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图6–16 随着时间推移的第三次数字革命的4个阶段。乔尔·卡彻-格申斐尔德绘

这个数字表明了社会挑战的规模和范围。个人、组织和机构在跟上社区制造速度方面面临着挑战，因为他们必须确保数以万计的社区“数制”工坊的成功。当我们试图追赶下一个曲线——个人制造，并需要使几百万的早期采用者在个人制造技术方面取得成功时，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当我们将社会系统与最后两条曲线相匹配时，这项任务就变得惊人了。在这两条曲线上，我们以数十亿个人或数万亿事物的规模进行运作。

用分析的方法来预测变化的速度是有意义的，但也仅此而已。这就是不同学科的作用——提供基于数据的替代观点和未来展望。数据及其可视化有助于显示可能的未来，并为参与者——包括路径观察者与路径创造者（技术和社会）——联合起来共同创建更好的未来奠定基础。

联盟：利益相关参与者

纵观全书，我们已经突出强调了各行各业的参与方积极参与工坊社区活动和更为广泛的创客活动，包括：

工坊从事者、创客和骇客

政府政策制定者

硬件提供者

社区组织者

软件提供者

慈善家

材料提供者

产业界领袖及工人

教育家

服务提供者

媒体领袖

在致力于使所有参与方形成联盟的过程中，由于大部分参与者仅被包含在局部的名单中，所以，就连具体列举参与方的类别目录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所以，回过头来考虑整张列表是我们行动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有更深的理解：这些团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许多个体通过不同的特征与不止一个团队联系在一起。此外，这些参与者的利益——一些人称之为数字制造的价值定位——既相对和谐统一，又互相矛盾，而且所有这些利益都是动态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改变，就要求有足够的联盟，从而促成集体行为。不可避免的是，最初只有一小部分的参与者在某些利益上达成了一致。很快，我们的小和谐催生了大妥协。

乔尔的研究团队将参与者联盟定义为“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个体、团队和组织联系在一起以推进他们各自和共同的利益”。这种说法和大多数人使用“参与者”一词的方式十分不同。通常人们谈论的是“参与方管理”和“参与方参与”。当人们说他们需要进行“参与方管理”时，意味着需要中和一下意料之中的对于某些政党的反对意见。当人们说需要进行“参与方参与”时，意味着将某些提供必要支持的团体囊括进来。“参与者管理”和“参与者参与”都很重要，却不完整。另外，我们需要建立参与者联盟。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能将会形成“共同利益”及“相对竞争对立利益”的混合体，需要通过不断的对话、观察、协商和磨合来维系。权力差别以及其他动态因素也要被考虑进去，这个动态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足够的既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团体达成一致并支持集体行为的时候才会结束。

小和谐催生大妥协

尽管全球大部分的数制参与方制订了广泛的、部门范围内的目标，比如确保数制接入以及读写能力，但也有些更小的参与者团队经常制订具体的目标，以获取短期的利益，增加动力。当成群的参与者认为大部分的利益是可以协商的时候，突破最有可能发生。尽管有些红线无法跨越，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当新观点被认同，情况有所变化时，利益也能改变。最终，社会体制是行为模式化的产物，包括模式化的协议。建立在参与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对话之上的联盟与小和谐可以随着时间不断累积而形成大妥协，从而解决社会面对的挑战。因此，建立在许多小和谐之上的大妥协，反过来，也依赖于参与者及其利益的建设性整合。

正如格拉布尔基金会的格雷格·贝尔在谈论重构学习的萌芽时所指出的：“很多共同的影响来自许多通过网络做出的微小决定。”我们通过各种灵活的、小规模的赠款，鼓励参与者承担风险并共同试验，取得了进展。慢慢地，这种方式催生了许多深刻见解、规划以及积极性，这些举措帮助大匹兹堡地区形成了重塑教与学的未来的更大愿景。

在小和谐催生更大的目标与人类心理学和游戏设计的交叉之间同样存在着有趣的关联。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研究出“心流”的概念。他发现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力较低而任务较难时，这个人就会感到焦虑沮丧；然而，如果一个人的能力较强，任务难度较低，这个人就会感到无聊，自由散漫；当能力与任务难度系数大致成比例，尤其是人们为对个人有意义的目标而努力时，人们就会进入一种流畅的状态。米哈里·契克森米哈在他的《优秀商业：领导力、流动、创造意义》 （Good Business: Leadership, Flow, and theMaking of Meaning）一书中将“心流”描述为一种在规定的活动和情况中专心或全神贯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是最开心的。

因为现在的游戏都给予玩家代理权，让他们做决定，并且为其提供持续的反馈，帮助他们掌握游戏（以游戏的目标为背景），所以游戏设计者特别擅长设计流态。他们还学会了设计集体流，在这种状态下，团队可以持续承担更小的挑战，催生更大的目标。大的社会议题，如解决气候变化或者确保“数制”的普遍适用性，都是势不可当的。因此，将这些巨大的挑战分解成可实现的步骤至关重要，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的行动很重要，他们正在发挥作用，他们是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一部分。

建立信任

在匹兹堡，“重塑学习”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优先考虑通过非正式的社会交往建立信任。事情从煎饼早餐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项活动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个人交际网络与别人联系，并且这些人将会带来两到三个他们认为必须到场的人。

为了确保团体建设充分发挥其潜力，社区、地区甚至整个国家都需要类似煎饼早餐的东西。例如，当一个由“数制”工坊或创客空间组成的网络出现时，关于其使用的术语经常存在争论：“数制”工坊、创客空间、骇客空间，或者一些包罗万象的涵盖性术语。争论不仅仅是关于文字的——这些术语中包含的文化和操作实践是相关的，但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又是有区别的。

社区数字制造的潜在主人之间也可能会存在争论。主办单位是图书馆、K–12学校、社区学院、大学、博物馆还是独立的社区中心？如果在这6个可能的选项中有一个均匀的分配，那么这个愿景会被妥协或推进吗？大学通常拥有丰富的资源，但不能总是提供开放的访问权限。社区中心和图书馆有开放的访问权限，但通常没有使用新技术和复杂技术的经验。最终，建立和有效运行本地工坊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有足够的时间在参与方之间建立信任和清晰的沟通。

本着这种精神，当成功依赖于既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参与方之间的一致行动时，花时间建立信任和尊重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可以使每个人都能团结协作地解决问题——但每个人仍然尊重每个组织的独立目标、能力和束缚。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利益不但不同，而且相互对立。

《永不孤单》的背后故事说明了在不同参与方之间可以通过共享利益来建立信任。在游戏开发开始之前，库克湾部落理事会和电子线传媒花了数月的时间来建立信任，进入彼此的世界，了解彼此的家庭和社区。作为合作伙伴，这两个组织都致力于设计交易条款，以确保双方在共同面对一致的影响和财务目标时处于同样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当出现挑战时（许多人确实遇到了挑战），合作伙伴可以利用各自不同的视角和技能共同解决问题。其结果不仅是一款成功的、令人回味的电子游戏，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包括与数字制造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在内的一系列活动。

减少偏差

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描述的，“数制”工坊、创客、骇客、科技工坊和其他相关社区确实有共同的利益，但也有不同的优先级、方法论和社区规范。理解这些差异很重要，因为系统变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先减少偏差，然后才能通过集体行动加以改进。图6–17显示了一个假设的飞镖游戏，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在这个游戏中，左边的玩家在这个回合中得分更高。然而，右边的玩家更容易被指导（飞镖击中的位置只是稍微移动一点儿）。相比之下，如果左边的玩家被要求上升一点儿或下降一点儿或向左（右）移动一点儿，结果说不定就大不一样。通过类比，要改进与数字制造相关的非常多变的社会系统，首先需要减少变化，即使是在早期阶段，也应如此。但如果你不了解参与方和他们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如何随时间改变，你就无法减少变化。在这本书中介绍的许多z-flowers中，方差都很高（实际上是双峰的）。改进不能仅仅集中在移动手段上。（当然，如果你不知道靶心在哪里，那么左边玩家的方法是有用的。减少变化总是与保持思想的多样性相平衡。）

根据我们对参与方联盟的分析，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关键点。在我们采访的所有数制参与者中，我们发现，在应对两个关键挑战方面，各方立场非常一致：通用数制访问和素养的普及性。对“数制”工坊开放访问的优先考虑反映了这一点，智造宪章也明确强调了这一点。实现通用数制访问并非易事，需要在不同的群体、组织和机构之间进行协调和持续的努力，重要的是一个赋能的生态系统的支持。

培养：赋能的生态系统

一旦参与方了解预计的变化速度，并围绕共同的目标（如通用数制访问和读写能力）进行充分的协调，行动的关键机制就集中在培育赋能的生态系统上。赋能的生态系统可以帮助人们以指数级的速度促进共同利益和操纵相互竞争的利益。

在第2章中，我们认可了培育一个赋能的数制生态系统的必要性，这是实现通用数制访问和素养普及这一宏伟目标的一个挑战。我们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数制生态系统的某些基本要素，包括：

公众、私人和慈善家为“数制”工坊项目提供资金的多样化组合；

在工坊内部和工坊之间进行有效的协作和知识共享；

广泛分布的数字制造指导和领导；

为数制产品和服务提供开放和健全的市场；

机敏的管理机制与新兴的数制社区的价值观一致。

没有这些要素（每个要素都可以被视为有自己的生态系统），数字制造技术将无法扩展其性能，也无法与尼尔的路线图保持一致。这将大大降低我们利用数制技术改善社会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破坏稳定的数制鸿沟的可能性。

培育一个赋能的数制生态系统需要自上而下的扩展计划以及自里向外和自下而上的传播。自上而下的扩展对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研究投资是必要的，而自里向外和自下而上的传播则对于给予各种各样的全球参与方在不同的区域环境中的动机、兴趣、技能和操作权限是必要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是常见的，而培育生态系统是新事物。培育生态系统的工作是一个广泛共享的机会和责任。所有参与方都需要像系统架构师一样思考，因为他们的分布式培养行为实际上是在创建生态系统。

在概述培育赋能的生态系统的总体战略时，我们首先从政府和大型非政府组织着手，它们有能力开展超出大多数组织和个人范围的活动（类似于发展互联网的早期关键投资）。与这些公共利益机构的作用并行的是私营部门的作用（类似于英特尔和其他数字先锋公司的早期投资）。大学（以及社会和技术）和社会企业家等领域的创新者构成了生态系统的第三条支柱。这些参与方的结合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的，这使得我们在通用数制访问和素养普及（我们的主要关注点）的基本挑战，以及其他一些基本挑战（如风险消减）中取得进展。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有些倡议只能在政府和大型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规模和范围内进行。虽然其中一些计划需要从零开始，但许多计划可以建立在现有的数字访问和素养普及倡议之上。这些举措已经建立了多个参与方的合作关系以及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可能成为第三次数字革命的重要加速因素。

世界银行的全球互联倡议就是一个相关的国际例子。该倡议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15亿人联网。重要的国际人力、政治和金融资本，以及跨部门的参与方已经开始联合发展这一倡议。发起这项倡议需要人们建立长期信任，以确保每个人都能从基本的数字技术中获益。同样，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联网计划”（“联网计划”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E-Rate计划的一部分）希望，到2018年，将99%的美国学生与教室里的高速宽带连接起来，该计划目前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可以在这些和其他数字接入计划的基础上，加快数制的访问，而不是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