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新技术的引入导致了新社会现象——阶层流动——的出现。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人成为新公司的拥有者，这种现象的大规模出现呼唤了我们现在称为“美国梦”的精神（努力工作和接受教育意味着你的出身并不是你的命运）。与此同时，对于绝大多数劳动力来说，工业革命带来的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在获得稳定工资的同时，付出的代价是凄惨与不安全的工作条件、监工的压迫，以及环境的恶化。

大多数现代社会科学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或者加速发展在“使能技术”出现数十年之后。现代社会科学绝大部分出现于19世纪晚期，即马克斯·韦伯将宗教与社会文化原则关联起来，埃米尔·迪尔凯姆记录下劳工的分类的时刻。社会福利学是在英国的奥克塔维亚·希尔（19世纪晚期）与美国的简·亚当斯（20世纪初）的研究中逐步建立的，主要回应当时民众的呼声，特别是妇女与儿童在工业革命当中受到伤害与侵害的问题。心理学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出现了，但随着专业协会（分别在1885年的法国和1892年的美国成立）的成立，它转化成了现代形式。19世纪晚期，西德尼·韦伯与比阿特丽斯·韦伯记录下当时压迫性的工作环境以及人们对工业民主的需求，劳资关系在英国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这个学术领域起源于约翰·R.康芒斯发现的组织架构变化规律，比如，由手工业工会到工业工会的转变往往是随着技术与市场的变化而发生的。在这些案例中，社会科学领域的创始学者对社会变化产生良好反应，往往发生在工业革命深度冲击社会以后，因此，社会科学改变社会（提高大众生活质量、尽早转移潜在社会危害、对社会变革的阻碍者的利益进行重新划分）的能力被大大限制住了。

工业革命同时启发了文学作品的创作，当时出现了反映技术对社会 的 冲 击 的 新 题 材 。 玛 丽 · 雪 莱 的 《 弗 兰 肯 斯 坦 》 [1]（Frankenstein）在1817年出版，探索了技术善良与邪恶的双重面孔。这一点被书中怪物的观点所诠释，怪物所说的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比喻：“有一天，当我被寒冷压迫时，我发现了一团游荡的乞丐所留下的篝火，我因靠近它感受到温暖而由衷喜悦，它帮助我战胜了严寒。在喜悦之中我将手伸入了余烬，但是我又因为巨大的痛苦而哭泣着迅速抽出了手。我想：这是多么奇怪啊，同样的原因竟然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

在工业革命的全面冲击力开始展现的时候，故事讲述者的观察变得更加聚焦于技术的危害。查尔斯·狄更斯在他1854年出版的小说《艰难时世》中瞄准了工厂中巩固压迫性工作环境的政策。同样，厄普顿·辛克莱在他1906年出版的《屠场》中描述的屠宰行业中不安全的工作环境、童工现象以及性骚扰现象引起了大众恐慌。即使当时社会制度已经根深蒂固，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文学作品仍然加强了社会学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今天，那些前沿学者与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冲击的作家可以被称为先行者，他们定义了研究的新领域与文学的新主题，但是他们对于工业革命技术的研究路线被限制在观察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解决其遗留问题上。例如，童工法以及关于劳资关系的理论本可以更加有效——如果在工业革命萌芽期就对这些领域有全面的学习与考量的话。

在技术已经进入社会并且成熟后再解决技术遗留问题的方法论限制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潜力。一个组织建立之后，一个被称为“路径依赖”的现象会限制其未来决策空间。结果就是，当一个组织已经处于一条给定路线的时候，组织会有很强的停留在既定路线上的倾向。路径依赖的概念来自社会科学，而且，讽刺的是，社会科学本身也陷入了对技术的“路径依赖”。在这条轨道上，社会科学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科学仍然被限制在这条轨道上。

增强路径依赖是另一种动力，罗伯特·米歇尔斯在1911年把它定义为寡头政治的铁律。他观察到，新的制度安排（他专注于政党与工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一个给定使命，但是其使命一定会演变成维持其存在的生存使命，无论最初的使命是什么。1962年，托马斯·库恩［ 他 写 了 《 科 学 革 命 的 结 构 》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一书］将这种动力延伸到了学术领域。库恩观察到，如果要改变现有科学的既有制度秩序，就必须发生革命性的转变。

我们可以把被动观察新技术领域的学习方式称为路径观察。该方法在这里有双重含义——“被动”意味着对于技术更多的是观察、记录而不是塑造；它涉及观察和遵守现有规则，增强现有的路径观察方法。在社会科学中，这个方法被同行以及其他学术机制大大地增强了。路径观察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它并不足以让社会科学在这个技术迅速发展的世界中起到领导作用。

主动帮助塑造第三次数字革命需要在社会科学领域发生某种形式的文化变革。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积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路径观察的一种，它必须被扩展，以包含更多的“规范性”方法的扩展应用。积极的社会科学聚焦于解释发生了什么，一个规范的方法论包含了什么应该发生。但是这种方法论也必须同时根植于证据以及对底层科学技术的清晰认识当中。但是目前，这种规范的方法论往往不被认为是科学——虽然现在已经有对此狂热的亚文化圈在做类似的工作。将积极的、规范的方法论结合到一起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必须通过大力开展大胆且有据可依的、对于不断加速的技术发展与我们想要的未来转变的分析来实现。

第三次数字革命给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其在新技术刚刚兴起时就与之接触。这是一个通过拐角看到未来对于各个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劳资关系，以及其他学科）的深远影响的机会。这需要社会科学从路径观察者转变为路径创造者。

路径创造

在社会科学家中，亚当·斯密在18世纪中期发展了早期经济学原理，这一时期非常接近工业革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一些概念，例如，看不见的手（如自身利益）、劳动分工、交织在一起的自由市场和工业革命技术。在新技术开发早期，他具有积极主动的影响力。重要的是，他是通过仔细研究技术本身来总结这些见解的，这可以通过他对大头针工厂的分工和技术的详细描述得到证明。他是一个路径创造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时企业家和新兴工业家路径的共同创造者。

当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崭露头角时，工业革命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了。他们俩专注于生产资料控制权的研究。生产资料占有阶级被认为是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因为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只是从他人的工作中榨取价值，并以利润的形式为自己保留价值。由于当时“所有权”的概念深深根植于社会，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设想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革命推翻生产资料占有阶级，并用一种社会所有制取而代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路径创造者，在世界范围内激发起鼓舞人心的革命，聚焦于一系列与推动工业革命相反的运作假设。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看到，在技术出现之后，技术假设嵌入社会系统，路径创造的工作越来越困难。第三次数字革命为重塑系统提供了新的机会。数字制造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分布式控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的性质——减弱工业革命期间产生的工业系统对劳工的榨取的性质，而不需要采取革命的方式。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来，已经有了许多著名的路径观察者，但很少有人渴望成为技术方面的路径创造者。弗雷德里克·泰勒作为一个路径创造者脱颖而出，但实际上，他的创新发明产生了一种使人们屈从于科技的影响。从1911年开始，随着《科学管理原理》 （The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的出版，泰勒指出：“因所有日常行为效率低下，几乎整个国家都在遭受巨大损失。”他认为，“效率低下的补救办法在于管理，而不是寻找一些杰出的人。”这些想法得到了解决——“泰勒社”的分会在全美各地涌现。通过使用其他手段对工时和动作进行研究，泰勒确实展示了如何把人们当作机器中的附加齿轮使用，以提高效率。社会科学与技术结合，产生了工业管理领域，但更多时候，社会科学是为技术服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在人和技术方面开辟另一条道路。之后，在被称为“后工业运动”的大背景下，他们接受了我们所谓的路径创造，他们努力超越泰勒的机械逻辑并重塑技术，使技术更加人性化。这项运动的领导人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写道：技术“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将文化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两者”。他警告说：“技术总是破坏传统的社会形式，同时为文化带来危机。”在我们考虑第三次数字革命的今天，这个观点同样适用。然而，他和后工业运动中的其他人错过了后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数字技术的指数级变化。

后工业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侧重于工厂和其他组织中社会和技术的整合——促进我们对社会技术系统的理解。通过从学术组织中走出去并与工人以及管理人员进行合作，尝试工业试点实验的研究人员成功地确定了适应不同技术环境的人性化工作方法，最早采取这种工作方法的公司有英国煤矿、瑞典汽车工厂、美国宠物食品工厂、丹麦航运公司和加拿大炼油厂。然而，这类技术在很大程度上看起来是逐步变化的。即使社会技术系统人员是路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路径观察者，他们也没有为数字技术的先驱提供路径指引。最终结果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技术处于指数级变化的尖端。由于未能将社会和技术的整合置于变革性技术背景下，试点实验错失了一个关键的杠杆来源。

弗雷德·埃默里和梅瑞林·埃默里都是社会科学技术系统运动的代表人物，早在1976年就解决了数字技术的某些问题，他们预测，“电信和计算机之间越来越多的联盟”将逐渐“形成能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网络，供所有用户使用”。他们预测到了尼尔的观察——未来已经在现在发生。他们认为：“我们可能已经迎来了我们的未来，尽管它还没被发现。”他们辩解道：新技术将允许“内容本身的自发生成，这将使内容生产者和内容消费者合为一体”。这类关于数字通信和计算的设想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制造领域的特征。1981年，另一位早期社会技术系统领导者埃里克·特里斯特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即将到来的信息技术，特别是与微处理器和电信有关的信息技术，为解决当前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只要我们能够对其价值做出正确的选择。”同理，这句话与本书的写作目的相符。

虽然这些和其他关于技术方面的重要观察旨在鼓励共同创造具有选择性的未来，但他们误判了数字技术的指数级增长能力。在1977年出版的《未来的选择》（A Choice of Futures）一书中，弗雷德·埃默里和梅瑞林·埃默里甚至批评了“香农所谓的信息论”^[2] 。当然，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下纠正错误的核心概念很难让人接受。然而，如果不了解该技术的这些基本属性，路径创造就会受到限制。想象一下，如果弗雷德·埃默里和梅瑞林·埃默里能够预测并驾驭当时刚刚开始的指数级增长浪潮，那么社会科学的系统方法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技术发展仿佛一座孤岛，这个孤岛以外的每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这项技术的指数力量，但它很受社会科学主流人士的青睐。斯图尔特·布兰德是《全球概览》^[3]（The Whole Earth Catalog）和《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一种分散的、个人的技术发展观——一种自由的、对生态环境负责任的观点。《共同进化季刊》的主要内容有：想象太空殖民地的日常生活（1975年）、洛杉矶的太阳能热水器（1977年）、遗传毒性的威胁（1979年），以及涵盖整个系统、住房和土地使用、工业和工艺、通信和社区的话题。

虽然布兰德不是社会科学家，但他早期对该技术的全程参与说明了路径创造的方式。事实上，他超越了路径创造本身，成为与一些技术先驱进行共同创造的践行者。这使他得出结论：共同进化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要的。编写《睡鼠说：个人电脑之迷幻往事》（What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的约翰·马科夫说：“斯图尔特是第一个明白这一点的人。他是第一个了解‘赛博空间’的人。‘个人电脑’这一术语由他创造。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整整一代的技术专家。”在史蒂夫·乔布斯于斯坦福大学2005年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讲中，他最后对布兰德和布兰德带给科技企业的深刻人文价值观表示赞赏。有趣的是，乔尔、尼尔和艾伦都订阅并深入阅读了《共同进化季刊》，三人都被其中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深深吸引。

《软技术：共同进化》（Soft-Tech：A Coevolution Book）由布兰德和发明家J.鲍德温编写，第1章是鲍德温写的“一个高度进化的工具箱”，描述了他已经演化了15年的“便携式商店”。他的结论是“最终目的是制造自己的工具”。布兰德是一个与很多技术先驱进行合作的共同创造者。他的访问既正式又非正式。这是一个传奇的聚会场景，对共同创造来说并非偶然——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使布兰德能够通过在正常观察中无法实现的方式连接社会和技术。在1968年计算机协会和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年度联合会议上，布兰德与发明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4]共同展示了“演示之母”。这个演示采用了新技术，如电子邮件、超文本、鼠标等。

另一位不属于社会科学主流但又融入技术变革步伐的人是作家兼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他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 [5]（Future Shock）一书中，他接受了跟上技术发展步伐的挑战，同时注意到了主动塑造技术的重要性：

在过去，随着社会进化连续阶段的不断展开，人们的意识紧随事件的发展而发展，不会停滞不前。因为变化速度缓慢，人们可以通过潜意识“有机地”适应发展。今天，无意识的适应将不再适用。面对基因变化、创造新物种、移居其他行星或离开地球的能力等问题，人类现在必须有意识地控制技术演化本身。为了在驾驭变革浪潮的同时避免未来冲击，人类必须掌握不断进化的技术，塑造符合人类需求的未来。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人类必须预测和设计未来，而不是抗拒未来。

托夫勒很有先见之明：在很短的时间内，过多的技术变革会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心理影响。他认为，我们必须摆脱“有意识地选择进化的力量”的束缚来塑造技术的影响，认识共同进化的必要性并设计未来。

布兰德和托夫勒因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世界中关注路径创造的重要性而受到赞誉。可以说，第一次数字革命和第二次数字革命如果没有这些人文路径创造者的加入，可能会有更大的局限性，但是没有发生的事总是难以证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的贡献堪称典范，但是，和以往的少数路径创造者先驱一样，把社会和技术系统的共同演化当作最优先事项的他们被认为是异类。

政治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奥里和经济社会学家查克·萨贝尔在1984年阐明了共同进化的社会和技术体系的挑战。皮奥里和萨贝尔相信数字技术的转型具有革命性发展潜力，并认为我们正在面临着所谓的第二次产业分工。他们了解到计算机正在以新的方式与制造业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变市场与技术之间的联系，从而实现柔性专业化。他们的分析从传统的路径观察模式开始，然后进入路径创造阶段，最后为未来发展设计纲领。

从时尚行业和出版领域开始，皮奥里和萨贝尔记录了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如何快速适应利基市场的制造需求。他们指出，“现有的产业机构已经无法确保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可行性匹配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改善或替换这些机构”。

皮奥里和萨贝尔因对数字技术和未来工作的杰出见解而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他们对该技术的灵活性的理解，特别是对意大利北部社区（想想时装公司贝纳通）如何快速响应时装设计和生产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预测了社区制造的相继出现。然而，在戈登·摩尔的文章发表20年之后，皮奥里和萨贝尔的分析才出现。研究人员没有完全预见并充分考虑数字技术呈指数级增长的潜力。虽然这种潜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很难想象，但如果研究人员能够理解并完全解决数字技术如何快速发展的问题，他们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预测数字技术对个人、组织和机构的影响。

发明家与创业者

当谈到新技术时，思维最活跃且最具影响力的路径创造者通常都是发明家与创业者。他们通常致力于将一项发明创造转化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期，许多技术专家理解并全面投入指数级增长的数字科技。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在微软的早期使命就是“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书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然假定运行的是微软的软件）。这个使命是建立在数字软件的指数级增长的假设上的，同时前进的还有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英特尔实验室以及其他对数字技术与社会的交叉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这些创业者与企业研究人员毫无疑问认识到了个人电脑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能力和潜力，但是他们的首要关注点是如何建立一家成功的公司，而不是如何借助新兴技术来解决社会挑战或者消除危害。如果年轻的比尔·盖茨拥有现在的他在社会创业领域的经验与远见卓识，情况会怎样？

在20世纪80年代，发明家与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开始使用模型来跟踪指数级发展的数字技术并且预测未来。在他出版的书《智能机器时代》（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当中，他基于自己对于加速发展技术的观察，对未来进行了一系列预测。但是库兹韦尔是从一个发明家、未来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的角度来观察这些模型的。（他对未来能力的建模为他的发明提供了依据，因此这些发明都适时地利用了这些新兴能力。）在他的书中，他帮助大众提高了对指数级发展的数字技术的认知度，但是他没有聚焦于如何帮助个人和组织与这些技术共同进化。

与发明家、创业者同时把目光转向指数级增长变化的是小说作家，特别是硬科幻小说作家，即利用科学上的准确的材料构建故事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在大众、科技以及未来的交界处进行共同创作的。这些作者在描绘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社会影响时，往往具有先见之明（并能够引起共鸣）。1968年，阿瑟·C.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设想了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还有像“新闻纸”（newspad，iPad的早期版本）这样的炫酷玩意儿。1984年，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里设想了“赛博空间”对社会和文化的冲击，将这个几年前在短篇小说《燃烧的铬》（Burning Chrome）中创造的概念流行化。当然，尼尔也受到了《星际迷航》的启发，将其中的复制器从构想变成了现实。这些科幻小说作家（还有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不仅为数字技术的未来创造了令人回味的设想，还通过将这些技术放置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用深刻的人性叙事手法揭示以及挑战了许多对于技术的既定假设。

这一点丝毫不让人惊奇，技术企业家以及基于科学编写故事的人们在塑造新兴技术方面比社会科学家更积极。但不必须如此。挑战既要积极（在科学意义上）又要规范。我们不需要抛弃社会科学既有的核心原则与方法论，而是需要扩展其传统方法论并且进行跨学科工作，在技术对我们产生让我们后悔的影响之前，理解并确认行之有效的方式去主动参与未来技术的塑造。

社会科学同时也可以有效地分析与处理由技术冲击、大众困惑产生的负面效应（这种状况在第三次数字革命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极有可能发生）。这一点要从社会科学家花时间去了解底层技术以及社群开始。当我们开始构建整合了新机遇与社会系统的未来场景时，人文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锚定人类的价值观和故事叙述。当然，工程师与科学家也必须对来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输入以及合作采取开放态度——这种态度也需要一些文化上的改变。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讲，进一步观察个体、商业组织以及社会机构对如何应对加速变革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