空行为之特定形式赋予其内在连贯性时，它们也可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小扇面。

影响多元选择的第三种要素便是现代性条件下有保障的信念之情境性质的存在性影响。一如本书导论中所论及的，以理性之确定性来取代主观臆断和假想推测的启蒙运动被证明存在本质上的缺陷。现代性的反身性并非在愈来愈多的确定性场景中进行，相反，它在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主义情境中得以完成。“在得到进一步确认之前”，甚至是最为可靠的权威也将遭到质疑。渗透至日常生活中如此之深的抽象体系通常提供的是多重可能性，而非确定的行动指南或行动方案。人们总是可以求助于专家，但专家群体自身对理论分析和实践建议都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以治疗为例，患者在考虑接受治疗的时候，他会面临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学派和治疗方案，同时也须接受这一事实，即某些心理学家并不全然认同绝大多数治疗形式之有效性。类似情形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中最核心的领域，尤其是鉴于科学的所有观点必须接受怀疑的检验。因此，患者所面临的抉择不仅是在不同形式的高科技诊疗手段中进行选择，而且要在科学和整个医学领域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每个观点可能会有无限多的诊疗手段可供选择)。

第四种影响多元选择的因素，无疑是无孔不入的传递性经验，其影响方式既是显而易见的又是极其精细的。一方面，随着大众媒体的日益全球化，对关心收集相关信息的人而言，外部五花八门的社会环境在原则上都是可视的。电视和报纸的拼贴画效应为社会情境和潜在的生活方式选项之并置提供了特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显著影响并非全部指向多样化和分散化。媒体可以为个体提供对不同社会场景进行选择的平台，而个体则可能选择一种其从来不会接触到的场景，但同时，以前相互分离的场景之间的界限则可能被克服。一如梅罗维茨所指出的，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体会改变社会生活的“情境布局”：“媒体越来越多地使我们成为在其他地方所举行的演出的直接’观众，同时能让我们接近并未真实在场’的观众。”[18]其结果是，“真实场景”和“社会情境”之间传统的联结逐渐被削弱，而具备传递性的社会情境则在预先形成的社会经验诸形式之间构建了新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尽管针对梅罗维茨这一解释可以有不同意见，但这种观点的要旨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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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满生活方式备选选项的世界，策略性的“生活规划”就显得格外重要。一如生活方式之诸多模式，各种不同种类的生活规划也是后传统社会形式不可避免的相伴物。[19]生活规划是以反身性方式形成的自我发展轨迹之实质内容。此处，我们亦可将其称为个人日历表或“生活规划日历表”（life-plan calendar)，用以安排个人生命周期中的时间。个人日历表是生命中重要事件的计时工具，并将这些事件插入个人化的年表中。一如生活规划，个人日历表会随着个体生活场景和心理状态的改变而被经常性地修改和重构。一如前文论及的《第二次机会》一书中所指出的，“我结婚之时”作为生活规划日历表中的一个基本日期，极有可能被“婚姻破裂之时”这一更重要的心理标识所取代。个人日历表常常会包含传递性经验。例如，一对夫妇会记住他们的结婚日期是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两周后”。[20]

生活规划假定存在一种特定的时间安排模式，这是因为，以反身性方式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构建既依赖于为未来做好准备，也依赖于为过去做好解释。但在这一过程中，对过往事件的“再解读”无疑更为重要。当然，生活规划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整体上对未来生活进行策略性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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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雷恩沃特在其书中明确指出，尽可能地超前思考（以至于想象中的生命尽头）以及为生命中的每个重要阶段未雨绸缪，对完成自我实现必不可少。[21]

生活方式的选择与生活规划并非仅仅“包含在”社会行动者之日常生活中(或是其构成要素)，它们还搭建了有助于塑造行动者行动的制度场景。这部分地揭示了为什么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生活方式选择与生活规划发挥着相当普遍的影响，不论特定个体或群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客观局限性如何。让我们以一位黑人妇女为例：她已离婚，独自带着几个孩子住在一个内陆城市，经济条件较差。我们可以假设，当这位妇女看到可供特权者挑选的生活方式选项时，她会带着极端嫉妒之眼光视之。因为对她而言，每天只有单调乏味的日常劳作，而且有着极其严格的界限：她没有机会去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她也几乎不能规划她的生活，因为生活完全为外在约束所支配。

当然，对所有个体和群体来讲，生活的机遇总是限定着生活方式之选择（同时我们应谨记如下观点，即生活方式之选择经常会被用以进一步强化生活机遇之分配)。从压抑的情境下解放，是拓展特定生活方式选择之范围的必要手段(参见本书第7章“生活政治的勃兴”)。然而，在当今世界，即便是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人群，也生活在弥漫着现代性制度要素的情境中。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匮乏而失去的可能性，以及失去这些可能性的过程，与那些传统框架下弱势群体所经历的完全不同。此外，在某些贫困的环境中，传统束缚之分崩离析较之其他地方甚至来得更为彻底。其结果是，对生活方式的创造性建构可能会成为上述情形独有的特征。故生活方式的习惯经由对贫民窟生活的抵制以及对特有文化形式和行动模式的阐释而被构建起来。

在上述贫困情形中，以反身性方式对（贫困者）自我身份认同进行建构的每一点都与富有阶层的情形同等重要，同时也同样受到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回到上文所举的那个单亲黑人母亲的例子，不论其生活如何窘迫和艰难，她仍然能够知悉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性因素，并且她自身的活动肯定会依据这种知识而不断调整及完善。鉴于她所生活的社会场景的不发达状态，她需要去探索有关孩子、两性关系和友谊的新型行动模式。尽管这种探索本身并非话语性的明确表达，但暗含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反身性塑造。然而，她面临的经济匮乏可能会使上述任务变成几乎无法承受之重负，带来的有可能是绝望而非自我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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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规划是我在下一章将要着重讨论的“对未来的殖民”这一普遍现象之具体案例。雷恩沃特的“与时间展开对话”在不同社会场景及不同社会阶层内部其展开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她所描述（且主张）的对时间进行掌控这一偏好，催生了对未来的回绝与时间之错位，以及试图将未来拽回现在的反思性的努力。“四处闲荡”、拒绝思考未来可能从事的事业以及“对未来毫无想法”的青少年，会抵制这种偏好，而且是以反对日益居支配地位的时间观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抵制。

最后，多元选择也和与他人的关系直接相连，即和私密关系之转型直接相连。[22]在此，我将不展开讨论当今的个人关系与前现代场景中亲密的人际关系之间是否有显著不同。我们知道，现代婚姻制度与前现代欧洲的典型婚姻制度以及非现代文化中的普遍婚姻制度之间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类似的情形亦可适用于友谊。古希腊没有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朋友”这个词的表达，“爱”（philos）被用于指代“最亲近’和最挚爱’的人，不论所指涉的主宾双方是否是近亲、远亲或是没有血缘关系之人”[23]。一个人的爱的网络很大程度上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个人自发的选择只占很小比重。这种情形在许多传统文化中相当普遍，在这些文化中，如果存在“朋友”这个概念，那么它主要指涉的是圈内人，以区别于那些圈外人，即陌生人和潜在的敌人。

现代的两性私密关系和友谊关系中，同伴都是从多种可能性中自发挑选出来的，这一现象相当普遍。当然，接近度（proximity）对私密关系的发展仍是必不可少的，而现实中选择的范围又随着社会和心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诸如寂寞灵魂者专栏、网上相亲以及其他形式的婚恋介绍服务都充分表明，如果一个人准备好摆脱传统行事模式的最后残余，那么多元性选择将俯拾皆是。当且仅当人际关系是经由自主挑选而形成之时，我们方能以世俗话语意义上的“关系”描述之。在当今社会场景下，持久的两性关系、婚姻以及友谊都倾向于接近一种“纯粹关系”(purerelationship)。在极盛现代性条件下，纯粹关系（它与性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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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毫无联系）对自我之反身性规划至关重要。这一观点可从雷恩沃特的著作中得到证实，其他有关治疗的著作也能证实之，不论其所涉及的治疗是自我操作甚或其他。

纯粹关系之理论与实践

下面这段话出自希尔·海特的《女人与爱》一书中“两性关系中的情感不确定性”一章。海特的研究是基于大量访谈而完成的，主要针对美国妇女在与男性关系中的体验与感受。其中一位受访者这样说道：

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未感受到满足。或者他没给我打电话，或者他打电话时并不浪漫……当我试图和他谈天，并真的和他谈天时，我感觉难以沟通…看起来，我被一个经常自我诘问的问题所困扰：“他是否一切都好(他是否还爱我)？”或“我是否一切正常？我是否一切都好？”如果我感觉不幸福，而他又不与我谈及或探讨这些问题，我是否可以说“好吧，一切都好，因为他很好，他哪儿也没去，他还爱着我”？或许我应该说“这种关系糟透了，我想结束这段关系，因为他根本不能让我快乐”？可我对他的爱使我难以离他而去。

我应该帮助他更多地敞开内心，还是我为自已考虑并与他分手？……问题在于，当初他说他易受伤害并已坠入情网…而后来他却从言语及行动上否认这一点，而且表现冷淡。我自问：“这个男人是我愿为之付出一切的目标吗？”我感觉似乎有人怂恿我坠入爱河，而当我真的（带着我的感情）深陷其中并真的坠入情网、信任他的时候，他却说：“什么？为什么爱我？”我害怕极了，自己默想，无论发生什么，都假定他是无辜的。我一再对自己说“信任他、信任他”，而对消极迹象视而不见，认为他仅仅是动摇，或是在对我尽力做的看似无害之事作出反应。我一直都这么担惊受怕，想知道：谁来陪陪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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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位女士的反思，她已经不再和她提到的那位男士住在一起了。从她的描述来看，这段关系仍处于初期。然而，因为这段反思具有“探究”性质，它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两性关系之建构过程。此处，爱是核心。读者也许会认为，若要探究私密关系，尤其是涉及两性因素时，我们应该重点研究浪漫的爱慕的本质。上述报告详细呈现了一位女性的体验，但缺乏男性视角的观点，不过我们仍可以认定，此处两性关系应该是我们首要的关注对象。尽管我不否认这种特征的重要性，但仍想把视角集中在其他一些方面。我将试图说明，此处所牵涉的核心元素，同样普遍见诸其他私密关系或有情感付出之关系，譬如同性恋人间或者亲密朋友间。它们便是纯粹关系之核心要素，其理论上的理想类型详释如下：

（1）与传统场景下亲密的人际关系不同，纯粹关系并不依靠外在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即它是自由漂浮的，过去是，现在亦然。例如，过去的婚姻制度便曾是如此。在过去，婚姻是一桩契约，通常由父母或亲戚而不是由配偶双方来提起或具体操办。这种契约通常又受到经济考量的强烈影响，并进而成为更广泛的经济网络和交易活动的组成部分。即便进入现代时期，虽然实际上旧有的婚姻体系已不复存在，但婚姻仍然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维系，如丈夫养家糊口，妻子照看孩子并操持家务(尽管我们不应忘记妇女在劳动力大军中已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婚姻的某些传统特征依然存在于当今时代，在某些社会经济群体中比其他人群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总体而言，其发展趋势是预先存在的外在影响因素的逐渐剥离，而伴随这一现象的便是浪漫爱情作为婚姻基本动机逐渐兴起。婚姻越来越多地成为由亲密接触催生的情感满足而直接导致的一种人际关系，它能长久维系也正是因为能为婚姻双方提供这种满足感。其他要素（如表面上看来似乎很重要的孩子因素）逐渐变得不再是关系之固定性特征，反而在有可能出现分手时成为“惯性累赘”。

现代的友谊更为明晰地揭示了这种特征。朋友可以具体定义为这样一个人，即和他建立友情关系只为友谊而别无他求之人。我们可以和同事成为朋友，工作中的接近度或工作中产生的共同利益或许可以增进友谊，但只有当两人间的联系只为了这种联系的时候，这种关系才叫友谊。这就是朋友与亲属之间有明显区别的原因。即便是现在亲属之间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联系，亲戚之间仍有一种义务关系，这由亲属关系所具体体现。此外，虽然这些义务有些笼统和模糊，亲属之间由血缘关系而联结在一起的那种关系却是无法割断的。朋友之间的情感依托或许有自身惯性的因素，但在实践及理论上，当亲密的感觉为双方共同拥有时，人们通常便会维持友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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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们寻求纯粹关系，仅仅是为了这层关系所能带给当事双方的收获。这一点是第（1）点的自然相伴物，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系才是“纯粹的”。毋庸置疑，任何持久的个人关系都要经受住考验、承受压力，同时也会有所得益。但是，在那些不附加任何其他事物（即只为这种关系的存在而维持）的关系中，当事双方出现的任何差错都会内在地威胁这一关系本身。其结果是，在由外界标准决定的那种社会关系中通行的方式，很难再用来“悠然自得地行事”。如果当事一方试图这样行事，那么另一方很可能会被疏远。这样所造成的特殊紧张关系在海特著作有关婚姻的材料中得到了很好印证：

女性通过离婚或情感转移等方式抛弃自己的婚姻…其中绝大多数人在经历最初的尝试后，都会继续去寻求其他感情生活的归宿。经历“努力摆脱”的最初岁月后，一位又一位女士选择放弃，并开始静静地、逐渐地甚至是不为人所注意地解脱了。[25] 并开始静静地、逐渐地甚至是不为人所注意地解脱了。[25]

然而，绝大多数女性并没有放弃对爱的追求或对可靠关系的找寻：

一如一位女士所言，爱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使我们重新容光焕发，这或许正如某句箴言所说：“浪漫的爱情以难以言表的方式包含着通向自我身份认同的钥匙，以重新发现自我和我的内在。”许多女性都有类似感受。为何会如此？或许女性是对的，她们不放弃，再次努力使爱情得以重燃或者领悟它为何不能重燃…绝大多数女性需要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爱”，而是她们所谈论的那种真正的爱情。因此，身处两性关系之中的女性仍然经常性地谈论“更深层的爱”即将来临，她们内心深处坚信生活中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真爱发生……事实上，难道不该如此吗？[26]

读者可能会再次认为，此处争论的焦点是爱，或者是对爱的需要，而不是与这种关系本身相关的具体事物。然而，爱这个模糊且难以琢磨的概念，的确是塑造两性关系中双方性格特征的一种编码力量(codifyingforce)，在这个情境下，它不具备独立价值。此外，足够多的证据表明，男性与女性一样热衷于寻求亲密的感情关系，并且也会像女性一样对其产生依恋之情。[27]较之于女性，他们发现这种关系更难把握，通常也更不善于和对方沟通感情及自身的需要，这与我在下文即将讨论的线索是两码事。找寻和维系令人满意的两性关系的困难涉及的部分是爱与性别不对称之问题，但更多时候，它涉及的是纯粹关系的内在难题。上文所引用的那种在两性关系中“从未感受到满足”的感觉，反映了内在于创造和维系特定关系时的困境，即在这种关系中存在当事双方都满意的给予和接受之间平衡与互惠的那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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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纯粹关系是以一种开放的形式在连续的基础之上经由反身性方式而形成的。这在本节开头所引用的那一长段文字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其中的“一切都好吗？”这个问题呈现了重要的主题。一种关系愈是依赖其自身，这种反身性的疑问就愈会成为其核心要素，并进而导致上文第（2）点中提到的那种紧张关系。内在于纯粹关系中的自我检查明白无误地与自我的反身性规划密切相连。“我是否一切都好？”是一种质问，它直接与这种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及其所引发的痛苦相联系。而当事另一方所作出的“为什么爱我？”的回应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与自我身份认同和对纯粹关系之需求之间的联系密切相关。

如今，以反身性方式对所有亲密关系所进行的调节—不管这些关系离“完全纯粹”有多远都是更广泛意义上现代性的反身性之重要组成部分。诸多杂志和报纸文章、专业性论文和指南、电视和广播节目都在传递着有关亲密关系的研究信息与舆论纷争，时时刻刻在重构着它们所描述的现象。海特的研究也以一种有趣而典型的方式与这种反身性相联系。前文所引用的她的那本著作，一如她之前的研究[28]，都是在无数的社会研究中均使用过的标准问卷程序基础上完成的。然而，她的作品却影响了大量读者，他们的态度将倾向于依从她在研究中所提出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对有关研究成果的阅读也可能会修改完善那些观点以及相关的行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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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献身精神”（commitment）在纯粹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献身精神在诸多形式的人类社会活动中都较为普遍，读者可以认为在所有的文化场景中都能发现许诺的影子。例如，笃信某宗教教义之信徒可被认为彻底献身于该宗教之价值和实践。然而，“坚定信念”（conviction)与献身精神有所不同。当我们在当今的亲密关系这层意义上言及后者时，我们更多指涉的是一种从历史视角看来全新的事物。在纯粹关系中，献身精神基本上完全取代了在前现代场景中亲密的个人关系所惯有的外在支撑。当代浪漫爱情意义上的爱是一种献身精神，但献身精神是个范围更广的范畴。那么，在亲密关系场景中，“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具体有什么内涵呢？这种人首先承认现代的人际关系中肯定会具有内在张力，但他仍甘冒风险去承受这种张力。这种人还认为，献身精神的唯一回报内在于这层关系本身。因此，朋友事实上便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婚姻中的一方，当其所处的婚姻关系并不仅仅由外在牵涉或者惯性累赘维持时，也可能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献身精神被认为可以赢取时间，即为特定关系的当事双方提供一种情感支撑，从而使之挨过至少部分人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烦恼（尽管肯定会有一定的付出）。

在某种程度上，爱的力量可以使献身精神变得规范化，但是爱的情感本身既不催生任何献身精神，也不对其颁予许可。只有当一个人（无论何种原因）决定做个有献身精神的人时，他才会变成这样的人。海特的研究中提到的那位女士感觉她爱她的恋人，但她的爱并不具有她期待的献身精神。事实上，她的爱也无法提供这种献身精神，这是因为献身精神必须是对等关系之一部分。没有实质性的互惠因素，纯粹关系便不会存在。一如绝大多数的治疗手段，雷恩沃特所提出的自我治疗手法亦认可此点。自我的反身性应该生产更确切和更有洞察力的关于自我的知识，这是因为它有助于人们降低在亲密关系中的依赖性。雷恩沃特认为，运转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自主的，而且明确知晓自身的价值。而在运转不那么良好的关系中，我所说的惯性累赘便会产生，在相互依赖之关系中也会发生此种现象。“相互依赖”这个词最早用以描述染上化学依赖（如对酒精或其他药物之依赖）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人，不论他们有多厌恶这种关系，但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完全形成依赖，进而无法摆脱之。出于那些对当事人来讲都不甚了了的原因(尽管这些原因可通过个体或家庭治疗而揭露出来)，他们变得逐渐对一种基本上无法提供心理回报的关系产生了依赖感。[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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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精神很难精确形成，这主要是因为它假设存在一种纯粹关系中的相互结盟状态。它与反身性有着一种不稳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对纯粹关系如何形成也相当重要。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时刻准备着承担牺牲掉其他潜在选择所必然会带来的风险。在一种关系形成之初，关系中的每个人都会默默地审查他人的活动，如果一方单方面对献身精神之形成推进得过快，将不可避免会导致另一方从这个成长中的关系中完全退出。参与海特研究的受访者恰体现了她对自身所处状态中上述方面之极度的敏感。

(5)纯粹关系主要集中于私密关系，后者是伙伴间关系得以长期稳定之重要条件。私密关系必须与缺乏隐私这一负面现象区别开来，而隐私的缺乏恰是前现代欧洲以及诸多非现代文化中绝大多数生活场景之基本特征。身体上的接近度（用现代术语表达，即隐私之消失）是小型社群里日常生活构成之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更为丰足的群体的生活特征。[30]在家庭以及在其他大多数日常生活场景中，人们几乎总是处于与他人较接近之范围中。处于现代性早期时代的“个人”生活之发展被同时期历史学家们翔实记录了下来，即便这些发展中所牵涉的因果联系仍未有定论。私密关系是隐私的另一面向，或者可以这样讲，当且仅当人们有了充分的隐私时，私密关系方成为可能（或可期待）之物。[31]

本斯曼和利林菲尔德在其著作中强调了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关注私密关系之获得：“对私密关系之追求一直维持在一种强迫性层面上。”[32]他们将这种现象解释为现代世界中大型无人情化组织之发展所带来的一种异化效应。大多数社会生活变得像在冰冷的装配线上的机械运转，其场景越来越远离正常人，并且人们对此均无法实施掌控。追求私密关系是一种努力，以求确保在熟悉环境中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且还要求这种环境尚未被纳入上述大型体系之中。由于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我将在稍后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认为上述两位学者的看法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对私密关系之追求有着积极价值，它并非简单基于对日渐具有包容性的充斥着大型体系和社会过程之世界的消极反应。隐私使得由私密关系之获得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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