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人工智能的技术黑箱与巨大的发展潜力，让我们集体进入了一种“近未来焦虑”状态。人工智能带来的本质性跨越，可能意味着人类自身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毁灭性的危机。

在充满误解的想象力、技术上仍然在探索的专家们不得不做出的澄清和普及性描述、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结果性预测（甚至包括应和普遍性的职业焦虑展开的恫吓）这三者交织的状况之下，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后现代的话语策源地，以及误解和洞见胶着在一起的言谈景观。我们在“漂浮的浅识”和“过剩的修辞”中展开（以人工智能及其技术后果的想象空间为名的）关于人类及其未来的全方位的持续言谈。然而，这种无根基且缺乏基本知识基础的讨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反思和正确的谈论呢？

不妨说，在大部分关于人工智能的人文性反思和社会性谈论中，人工智能只是类似中国传统禅宗公案中所见的佛教大师之间以“机锋”和答问的方式讨论佛法时使用的“话头”，并不是讨论的真正核心和主题，而是回向并重新激活本根性问题的一个触发点。如果上述观察是合理的——至少对以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为志业的笔者而言是如此，那么我们在谈论中就需要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如下两个基础共识。其一，我们并不能谈论人工智能的技术及其前景，而只能谈论它已经引起的社会效应和公众焦虑。换言之，我们的谈论不过是一种次生性文化效应。其二，对于文化效应引发的一直吸引着人文学者反思热情的本根性问题，之所以需要以人工智能为出发点，是因为人工智能以及公众对它的“浅识”带来的复杂情绪与基于误解的想象力为这些本根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反思空间。反思空间可以带来新的认识，却并不能保证任何谈论的正确性和合法性。不妨说，我们所做的只是另一种基于“浅识”的谈论，它的基本功能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如果需要将关注点集中在中国这一独特语境，我们就要先厘清中西文化相遇的内涵。与西方文化的相遇、西方文化带来的冲击及其响应，以及以此为背景展开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探索，成为过去一个半世纪全球史的重要景观，也是在历史视角中实现世界史向全球史跨越的重要推动力。与西方的相遇，不仅改造了中国关于自身思想与社会传统的看法，而且以民族国家的方式重述了历史，形成了中西、古今双重二元的“异质性”和“对象化”认识结构。不妨说，中西文化的相遇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成为当代中国思想最重要的底色之一。我们在谈论相遇的后果之前，必须先澄清的是更基础的问题：什么是相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我们如何从历史和当下的视角谈论全球景观中的中国与西方。

概而述之，不妨将“什么是相遇”这一问题解析为如下若干层次：这种相遇可以被视为一种事实描述、历史事件抑或进程、知识境况、社会冲击，还是价值观的融合与重建？强调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是否清晰地界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内涵——其中蕴含着对传统与现代的对举式和对应式的预设？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变迁中，从未停止过与域外文明的交流和融合，与西方相遇的中国有何特殊性？换言之，在面对西方时，中国为何保持持续的异质性？在关于中西文化相遇及其后果的谈论中，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某种静态化的事件性描述，而忽视了动态化的过程视角。中西与古今的二元结构，让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组对举的概念形成了某种隐喻性的对应。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往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关系似乎仍没有消解（甚至强化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某种独特的镜像关系，我们总是自觉地尝试将某些知识、技术与思考方式规定为“西方的”，从而在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叙述框架中实现自身的异质化，这也造成所谓“来自西方”的内容的对象化。这种自觉的异质化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预设，即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是在一个固定的二元框架和异质感的对象性设定中静态展开的。无论时间和空间乃至社会形态与文化内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不足以改变这一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下的二元结构——这一二元结构不仅塑造了中国的西方观，而且塑造了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自觉。简言之，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在与西方的相遇中认识并建构自身的。然而，作为一个被设定的历史事件，中西文化相遇是过去式，而不是进行时。历史事件之后，中西思想的持续互动，以及中国社会及其思想体系的巨大变迁，已经深刻改变了静态的二元结构——我们不再能找到“纯而粹之”“对向而立”的中国与西方了。然而，面对这一现实带来的关于中西互动的复杂后果的系列理论困难，“二元静态结构”仍然是在讨论中西古今的当下性时的一个“方便法门”。

正是在这样的静态化二元结构默认的前提下，人工智能与中国成了需要“相遇”的两个对象。在中国，无数人热烈欢呼人工智能及其时代的到来，并没有消解“相遇”的必要性，而是强化了它。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只是进一步强化中国面向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科技进步的自觉的异质感。在这里，我们不断混淆以下两个截然有别的概念：西方的和全球的。在全球史视角下，人工智能就是一种可能带来全球性产业及生活方式变革的技术趋势，全球任何一个经济体和文化传统乃至社会生活群体都不能自外于这个趋势，也都是这个趋势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以及后果的承担者。当然，从文化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否认，人工智能的技术源头和对于这些技术的知识性与伦理性表述的确带着西方的底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必然是一个在“中西古今”的二元框架中属于西方和现代的那一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整全性视角下的自我疏离与对象化，就是中国在不断参与全球文化景观与思想对话过程中仍不自觉地完成自我的异质化的典型案例。

在上述对象化和自觉的异质化视角之下，以中国的思想传统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被要求就这种“相遇”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这些在预期中的看法的思想资源及其论断的合法性应该来自数千年之前的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和宇宙观视角。这不禁让人联想起20世纪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论及当代中西文化互动时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西方底色的技术潮流，出现在“中国文化与思想”的面前，中国文化与思想如何响应和理解它？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的预期，即来自传统的、中国的思想资源由于其独特的异质性特征，可以呈现出某种非西方的理解与思考，从而可以作为关于人工智能反思的整体图景的组成部分抑或补充？以此而论，被贴了标签的学者就需要同时使用“我亦有之”的自觉性和“借我山之石”的对象感。然而，正如我在前文中述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次生性的论述，关于人工智能的文化性反思的内容显然不是技术路径，而是回答由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激活的具有本根性和共通性的反思课题。由此，其受众也不是有技术和解决方案依赖的技术人员，而是更宽泛意义上的处于关于人工智能的谈论和焦虑之中的公众。

以二元框架中的相遇以及具有历时性的“传统中国思想”的名义，为在中国语境中谈论人工智能明确方向性，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以下两点结论：其一，与其说是为了澄清什么是中国语境中的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在中国的描述策略，不如说是以人工智能为名再一次回向并尝试解释中国的独特性，同时强化中国作为一个类概念定语的内涵丰富性；其二，中国语境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从中国思想资源出发的关于人工智能论述的可能价值在于构造一种独特的问题框架和反思视角，甚至可能是消解某些问题。通过提问乃至消解问题的方式，人工智能也可能再一次拓展传统中国思想的反思空间。当然，上述两个目标的达成，其根本前提仍是我们能够（透过漂浮的浅识和过剩的修辞）准确把握人工智能的技术内涵及其可能的后果。

交迭的陷阱：诸种形态的不确定

如果尝试用一种非技术的方式描述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制及其困难的基本理解，笔者认为可以围绕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展开。这种张力并非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更涉及深层的反思性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理解不同形态的不确定性及其形成的交迭关系。

首先，从不确定的输入到确定的输出之间构成了人工智能最大跨度的技术鸿沟。生活世界和人类意识的无限度不确定性仍可以完善地体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局限。从图灵1936年发表《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开始，到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的定义，以符号方法进行语义处理实现了人机交互，开启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技术探索和未来预期。人工智能的第二次浪潮将基于连接主义的专家系统推进到多层人工神经元网络，改变连接主义的技术面貌。近十几年以来，以行为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经验论模型为基础的深度学习与机器学习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方向。基于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语际翻译和规则学习的一系列技术成果不断刷新公众对人工智能潜力的认识，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如何塑造人类社会未来的系列猜测和预想。然而，从早期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开始，技术专家尝试解决的就是从高维输入向低维输出的转换，简言之，无论从语义还是规则的角度，人工智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都是如何将输入端的高度不确定性透过技术和符号的手段转变为一种可执行、可预测的确定性。近年以来，以反本质主义的视角超越专家系统的深度学习，其背后的基本理念是行为主义与基于经验的试错和快速学习。可以简单地将这一过程理解为：尽量使用人类在习得某些技能时习惯的方法，通过多变量的反复情景模拟，生成具有容错空间的、具有弹性的解决方案，从而达致从高维向低维的转换。容错的空间来自数据的积累和场景模拟的积累。

然而，我们发现，人工智能的最新技术方向倚赖的是理论上不受限的计算能力和数据累积能力，即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输入端的高度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性具有被计算和模拟穷尽的可能，人工智能可以不断趋近完美。这仍然是在确定性输出的层次上完成的量的突破，而非直接指向不确定性的质的飞跃。这可以解释人工智能成功打败世界围棋冠军的原因——在一个可预见、有规则的运算体系中，自主仿真加上计算速率，就可以很快突破人在这一运算体系中的认知极限，达到击败人的效果。显然，面对无限复杂却缺乏明确规则和运算体系的生活世界与人类意识，规则的缺失和模糊性构成了人工智能的界限。是否可以这样说，依赖机器的计算能力，以数量累积的方式击败不确定性，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突破这一瓶颈，就需要进一步理解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应对不确定性的机制，即如何展开类脑计算，改进深度学习的模式。

其次，类脑计算的尝试与脑科学的结合，一方面推进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引致了一个新的循环性陷阱：人工智能专家要倚赖脑科学家对于人脑运作方式的理解和猜测制定类脑计算的模拟解决方案，并通过实验验证脑科学家的理解；与此同时，脑科学家对于人脑运作方式的最佳验证手段就是人工智能专家的模拟。这样一来，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知识–验证的循环关系，这种相互倚赖的循环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将某种“揭示性模仿”作为人工智能的技术解决方案。然而，直接在这个语境中被凸显出来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人脑的还原主义立场，即我们是否应该假设或者认为人脑的运作机制是可被完全还原的。

质言之，我们需要一个透明人假设作为基础，脑科学家总可以通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和发现最终将人脑运作的所有过程都还原为某种可描述、可形式化且可控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过程。在这个基础上，具有完全透明可能性的人脑与人工智能机器就可以完成一种系统性的对应，从而完全模拟出人脑的机制。在机制保障的基础上，机器在计算能力上的优势就可以保证机器彻底超越人的智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类脑计算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联结很大程度上倚赖一种还原主义的假设？如果是，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确定性建立在这个假设的不确定基础之上。同时，如果这种还原主义的假设被人工智能的发展证实了，那么我们对人类本质（至少包含了某种不确定的主体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所有认识都将被颠覆。从这个角度看，与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相比，人类的独特优势并不是确定性，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以这种本质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为基础，任何基于有限计算和认知能力的个体生活世界及其内容都变得难以还原和模拟。简言之，面对类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循环，我们的两个选项是：要么坚持非还原主义的立场确证类脑计算潜力的有限性，要么坚持还原主义的立场并颠覆对人类本质的认识，由此进入一种机械主义的人类定义之中——其直接后果就是人类本质中值得被尊重的部分丧失殆尽。如果一种还原主义的立场被证实是正确的，那么人类被机器取代的现实一旦发生了，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消灭”而非简单的“等量代换”？

最后，关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及其最终将取代人类智能甚至消灭人类的预测，一方面带着令人兴奋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挟持了面向未来的一种类似“可能性”霸权。在任何一种关于未来的描述之中，任何人都必须忌惮单向时间之箭带来的合理性，即未来是向一切可能性敞开的，可能性即合理性。在未来没有到来之前的所有可能性，就用某种独特的合理性纠缠着我们对当下的认识，并制造大量的焦虑与欣喜感。关于人工智能及其后果的各种假设，都被当作严肃的可能性加以讨论，我们正在面临一种“想象力即正当性”的窘境：可以被想象的，都是应该被响应的；所有可能的，都是需要被处理的。正如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很多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对于流行于公众之中的各种令人兴奋或焦虑不已的“预测性描述”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对他们而言，所有的可能性与当下之间必须有可被执行的技术通道，他们对于这些技术通道的难度乃至被设想的可能性具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技术实现的难度和基于解决方案的谨慎使大多数人工智能的专家对于类似的想象力持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大多数关于人工智能及其可能后果的讨论，都是越过技术实现的或然性及其中巨大的理论困难（我们仰赖的就是对人的理性能力和认知潜力的无限信任）直接指向后果之后的讨论。我们假设这些后果已经变成了现实，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这是一种很有价值且十分有趣的思想实验，正如伦理学中反复出现的“扳道工”思想实验一样。然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思想实验就可以等同于现实？以后果之后的世界为出发点，制造和产生的焦虑（包括人类智能被淘汰、人类被消灭、人类社会的结构性颠覆）一方面来自思想实验，另一方面来自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基本假设，即被人类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也必然带着人类中普遍存在的邪恶与阴暗，因此，人工智能也可能会用超越人类的智能展示并实现难以控制的邪恶力量。与其说我们在放纵对人工智能的恶意想象，不如说我们在将我们对人类的恶意想象转嫁给人工智能。

以未来的名义，倚赖时间的霸权，我们通过思想实验将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转变为一种需要被反思的“确定性”。如果检视人类的思想和观念历史，不难发现，类似性质的焦虑伴随着人类思想的全过程，人类总是生活在一种源自（自身能力与基于生命限度的）有限性的毁灭性焦虑之中，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只是制造了最新的一种焦虑形态，而不是创造了某种前所未见的焦虑。由一种技术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产生了具有确定性的期待与焦虑，人工智能在这个意义上激发了关于人的未来命运与人类的自身选择之间复杂互动的反思——我们是否正在用自身的努力和不断的技术突破为自己开辟一条走向灭亡的道路而不自知？

人类总是生活在一种源自（自身能力与基于生命限度的）有限性的毁灭性焦虑之中，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只是制造了最新的一种焦虑形态，而不是创造了某种前所未见的焦虑。

上述三个层次的不确定性是相互交迭的：与高维输入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博弈构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机制，而如何超越并克服源自生活世界及其复杂性的不确定性似乎需要倚赖对人脑运行方式的确定性理解。吊诡的是，对人脑运行方式的最终确定性理解将在认知和自身理解的意义上终结人类的本质定义。以有限性与不确定性为本质的人类，通过时间的单向性和对理性能力的无限信任，制造并沉浸于一种“确定的可能性”或“可能的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期待之中不能自拔。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延续着对人性自身恶意的想象。对人性内部的恶意的信念，必须建基于现阶段被普遍认可的反还原主义生命观之上。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以确定性、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构成的层次复杂的嵌套关系，其中有许多难以自洽的逻辑陷阱。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以上述分析来否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于人文反思的价值，而是要厘清人工智能激发的反思性问题的性质，避免以可能性与现实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混淆带来的误解。与此同时，行文至此，我们是否并没有触及“预期中的”古典中国思想资源，甚至没有用经典思想文本中的语句作为某些问题的响应。在我们看来，在进入古典中国思想之前，应该先厘清问题的性质，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反思性课题的基本内涵。

技术的关切与关切的技术：中国语境的价值

从相遇的两重境况到不确定性的交迭，我们试图依照某种本质主义的立场穿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壁垒和文化景观，提出可以激发传统中国思想资源的问题，并以此避免浮光掠影地涉及过多议题。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有明确的属人性，即它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技术体系，它的真正基础是人类基于理性的理解力和创造力。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在于它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潜力和趋势：超越作为其创生基础的人类理性能力，产生一种超人类的智能。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的描述中，无一不包含上述可能性的“实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理性的神话——万能的理性可以完成对自身的超越：作为人类基础的理性可以创造出一种它自己都无法理解且无法企及的智能。这使我们不由地想起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十分有趣的悖论——万能的上帝是否可以创造出他自己都无法举起的石头？

在深度学习的技术路线上，我们看到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妥协，其中的桥梁就是对计算能力和计算速度的迷信：由于超越人类的计算速度，无限的场景仿真和试错最终可以达致一种确定性。与此相对，类脑计算的“透明人”假设凸显了在当代公众中十分流行的对理性能力（往往被延伸至技术解决方案的能力）的无限信任，理性加上时间就可以实现持续的自我超越，最终达致一种本质的飞跃。理性的无限潜力的假设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时间感的终结，即理性最终可以将所有可能性变成现实，这就意味着时间本身只是一种现实的尺度，而不是可能性的展开与封闭过程。时间性的消解，其后果不仅仅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混淆，更可能造成人（相对外部世界）的彻底对象化，即人与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在时间的流逝中，人不断与世界互动，创造出更新的世界及其意义模式，并且适应这些部分是由其自身造成的世界的变化，换言之，人是可变的。时间不仅展开了世界变化的可能性，而且确保了人不断的可能性。因此，时间性的消解让人成为需要以固定的姿态和僵化的现状应对不断袭来的被视为现实性的诸种可能，这样一来，人类就深深陷入了无解的关于有限性的焦虑之中。从上述简单分析，我们不难看到理性的傲慢结合一种二元性和对象性框架时带来的困境。

传统中国思想家从一开始就十分审慎地拒绝各种绝对性的判断，并且尝试通过对未来和变化的不确定性的正向理解保持对理性能力界限的清醒认识，因此也不会产生一种对人类认知能力的盲目乐观和缺乏边界感的预设。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以两者之间的相互融入和相互适应为基础的，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适应的机制。这种适应机制建基于传统中国思想资源中的整体主义视角，人与世界保持了神秘的关联和同构型。这种同构型很大程度上帮助传统中国思想家拒绝了人类优先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更避免了对人类理性的过高估计。面对外部世界的谦卑，不仅来自生活经验中对自身能力有限性的切实体会，而且是传统中国宇宙论的自然要求。在这个基础上，传统中国思想家会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框架中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转化为一种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解共处的机制：正是由于人类的有限性，不确定性及其一切可能性都是一种在人类能力可控范围之外的必然，这种必然并不是一种负担或困扰，而是一种自然或当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