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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最终章的目的是提供切实的指导来确保第三次数字革命广泛惠及个人和社区。在第2章中,我们研究了数字制造一开始经受的挑战——使用权、能够使用的生态系统和缓解风险办法。在第4章中,我们把这些挑战放置于社会科学以及历史背景之下,从而关注数字制造的变化速度以及数字生态系统如何传播。现在我们把关注点转向了如何运用这些见解来应对这些挑战,以共同发展社会和技术系统。
在我们整个采访过程中,人们对关于未来的叙述十分渴望——这种叙述既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反乌托邦式的,而是充满希望且能实现的。正如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中所强调的那样,“每个社会所面临的未来,不仅仅有一系列的确定性,还有相当多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判断也会有分歧。变革管理就是要努力将不确定性转变为确定性,再转变为社会共同认可的发展方向。”
为了帮助人类实现美好未来,我们从本章开始,提出了8个理想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数字制造是积极推动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这些场景由来自五大洲的“数制”工坊先驱共同创建。这些场景解决了重要的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可持续性、文学素养和学习能力、文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于数字制造而言,可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体化的理念,但这些场景的结合已经开始描绘未来的蓝图。
为了构建稳定的程序以使这些设想和其他期望在未来更快地变成现实,我们引入预测转换模型。这种模型是一个帮助改进社会体系和技术系统的骨架,通过数字制造共同演进来实现集体目标。我们最终得出结论:通过将技术人性化,每个人都将能在第三次数字革命中生存并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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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技术交汇的乌托邦
想到“数制”工坊这个创意并不困难,甚至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工坊的人来说,也不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个人制造的环境就像自己家里一样。这是否会是一间厨房,一个拥有许多机器模块和材料储藏区的精致房间?是否在一个特定的办公室或是小企业里有一个已编辑好的版本?这种个人制造的性能如何才能运用于那些人数占据全球人口70%的乡村里?当讨论到数字材料和可编程的事物时,“设想一个人如何与技术交互”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
对普通人而言,要理解尼尔路线图的4个阶段,展望他们如何与新兴的“数制”技术进行互动,难度是逐渐增大的。第一阶段相对容易,大多数人可以想象在“数制”工坊利用数字界面操控激光切割机和3D打印机等设备的情景。下一阶段则更具挑战性,尼尔认为,个人制造是由“机器制造机器”驱动的。如果机器制造了机器,那人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事实上,这一阶段被称为“发烧友”阶段更恰当,因为这一阶段涉及精通技术的先行者如何利用“数制”工坊中不断改进的组件并配置它们,以满足个人需求。然而在这一阶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个人制造的设备应该摆放在家里还是其他位置。就日常行为而言,个人制造和个人计算还是有所不同的。
随着数字材料的引进和传播,在谈论人们会如何制造、销毁再重新制造物品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典范的转移。这些新兴的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即使是那些正在开发技术的人也难以想象。数字材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们会被存放在哪里呢?一个人需要多少材料才能制造一把椅子、一架无人机、一辆车或一栋房子?拆卸并重组这些物件是否会变得更简单?在许多方面,理解路线图的根本技术原理会比在脑中设想这些技术如何影响日常生活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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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故事讲述者和艺术家能发挥关键作用的原因。科学家和未来主义者可以观察、研究路线图,然后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故事讲述者同样可以研究路线图并为未来的发展方式提出令人信服的愿景。挑战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可以使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出现,通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激励处于分布式生态系统中的人将理想中的未来变为现实。为技术路线图的未来的功能提供社会背景和心理地图,有助于影响和推动技术的发展。
同时,我们在本章中呈现的理想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许多技术先驱者透过“玫瑰色眼镜”来展示他们的技术。然而在《硅谷》(Silicon Valley)这档电视节目中,有人讽刺这一趋势,认为“首席执行官们自豪地声称他们正在通过帕克索斯算法来达成协议,进而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这一观点是虚构的,这只不过是一些荒诞的术语而已。技术的乌托邦能够欺骗人们,让他们拥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认为任何技术问题或社会问题都能通过技术解决。基于科学路线图的憧憬很美好,但可以实现。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避免落入“未来的技术令人恐惧”的反乌托邦思想中。现在流行的电影、电子游戏、小说和漫画书中都有利用技术胡作非为的恐怖设想。当提到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或汇编程序时,我们很难跳脱这种令人恐惧的想法:人工智能会威胁人类,或者某个无赖国家(或大学联谊会)会运用个人生物制造技术改变人类基因库。当然,加快推进技术的确有很大风险,也许会遭到彻底的反对或导致实验室解散,但是不断加深反乌托邦设想会让人们感到更加恐惧和无助。
如果我们想要激励一代人来推动第三次数字革命,那么就需要为人们提供积极参与的动力。事实上,未来主义者阿尔文·托夫勒在1970年也指出,我们必须大力拓展我们对可能的未来的看法。对于严谨的科学,我们必须加入火热的艺术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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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技术日益复杂和加速发展的世界,培养一群知识渊博、参与性强并且足够热情的年轻人是21世纪最困难的挑战之一。正如天体物理学家、科学福音传播者卡尔·萨根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依赖于科技的社会之中,但是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科技。”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不仅要与走在前沿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接触,还要与人文科学中的故事讲述者和学者接触。我们希望,在本章中提到的8个理想的场景能够引起人们关注并且令人信服。这些设想的场景都基于真实人物的当代作品,热情的“数制”工坊开拓者做着令人惊奇的工作,并为数字制造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的愿景。在设计这些场景的时候,我们受到了设计师亚历克斯·麦克道尔的启发。亚历克斯·麦克道尔和格雷戈·林恩在好莱坞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中展示了制造技术的未来前景。随后,访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艺术家也开始探索制造技术。
麦克道尔已经为《搏击俱乐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超人:钢铁之躯》等电影创造了令人回味的世界。然而,麦克道尔最有名作品的可能是他在2002年策划的、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少数派报告》。斯皮尔伯格将这部电影的背景设定在2054年的华盛顿,他希望这部电影中基于科学的虚构世界能够成为“未来的现实”。为了拍好这部电影,他召集了走在前沿的科学家、未来学家、设计师和故事讲述者,组成智囊团,这其中也包括亚历克斯·麦克道尔和尼尔。这部电影向观众展现了新兴的技术——从无人驾驶汽车到手势界面再到与上下文敏感的广告。微软、惠普以及其他新兴企业都对这部电影中振奋人心的突破性成果表达了赞赏。
参与《少数派报告》制作的经验使麦克道尔受到启发,他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创立了世界建筑学会以及设计工作室。他们将严谨的科学研究、广博的专业见解与扣人心弦的镜头、令人信服的故事结合起来,给主流企业和开拓性社会企业家展示了一个新世界。麦克道尔在《4》(Four)的序言中描述了这一愿景。《4》是由欧特克软件公司(Autodesk)出版的一系列短篇故事,旨在探索设计和技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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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能力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摆脱目前的局限性,还要通过想象力和独创性引领每一步。我们的未来是共享的,讲故事可以使我们共享这一愿景。”
电子线传媒与麦克道尔的设计工作室合作,共同推进艾伦涉足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以科学为依据,信息量很大,要解决的都是世界性问题。项目之初,就要在各种假设与反诘之间努力开拓创造性思维,使可能性变得“可能”,最终得以实现。
实现理想愿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制造型城市”,它鼓舞全世界的人都参与进来。愿景是这样的:“2054年,如果我们的城市与全球接轨,同时实现本地生产,将会怎样?”在“制造型城市”的白皮书中,托马斯·迪兹对未来理想的“制造型城市”做出了解释(写在序言中):“我们需要通过产品的本土化,再次发展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的关系,这样这些城市会提高生产力,更有助于恢复和发展,人们不会再加倍索取、破坏资源、损害环境。这些城市变得越来越繁荣,人们的工作更加有意义。人们有目标并不断发挥自己的天赋,这样一来,工作便成为一种享受。我们还需要通过和市民沟通并且运用先进技术来丰富自己,提高城市构建方面的能力。
巴塞罗那的制造先驱发起了一次运动,展现出一幅当地生产力发展强大、与国际接轨、自给自足的城市愿景。正如前几章中所提到的那样,在巴塞罗那市长和首席建筑师的见证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和国家都在第十届年度“数制”工坊会议上签署了协议。
在以下8个设想的未来智造场景中,我们都将分析出不止一个挑战,并将介绍一位正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士。然后,我们再把目光往后投射几十年,想象在某个场景中,这位人士的努力成果不断扩大,反映一种新的可能出现的现实。与其说我们在做预测,倒不如说我们在尝试着画出一幅探索未来可能性的思维导图。麦克道尔把这些设想称为“诱发”,因为这些设想能够激发思考和行动。希望能够让讲故事的大师通过各种媒体手段将这些未来愿景融入他们的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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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愿景建立在“制造型城市”的基础上,着眼于不同区域(乡村和市中心的分布式网络)的自给自足。贯穿两种场景的“自给自足”主题暗示了未来可能的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是建立在能力和合作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恐惧和孤立上的。
马哈拉施特拉邦奇迹
大多数“数制”工坊建造在大型城镇里,很少建在偏远乡村。乡村工坊面临着一系列独有的挑战——从可靠的网络访问和电力供应到区域特异性问题,如泥路上的尘土飞进机器(导致机器故障并产生了维修成本)以及过低的文化水平等。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为全球制造发展做贡献,就必须先解决这些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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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学堂”(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第一家“数制”工坊的原型)的约各什·库尔卡尼正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科学学堂”坐落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个乡村地区,这个工坊的工作人员用基于圣雄甘地教育哲理的学术模型来教育当地的年轻人。甘地相信,“工艺是教育的媒介”,同时,他通过运用泰·塔利姆教育法<sup>[1]</sup>(Nai Talim)来促进农业、纺织和木艺等学科的学习。“科学学堂”成功地运用基于当地文化的现代数字制造工具复兴了这一传统。许多库尔卡尼的学生也开始探索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当地的农业挑战或者创办新的当地企业,甚至建立新的区域型“数制”工坊。库尔卡尼希望展示这一模型,并最终将其运用于所有农村社区中。以下是库尔卡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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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在“科学学堂”制造的鸡胚孵育箱——制造了几乎一切事物,甚至是小鸡!维什沃兹·信德摄
2038年,也就是库尔卡尼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领导者与合作的智造先驱们发布“智造村”宣言20年之后,他们为该地区所有43 655个村庄提供基本智造设施的努力已卓有成效。就像“智造城市”宣言一样,他们根据本地区情况对不同规模的数字化制造能力进行分步推进,并针对当地独特的农村生态系统对这些能力进行了优化。
这一模型始于2018年,这时库尔卡尼和他的团队已经与100个运行IBT项目(基础技术的引进)的学校合作了。因为这些学校已经有了基础制造能力和制造思维,“IBT学校”是摩擦较小的地方。合作伙伴和当地社区一起建立跨校区的合作平台,并为实验室提供社区,将私人资金与公共资金结合,进行最初的推广。
与此同时,库尔卡尼和他的团队开始培训一批“教育企业家”(包括IBT项目的毕业生),使之成为社区中的本地工厂服务提供商。这些人通过新的以“数制”工坊为重点的小额贷款计划获得资金支持。这一小额贷款可以用来购买制造机器,如激光切割机、3D打印机或3D扫描仪。这些贷款的发放是为了确保每个村庄都具有增材制造或减材制造的能力——创建分布式社区“数制”工坊。这些企业家能够通过接受客户定制设计和租赁机器得到的收益来偿还贷款。这些企业创造了一代制造实践者和传播者,从而把数字制造带到了他们的社区。
这些“教育企业家”还通过移动设备和国内外知识网络进行相互交流。他们分享了自己对当地相关工程的见解,包括滴灌、环境卫生,以及食品保存。他们也利用不断发展的材料知识网络,从其他工坊创新者那里获得使用马哈拉施特拉邦5个农业气候区的当地原材料和天然聚合物的经验,以降低制造过程中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人已经可以购置更多的机器,并建立更大的、性能更强的社区型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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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IBT学校”数量的增加,成千上万名青年从该项目中脱颖而出,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为个人和职业的自我可持续发展做好了准备,政府、产业和慈善事业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印度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将利润的2%用于社会责任,这一举措不仅培养了许多合格的员工、创造了一种创新文化,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企业资金。这一新型资金流能够使所有更大规模的村庄建立比当地实验室水平更高的社区型“数制”工坊。
最初,印度进口的制造硬件是由西方公司生产的。不久后,工厂型工坊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个别城市中出现了,硬件和软件通过全球通用的开发源代码设计在当地不断发展。这种本地化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供应链的低效性以及总体成本,从而使所有制造节点在区域生态系统中呈指数级增长。印度政府注意到了区域网络可以催生社会、经济和文化利益,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将工坊网络称为“马哈拉施特拉邦奇迹”,并向社区投入更多资源,以确保43 655个村庄都可以进行基本的数字制造。
随着“马哈拉施特拉邦奇迹”制造网络这一消息传遍全球,其他乡村地区也开始执行和适应这一模式。库尔卡尼意识到,“科学学堂”的创始者S. S.卡尔波建立“数制”工坊的目标是“见证印度繁荣昌盛并且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探路人”。卡尔波认为,只有在每个人都能将自身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时候这种事情才会发生,因此,再低的水平也能得到提高。
自给自足:底特律灯塔
底特律作为后工业化衰败的典型代表,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投资减少和经济衰退的问题。在布莱尔·埃文斯的作品中,成千上万家俱乐部、一个重要的艺术场景和一系列创新的复兴项目都显得不那么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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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斯是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专业的一名研究生、资深企业家、一些特许学校的前任负责人以及底特律东部的30英亩土地的所有者。这片土地是一个大胆的城市改造实验的起点。埃文斯和他的同事们以在社区开展活动并支持K–12学校和成人生活探险家的InciteFocus工作室为中心,大胆探索新型的模式,培养新一代优秀的人类,让每个人减少工作量,不断创新,增加互动。埃文斯指出,在城市内部建立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不是一个新想法,但是当谈及“数制”工坊可以加快从食物到家具的生产甚至是个人发展历程时,这一想法却能产生成倍的影响。让我们以埃文斯的角度预测一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