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1932年，进化论旗帜人物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的孙子阿道司·赫胥黎出版了反乌托邦名著《美丽新世界》，描写了未来机械文明世界的景象。在那里，人们安居乐业、衣食无忧，但一切都被标准化。人类在孵化中心诞生，分别从属五大贵贱不同的种姓。管理者用试管培植、条件反射、催眠、梦境疗法等“科学”手段，严格控制人的性格，让他们用快乐的心情去执行自己被设定的社会角色和消费模式。这样的主题后来在《黑客帝国》等作品中不断复现，成为现代思想者不可回避的话题。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说：“在《1984》中，人们被对痛苦的恐惧所控制；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则被对快乐的盲目追逐所控制。”而未来的人工智能社会将是哪一种？是会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形成全新的世界，非痛苦或者快乐所能描述，还是继续延续人类永恒求索奋斗的主题？

智能革命，是堪比工业革命的第四次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时代中国被动落后不同，今天，中国是以领先态势，主动驾驭着这场革命。正如无人车之路在挑战中开拓，智能时代也在混沌中清晰起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这场变革中占据制高点。

如果我们把视线抬得更高，面对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又不能不有一些忧虑。细心的读者应该能感受到，在本书各章节的热情之中都隐藏着一种关怀。我们提倡起跑线上的人工智能教育，因为担心起点上的不平等；我们描述未来的新人类，因为希望每个人都掌握智能时代的生存技能；我们仔细构想首席人工智能官能做什么，因为希望众多企业能在大变革时代协同进步，保持经济生态平衡；我们知道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将助力中国制造强势升级，但也不能不担忧新的产业危机。

纵观历史，技术进步起先总是被少数人拥有，甚至成为制造不公正的武器，其普及过程充满曲折与不确定性。这其中固然有拥有者的自私因素，但也有后进者的迟钝以及人类天生的族群竞争使然。人工智能也会如此吗？

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个有趣的回答。农村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的频率远超PC互联网，因为前者容易得到，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即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与互联网基础设施一起普及了移动互联网。在这个领域，人们更平等一些。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作为一种流动的资源，与移动互联网一样，也天生具有穿透性和普适性，只要通过一部联网手机就能触及。

每个人都将遭遇人工智能，区别在于个人的准备程度。人工智能作为新的工具，究竟会创造一个怎样的新世界？一切有待努力。中国人曾经于无声处兴起了一场浩荡的“勤劳革命”，惠及亿万国民甚至是世界。面对智能革命，勤劳的人类能否再一次做好积极准备？

数字鸿沟

吴军的一个说法在网上流传：智能时代只属于2%的人，其他98%的人都会成为落伍者。看到这个数字，人们很容易想起2010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者打出的口号是反对1%。未来有可能是掌握金融资本的人占据了1%，掌握人工智能资源的人占据另一个1%。本书无意论述那场占领运动，这里只想说一件那场运动之后不久出现的惊人一幕。

2012年10月末，飓风“桑迪”席卷美国东海岸，海水倒灌，600多万人无电可用。繁华的纽约市一片汪洋，下曼哈顿区25万用户遭遇断电。但是却有一幢大楼灯火通明，孑然独立，那就是位于纽约市曼哈顿西街200号的高盛大楼。

这幕景象引发了不少民众的愤怒。彼时占领华尔街运动刚刚被强行结束一年，美国仍然深陷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不景气中，就业低迷，人们对华尔街充满怨气。而高盛则是华尔街金融资本的首席代表，在全世界兴风作浪。黑云压城城欲摧，兀自闪亮的高盛大楼与周围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幕看上去是个多么好的象征：百分之一就在那里，哪怕周围洪水滔天。

但高盛发言人立即解释，“我们不是唯一有电的大楼，但我们的确有发电机，现在完全是自己给自己供电”。他想说的是，高盛大楼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在闪亮。

这大约也是现代社会的隐喻：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站在金字塔顶尖，有人依靠权势、有人依靠资本，也有人依靠才能或技术。高盛本身就是非常善于利用数据和机器智能的金融公司，代表着华尔街与美国东西海岸高科技产业力量的结合体。相比美国已经陈旧的基础设施，高盛却独善其身，掌握着大量资源。

奥巴马总统在任时，美国高新产业高速发展。然而到了总统换届时，代表高科技势力的民主党却遭遇了滑铁卢，尽失总统宝座与两院控制。有资深评论家指出，在这场大选中，围绕特朗普涌现出了所谓的“白人抗议”现象。对民主党发出抗议的白人都是那些高校和高新产业之外的白人工作者。早有专家指出，美国金融资本不受限制地扩张，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严重失衡，制造业被挤压出局，金融资本与信息高科技技术结合，愈发加剧了这个失衡，终于带来恶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痛心疾首地说过一件事情：

2010年，当哈得逊河道底下亟须一条新的铁路隧道时，新泽西州州长却突然取消了这个当时美国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耗资巨大的隧道项目却接近尾声：Spread Networks隧道贯通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山脉。不过建设Spread Networks隧道的初衷不是为了载客，甚至也不是为了运货，而是为了搭起一条光纤，可以把芝加哥期货市场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之间的通信时间缩减3毫秒。铁路隧道项目被取消了，Spread Networks隧道却修建了起来。谁在乎这3毫秒呢？答案是股市里的高频交易员，他们靠比同行快几毫秒的速度买入或卖出股票来赚取差价。这个现象可以告诉你，如今的美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社会正在把过多的资源分配给金融投机交易，导致产业严重失衡。

高频交易或者闪频交易，正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投机方法，需要硬件、算法、人才全方位的支持才能做到。在算法方面，它不仅要求把资深金融交易专家的策略转化为算法，还要求这个算法尽量高效，能够比别人的算法更快地得出结果，而且算法能够自适应环境，根据外界条件变化调整参数和概率，这已经是一种比较发达的机器智能了。茕茕孑立的高盛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为此招募了顶尖的计算机团队。类似高频交易的技术，不仅帮助金融大鳄远远甩开一般散户，也屡次因为机器出错，导致股市闪崩，极大地加重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教训值得全世界深思。数字技术在美国发展久远，人工智能技术是这一技术的最新延伸。数字与智能技术本身不是导致失衡的罪魁祸首，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不科学的经济政策结合却会加速失衡。而普通民众则是失衡后果的主要承担者。

美国2016年大选结果体现的东西部州与中部州及东北铁锈带的鲜明对立，描绘的不只是政治对立，某种程度上，描绘的正是数字鸿沟。

当然，鸿沟不全是由数字技术造成的，只是被数字技术深化了。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风靡一时，受到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大力推荐。该书以令人信服的数据证明，几十年来，世界上的收入不平等在扩大，资本回报大大超过了普通人的劳动回报。马克思早已描述过的不平等生产关系一直延续下来，似乎没有什么改善的迹象。联合国的《2016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数十年来全世界主要扶贫成绩都发生在中国，其他国家乏善可陈。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以维持高利润为目的，而不是直接以提升人类福祉为目的，于是制造了大量的剩余人口或者说是失业大军。他们随时等待被雇用，以替换失去剥削价值的工人。但在智能时代，剩余人口的含义也许会发生变化。

人类还能做些什么

很多人尚未意识到所有单一技能的职业都可能被机器代替。语音识别代替速记员的事情最近几年就会发生；现场同声传译只是因为受限于麦克风阵列硬件发展，还需要时日；电子警察比保安更有效，很多小区里摄像头车牌识别已经代替了以往的刷卡进出；电商、快递业的人工客服已经被机器取代。倒是出租车司机可能会晚一点被淘汰，无人车并不容易在10年内取代人工。

亚马逊的“无收银员超市”让血拼族一片欢呼。在这里，顾客只要安装了特定App，就无须排队，无须柜台刷卡，拿好商品就可以走人。传感器会自动识别顾客带走的商品，计算价格，并在顾客离开超市时自动从用户银行卡上扣款。有人戏称那种购物体验就像自由抢劫一样，让消费者大呼过瘾。

这当然是消费体验升级。但悖论在于，智能超市在造福购物者的同时，也让收银员失去了工作，进而减少了购物能力。仿佛量子态坍塌现象——量子以波的形式存在时才能被发现，但是当观察者观察时，量子必定存在于一个确定的位置，于是原来的量子波坍缩为一点，此时量子表现出粒子性，人也就无法继续观察——技术与幸福的关系也是如此，当你看见了幸福的同时，背后就有些事物在发生坍塌。

除了收银员，欢欢喜喜购物的律师、新闻编辑等白领可能也幸运不到哪里去。他们的岗位也可能会被代替，至少基本的法律分析和通稿写作在一些公司已经由机器执行了。

就在2016年底，俄罗斯最大的银行Sberbank（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宣布推出机器人律师，用于处理各种投诉信件。这将导致大约3000名在银行工作的法律专业人士被炒鱿鱼。Sberbank执行委员会副董事长Vadim Kulik（瓦迪姆·库利克）说，未来所有的常规法律文件处理都将自动化，只需要律师处理那些紧急的法律程序。

在未来，可能只有那些需要直觉、需要创造性的非标准化工作，如艺术设计、规划组织工作才不可替代。

失去购物能力倒也不是很要紧，因为购物本身可能也不需要了。马克思认为剥削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进而引起消费低下、需求不足，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并崩盘。而智能时代，高效的机器生产可以满足更多人口的基本需求。工厂主可能连“剥削”人的意愿都没有了，因为机器人可以比普通工人工作得更好。失去购买力的人口也可以从机器生产的丰盛中分得基本福利。

新的人类工作机会确实会被创造出来，比如无人车交通管理岗位，又如亚马逊已经拥有5万名为数据打标签的工作者。

那时，衣食无忧的普通人类可以实现马克思“上午狩猎，下午钓鱼，晚上研究哲学”的自由生活了吗？也许可以，但可能会缺少自由的心情，因为你不能创造价值，不被需要。人的一大基本需求就是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没有价值的人会进入怎样的消沉状态？或许他们会重新组成一个圈子，如同地下城一般，有一套不同于智能世界的生活方式。

地下城的想象有些遥远。短期内，剩余人口的增加将是一个现实问题，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会有新的劳动保护法条款出台，比如规定每个企业雇用的机器人与人工比例不能少于一定标准等。但当务之急可能是升级社会职业培训，为普通工作者提供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职业教育。

美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挑战，2016年12月白宫发布《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为应对就业市场的变化提出了战略性建议，比如：

要为教育培训投入巨资，教育和培训美国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指导，以引导他们进行工作上的转换，同时赋予工人权利，确保广泛共享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收益。

建议很美好，但考虑到美国政府即便在医改计划执行上也举步维艰，能否有效应对智能革命，还有待观望。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图灵奖得主John Hopcroft（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2017年初预测，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的兴起，未来美国劳动力规模可能需要缩减50%。

中国能为改善不平等做些什么？数字时代，能否在技术手段的帮助下缩小鸿沟？我们在此仅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人工智能教育大脑应该被投入职业培训中，让机器辅助普通工作者学会与人工智能打交道，学会在人工智能时代寻找工作价值。

政府当然应该出台相应的保障措施，但关键还在于对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善。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高新产业未能反哺制造业，而是与华尔街资本结合，在全球寻找利润，加深了美国内部的数字鸿沟。中国制造业发达，如果加以指引、支持，求得总体主动的脱胎换骨，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平衡生态。

已故著名匈牙利裔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把一切数字化、理性化，并挤压“人性”，尤其是将市场凌驾于社会之上，而非让市场嵌入社会，所到之处，把一切社会性关系驱赶出去。比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实质是为了生产羊毛商品而驱逐农民，从而毁灭乡村社会秩序。这一切引发了人道灾难，也导致了一个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包括对福利的争取、对劳动保护法的追求等。经过几百年的动荡和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才达到了生产与福利的基本平衡。

温故知新，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借鉴。今天，我们观察到这样的平衡再次遭到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把眼光投向中国，从马丁·雅克这样的战略学者，到凯文·艾什顿这样的技术专家，都对中国的发展报有极大希望。中国高效的政府和民间追求发展与公平的强大传统都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坚持认为“有为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保障。面对智能革命，“有为政府”需要把握好轻重缓急，重点领域的竞争与升级不能放缓，但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需要做好平衡，把转型期的社会波动降到最低。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期间，中国政府结合社会力量，兴办了比较成熟的再就业培训体系。今天需要升级这个体系，引导普通劳动者熟悉智能技术并能学以致用。发挥社区街道作用，为居民提供智能生活讲座。甚至在基础义务教育阶段就为学生提供学习智能技术的机会。

大公司在技术发展中也要有社会担当。技术人员需要多思考社会责任，努力把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社会发展，而不是把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凌驾于社会之上。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尝试，比如用语音、视觉等方面的智能技术帮助落后地区群众阅读、帮助残障人士生活、为劳动力培训设计产品等。在这些方面，技术人才还需要多想一想，比如面向大学生和技术人员的在线教育平台能否尝试为普通劳动力提供培训？这一切都需要政府与企业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