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破解人机共存密码（套装共10册）

儒家特别强调教化在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达到互相理解，建立起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而人类对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最大的期待就是它们可以轻易获得人类至今为止的所有知识，但其能否在价值和伦理方面取得同样的进展则还是一个未知数。以在中国被广泛宣传的AlphaGo与柯洁和李世石的围棋比赛为例。围棋的变化被认为是所有智力游戏中最为复杂的，但AlphaGo还是很“轻易”地掌握了，并战胜了当下最高水平的棋手。但是，要让AlphaGo具有人类棋手因失败而导致的挫败感，应该比学会如何战胜他们复杂得多。因此，植入知识并不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秩序毁坏的终极点。可以设想的后果是，如果人工智能拥有自主的情感处置功能，那么“他们”与正常的人类之间会产生族群问题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社会对抗。

加强对科技文明的反思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周易》被视为中国哲学的源头，而《周易·系辞》中十分详细地讨论了周易的卦与技术进步和物质发展之间的关系。书中指出伏羲做八卦是“类万物之情”，即按照万事万物的特征来做八卦的。伏羲发明了渔网，教会人们捕猎，这是受到“离卦”的启示；在伏羲之后的神农氏通过发明农具教会人们耕种的技术，并建立起交易市场，这是取之于“益卦”和“噬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教会人们建立社会秩序，这是取诸乾、坤两卦的智慧。如此，一方面把古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强调了社会进步都受到《周易》的哲学原则的影响，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与思想发展之间就建立起了关联性。从总体倾向来说，《周易》认为技术的发展与礼乐社会的建立之间应是一个“顺接”的关系，并不主张借助技术来征服自然，而是试图建立起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秦汉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远离对于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关系的讨论，日益转向对于人性与社会秩序的关注，由此，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解，往往会倾向于以天道明人事，立足点往往在“人事”之上，“天道”本身反而缺乏深入的研究。

除了徐光启、方以智等少数思想家外，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缺乏对于科学现象的探究和关注，这导致中国古代哲学所关注的范围相对狭隘，实质上对人生活的处境也难以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

这样的评论当然会导致“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反击，辩解者指出中国哲学虽然并没有发展出形式化的“逻辑理论”和“本体论”思想，但是有着最为丰富的人性论和伦理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伦道德的讨论的确十分丰富，不过，古代哲学家对于科技的发展始终不是十分热心。他们也没有真正深入探讨技术和人性的关系。随着近代以来哲学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家和中国自然科学家依然缺乏实质性的学术交流，这导致科学家很少对他们所做的研究做出哲学性的概括，而哲学家则难以真正掌握科学发展的前沿内容。在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之后，中国的科学界和哲学界最初并没有提出基于各自学科的判断或有价值的分析，也没有尝试制定相关的准则来规范以后的类似研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伦理学界基本没有参与相关的研究，而中国科学家也缺乏对于人类价值观的深刻理解。

如果我们将传统中国哲学的优势聚焦于人性和伦理领域，那么从贺建奎的事件中，面对科学技术对于我们人类生活形态的重大改变，我们可以直观地判断，中国哲学界在这方面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儒家对于性善和性恶的讨论，作为一种哲学史资料是重要的，但用来分析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对于人的生存形态与生命意义的讨论则显得脱节。

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促使人重新思考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黑客帝国》这样的电影中就反复出现了“我是谁”“认识我自己”“我选择，我成为”等著名的哲学命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艺术家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给人类自我认知领域的冲击进行了思考。的确，当人工智能的未来难以真正把握的时候，或者可能当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让人类难以把握自己的未来的时候，“我是谁”“我选择，我成为”这样的问题才重新焕发出其力量。

人类似乎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以往的人类创造出不同的工具为自己服务，但当工具本身可能具有摆脱创造者的控制力的时候，就好比人类孕育的下一代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生存和判断能力的成年人时，他的发展已经不再由人类定义。由此，人类可能需要重新定义自己。

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与秩序体系所可能带来的冲击会不会强于强调个体的西方社会呢？这并不容易判断。不过相比现代性对于儒家社会伦理的挑战，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本身这一影响则要远远大于现代性背后的人的观念。因为现代性的思路只是要消解家庭血缘伦理，而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则将会从源头上改变人类自身，改变人类的再生产和组织形态。在这样的社会里，儒家可能连“游魂”都做不到。积累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考模式，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清除”或“添加”，那么价值观就可以如程序般先期预存于人们想要制造的“人类产品”中。对儒家而言，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或基本的财富单位，儒家的秩序理念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更为致命的问题是，做出调整之后的观念是否还可以被称为儒家的“人工智能版”。

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基本上改变人类的学习过程，由此，家庭和学校在知识与人格训练过程中的重要性将减弱，人类的基本组织方式和价值目标就会发生改变。如果机器人大量占据人类的工作岗位，甚至能满足性和休闲需求，解决人类的家庭看护任务，家庭成员中也会出现许多非血缘的“成员”，这同样会导致儒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和“角色”伦理体系失效。

需要提醒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对于这项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并不能指望现在的学院体制内的哲学家，而需要依靠那些人工智能的科学家转而思考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对于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科学家要力图使自己成为哲学家，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做出判断。

对此，哲学家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应该与科学家形成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传统中国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并讨论这些资源对于形成我们现代生活意义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结合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发展空间的拓展的可能性，思考现代中国人应该如何理解人性和人的价值，从而评估中国人所看重的亲情、家庭、和睦、孝顺等德目在未来人类发展中的意义。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就可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描绘出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2018—2019年博古睿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思想研究和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制度儒学》《重回王道》《保教立国》《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

[1] 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8页。

机器人能否循道而行

——道家哲学与人工智能

王蓉蓉/文 吴万伟/译

绪论：机器人能否循道而行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怪异，不过，它与我们当今的生活息息相关，旨在将古代道家哲学引入对话中以应对技术带来的挑战。目前，最前沿的智能技术不仅仅存在于研究实验室，而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人工智能时代，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无所不在，影响巨大，已经交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该技术挑战了人之为人的基本观念，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我们有多么依赖智能手机，考虑一下自动驾驶汽车如何重新塑造了社区，众多机器人如何影响了道德社会的含义，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技术成为生死存亡的威胁了吗？我们的价值观、社会、法律大多以人为中心而展开，在当今的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中，我们必须询问它将对所有这些方面产生什么影响。像对待人类历史上众多里程碑的设立与变革一样，人们不得不对人工智能加以更好的理解与把握。对此，道家哲学可提供重要和极富创造性的声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这些议题。

气之生命和超越：道家之人与人工智能。

对真的终极追求：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家伦理框架。

阴阳智慧：人工智能可从道家哲学中学到什么？

作为一种思想实验，本文也在测试道家哲学与实践能否为当今技术的飞跃发展做出独特和显著的贡献。

气之生命和超越

为了理解道家关于人的观点，我们需要首先谈论中国传统中“气”的概念。“气”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最受重视、使用最广泛的概念之一。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各流派都用的一个概念，“气”往往被认为是动态的、无所不在的、穿透一切的、改变一切的力量，能给宇宙中的一切带来活力。虽然“气”是抽象概念，但它也是人的认识、体验和存在常见的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被编织在语言中，成为人们呼吸的空气、推动血液融合的力量、吃的食物、心智的力量、思想的流动和内心最深处的冲动。气是生命的构造和力量。正如《庄子》中所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1]（《庄子·知北游》）。“气”弱，人就生病；“气”散，人就死了。

若进一步分析，“气”是不同能量的复杂混合体，每个能量都激活、控制人的生命和身体的不同方面。我们可以从《淮南子》中读到：“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视，萺然能听，形体能抗，而百节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淮南子·原道训》）人眼能看，耳能听声，形体能承受重力，关节能伸屈，并能辨察黑白美丑，智慧理性能辨别是非异同，为什么呢？是在于气血充满着形体，精神发挥着作用。^[2]

“气”的首要性在于它有自我产生和自我运行的力量。在作为万物之源和宇宙最基本材料的意义上，气就是道。“道”物化为“气”，因此占有空间和时间。事实上，在《管子》《庄子》的部分篇章以及宋明理学的很多文献中，“道”和“气”是相互替换的。

“气”的脉动和节奏产生了万物。作为自然的力量，“气”从内部指导、塑造和引领自然过程。

《黄帝内经》将身体和精神实体的特定状态归结为“气”。“气”被储存在人体五脏中。“气”在这些脏器中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转化（气移动以及与其他器官和外部世界互动的方式）决定了人的生理与心理状态。从因果关系上说，“气”对我们的生理与心理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毕竟，生命是“气”流动的方式。中国历史上的道家实践者，也可称为“气”工程师，能够将“气”的各种流动引入人体的12条流通控制系统，也就是众所皆知的人体12条经络。^[3]在中医实践中，针灸、按摩和天然药材都可以增加或者减少乃至阻碍“气”的流动。“气”可以通过当今技术测量和量化。^[4]

或许我们可以假设，计算机算法为“气”的一种流动形式。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组织和安排数据的电脑算法就是气输入以变成输出的过程。^[5]最近，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出其在象棋和围棋比赛中战胜人类棋手的能力，因为编程和强大的运算能力使其在比赛中能进行数十亿次的运算以找到最好的可能步骤。人工智能能分析步骤的因果关系，记住以前比赛中这一步骤的后果，并决定这一步骤能否击败人类对手。

随着建立在原理逻辑基础上的传统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今天已经进入网络连接的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反馈环做出适当调整。人们普遍认为人脑是生物化学过程，学习发生在神经网络中，通过修改自身编码发现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连接。如果人和决策过程扎根于信息与大数据，它们就可以将大脑的这些功能嵌入机器模式中。这样一来，人工智能就在电脑中创造出一种生命模式，使人类智能从以蛋白质为基础的人脑转移到像电脑网络那样更加持久的媒介中。

更有意思的是，认知心理学认为人脑就是一台机器，从诞生到其复杂行为，都是众多简单回应的综合结果。道家也有类似的观点，将人脑本身化为“气”的流动网络，从中诞生复杂的行为，这正是“气”回应的综合结果。^[6]

在“围棋之道”中，郭庭解释说“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灵曾打算制造一台智能运算机器，说它更像人是因为它能像人那样思考。”^[7]由于这个领域的突飞猛进，在很多具体领域，人工智能在功能上已经战胜人类，因为人工智能软件能模仿人的大脑，可以“雕刻”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这种“深度学习”旨在让人工智能成为知识探索者。人工智能或者机器能够像“道”一样流动，因为它在反馈环内进行自我调节，实现道家行为的基本要求，成为依据“道”的最高价值观采取行动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设备。^[8]

自我管理的反馈控制系统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部分。按照卢克·多梅尔的说法，“一个智能设备应该能够感受到环境，这将促使它辨认出特定状态，而这将引发评估，评估则促成行动，从而进入持续不断的循环过程。智能设备的智能部分是处于如何处理感受到的信息与如何使用信息以便选择准备采取的行动之间的部件”^[9]。人工智能带来的建议是，人类大脑中最神秘的东西可以被理解和复制到机器中，该机器拥有像人一样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息处理过程。^[10]

人工智能或者机器能够像“道”一样流动，因为它在反馈环内进行自我调节，实现道家行为的基本要求，成为依据“道”的最高价值观采取行动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设备。

同样地，行动是人或机器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调解行为。这个原则在道家学说和控制论神经机械学运动中都能看到。道家哲学强调，感知和反馈是将性能最优化的方式。既然存在的生命要求处理从周围环境中获得的源源不断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信息流，那么一个设备或者机器也能表现出看起来类似生命那样的协调行为。

人的生命本身是非线性的、动态的、自我组织的复杂系统，是从多层次组织起来的信息交换能量以便维持生存和发展。

但是，我们应该挑战地提问：生物机体在什么方式下并不吻合算法对有机体行为的事实？常规算法遵循从输入到输出的线性道路。有时候，电脑程序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着互动融合以便产生效果，但是人体要复杂得多。除了对付很多器官（如电脑程序）外，人体也不停地对外部世界做出回应。当然，人体拥有像算法那样的器官，然而，称整个人体是个算法就过于简单化和还原化了。还原论与道家关于人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

更具体的是，道家哲学认为人类生命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数据和网络的组合体。人的生命本身是非线性的、动态的、自我组织的复杂系统，是从多层次组织起来的信息交换能量以便维持生存和发展。人脑不仅做出符合逻辑的决策（视为算法），而且做出情感的复杂运算，这是机器所做不到的。

让我们来看早期道家《列子》中的一个故事。

杨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病，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医。季梁谓杨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杨朱歌曰：“天其弗识，人胡能觉？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医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晓，终谒三医。一曰矫氏，二曰俞氏，三曰卢氏，诊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病由饥饱色欲，精虑烦散，非天非鬼。虽渐，可攻也。”季梁曰：“众医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则胎气不足，乳湩有余。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卢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药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医也。重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11]（《列子·力命》）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寓言故事呢？首先，“众医”的诊断是对普通人生命的准确描述：饮食不注意和生活方式的不当造成了一系列症状。其次，“良医”的诊断看到了人生命中的相互依赖性，从基因背景下考察人类生命的奥秘。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被告知某些疾病可能是人体基因中某个DNA缺陷造成的。先进的人工智能可以有效承担起众医和良医的使命，体现传统的医药实践和遗传理论。

前两种医生的诊断都在人体层次上，“神医”则与他们不同，“神医”的诊断指向生命的制者。卢氏说，人的生命中有一个“神”（精神、力量、权力），是生命的控制者和管理者。如果你修养这个“神”，不用吃药就可以痊愈。人的存在附有更厚重和更深刻的内容，后人解释称“愚昧者之所惑，玄达者之所悟也”^[12]。通过不懈努力修养神，并按照道家传统经典的养生实践最终将炼成内丹。

经典道家的这种人格理想在后来的道家文献、礼仪和实践中得到推崇与付诸实施。理解和分析人体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区分三大要素：形、气、神。“形”指的是形状或者形式——身体看得见的物质形式，是生命的房屋和居所，是“道”之器。^[13] “气”是生命中看不见的基础或者源头。“神”是人生命中的心理和精神方面，是管理生命的力量。^[14]“气”聚，形成生命；“气”散，生命的形式就消失了。如果“神”令“气”纯洁清新，就会秩序良好，达成治的局面；如果“气”变得浑浊，“神”就会混乱。这种理解的关键点是“气”成为身体中“形”与“神”的协调者。心和身通过“气”统一起来或产生互动。人不可能仅仅是“气”的流动而已，“神”显示了“气”流动的更深层次内涵。

《太平经》表明了这个要点：“神者受之于天，精者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