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2015年的FABⅡ是“数制”工坊第二次年度聚会，来自78个国家的与会者齐聚麻省理工学院校园。这次活动中，波士顿、萨默维尔和坎布里奇的市领导也加入了巴塞罗那宣言的行列。他们并没有制订各自的时间表，而是采用了巴塞罗那的倒计时。此后，很多其他城市也加入了这个称为“智造城市宣言”的活动，现在的活动负责人是托马斯·迪兹。

智慧城市是指将城市的一切都物联化以实现实时响应，现在已成为城市规划的流行趋势。“智造城市”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下一步发展目标，跨越数字与物理的界限，实现消费品的可持续生产与循环利用。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相反，它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由伴随新能力产生的间断平衡^[10]带来的进化。进化的早期步骤包括制造都市无线数据与传感器网络，以及装备公共空间。与“数制”工坊一样，目前还没有一个城市具备独立实现这些目标的技术能力，只能多个参与城市联合，从把城市的输入与输出进行量化开始跟踪其进展，而目前的量化水平还很低。

智造城市宣言目前正在引发一些国家的行动。2014年，我出差去不丹，筹划开设“数制”工坊，并拜访了思想深刻的策林·托杰首相。他谈到了电饭煲，这使不丹加入智造行列的机遇变得具体、明确起来。众所周知，不丹经济是以国民幸福指数而非国民生产总值为核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感到幸福，而是不丹人民更加重视生活品质而非能买多少东西。然而，不丹人民的这一关注点并未涵盖供应来源，他们通常还要越过不印边境车载进口日常用品。电饭煲对不丹家庭生活至关重要，大多从日本进口。制作一个电饭煲的容器、一个温度传感器、一个加热元件，以及一个控制系统在“数制”工坊是个简单项目。伴随着对电饭煲成品的进口替代，本地制造使每个电饭煲都可以被定制，以适应家庭规模与厨房的设计。

2016年，我曾与卢旺达贸工部长方济各·坎尼姆巴有过类似的交谈，当时我在那里筹建“数制”工坊。他是卢旺达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推动该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谈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卢旺达数额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卢旺达人试图用进口替代来解决这一问题，主要依靠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设厂进行生产。直到基加利首家“数制”工坊开业，卢旺达才实现对生产资料而非最终产品的分配。非洲在很大程度上跨越了有线电话时代，直接进入无线通信时代，同样，它也能跨越工业革命的历史阶段，直接进行分布式生产。

2016年，“数制”工坊网络聚会FAB 12由深圳市主办。深圳是中国规模生产生态系统的心脏，令人玩味的是，我们在那里举办的原因，是中国欢迎“数制”工坊和创客运动，而这些运动也在拥抱深圳。

深圳的华强北路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那里有巨大的市场，你可以在林立的小柜台上买到单个电子器件或一袋器件，可以在楼下的小店买到一盒器件，可以在路边的仓库买到一卡车器件，也可以在附近的乡镇企业买到一集装箱器件。这个市场以所谓的“山寨产品”闻名，我觉得这些产品的生产技术大概相当于快速眼动睡眠，就像梦是不相关的体验与幻想混合的产物一样，这些产品也是技术混搭的产物。对生产者来说，他们为巨量出口订单而生产的产品就相当于睡眠。我上次买了一个貌似苹果手表的产品，但这个产品与真正的苹果手表有两点不同：一是价格只有25美元，而不是正品的250美元；二是它有一个苹果手表遗漏了的SIM卡插槽的设计，这只表不是手机的外围设备，它就是一个手机。

如果将来巴塞罗那或者不丹能自力更生制造自己的消费品，它们的人民将不再需要深圳为他们生产。深圳的领导能够预见，规模化生产无往不利的时代已接近尾声。然而，今后的许多年里，这一设想的基础将很难在本地实现。这些物品不是最终产品，甚至不是制造最终产品的机器，而是这些机器的部件。深圳是规模生产产品的巨大中枢，拿纳迪娅和乔纳森安装机器使用的集成丝杠，或者将设备与内置互联网协议的无线网络连接在一起的嵌入式无线电来说，由于这些要素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来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无须定制，因此进行量产是有意义的。由此，深圳迅速将多重功能集成于单个物品，以简化后面的工程设计。

这与计算机产业发展史上个人电脑的横空出世和小型机产业的整体消亡类似。在第三次数字革命中，从商业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小型机比作中型企业。不过，借着云计算大数据中心这面大旗，大型主机已经比以往更加重要。对多数人来讲，计算机的前端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个人电脑，但是它们依靠的是后端的云。“数制”工坊并不替代规模生产，而是将其延伸。

思考一下软件或音乐的境遇吧。曾几何时，软件是由微软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种巨头编写的。然后，开源软件不期而至，使任何人都有了参与编写的可能。今天我们拥有了应用软件平台，一个应用软件可以由1个人、10个人、100人、1 000人或100万人来编写。大型专有软件包仍然存在，不过可以说，这已成为软件开发中最无趣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必须瞄准共性需求。目前实现开源的软件市场在从前是难以存活的。同样，音乐曾经一度由唱片公司销售。接着，文件共享平台出现了，一夜之间没人再花钱买音乐了。现在有了买卖音乐和歌曲的交易平台，其市场同样也会有1个、10个、100个、1 000个或100万个买家。在第一个例子中，一串数字变成一个程序。在第二个例子里，一串数字变成一段音频。而现在，一串数字可以变成一件物品。只要人们的需求还有一致性，规模生产就会存在，而在规模生产与自己制作之间，存在一个新的制造规模层级，它是开源的，而且在从前是难以存活的。

在前两次数字革命中，人们曾希望小内容提供商通过长尾效应推动新经济并从中获益。事实却截然相反。大多数钱都被少数几个拥有平台的巨擘赚走了，这些公司包括谷歌、脸书、苹果和亚马逊。在第三次数字革命中，一些公司已经在试图开创类似的市场份额，垄断自由分享和付费产品设计的市场。其中有些做法很吃香，不过距离垄断音乐软件和应用软件的程度还有天渊之别。可能是努力得还不够吧。“数制”工坊今天还需要所有能力来制作一系列最终产品，只有一些小塑料件用入门级的3D打印机就能制成。不过，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相较娱乐选择，制作物品更像烹饪。尽管有分享配方的网站，烹饪的商业性行为还是以出售食品与炊具为核心。

让我们来看看平面打印机的发展历程吧。从麻省理工学院分拆出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从而催生出小型机产业。后来美国数字设备公司衰败，被康柏公司收购，然后康柏又江河日下，被惠普收购。惠普得以幸存，其中一个原因是喷墨打印机的经济意义。惠普的喷墨打印部门在俄勒冈州科瓦利斯，因为打印部的工作人员需要躲着身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领导。一群工程师觉得他们可以制造出印制精美的廉价打印机，不过打印速度较慢。那时，打印部门有一项每台打印机每秒打印页数的分级标准，管理层的反馈意见是慢速打印机是一着臭棋。所以这些工程师搬到科瓦利斯的低端计算器部门所在地，在这个地方悄悄研发喷墨打印机。当然现在的观点是，你根本不需要一个桌面大容量打印机，因为你打印的每一页都不相同。可能当时也会有放在楼下的工作组激光打印机，放在地下室的组织使用的行式打印机，放在仓库的城市使用的卷对卷打印机。但是小型喷墨打印机每次打印一页，累积起来就是庞大的卷对卷打印机的产量。没有谁更好，重要的是谁的印刷方式更灵活。在从出版向桌面打印的变迁中的这一分级标准，可以用来类比即将到来的制造变迁。

对能力的衡量可以双向进行。2016年，白宫举办了从创客过渡到制造的活动，主题是如何由原型形成生产。在那次活动中，我的学生纳迪娅·皮克大胆引导与会者逆向思考，即如何从制造走向创客。在“数制”工坊中，将快速成型过渡到快速成型机的快速成型技术是一种自动化技术，不过这是一种能够灵活适应需求的快速自动化技术，不需要大型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担心自动化将取代工人，人们已经把我们（指工人）与他们（指机器人的拥有者）对立起来。但是第三次数字革命的经验是，他们就是我们，对制造的所有权可以像对计算机的所有权一样，广为普及。

把握经济影响最重要的尺度不在于生产能力，而在于观念。2015年，关于麻省理工学院剥离企业的产出报告显示，所有企业年营业收入总额达1.9万亿美元，处于世界第九大经济体（俄罗斯）与第十大经济体（印度）的生产总值之间。这几千人为何能匹敌10亿人的生产力？这其中有两个秘密。

首先，麻省理工学院不是一个以营利为目标的技术孤岛。它是根植于肯德尔广场的一个生态系统——一个长期研究与短期开发并重，小型初创企业与大型公司集团共生，咖啡厅、俱乐部和公园林立的环境。它对哪项活动应当在哪里举行这类事并无定见。

其次，我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对新人而言是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我有很多同事都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不过很明显，要发明创造，你就得质疑假设，而那不是限定于某个细微生活侧面的。很多业务创新并非始于富豪的梦想。其中一个驱动力在于改变世界的愿景，比如说对可飞行汽车的需求。而一个更大的动力在于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工作。我有一帮研究早期量子计算机的学生，为了能继续共事，他们开设了一家公司（ThingMagic）。这家公司后来开发了一个参考平台，该平台可以读取商店收银台的无线射频识别（RFID）产品——电子标签。他们最初并没有进军零售业技术的规划，而是偶然发现有一项需求与他们的技能相匹配。

智造城市、城镇与乡村所面临的机遇同样适用于全球。邮编为02139的麻省理工学院成功的秘诀，随着“数制”工坊的普及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些工坊作为生态系统中的节点而发生作用，没有地理差异，却是智力的标识，使那些不适应严苛教育或者企业层级的有创造精神的人找到归属感。这种社会基础设施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不过麻省理工学院剥离企业的例证显示，它比实体基础设施更为重要。世界上无数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都斥下巨资，试图打造下一个硅谷。但在第三次数字革命中，下一个经济引擎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由数字化通信、计算与制造连接起来的网络化集群。

组织_：仁慈的^“独裁者^”

2005年，我发现自己登上了一艘引擎失灵的船，随波漂流擦过冰川，驶离斯瓦尔巴群岛的海岸，停靠于北极边缘。在那里我遇到哈肯·卡尔森——前述在挪威北部的林根执掌“数制”工坊的牧羊人。我们在这个国家最偏远的地方四处了解需求，寻找机遇。引擎终于得以修复，但是冰川迫近、绝处逢生的经历使我们心有余悸，在尝试满足不断增长的“数制”工坊普及需求以及人们投身这场运动的愿望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感受如出一辙。我们意识到必须建设比我的“数制”工坊或他的牧场更加有力的组织架构。

问题是个老套的普通问题。要为能够看到的“数制”工坊部件设备筹资并不困难，难的是为运转这些部件设备的基础设施（一个你看不见的基础设施）筹资。费用涵盖“数制”工坊可能需要的技术开发、全球供应链的管理、筹建工坊的团队建设，以及支持工坊的计算能力。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资金最初都出自我的研究经费，没有任何扩展余地。

我们尝试与慈善基金合作，不过它们缺乏这方面的技术能力。这些管理投资基金的人确实了解投机性技术风险，但他们对资助平民并不感兴趣。研究基金也不支持特定领域组织。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决定创建自己的组织。

我们试了5次才成功。前4次都试图为这些共性支出来筹资，因为当时确实需要。那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但因为资助者没有兴趣，而且分散管理的“数制”工坊并不欢迎集中管理的实体机构。在第五次尝试中，我们不出售最终成果，而是出售人人都需要的“数制”工坊服务。因此，“数制”基金会应运而生。

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开源项目都来自扁平化组织。这方面的大型成功案例都是以一名仁慈的“独裁者”为核心的组织架构，比如林纳斯·托瓦兹之于Linux，以及米切尔·贝克之于摩斯拉。这种强领导模式促使每个团队成员都积极投入。人们并非被迫接受这种领导，权威性来自激励人们参与的软实力而非命令和控制。

有关软实力技术性领导的最著名的例子，是互联网架构委员会（IAB）——一个向互联网提供技术指导的机构。委员会有13名成员，他们在网络社区以外都鲜为人知。他们的工作方式从其管理标准的标题［请求评论（RFC）］上看就一目了然。这些标准不是强制性的，但由于能获得接入互联网的好处，几乎每个使用电脑的人都会遵循这些标准。

IAB是互联网工程工作小组的一个委员会，同时是互联网协会的咨询机构。它们都起源于1979年创建的互联网结构控制理事会，旨在为当时还是政府研究项目的互联网架构工作提供咨询。这些组织经历了互联网几十年的指数级增长，寿命远超其前身。

当前，“数制”工坊网络的发展正与这些组织框架的大发展处于同一阶段。相当于“请求评论”的标准包括阐明了“数制”工坊权利和义务的智造宪章、“数制”工坊的设备清单、智造学院的课表，以及“数制”工坊分布列表（在fablabs.io门户网站上）。这些内容都倾注了许多人的心血，不断进化着；任何一项决策对某一特定目标而言都可能不是最优的，但拥有这些统一标准的集体利益会超越决策最优但碎片化的机会成本。随着“数制”工坊网络组织能力的增长，一些项目合作方正在进行接触，就其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寻求与“数制”工坊的协同工作。有一种补充方式是公司通过一种一举两得的投资来履行其社会责任，既支持在公司所在社区设立“数制”工坊，又借此机会识别并培训有前途的技术人才。还有一种方式，即“数制”工坊与援助机构合作，在目标地区建设“数制”工坊群落。

帕特里克·科尔根运营了一个欧盟的机构，以支持北爱尔兰冲突后的和解工作。该组织试图以不同方式对和解工作进行投资，从而催生了德里（Derry）的神经中心（Nerve Centre）与贝尔法斯特的阿什顿中心的两个“数制”工坊。这两个工坊所在地都邻近被婉称为“和平墙”的地方，这个“和平墙”实际上是教派隔离的藩篱。现在，墙两侧的孩子们在“数制”工坊一起工作，跨越了两个教派的历史分歧。在看到工坊产生的影响后，把该项目扩展到爱尔兰其他地区（北方和南方）的想法应运而生。

印度的工程学院可能因为把正规教育学习与培养实践技能分离开来而名声欠佳。比特和原子中心在喀拉拉邦的科钦和特里凡得琅设立了“数制”工坊。目前，喀拉拉邦创业促进部和喀拉拉科技大学正在与智造基金会合作，计划在该邦的工程学院建造150个“数制”工坊，首批20个工坊已在建设之中。智造学院的毕业生接棒初期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投入设备安装和培训工作，为该项目提供能力支持。

埃及的首个“数制”工坊是由迪娜·埃尔–赞法利和几名共同创立者于2011年创建的，她之前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研究生学习期间参加了“如何智造（几乎）万物”课程。2011年埃及骚乱期间，她致电工坊询问大家是否安全。工坊接电话的人哈哈大笑说，那段时间是他们最忙碌的日子，因为聪明好学、不落窠臼的青年人无意参与教派冲突，纷纷借着骚乱不上班上课，来工坊工作。他们的工坊已经与埃及教育部、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智造基金会合作，在全埃及实施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高中设立“数制”工坊，其中包括车载流动“数制”工坊（FLOW）。去年，这家工坊组织了开罗的创客嘉年华，一天的活动就有上万名来自社区的参与者。

贝诺·华雷斯在2009年参加了智造学院的学习，随后创建了秘鲁的首家“数制”工坊，这是一个巴塞罗那“数制”工坊与西班牙援助部的合作项目。西班牙方面并不直接出钱，而是帮他们识别、培训秘鲁创新者并将这些创新者送回国，还附赠一个“数制”工坊。这所工坊颠覆了秘鲁僵化的教育制度。当华雷斯所在大学开始宣布“数制”工坊的使用规则时，华雷斯与同伴争辩说工坊是他们的，而非学校的，如果不能保证工坊是人人可获取的资源，他们将会搬离学校。华雷斯在亚马孙地区长大，在那里他发现，人们只有三种职业选择，即农民、士兵和恐怖分子，而他的选择是“以上均不选”。现在他领导着一个位于亚马孙河的流动“数制”工坊项目，以帮助本土社区实现可持续生产。

我们在联合国开设了一个快闪式“数制”工坊，旨在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倡议，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国家首脑聚会。这些目标来源于一个遵循了富有白人发展目标的包容性进程。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获取卫生保健、教育、清洁能源与水等资源，以及消除贫穷与饥饿。与会的外交官也许会面带揶揄地看着我们，盘算我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之后，当他们意识到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都需要具备从比特到原子的转换能力，以实现卫生保健传感器、水过滤器等物品的本地制造时，一个令人顿悟的时刻就会降临。

我们还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开设了快闪式“数制”工坊，目标是向与会政治与商业领袖展示数字化制造，而非简单介绍。在一次展示活动中，我们与当时负责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的领导不期而遇，显然她因为活动干扰了关于提供基建、教育机会、商业孵化和难民营娱乐等内容的重大讨论而火冒三丈。随后，当她意识到数字制造技术的获取是她那些议题的共同要素（一个当权者没有考虑的共性问题）时，怒气就烟消云散了。

这次偶遇促成了全球人权工坊的诞生，由戴维·奥特和奥利维尔·德拉鲁负责运营，他们分别来自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他们的组织实际上都处于这个星球上最灾难深重的前线。奥特和德拉鲁找到我们讨论各种可能性，比如传输比特而非原子以实现快速反应，当地制造义肢和庇护所等所需物资，等等。当他们考察在建的专用工坊时，他们意识到可以通过覆盖整个“数制”工坊网络的资源来实现其目标，这与跨互联网提供的系列服务并无二致。他们可以利用“数制”工坊，使其成为人道主义援助的实际平台。

在这种全球领袖的集会中，我发现政治家们都忧心忡忡。他们都在为失业、不平等、移民这些棘手问题，以及两极分化和矛盾冲突带来的冲击而殚精竭虑，而传统上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如调整货币政策）却收效甚微。

相反，如前所述，那些在一线引领第三次数字革命的地方领导聚会起来却常常是谈笑风生。他们正在对所在社区产生实质性影响，社区未来发展空间广阔，而且关键是，他们从中获得了乐趣。

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领导方式的现实差距中，我们深感未来的领袖将不会通过传统组织形式产生。“数制”工坊的当前技术有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倾向，我会在第5章中继续讨论。如同互联网是在小型机上发明出来的一样，得以延续的不是目前的具体技术形态，而是随着发明创造而不断进化的生态系统。与首批互联网网站出现时一样，在“数制”工坊数量未过千时，单纯的数字增长就很激动人心。而现在重要的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它们为何存在。如果人人都能在任何地方制作任何物品，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娱乐将会走向何方？

（本章由尼尔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