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很多现行组织都是工业革命兴起的产物，其运行假设条件的改变都是为了顺应前两次数字革命的发展趋势。第三次数字革命将进一步挑战这些组织的运行假设。重要的是，许多即将公开的运行假设条件都与更广泛地利用知识和技能有关；也就是说，增加整个企业的代理权。一个更为分散的运营模式要求企业更灵活，更有弹性，不断与时俱进，而传统的模式则会限制变革。毫无疑问，这些组织将经历一系列关键事件，这些事件将像福特汽车公司所经历的那样构成一场变革，但这些组织将没有另一个30年的时间来进行变革。

这一挑战不仅仅适用于传统的产业结构组织。正如尼尔所指出的，前两次数字革命的许多创始机构（如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王安电脑公司、Prime和美国数据通用公司）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它们生产数字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有足够的运行假设来适应数字时代的变化速度。以美国数字设备公司为例，限制其变革速率的因素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未能解决从大型机向个人电脑的转变。再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深嵌于公司的许多运行假设，既是其早期成功的关键因素，又是后来限制其发展的核心障碍。这其中包括对创始人肯·奥尔森的个人崇拜。当他正确理解技术前沿时，这种崇拜使公司顺风顺水，但当他错了的时候，这种崇拜就是致命的。此外，生产线的一些运行假设压制了不同意见，限制了自下而上的适应能力。

这些从第二次数字革命中幸存下来的组织已经有点儿像制造机器的机器了。也就是说，这些组织正在通过兼并、收购、合资、公私合营和多种灵活的团队运作方式来组建新的组织。它们的运行假设不仅为规划、决策和行动提供了更多的横向论坛和机制，而且其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尼尔在第3章中所概述的模块组合的分拆大同小异。不过，这一类比还欠精准——这些组织将拒绝被完全解体。此外，数字制造将挑战以比特为中心的组织的运行假设条件。例如，这些组织将不得不考虑其计算技术如何与活跃的消费品供应链产生互动，以及如何适应对开放共享和易货交换进行强化的社会规范。英特尔仍处于从进入移动计算市场的缓慢过程中复苏的阶段，但与第三次数字革命相关的变革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错空间。

要检视组织层面的速率限制因素和加速因素，我们需要确定技术发展的速率，并判断一个组织的运行假设条件是否顺应技术的发展要求。组织层面的协调不像机构层面那样复杂（在机构层面，更多的参与者和偏好可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不适应的组织可能在意识到组织需要变革之前就灰飞烟灭了。

个人

虽然有一些技术先驱和早期接受者拥抱技术革新，跟上它的步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抓住这个机会，甚至也不是所有人都渴望这一机会。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说，“短时间内改变太多”会引发“无助、绝望、抑郁、不确定、不安全、焦虑和精疲力竭”的感觉。今天的加速变化使许多人都有上述感受，这些反应是情理之中的。

20世纪90年代，管理教学中出现了个人变革管理的模型。图4–1所示的过渡曲线说明了个人对变化的反应。常用的还有其他类似的模型，多数都起源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关于死亡与临终的模型。在图中，纵轴表示自我感知能力的相对水平，横轴表示时间。如曲线所示，在经历了新事物的最初冲击之后，人的自我感知能力会随着自身对变化的关键方面的否认程度的增加而提高。增强意识和接受的过程包括承认你不知道的东西，放弃旧的假设、看法和其他考虑。只有这样，实验、理解和整合才有可能进行。

1. 接受(接受现实。“放开”过去的享受态度）

图4–1 过渡曲线。福特汽车公司高管教育，《福特—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转型内部》（ Ins ide the FordUAW Transformation）提供

在第三次数字革命的背景下，过渡曲线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因为它必须与呈指数级变化的速度相匹配。这种对速度的要求增加了受到震惊后对事物进行否认的可能性，并使向意识、接受、实验和理解发展的过程更加复杂。威廉·布里奇斯在1991年提出的“管理过渡”变化模型与上图描述的过渡曲线是一致的，它指出人们只有放下过往，驶向“中性地带”（意识和接受），才能接受新的转变。对于面临加速变化的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越来越频繁地应对这些转变。

但对个人而言，随着第三次数字革命的到来，加速变革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些非常具体的调整也有自己的变化节奏。例如，在数字制造中普及基础知识所需的时间约为6\~18个月——这是一个相对较快的学习曲线。然而，对材料科学、设计思维、电子电路设计和其他相关领域基本原理的深入掌握，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技术进步无疑将缩短基本功能所需的学习曲线，就像今天人们在使用计算机或移动设备时，无须计算机编程技能就可以操作各种应用程序一样。

图4–2显示，能够有效利用技术所需能力的人的数量在增加。上端实线中的数据与尼尔用来绘制“数制”工坊增长曲线的数据相同；下端虚线显示智造学院毕业生数量的增长情况。纵坐标中的数值既包括“数制”工坊的数量，又包括其培训合格人员（毕业生）的数量。智造学院的毕业生常常会成为新旧“数制”工坊的核心导师。当然，除了智造学院，还有更多的方法来学习数字制作，但这个数字说明，培养智造素养与“数制”导师，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好消息是智造学院的毕业生数量在增长，但并不是每个毕业生都有时间或意愿去指导越来越多的人，而且整个生态系统都需要导师。更重要的是，合格人员数量的增速比“数制”工坊数量的增速要慢。

为了进一步说明相关变化速率的挑战，图4–3对上述两条曲线进行了扩展，以表示基于当前数据的未来可能情景。上面的实线是“数制”工坊可能的增长曲线，每座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世界上只有4000多座）都有5个工坊，而在农村地区数量也大致相当。请注意，在这个场景中，“数制”工坊的增长在曲线末端开始趋于平缓——尼尔在第3章中提到过这个变化（当曲线趋于平缓时，另一次变化就会降临，形成一个更为陡峭的S形曲线）。下面的虚线是智造学院毕业生的数量，这是根据智造学院的培训成果对预期指导能力做出的保守估计。尽管如此，这个图表还是表明了一个风险，即人类能力的增长将成为实现“数制”工坊潜在增长的约束或速率限制因素。这里的重点不是对这两个方面的增长做出具体的估计，而是设想在社会制度所需的变化速度中，两个变量要如何快速增长以适应技术进步的速度。

投入真心

本书介绍的人物主要是“数制”工坊的先驱者，他们已经为数字制造贡献了力量并给予了承诺。但这仍然是一小群人。如果“数制”工坊要覆盖更广泛的人口，就必须要让那些不了解甚至抵制第三次数字革命的人参与其中。正如阿尔文·托夫勒在前两次数字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指出的那样：“未来的冲击是指我们通过在短时间内对其他人进行太多改变而使他们承受巨大压力并迷失方向。”这种压力和迷失方向的迹象在整个社会中都可以看见。

尽管如此，第三次数字革命对许多人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过程。事实上，由于孤立主义观点、对技术的不信任、对失业的恐惧，以及对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愤怒，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有向内发展的趋势。嵌在数字制造概念中的是本地自给自足和全球相互依赖的独特组合，代表了另一条前进的道路——但这并不是一个像在推文、原声摘要播出和信息回声室中进行通信那样简单的概念。

像数制包容性这样的挑战成为全球优先事项，不能仅仅要求更广泛的人群接受更多的技术变革——他们需要成为促进这种变革的参与者，使其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当受益人成为理想变革的关键驱动因素时，社会变革将会更加成功。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推荐一种同时利用头脑（以逻辑为中心）、心灵（以情绪为中心）和手（以实践为中心）的方法。

我们都经历过改变目前行为以实现长期目标的困难。无论是为未来的财务健康节省资金，为未来的身体健康进行规定饮食和锻炼，还是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缓解气候变化以确保地球未来的健康，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改变极为困难。让人们参与第三次数字革命的挑战更加困难，因为许多人仍在适应前两次数字革命。

尼尔开始了他的实验，他认为参与第三次数字革命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证据、逻辑和理性。这种以头脑为中心的方法也是许多政府机构和慈善机构的首选模型，它们围绕逻辑模型和投入产出分析来设计其变革理论。对为什么加速数字制造技术能够带来有意义的教育或教育福利进行强有力的、基于证据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你想吸引更多的人，而不是沉浸在细节中，这种以头脑为中心的方法通常是远远不够的。

对许多人来说，吸引人投入真心这一点很重要。只要人类具有沟通的能力，讲故事就是帮助一代人指导下一代克服生活挑战和复杂性的重要工具。在书写发明之前，这些故事以口头故事、仪式和戏剧的形式传承下来。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故事、超越文化和背景的故事，都是以极具吸引力的形式探索普遍的人类主题的故事。有一种说法是“从心灵发出的话语，进入心灵”，我们对它的起源并不清楚。同样，从心灵发出的故事进入心灵。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将数字制造的力量和承诺嵌入深刻的人类叙事，可以激发想象力，并使更多人参与进来。除了吸引头脑和心灵之外，我们还必须与不断发展的技术进行实际互动。了解一个“数制”工坊是一回事，利用这些强大的机器来实现个人有意义的目标，然后与朋友、家人、同事和更广泛的工厂社区分享这些成就，这是另一回事。

前两次数字革命的许多先驱者将其早期灵感指向引人注目的媒体（比如《星际迷航》电视连续剧、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小说），一些使科学变得生动的导师（例如，伟大的科学老师或充满灵感的父母），以及更重要的动手修补能力（比如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电脑套件）。这三种参与模式都很强大，它们在相互加强后变得更加强大。

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和计算机构建套件面向的通常是白人男性，这种刻板印象今天仍然存在。目前，“数制”工坊的生态系统存在多样性（本书中强调的许多案例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强调这种多样性，以继续吸引各种新的参与者。

实际上，连接头、心、手的历史非常悠久。亚里士多德将善良的心和头脑与哲学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多年来，宗教组织通过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整合将这些概念联系起来。当心理学家谈到认知、情感和行为改变时，他们会套用类似的框架。这些综合元素也可以在许多现代组织中找到，如4H俱乐部（头部、手部、内心和健康），以及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于1864年采用的官方印章的特色是拉丁语“头和手”（Mens et Manus）。“心”这一点被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