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第三次数字革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会让它发生。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目标和建议，所有目标和建议均建立在路线图和预测转型模型之上。我们首先提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建议，然后针对路线图的每个阶段提出建议。

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熟悉或只是模糊地了解数字制造。对于许多人来说，数字制造就是3D打印。我们通过认识了解到：数字制造以前两次数字革命为基础，并推动了前两次数字革命的发展，我们将在第三次数字革命中加速进行必要的基础研究，帮助人们在短期内理解数字制造的全部技术以及新兴的制造科学。鉴于此，我们的第一个总体社会目标如下：

致力于推进新兴的数字制造科学。

这个目标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但今天，相关工作分散在多个制度边界。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行性建议，包括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这个建议：

将数字通信和计算的发展与数字制造的发展相结合。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技术和社会系统需要主动性，共同发展，并在早期过程中产生最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给社会科学家们提出这样的建议：

认识并支持社会科学通过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进步积极帮助实现第三次数字革命的能力。

最终，为了第三次数字革命的技术和社会因素有效的共同发展，每个社区都必须接受这一过程。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利用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机会，将社会科学家、技术专家、讲故事的人和其他参与方聚集在一起，共同创造第三次数字革命的综合理念。

鉴于拉斯定律不是自然法则，而是由技术创新和社会建构力量共同驱动的，因此，我们也建议“数制”工坊的所有参与方：

培养共同的紧迫感，集中精力并充分利用资源，以推动数字制造性能和覆盖范围的持续的指数级增长。

考虑到这些总体目标和可行性建议，我们现在转向路线图的4个阶段。大多数目标和建议都针对第一阶段——社区制造，这可以为接下来的活动打好基础。鉴于有较多的可行性建议，所以接下来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工作。

社区制造

“数制”工坊的技术现在就在这里，我们已经在过去的10年发展了社会系统以有效促进“数制”工坊的运行。这是第三次数字革命的首要目标，从社区“数制”工坊阶段开始：

将通用“数制”工坊纳入全球优先事项。

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针对整个“数制”工坊生态系统中的特殊参与方提供以下建议：

投资者

将数字制造建设成领先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投资部门。

吸引“数制”工坊生态系统的领导者，为投资者提供关于社会影响和财务收益最大化的建议。

建立追踪“数制”工坊的经济、社会影响的机制。

政府领导人

调研当地的“数制”工坊对社区的影响（并分享您的调研结果）。

将数字制造技术与现有的数字鸿沟计划相结合。

涉足那些与慈善事业和工业无关的领域，打破自身局限性，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以创造公共价值，减少对社会的危害。

慈善家

把赠款、任务和项目相关投资的重点放在关键的基本问题上，并支持“数制”工坊生态系统。

在公共基金和私人资助商之间建立协同效应。

寻找机遇，成为“数制”工坊界的“卡内基”。

社区领袖

将本地“数制”工坊同商业组织、学校和大学，以及基于社区的组织连接起来。

让每个城镇和学校拥有“数制”工坊成为基本假设，就像拥有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一样。

跨部门的参与方

跟踪记录并构建“数制”工坊和个人制作的案例，使个人和社区能够变得更加自给自足。

将智造者和创客先锋（涉及教育、经济发展、慈善、食品和安全领域）整合到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组织中。

对于当前的“数制”工坊先锋和企业家，我们提供以下建议，重点关注共同标准和共享原则：

“数制”工坊、创客空间、骇客空间和其他类似的工坊应该基于共同标准和共享原则进行合作，同时要有各自独立的身份和方法。

数字制造设备和软件的制造商也应该在共同标准和共享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同时也要维持各自独立的品牌和方法。

包括共享的技术、组织和机构在内的为数字制造设立的基础设施应该得到支持。

我们还提供这些建议，重点关注社区内和社区之间的协作和知识共享：

提供在数字制造生态系统内部传播有效实践的机制，定期记录参与方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不断完善“数制”工坊宪章，使其更好地为管理、运营和发展服务——惠及参与方和数制生态系统。

把协作和知识共享建立在关于获取、素养、生态系统和社会风险的小协议的基础上。

我们围绕创建开放、健全的市场生态系统提出以下建议：

培养有效、开放、透明的，与“数制”工坊文化保持一致的市场和分销平台。

不断寻找并支持有前景的必备产品和服务，为该行业提供资金。

利用本地的、可重复使用的环保材料，开发可供理解、采购和构建的共享平台。

设计与数字制造相关的工作，使其可以公平处理争议并提供建设性解决办法。

为那些利益受到威胁的人制订计划，以保证数字制造的民主化。

当然，人是“数制”工坊生态系统的核心。以下是对于提高人的能力的建议：

明确、维持并扩大社区“数制”工坊及相关设施内部的导师和领导者数量。

认识到在开发数字制造技术方面需要个人和集体的共同投入。

并向哈肯致敬：

每个“数制”工坊都应该有一个厨房。

个人制造

路线图的第二阶段堪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电脑套件。在个人制造方面，人们担心这些数百万的早期个人制造者将成为一个幸运的、经过挑选的群体，因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留下来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建议：

促进家庭和小型企业数字制造的发展，开发既经济又直观的工具。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研究人员和“数制”工坊的先锋开发一些案例，说明个人如何在家庭和小型企业中拥有不同级别的“数制”工坊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使用3D打印机。为帮助实现此目标，我们提供以下建议：

与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观察员合作，关注小型企业和家庭中的早期采用者，记录新的使用模式并识别潜在的“速率限制器”和“加速器”。

制订协议和标准，使难以在当地生产的工业生产模块化组件集成到个人制造中。

跟踪新兴经济模式（易货贸易、商业化、开源、区块链等），以塑造既能可持续发展又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数字制造实践。

拥护组织不断地创造组织、机构不断地创造机构的发展趋势，同时，与不断地创造机器的机器共同成长。

无处不在的制造

第三阶段是通用制造，“数制”工坊的数量从100万到10亿。第四阶段是无处不在的数字制造，“数制”工坊的数量达到一万亿，数字不仅能智造（几乎）万物，还能智造（几乎）一切。对于注重技术的读者来说，最后两个阶段非常抽象。准确地想象人们如何用数字材料制作东西是很难的，更具挑战性的是理解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最终，应该使用集成的人文价值创建驱动这些技术的算法。因此，面对更广泛的受众群体，需要推进以下目标：

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通过数字和可编程材料创造出诱人的、令人向往的愿景。将透明度融入先进的数字制造技术和算法。

然而，即使有最好的想法，也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后果。风险缓解机制至关重要。现在，反补贴做法和既得利益减少，这些问题得到了最好的解决。

在数字和可编程材料开发过程中纳入风险缓解方法，这是最容易做到的。

我们总结的这些建议都是建立在其他建议之上的——社区制造所需的生态系统对个人制造仍然很重要，个人制造的模块化特性为无处不在的制造阶段奠定了基础。所有阶段都依赖技术和社会系统的持续创新而发展。其中许多建议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积极地付出努力并以平台和实践作为支撑，我们就可以共同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塑造（并不断重塑）我们所在的组织和机构。我们借用了“阿波罗9号”宇航员拉塞尔·施威卡特的一句话：我们不是第三次数字革命路线图的乘客，我们是船员。

（结论由尼尔、艾伦、乔尔撰写）

后记

当我们第一次提出写这本书时，我们的经纪人约翰·布罗克曼的反应是：“好主意！我们将失去三位作者。”当这种想法传到我们未来的编辑T. J. 凯莱赫那里时，他说了同样的话。我们向他们解释，三方合作不是偶然的，这对我们想讲的故事至关重要。

我们去看望母亲，跟母亲聊天，那时母亲的健康状况正在下降，《设计现实》的创作想法随之诞生了。她不再能够加入我们的讨论了，但我们的声音令她很高兴。在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职业方向完全不同，但正在数字制造的交叉点上相互碰撞。将我们的观察结果一字一句编在书里，理论上讲，都源于爱。

事实证明，写这本书更像是劳动，它是我们对第三次数字革命所面临的所有挑战和机遇的缩影的概述。在我们尝试到失败之前，我们从未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思维过程有多么不同，我们甚至不能写出一个简单的叙事线索。我们开始了第二次尝试，将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分成一系列的独立片段，成功地把想法分散。T.J.的评价是：“当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行驶时，转身回去永远都不会太晚。

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将我们的观点和方法统一起来，对我们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事实上，当我们告诉别人我们在一起写一本书时，最常见的反应是“你们没有互相厮杀？”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关于兄弟之间很难进行合作的故事。但最终，我们持有的不同观点相互碰撞，我们面临的挑战都为我们综合来自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观察结果做好了铺垫。

尼尔的职业生涯始于贝尔实验室。在那里，他使用激光和粒子加速器进行原子和核物理实验，这些基础的研究发生在不易造成广泛影响的郊区。最终，他还前往世界上一些最偏远的地区开办工坊，并帮助这些地区创建了科学和娱乐交流中心，这就像一个位于好莱坞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办公室，将严肃的科学融入大众传媒。

艾伦一开始在好莱坞和中国从事电影业。然后，他被游戏发行商美国动视公司招聘过来，最终他成立了工作室。他继续同库克湾部落理事会和白宫等合作伙伴一起搞研究，他们发现电子线媒体利用游戏进行学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从那以后，他为《科学美国人》杂志撰写文章，并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首席研究员，与比特和原子中心及智造基金会共同制作游戏。

乔尔在促进劳资合作和实施高绩效工作系统方面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随后他被任命为伊利诺伊大学劳动和就业关系学院院长、劳动和就业关系协会主席，以及哈佛大学法学院《谈判杂志》的编辑。他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协调参与方方面的工作促使他研究了“数制”工坊。从社会角度来看，“数制”工坊这一理念极具挑战性。

虽然“数制”工坊是我们都遇到的一个思路，但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尼尔做好了实战准备，开火，瞄准——经常以快速原型制造的精神率先尝试事物，但不能完全理解实战的后果，只是会在后来评估其影响。他在这里写了关于拉斯定律的文章，对“数制”工坊的功能进行多方位的表述，但这些灵活的功能仍需要被测试。艾伦生活在管理创意项目的世界，这些项目需要传递明确的愿景和信息，他坚持采用一致性的原则描述拉斯定律的整体连贯性。社会科学家乔尔想把拉斯定律变成一个可测试的命题，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做出积极调整以推动写作。

谈判中的分歧一直延续到我们的家庭餐桌上。我们在费城长大，但我们的父母在休假时，会带我们去亚利桑那州、牙买加和英国。在我们的青年时期，我们的父母鼓励我们探索世界，追随激情，并为他人的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而且，永远不要害怕一个糟糕的双关语（在这本书中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拉斯就是摩尔）。

跟别人谈论这本书时，他们会问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你们的父母做了什么？”我们的父母（沃尔特和格拉迪丝）都是劳工仲裁员、劳资关系教授，以及国家协会的领导人（乔尔进入了家族企业）。在餐桌上定期讨论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带回家的仲裁案件。这些案件需要证据评估、讨论并予以解释。同时，讨论和解释的过程也要求我们有技巧，有毅力，有幽默感。在那时，任何正在谈话的人都充满压力地深呼吸，为下一个准备发言的人提供开场白。这也是写这本书的感觉。

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在编写这本书时遇到的困难和分歧反映了我们每个人世界观中的相对弱点——我们相互指责的弱点。我们可以轻松地为技术、大众传媒和管理等领域的追随者分别写作，统一我们的背景比形成交集更加困难。但这就是第三次数字革命将要面临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