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回到^“轴心时代^”思考人工智能

何怀宏

人工智能是人的产物、文明的产物。它象征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某个制高点，但对人类及其文明也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本文试图追溯一种人类文明的历史秩序来思考人工智能，也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尝试回答博古睿研究院项目组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回到长久影响人类的精神文明创建时代，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的“轴心时代”来思考人工智能。但这与其说是思考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不如说是思考人工智能将带来的挑战，思考人类自身，思考我们的本性、我们的价值观，思考人的进化和异化、人类文明的过去和未来。不过，这种反省的确又是由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刺激出来的。

本文主要从包含在中华文明中、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但我的确并不认为中国原初精神和哲学思想能给出对现代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大概任何一个文明的思想传统都不可能为现代文明的症候提供一种灵丹妙药，但又都含有对这一危机中某种因素的解药——假如我们能认真思考古典的思想。

回到轴心时代来思考，也就是回到人类最早的精神资源、回到较早的人类来思考。“后人类时代”的概念被提出，而我们对“最后的人”的思考也最好结合对“最初的人”的思考来进行。这里的“最初的人”是指最初的文明人，尤其是最初系统深入思考的人。

文明与中华文明

观察人类文明的进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轴心时代精神文明产生之前的某种“不约而同”和之后的“有约而异”。

在各个文明产生系统的精神文明之前，尽管它们在地域上互相分离，甚至完全不知道其他文明的存在，但它们之间具有相当多的共性。

文明大致有三层结构，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这种结构看来也是一种历史的衍生次序，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文明形态都能比较完善地达到这全部的三层。在近代之前，人类文明也并没有在全球连为紧密互动的一体，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观察。

自人猿揖别的人类历史迄今已有250万～300万年，而人类文明的历史只有约一万年。

最初的发展总是缓慢的。进入文明之前的各个原始人群虽然也有一些洞穴壁画、小雕刻等艺术的闪现，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如何生存下来，他们为了充饥，必须全力以赴、全员出动。

人类走向文明不能离开火。火给原始人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带来了熟食，从而促进了人的大脑发育和意识成长。而最早的文明不能离开水。文明自农业始。人类从以狩猎采集为主转向以种植畜牧为主获取食物和能量，而人需要喝水，畜养的动物需要喝水，种植更需要大量的水。最早的人类四大文明都是不约而同地分别从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西亚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以及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

而人类又花了一万年文明史的差不多一半时间来各自夯实自己的物质基础。

当人口和财富密集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政治秩序的产生就成为必要，而剩余产品的丰富和积累让一些人能够腾出时间来专门“劳心”，这也使政治秩序的发明和治理成为可能。到公元前3500—前3000年，在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创造了最早的有大量泥板文字可以印证其存在的城邦国家。后来又有埃及王国的建立。中国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也在走向国家，而到三代时期国家的形态已经趋于完整。

到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几个主要文明中，又出现了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富有创造性和长久影响力的精神文明，包括两个主要宗教性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犹太教和东方的佛教，以及两个主要人文性质的文明——西方希腊城邦的思想文化和中国先秦以儒家为最突出的诸子百家。

以上物质文明的成果在今天大多被消耗了、遮盖了，其粗放的技术也被远远抛到了后面。政治文明制度的基本因素虽然保留下来了，但任何一个曾经烜赫一时的王朝、国家、帝国也都化作烟云了，只有这几大精神文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分出了不同的文明源流。

希伯来先知开启了一种一神论的宗教信仰传统，在后来的2 000多年里，这种信仰传统不仅维系了一个民族在多次亡国甚至可能亡族的危机中的延续，而且使自己的民族至今仍然能够生存下来，甚至重新建立一个国家。但更重要的是它对后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从经典语义上而且从思想精神上给了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重要的资源。佛教虽然在印度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受到了限制，但它对世界包括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希腊城邦的思想文化在罗马、拜占庭时期继续传承，到近代又重新复兴，参与塑造了现代的西方文化。而中华的精神文明不仅持续不断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延续和发展，而且影响了朝鲜、越南和日本。

在物质文明开始的阶段，各个文明之间的差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初始政治文明的许多要素看起来也是共同的。各个文明之间的差异大致产生于精神文明出现的阶段，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在引领不同的文明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指精神文明的差异，而且是指因为精神价值取向的不同，最后物质生产与政治制度出现了很不一样的面貌。

所谓系统的精神文明出现之前的“不约而同”或者说“相隔而同”，这些相同或相近有空间和地理上的，比如都靠近河流，也有心理上的，比如那时的人们心中都有神灵，这是传承自文明之前的原始人的。心中有神灵的人处处都感受到自己的限度，产生某种敬惧，感觉有无数有别于人与超越于人的存在，知道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是很有限的。还有发展时间上的“不约而同”，这也许反映了某种文明自然生长的节律。

所谓系统的精神文明出现之后的“有约而异”，首先是指各大文明的精神创造各自有着自己的特性，或从崇拜多神走向信仰一神，或从更相信神灵走向更偏重人文——但无论古代希腊罗马还是古代中国，都还保留了神灵或至少为世俗的、被统治的多数保留了神灵。其次，这种在精神上的发明创造，也和一部分人群有了一种稳定的精神上的联系和契约。这种契约是一种内部的契约。这些人不再是血缘、物质和政治上的联系与聚合了，还有了一种精神上的聚合。这就使各个文明的随后发展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特征，有了不同的方向。当然，这种精神上的影响并不是即刻起作用的，而往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但一旦被确立，也能起到长久的根本作用。

我们的确得承认，精神文化需要有它的物质基础。从时间或演进的角度而非从空间和地域的角度定义文明的类型也主要是通过物质的文明。从物质的、可见的形态看，人类文明主要有两大类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还能容纳过去的群体狩猎采集。在农业文明时代，也还有亚类型的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等，它们构成一种流动性，但在规模和性质上无法与农业文明对等。而在工业文明时代，今天也许还可以分出一个高科技文明的阶段。工业文明将过去的物质形态文明清理得相当彻底，不仅像群体的狩猎采集、游牧文明几乎不复存在，农业文明也被工业化和高科技化并置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

但是，无论哪一种文明，它们开始都是与神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神灵，就不会有文明的诞生。即便是原始的宗教也是精神性的，在没有分化出人文，只有它在传承似乎粗陋的精神的时候。而在分化之后，它也还长期是最重要的精神文化。文明渐渐将“神”与“灵”分开，又将“唯一的神”与“众多的神”分开。近代以来，最初，心中视外界为“万物有灵”的人渐渐演变成了今天自视的“万物灵长”。

我在这里想推荐一个曾经帮助我记忆时间和节律的简要线索：“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从现在上溯，也就是约一万年之前，人类进入了一个“物质文明”的阶段，也就是在几个大河的流域各自进入了农业文明。而这一万年的一半，即在5 000余年前，人类则开始进入一个“政治文明”的阶段，在一些农业文明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了政治秩序，出现了国家；再一半，即在2 500年前左右，一些地区则又进入了“精神文明”的阶段，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的“轴心时代”。

最后的一个“一半”则和中国有关，也就是1 250年之前，就是中国的盛唐，即公元750年左右，中国的国家实力和社会富裕程度达到了一个巅峰。但就在几年之后，中国就发生了“安史之乱”。根本不知战争为何物的老百姓像“两脚羊”一样被残酷地杀戮，死了3 000多万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即便在冷兵器和相对于今天高科技的“低科技”时代，文明也是脆弱的。当然，在农业文明时代，文明不可能被完全摧毁。

中华文明在农业的兴起和国家的形成方面或许不是最先的，可能要比其他文明出现大规模的农业和国家稍晚一些，但在精神文明方面，则在孔子之前就已有滥觞，我把它叫作“周文”。它发源于西周代商之际，如文王演绎八卦为六十四卦，周公对政治的反复诫命，尤其是周礼的形成和完善，已经为儒家和其他派系的人文思想开了先河。

这里也许需要说明一点，在对尧、舜、夏、商的文献记录方面，是经过了周人对古代传说的整理的，其中刻下了周人人文思想的诸多印迹。在五帝直到殷商的真实历史中，神灵对政治的影响大概会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更为强烈。原始人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神灵，农业文明中的人时时刻刻能感受到“天”的限制。诸种文明中的“最初的人”很难设想在自己的信念中不依靠一种神灵的秩序就能建立一种政治社会的秩序。

中华文明是一种将农业文明发展到极高水平，也将其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精神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文明。从制度理念上，我们可以用王国维概括的西周肇始的道德制度之“尊尊”“亲亲”“贤贤”来说明。“尊尊”是对等级差序的尊重，以维系天下的稳定；“亲亲”是对自然血缘关系的亲近，以保障社会的和谐；而“贤贤”则是对德行和才能的奖掖，以刺激社会的活力。

近代以前，除了地中海世界的几大文明之间有较密切接触和交融，其他文明都是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中发展的。近代以降，人类文明终于通过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融合在一起了，如此就有了文明的密切交流，但也有了文明的激烈冲突。无论如何，现代人类文明还是可以看到一种主流的存在，甚至在不同社会的价值观方面也开始有了一种“趋同”，比如平等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价值取向。

这是在西方率先出现的潮流。西方曾经吸收希腊罗马人文理性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两种传统，以其追求彻底的性格把握两个极端，宗教精神一度君临一切。但在近代，西方关注的重心则转向人间社会和控物能力了。17世纪初，培根曾感叹此前2 000年人们没有太关注物质方面的求知，他预告了时代朝向物质科学的新潮流和新方向。仅仅过去了400多年，我们就看到人类在科技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以及科技参与推动的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工业文明将人类带入了一个以此前难以想象的速度变化并彻底改造了社会生活的新时代。

迅速消逝或正在消逝的农业文明自有其意义。它更接近大地，更接近自然。它没有对物质生活要不断提高的渴求和焦虑，没有对技术日新月异的惊喜，没有经济崛起的奇迹，但也常常是不愁温饱、丰衣足食。人除了会关注物质生活，也会关注其他东西，关注一些可能更符合人这一身份的方方面面，比如家庭的亲情、邻里的关照、手工技艺的精湛、商业口碑带来的满足、艺术的欣赏和创造等。即便是在农业社会，中国也还是有精美的物品，既有亭台楼阁、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也有市井的繁荣、小康甚至非常精致的生活。在西方也有美妙的音乐、壁画和宏伟的大教堂。农业文明节制了人们的物欲，让社会保持了一种精神性，也为人类的生存保持了一种长久之道。

中国哲学的相关思考

传统中国哲学是基于农业文明和农业生活方式的。孟子的“为民制产”描绘了这样一幅生活图景。士人们多来自乡土，也回到乡土。下面我想说说中华精神文明的诞生时刻，即春秋战国期间的几位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谈谈他们与人工智能的相关思考，也分析他们之间的一些差异。这种思考主要是围绕着天人关系、心身关系展开的。

“天”在中国哲人那里有两解：一是冥冥中的超越之“天”；二是自然之天，指整个自然界。这两者又是常常联系在一起的。人文主义的儒家和道家都不敢说知晓那超越之“天”究竟是什么。中华文化并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明晰的宗教体系，但这“天”是存在的，敬畏是存在的，它以“天意”“天命”“天道”在发挥着作用。无论哪一种“天”，都构成对人的作为的限制。人并没有无限的可能性、无限的可完善性。人类的历史、文明也并没有无限的可能性。人面前并没有无数的道路可以选择，甚至有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人要自知其有限，最好是顺应自然、仿效自然，不破坏事物的自然过程。道家甚至希望人尽可能地回归自然、融入自然。

儒、道两家都讲顺天，顺应自然，但道家尤其是庄子还反对人伦教化乃至政治秩序。在天道方面，道家也主要取自然的收敛之道，甚至从源头上就收敛。儒家还取自然的生长之道，也讲究人伦教化，但这种人类也是“自然的”人伦——儒家最重视的是基于人伦血缘的“亲亲”关系。总之是尊重自然，没有征服自然的打算。“天人合一”即便说目的是在顺天为人，途径也还是顺天、敬天。这和现代高科技试图改变甚至颠覆事物的自然进程完全不同。

农业文明肇始的时代，人们使用的工具相当简单，常常只是身体器官的自然的、可见的延长。即便后来人类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人类对自然的改变也还是有限的。虽然种植和畜牧不再是狩猎采集现成的自然物了，各种被种植的植物和被畜养的动物的属性也会慢慢发生变异，人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它们应该“择优而存”，但这种变化没有改变太多事物的自然进程。

除了外物，中国先贤也常常感受到存在于自身的“物”——肉身。中国哲学是一种强调身体及其感受性的哲学，但它并不是要去努力满足身体的各种感官欲望，而毋宁说它是要认识到人因其身体的感受性而具有脆弱性和有限性的特征，人才能追求符合人之为人的生活。作为碳基生物，人的身体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肉身就需要物质的营养，就会产生各种欲望，除了基本的“食色”，还有更高的“权钱名”等；二是有了这种有限性，人才会渴望无限，也使基于这种有限性的德行和艺术美焕发出特别的光辉。

我们就以儒家最看重的一种德行“孝”为例。人为什么要孝敬？从身体的角度看，一是我们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有一种身体或者说血缘上的联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二是人刚生下来时并不能够独立生存，需要父母的抚养，孔子说三年守丧，因为父母至少要含辛茹苦哺育你三年，你才能“免于父母之怀”。即便孩子稍微能够生活自理，而后父母还要花费大量的抚养和教育时间。所以，孔子对弟子说，如果你连三年丧都不守，你觉得安心，就这样去做吧，我无法安心。三是，人都是要老的，老人也会衰弱，进入难以自理的年龄，必须“有养”，需要儿女的照顾。而且他们不久就可能告别人世，父母年高，“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人都是要死的，不要等到“亲不在”，不能孝敬奉养才意识到这一点而后悔莫及。“慎终追远”，这种孝敬既是一种属于人的精神感情，如孔子所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但又是基于身体感受性的。

中国哲学是一种强调身体及其感受性的哲学，但它并不是要去努力满足身体的各种感官欲望，而毋宁说它是要认识到人因其身体的感受性而具有脆弱性和有限性的特征，人才能追求符合人之为人的生活。

儒家对人的有限性以及多数的有限性是有充分认识的，人要受到自然的限制，受到“天命”的限制，多是来自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本身又是通过身体对外物的感觉和对原则的直觉，也就是通过“体知”或者说“体悟”获得的。

人的感受性也就是脆弱性。这种感受性表现为：一是人不能直接承受打击，小的打击造成人身体疼痛或残损，大的打击甚至会使人身亡。二是人必须不断摄取营养才能生存，而人最后也逃脱不了死亡。换言之，这种身体的感受性也是一种脆弱性，但正是这种脆弱性催生了政治秩序，催化了德行和艺术。这种脆弱性也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文明也就建立在这种脆弱性的基础上，人类文明本身不管看起来多么强大、多么了不起，它实际上还是脆弱的。我们可以考虑特别短暂和有限的东西如何与特别长远和无限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特别肉身的东西如何与特别精神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人的脆弱性和有限性，人们才努力在家族的繁衍、艺术和宗教的创造中去追求永恒与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