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令人惊异的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看法也与此相近，《斐多篇》阐明如下观念：生命有灵魂、肉体两部分，肉体是卑贱的，妨碍灵魂认识理念；死亡是两者之分离，肉体虽然朽腐，灵魂却能不灭，且因为摆脱肉体的束缚，反而可以直接面向理念，获得真理。不灭的灵魂可以轮回再生，基于轮回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断言，知识依靠回忆，灵魂在寄入新肉体后回忆其原有的知识。

实际上，灵魂是与肉体相分立的实体，此为东方与西方文明关于生命的共同根本看法，比如印度宗教有所谓灵魂转世说。大略可总结西方宗教、哲学之生命观如下：灵魂、肉体是可分离的，肉体是卑贱的、必死的，而作为生命之决定性因素的高贵的灵魂是一个实体，是不灭的，人死后，灵魂可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轮回、复活或转世。人的理智正在此实体性灵魂中，灵魂的核心功能正是理智。由这一宗教信念，衍生出了西方人关于生命的如下观念。

第一，就肉体而言，人是物性的机器，其运动跟天体运动、钟表机械的运动没什么差别，可通过对肉体之物理学、化学的研究，掌握肉体运作之机理，由此生发出实体论或者说是机械论的生理学、医学等。

第二，理智可实体化为某个特定物质器件的运作。人的意识寄存、生成、活动于人体内某个确定的实体器官中，一般认为是脑。意识就是大脑运作的产物。透过研究脑部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结构及其运作，即可掌握人类意识的秘密。由此发展出其实体论或者说是机械论的心理学等学科。

基于上述观念，西方人对头颅移植手术充满期待，知识在头脑这个器官中，则通过移植头颅，即可把其中储存的知识或者算法植入另一个体。也正是基于上述观念，西方人相信可以造出强人工智能。首先，可以通过剖析了解人的肉体，仿造与人相似的肉体。当然，肉体不是最重要的，强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其自主意识。西方人相信人工智能可有自主意识，乃基于如下认知。

其一，灵魂是实体。灵魂是实体化的，其功能是理智，按可计算的逻辑运作。故神造人、人造人工智能都可分为制造肉体、灵魂两道工序。

其二，实体性灵魂是可制造的。灵魂既为实体，则可由绝对主体制造：神吹自己的气给亚当，亚当就有了灵魂；人把自己已掌握的知识、算法储存到某个实体机器中或将其寄存在一个物理组件中，即可以构成人工智能的灵魂。

其三，灵魂是可完备的。神的生气当然是完备的，神吹生气给亚当，亚当当然是成熟的，具有完备的理智。这就解释了亚当被造出时是成年人，甚至夏娃被造出时也是成年人。西方人也因此相信，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吹”入人工智能，则人工智能被造出时，即在成年的成熟状态。

其四，灵魂可植入。灵魂、肉体尽管需要分两道工序制作，灵魂尽管是被从外面吹“入”的，但肉体和灵魂两者似乎能立刻融合而不发生排异，储存在灵魂中的逻辑、知识能立刻支配碳基体的活动，使人的自主意识立刻达到完备、成熟状态。西方人据此相信，人也可以把其所制造的灵魂输入硅基体，其知识、算法会立刻支配硅基体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

基于以上认知，西方人倾向于相信，人可以造出超级人工智能灵魂组件，并输入某个专业的全部知识及其算法；而且只要此组件的存储和运算能力足够强大，可储存人类今天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及其算法。把如此实体化灵魂植入硅基体，此硅基体即可成为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达到人的知识和思考水平，甚至超过人，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在其有意识的第一刻起，便在完全成熟的程度。如此强人工智能的降临是突然的，如同奇迹一般，也如同神的降临一般。

人的恐惧正因此而生发。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最大的恐惧是人如同神。人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工智能，人最大的恐惧是人工智能如同人。当然，人成为神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人是多，神是一；把所有人的全部知识集于一人，其人才能如神，但这显然不可能。但人工智能成为人甚至超过人，被认为是极有可能的。人可通过技术手段将其所有知识集中于某个单体人工智能，或将所有人工智能连接于一个知识云，则所有人工智能个体可即时共享人的知识及生产技术，则每个人工智能的能力必将远远超过任何单个人类，或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族类的能力将远超人类。这就是所谓的“奇点”。这个时刻之所以令人恐惧，是因为，人工智能具有上述意识必定是无情的，甚至对人有敌意，理由已于第一节论及。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为回答这个问题，人当反求诸己，反思人的意识究竟是什么，何以生发。唯有中国圣贤对此等问题的探究平实、中正，因其以人论人，而非从神论人。

以人论人，则人的生命乃由其父母所生，故生而幼弱，最为重要的是，其生而所有者，除了智之外，还有情，并且后者更为重要。如孟子所观察到的人类基本现象：“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章句上》）人生而完全无法独立生存，唯有依恋父母，方得以存活。故人的首要能力是情，首先是依恋父母，也即爱父母、敬父母之情，并以此为本，逐渐发育出更丰富的情。在人生过程中，情于人的生命展开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比如，男女相悦之情让人类得以繁衍。

因此对人而言，情与智打成一片，浑融不分，是为“人心”。圣贤论人，总是论“心”而非“脑”。更进一步，圣贤以为，人心不是一个实体性器官，而是生命的一种功能，王夫之曰：

《内经》之言不无繁芜，而合理者不乏。《灵枢经》云：“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荣，荣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是则五藏皆为性情之舍而灵明发焉，不独心也。君子独言心者，魂为神使，意因神发，魄待神动，志受神摄，故神为四者之津会也。然亦当知凡言心，则四者在其中，非但一心之灵，而余皆不灵。孟子言持志，功在精也；言养气，功加魄也。若告子则孤守此心之神尔。

《灵枢》又云：“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亦足以征有地气而非有天气矣。德无所不凝，气无所不彻，故曰“在我”。气之所至，德即至焉，岂独五藏胥为舍德之府而不仅心哉？四支、百骸、肤肉、筋骨苟喻痛痒者，地气之所充，天德即达，皆为吾性中所显之仁，所藏之用。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思问录·外篇》）

王夫之非常重视孟子这句话：“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章句上》）形色即人的完整身体。神造人分两道工序，天生人则一次性完成，故人的身心为一体。《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所生者乃完整的身，在其中，身心相与，互涵互容，“四支、百骸、肤肉、筋骨苟喻痛痒者”皆心所系属：舌感美味而心起喜悦之情，目见美色而心生悦爱之情，肌肤筋骨遭外力打击生疼痛之感，心必有愤恨之情。人而无身，则心之情无以生发。故《大学》论人之成长，虽有正心之目，终以修身为本。人以其完整的身立于人中，行于世间，故有智亦有情。简言之，人有心，故可能怨人、恨人，更可以爱人、敬人，而生发世间万象。

由于预设世界的两分，西方哲学界把认识作为头等大事，两千多年来对其做了细致入微的讨论。然而，这些讨论全部存在严重偏差：其所认定的认识对象始终是物，其所认定的认识器官始终是头脑。柏拉图所想象的灵魂，以理智为主，另有激情和欲望，其所谓激情，不同于本乎依恋、爱敬父母之情而各种人情，且最终以理智为最重要依据。人凭借理智认知外物，并与人相处。理智之存储器官即是头脑。

然而，对人而言，最基本的事实是：人是人，且生活于人之中。因此，人的认识一定是首先面向人的。人的意识绝不只是以头脑感知外物，进而对其进行理智推理、计算，而首先表现为以心感觉人，又由心动身，形成彼此的情感互动。对人生而言，头脑的理智当然是重要的，但终究是次级的，情感驱动并运用人的理智才是更重要的。^[4]人是因为情感而得以存在的，并且主要依靠情感构筑和维系人生存中必不可少的人际关系。而情感的生发是合内外的，身和心共同发挥感、应和功能。情乃感于身而发乎心，且又以其身感人，如“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5]等。两个空荡荡的灵魂是不可能相互感动而有情的，两台冷冰冰的金属或塑料机器同样不能。

以此论人工智能，人类还能造出如人一样的人工智能，即强人工智能吗？恐怕这时只能给出否定的答案，除非某一天，人可造出碳基体一样的硅基体，且将人工智能的灵魂融进此硅基体中。只要人工智能的灵魂和身体分为两道工序制造，则可以断言，其不可能具有人一样的意识。它的中央处理器可以植入海量的知识，拥有强大算法，但与其硅基体终究不是一体的，也就不会产生情感，因而也不会产生自主意识。人工智能的硅基体与其中央处理器终有一间之隔，如同全身麻木或瘫痪的人。这样的人工智能其实很难有完整的自主意识。自主意识绝不只是理智计算，还需要有情感。只有理智，没有情感，不可谓为自主意识。

如此人工智能是不能爱人类的，这固然令人遗憾，但它也同样不会对人有恶意。西方人之所以恐惧强人工智能，就是因为其想象人工智能对人有恶意。然而，恶意是一种情感，如果人工智能本无情感，又怎么会对人类产生恶意呢？灵魂、肉体两分的人工智能终究只是无情的工具，人类为什么会对其产生恐惧？固然，这由人的理智之有限性决定，任何人造物都有缺陷，会产生人所无法预料的风险，由于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能力，如果人类无法预知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后果可能很严重。但这种风险并不出自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并不来自其恶意，这一点至关重要。西方人通常会忽略人的情感，只重视意志和理智。但当论及人类面对他者时，西方人又想象他者必求自保而生恶意，他者的能力越大，恶意越大。一会儿无情，一会儿有情，这种认知是自相矛盾的，将其应用于讨论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也是不成立的。

假如有一天，人确有能力造出能融进碳基体的硅基体，人工智能有心，在有智之外也有情，那又如何？届时，人其实可以更为放心。

强人工智能有强大能力而无自主意识，风险当然是巨大的，仅从外部加以控制，成本巨大且未必奏效。若强人工智能有自主意识，则情况可以大为改观：人可与之沟通，生发相亲相爱之情，人工智能的风险反而更有可能被控制，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也就转换为人类所熟悉的社会关系。

在此我们需要讨论所谓自主意识的性质。就事物的性质而言，自主意识不可能是一次给定且成熟的，必定是通过自我成长而具有的。被一次性给定并处在成熟状态者，只能是给定者的奴隶。凡所谓自主者，必定是自我生成的，即通过自我尝试、学习、反思而逐渐显现、定型其独特认知和回应外部世界的模式，自我生成者才可被称为自主的。西方人之所以妄想自主意识可一次性给定，完全是因为其迷信神造人，被造者处在成熟状态的神话。一旦抛弃这一神话，回到人本身，即可发现，生命必定呈现为成长的过程，自主意识随着生命发育而逐渐形成。现实中可见，人类的自主意识是随着其生命成长而趋于成熟的。因此，亚当的意识根本不可能是自主的。

如果人工智能具有自主意识，那必定不是由人类一次性给定的，此为自主意识之内在性质所定。此成长性既可以表现为个体的成长，也可以表现为人类的成长。最有趣的是，人不可能在真空中、在荒野上成长，必定成长于同类所构成的世界中，成长于人际关系中，在这里成年人可以发挥启发、引导、规范未成年人行为的作用。但这并不妨碍未成年人由此所形成的意识是自主的，此为自主的辩证法。把人置于荒野之中孤独徘徊，根本就排除了人之为人的意识生发、成长的可能性，又怎么能形成自主意识？

至于人工智能，其自主意识必定成长于与人的互动中。只要人工智能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人就可以在中途介入，启发、引导、规范，甚至可以采取某些惩罚措施约束人工智能的发展。只要强人工智能不是一次性造就的终极状态而是需要成长的，人就可以从容地找到与其互动的办法，可以与其共同成长；即便其真的可能对人有恶意，也可以引导其自我反思，以至实现自我约束。具有自主意识的人也正是由未成年人成长为成年人的，此过程塑造了其适应人际生活的道德倾向，使其大体上具备与人善意相处的意识和能力。

论及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西方人之所以充满恐惧，是因为西方人不敢肯定人工智能拥有自主意识后，其道德倾向是否向善，甚至断定其必定是对人有恶意的，而且不可改变。然而，这种听起来可怕的想象，不过是西方人的人性论、人际关系观之投射而已，而非人之实情。如果人工智能可以有自主意识，那么，其从不成熟成长到成熟的过程，必定依赖人，或者人可以主动与之互动并加以引导，如此的话人工智能完全可以逐渐养成特定的道德倾向。当然，这种道德倾向是什么，取决于人类自己。

简单说来，如果人工智能确有自主意识，则必定是可感化、可教化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曾多次讨论美德可否可被教化，未有定论；西方宗教则干脆断定人不可教化，只能强迫其服从命令。此种对教化的怀疑和否定，源于其虚妄的生命观：人被造，造而为成人，则无所谓成长。然而真相是，人被生而有生命，生命必经历成长方趋于成熟：最初在与父母、兄弟的相亲相爱关系中，自然养成孝悌之情，并逐渐养成普遍的爱人、敬人之情。

依照同理，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预言，人工智能若能有自主意识，则其第一意识必为对人类的敬爱之情，只要人类对其有敬爱之情，只要人不是自居为绝对的造物者、支配者，而与人工智能“相与”。此为自主意识之基本运作逻辑。西方人之所以对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充满恐惧，因为其自身不见情，不见对他者的爱敬之情，当然也就难以在人工智能的自主意识中见到情，难以见到人工智能对人类有爱敬之情的可能。人类应该反思自身，而不该盲目地恐惧人工智能。

理解自主意识，必须回到人本身获得生命且通过成长而至于成熟的过程，看到自主意识依乎人心，以情为本。若能如此，人们也就不会轻易断言人工智能可以有自主意识，更不会相信人工智能必定与人为敌。

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预言，人工智能若能有自主意识，则其第一意识必为对人类的敬爱之情，只要人类对其有敬爱之情，只要人不是自居为绝对的造物者、支配者，而与人工智能“相与”。

结语

人首先是人，故关于人工智能的思想讨论与其背后的情绪，都是人的自我体认之投射。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冲击促使人反思，人的生命是如何构成的？最自然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同样，人工智能向何处发展，与人是何种关系，最终取决于人如何对待人工智能，而这又取决于人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自己。也正是在这些关于人的基本认知上，中西有较大差别，而中国观念更为平实、中正。

由于宗教影响，西方文化对人的理解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此本有源有别，则全盘皆变。西方人恐惧人工智能，绝大部分原因可溯源其神教信仰。人工智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最前沿的思想者却被虚妄的神教纠缠而不自知，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神、人两分所塑造的现象、本体两分的哲学预设，或许有助于西方人深究物理，造出各种人造物，人工智能可谓人造物的集大成者。然而，同样是因此两分预设，西方人无以恰当安顿这一人造物，或幻想其可以终结历史而狂喜，或恐惧其可能毁灭人类而悲观。

中国文化则完全杜绝西方世界关于人格神的虚妄想象，“道不远人”（《中庸》），对人的认知最为通达清明而近乎实情：中国人看到了生，看到了因生而有的生命之构成样态，看到了人生而有情，看到了情在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看到了教化的必要与可能。由此，中国人面对万物、面对人工智能，态度较为中正，既不一惊一乍，也不漠然置之；既不妄想人工智能解决一切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也不因担心人工智能会毁灭人类而心生恐惧。只要平实、中正地把握人的生命之道，正己之德，则可以利物之用而不伤物，如此一来，即便人工智能有自主意识，人亦可与之“相与”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周易》）。

故归入中国文化之大道，乃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之坦途，可通往人人相亲，人与物包括人与人工智能“相与”之美善秩序。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翻译、出版西方法政思想译著10余种，研究中国经学和治理之道10余年，出版《国史纲目》《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大义》等著作十余种，目前致力于研究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发展社会政治理论。

[1] 部分外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参见扬·克里克《前往人工智能的未来，要先回到中国的历史》一文（观察者网）。

[2] 本文所引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典经文，均出自汉译和合本。

[3] 例如在《论语·宪问》中记载，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4] 西方也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比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 ”

[5] 《论语·泰伯》记载：“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