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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与时间一样,流动性是一种资源,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关系。
综上所述,生活节奏加快的观点并不新鲜。20世纪初发生的巨大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也伴随着时空压缩的体验。日常生活结构中的这些社会物质变化将在现代城市中得到巩固。高速生活与进步联系在一起。我们对繁忙生活方式的珍视,以及我们对它的深刻矛盾心理,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科技在当时和现在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0世纪,汽车的出现尤其象征着机器的速度,就像电报和电话一样,它减少了距离的障碍,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事实证明,它对纯粹速度的承诺有些空洞。无论如何,作为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渴望,不断的运动掩盖了许多现实。速度和流动性远不是普遍存在的条件。
然而,作为一种对时间的感知现象,即对当下发生的一切的意识,对即时性的体验已经变得普遍。一百年前,它是特权阶层的专利,而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牵连,至少是潜在的牵连。世界范围内的同步性现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理所当然的条件,这也是互联网所宣称的技术和时间对社会的塑造是不断演变的,我们需要明确这些过程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以便对我们当前的数字时代有一个更平衡的理解。
我在这里的意图是要表明,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安排对过去的影响,会让加速社会的论点更容易理解。把这些早期的辩论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本身并不是新的。这并没有减损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但是,为了对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加速话语发展出一种批判的视角,我们需要把它们放在一个比一般公认的更全面的历史视角中。
在本章中,我一直在论证加速的话语往往会忽略和掩盖现代生活的节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资源,以及它们使选择成为可能。
Chapter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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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对时间的控制和对流动性的获取都反映并强化了权力。斯凯格斯对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等社会理论家所假定的流动的、世界主义的个人的普遍化论述提出了正确的批评,她指出,那些理论化的人与那些从事实证研究的人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只有通过实地考察事实,我们才能理解人们是如何生活速度和时间的。因此,这正是我们将在本书的其余章节中所要做的。
Time and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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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时间压力悖论
我们每天要花的时间是有弹性的:它被我们的激情所拉伸;受我们鼓舞的人使时间缩短:而这一切都被习惯填满了。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选择如何分配时间的能力是积极的自由概念的核心。懒惰和充足的闲暇曾经是贵族的标志。今天,忙碌、狂热的生活,工作和休闲都被各种各样的活动挤得水满,意味着地位高。然而,就像过去一样,人们对自己时间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情况和经济资源。虽然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同样如此,但本章将重点关注影响男性和女性时间压力体验的工作和家庭生活模式的变化。
本书的一个主要主题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工作和休闲的真正意义,正在被数字化重新配置。但在这个关键时刻,考虑其他经常被忽视的维度和原因是有帮助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供一些有趣而可信的数据,说明人们实际上是如何利用时间的。如此仔细的审视将揭示将所有时间都视为相同的局限性,就好像我们只生活在一个时空中,即加速的时空。这也可能有助于解开一个谜题:为什么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做想做的事情的时间比实际拥有的时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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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济学家甚至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的那样,人们如何利用时间关系到生活质量,而不管能产生多少收入。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成立了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以探索GDP作为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指标的局限性。该委员会的结论是“我们的衡量体系将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民福祉的时机已经成熟”。该委员会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强调了仅从财政资源角度评估福祉的谬误。这是经济学中一个更广泛的认识的一部分,即人们变得更富有并不一定会更快乐
《自由支配时间:一种新的自由衡量标准》的思路与此类似,但更具哲学意味,它试图改变我们对生活质量的看法。根据作者的说法,我们有多少时间和我们有多少钱一样重要。这本书的论点建立在一个强有力的观点上,即能够选择如何度过你的时间对一个人的自由感至关重要:
当我们说某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时间”时,我们并不是说她每天真的有第25个小时。相反,我们的意思是她在如何支配时间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少,有更多的选择。她对自己的时间有了更多的“自主控制”。“时间自主性”是指对自己的时间有“自由裁量”的控制权。
相反,你越不能决定你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你的存在就越“不自由”或被剥夺。自由支配时间作为衡量自由的一种方式,这个概念非常吸引人。它呼应了早期关于对时间主权的渴望,或对自己时间的控制,作为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重要衡量标准。这些概念支持规范性论点,将时间的分配和可用性视为社会正义和合法政治关注的重要维度。与其关注速度本身来进一步探索加速社会,我们更应该关注时间分配中不断变化的动态。
CHAPTER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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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ime和Time Pressure
因此,现代社会时间短缺这一观点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就不足为奇了。在学术刊物和大众刊物上,抱怨一天24小时太短,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是很常见的。生活节奏不可阻挡的加快被视为晚期现代性的一种反常症状,它会导致压力和压力的增加。理解为什么时间压力增加是一个关键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因为对身心健康结果的影响。
引发这场争论的是朱丽叶·肖尔的书《过度工作的美国人》。书中声称,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更长了,而且这种情况在收入和家庭类型方面普遍存在。她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包括阿利·霍克希尔德,他的书《时间束缚》进入了通用货币。美国工人在工作场所花费的时间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要多,这一发现触动了大众的共鸣。经济的进步和日益繁荣本应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但结果似乎是时间的短缺和休闲时间的缺乏。媒体对“时间挤压”和“时间饥荒”等概念的曝光迅速成为现代生活中时间压力的民间叙述的一部分。
与此相关的一个担忧是,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是否因此减少了。大多数美国人同意或强烈同意“现在的父母是否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的调查问题。现代母亲的文化形象从忠诚的家庭主妇变成了疯狂的、不眠不休的职业母亲。伴随这种变化而来的传统观念是,如今的妈妈们在工作人员和家庭照顾者的双重角色之间徘徊,她们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帮助也相对较少。社会评论人士对家庭生活质量感到担忧。因此.时间政治已经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其主要形式是讨论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以及当代生活的质量。
THE TIME-PRESSURE PARA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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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时间?
但我们如何衡量生活的节奏呢?作为一种主观状态,生活速度的加快影响着人们对时间的体验。它使个体认为时间是稀缺的,感到时间的匆忙和紧迫。换句话说,人们觉得他们再也找不到时间来完成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和活动了。
越来越多的人表示感到时间不够用,这一事实证明了时间压力是一种普遍的体验。自1965年以来,美国时间利用研究人员约翰·罗宾逊一直在问成年人:“你会说你总是感到匆忙,即使是做你必须做的事情,只是有时感到匆忙,还是几乎从不感到匆忙?”报告说他们总是感到匆忙的美国人比例从1965年的25%上升到40年后的35%现在几乎有一半的人还说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空闲过。大多数证据表明,人们认为闲暇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忙碌。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忙碌感一直在持续增长。
这些对时间压力的普遍认知是否反映了人们如何度过时间的行为证据?休闲时间真的减少了吗?9
让我们先来看看带薪工作时间的变化趋势。几位评论员指出,几乎没有经验证据支持肖尔的说法,即近几十年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至少在边缘上是这样,因为不同的方法会得出多少不同的结论,不同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在美国,平均工作时间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例如在澳大利亚、芬兰和瑞典也是如此。在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由于政府有意减少工作时间的政策,失业率下降了因此,在法国和德国,员工每年的工作时间只有美国员工的80%左右。
然而,总的来说,在美国和欧洲,在过去的50年里,工作时间并没有直接增加。
Chapter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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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65年至2010年期间,当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感到匆忙时,他们的空闲时间实际上增加了这一发现在19个国家的多次调查中得到了重复,研究人员使用了时间日记的数据,这是衡量空闲时间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在我们掌握适当证据的几乎每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休闲时间的长期增长都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种不匹配与人们对时间日益短缺的体验呢?
人们提出了一系列解释来解释这一悖论。它们都包含部分真理,而且确实不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值得在这里深入考虑不同的方法。让我们首先考虑那些指出经济变化是造成时间紧张的根本原因的观点。
这个悖论的一个关键在于区分一个国家内不同人群的可用时间。虽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工作时间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即工作时间很长的人和工作时间很少或根本不工作的人在一些群体中,长时间工作与越来越多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形成了对比。工作分散的加剧意味着工作量大幅增加的员工比例有所上升。至关重要的是,长时间工作对双职工家庭的影响不成比例,因为每周工作时间很长(合起来)的夫妻双方更有可能受过高等教育,并从事高地位的工作。因此,每周50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是专业人士和管理阶层的主要特征,他们“可能会影响公众讨论和辩论的内容”
当加速社会的理论家们提到生活节奏的加快时,他们想到的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他们不了解具体的方式和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被按性别划分的个人组织成日常生活,并在家庭内部协商。因此,他们没有看到个人平均工作时间的变化与家庭集体工作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只有把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分析单位,才能充分理解日程安排的变迁以及我们的生活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复杂性。
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大的社会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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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妇女广泛参与劳动力市场。在英国、美国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男性的贡献显著下降,而女性(尤其是母亲)在劳动力市场上贡献的时间却显著增加这导致双职工家庭的数量超过了男性养家的家庭。今天,大约60%有18岁以下儿童的双亲家庭的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双职工家庭的普遍化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每一个经济发达国家的特征。因此,关于平均工作时间的讨论掩盖了两性之间有偿工作的戏剧性再分配。
这就好像大部分有偿工作已经从男性转移到了女性身上。由此产生的双职工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时间。在有家庭成员的家庭中,时间压力尤其大,因为夫妻双方都有全职工作。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生活变得更加匆忙.这不仅与个人工作时间的变化有关,也与家庭成员合计工作时间的实际增加有关。“十多年来,关于过度工作(即个人工作时间的趋势)的争论……实际上是在男性养家模式的历史消亡之后,调和(有偿)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困难的一种表现。16这种家庭构成和性别关系的转变是解释时间短缺的核心。
为了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加速社会中的经验,我们需要考虑家庭是如何组织他们的工作和非工作生活的,并适应时间压力的性别差异。女权主义学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性的时间受到挤压是由于她们将有偿工作与家庭运作的责任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时间利用数据表明,在兼顾工作、家庭和休闲的职业母亲中,时间贫乏是一种特别普遍的体验。
不出所料,单身母亲对自己分配给孩子的时间感觉最差,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单身母亲的数量大大增加如果单亲父母被迫既要养家又要操持家务,那么有孩子的婚姻破裂会从根本上加剧时间压力。当孩子在两个家庭以外的环境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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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相比,父亲承担日常照顾责任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一一也就是说,父亲比母亲更有可能完全放弃父母的角色。母亲的应对方式是减少带薪工作时间,尤其是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以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由于单身母亲在贫困人口中的比例过高,她们也不太可能有能力购买有偿的家政服务。因此,与双职工家庭相比,单身父母的自由支配时间要少得多,无论他们是否有孩子。
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
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被认为是自由支配时间最理想的用途之一。我们既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又希望有“高质量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让我们先考虑一下时间的多少,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时间的压力正在挤占与孩子相处的宝贵时间。例如,霍克希尔德声称,家庭时间正被长时间的有偿工作挤占。事实上,时间使用数据显示,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各国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尽管工作时间更长,但父母平均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长。那么这是怎么可能的呢?
苏珊娜·比安奇(Suzanne Bianchi)、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和梅丽莎·米尔基(MelissaMilkie)在《美国家庭生活的变化节奏》(Changing rhythm ofAmerican Family Life)一书中谈到了时间压力悖论的这一方面:“尽管多年来亲子时间保持稳定或有所增加,但几乎一半的美国父母仍然觉得他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太少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解释集中在强化教育的文化理想和对神话般的、有更多高质量家庭时间的过去的怀念之上。但是,让我首先报告一下他们关于时间感受的广泛发现。
在有工作的母亲中,近一半(47%)的人觉得自己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而在没有工作的母亲中,只有18%的人有这种感觉。职业母亲也最有可能感到时间压力最大,她们经常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已婚父亲感觉“总是匆匆忙忙”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研究人员发现,母亲和父亲在“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的感觉上存在很大差异。大约57%的已婚父亲和75%的在职母亲都有这种感觉。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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