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紧迫

已婚母亲渴望有更多的独处时间和丈夫在一起，已婚父亲则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

那么，父母是如何保留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的呢?一个常见的解释是，很多家务劳动都被机械化了。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这一论点。这里只要说一句就够了，尽管家庭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相应的急剧下降。然而，人们的时间构成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日常家务(做饭和打扫卫生)转向照顾孩子、购物和打零工。但是，在整个20世纪，从事各种无偿家务劳动的总时间保持不变。

主要的变化来自于职业女性自己，她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减少了在家做无偿劳动的时间。然而，她们并没有因为花在有偿劳动上的时间而丝毫减少家务劳动。虽然她们的男性伴侣增加了自己做家务的时间，但这远不如工作的妻子减少的时间多。结果是，双职工家庭的无偿家务劳动总体上要少得多，但女性在有偿和无偿家务劳动上的总时间比典型的无业女性在家务劳动上的总时间要多得多。有工作的母亲每周在有酬和无酬家务劳动上的总时间通常比父亲多5小时，比没有工作的母亲多19小时职业妇女比她的男同事或家庭主妇同行要忙得多。

此外，主要是女性根据孩子的数量和年龄来调整工作时间。女性就业的减少伴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她们在生完孩子后继续减少工作时间。如果说父亲们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孩子出生后，他们往往会增加工作时间。因此，男人和女人在分配时间时做出了不同的决定，部分是基于选择，部分是基于制度力量和文化压力。近年来，这些差异有所减少，但母亲仍然比父亲更能调整自己的时间安排。结果，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母亲的工资都落后于父亲，与做母亲有关的薪酬仍然存在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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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使自己适应家庭表现在她们的时间紧张上:已婚女性想要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她们已经适应了陪伴孩子。关于父母应该做什么的文化期望仍然很强烈，母亲们在牺牲自己的需求时，更需要把孩子和家庭放在第一位。总的来说，考虑到一些家庭对时间的其他要求和有限的资源，父母似乎正在尽可能地把自己投入到抚养孩子的过程中。然而，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还不够。

如上所述，这些时间压力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良好教育的期望发生了规范变化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母亲中，好的母亲被定义为在孩子身上投入无限的时间和资源。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成为焦点，被视为需要格外劳动密集型的育儿。密集育儿是一种文化理想，人们期望女性牺牲职业、休闲时间和其他一切必要的东西，以确保孩子茁壮成长。

人们期望父亲也同样参与照顾孩子的工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男性对养育子女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更广泛地说，男性气概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对平等家庭关系的共同信仰尚未与男性的行为相匹配。例如，父亲在周末陪伴孩子的时间大幅增加，是工作日的三倍，结果是，在他们必须工作的日子里，日常的照顾孩子的责任就留给了他们的配偶而且，父亲并没有取代母亲的时间，而是在父亲照顾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里，母亲都在身边(见第五章)。虽然这种家庭团聚的时间很可能是最珍贵的，但这确实导致了闲暇时间的性别差距，正如我在下面所论证的那样。

最后，女性作为家庭管理者的角色也增加了她们总是感到匆忙的感觉。要负责管理像孩子的生活和家庭这样复杂的事情，即使是在离家的时候，“也可能解释了父亲和母亲在需要更多自己的时间、感觉匆忙、感觉自己一次做多件事等感受上的巨大性别差异。26.母亲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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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时间压力感可能来自于他们是一个继续协调家庭生活的人一一这是很难在线性时间日记数据中捕捉到的现实。

这样的争论涉及超越量化(有偿和无偿)工作时间的数量，以提出时间的意义和经验的更微妙，定性的方面。他们认为有必要探索时间被安排和实践的方式，以及时间生活经验的密度或强度。很明显，时间压力是复杂的、多维的。下面我将勾勒出一个图式描述导致时间稀缺的三种不同机制。但首先让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忙碌的文化内涵。

文化加速:忙碌的生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一系列造成时间压力的经济和人口因素，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工作时间和家庭构成。我们还考虑了当代关于过度养育的话语如何加剧了人们对时间短缺的看法。但还有另一组主要关注消费的解释。这些解释的相互关联之处在于，妇女就业的急剧变化与“过度工作文化”相吻合，在一个把忙碌等同于成功和地位的社会里，这种文化把工人变成了“自愿的奴隶”，他们准备工作更长的时间

这些观点从纯粹消极的角度看待消费，认为由于我们竞争激烈的消费主义文化，消费助长了长时间的工作。根据肖尔的说法我们被困在一个“松鼠笼”里，这是一个阴险的工作和消费循环，我们与邻居的生活方式竞争，并通过给孩子买东西来弥补我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足。她问道，为什么富裕的北美人不“放慢节奏”，减少工作时间和消费水平，以此作为摆脱工作-消费循环的一种方式?

事情要是这么直截了当就好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识逐渐被金钱和财产所定义，显然不必要的消费有其深层次的心理原因。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谈到了购物与个人同一性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购买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面向他人的社会实践个体需要通过消费方式来叙述自己的同一性，这就带来了尝试新的、不同的体验的需求，从而导致个体对更多文化实践的永不满足的追求。简而言之，忙碌已成为充实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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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重视充满行动的生活的文化话语，加上高水平的消费，是人们对匆忙感不断上升的罪魁祸首。的确，忙碌不仅会导致压力，而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与觉醒状态相关的正能量，他们会感到更快乐或生活满意度更高这种方法将关于时间压力的社会经济相关性的讨论重新表述为围绕忙碌的表现和后果的辩论。“虽然时间压力’的概念在其内涵上是消极的，但忙碌’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中性的，而且可能确实带有忙碌作为懒惰’反义词的积极内涵。

那么，“忙碌”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获得了新的积极含义吗?对于社会资本较高的人来说，忙碌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吗？在一个有趣的论点中，乔纳森·格舒尼声称，一个世纪前，那些高收入阶层的人是由他们的闲暇来定义的，这与托斯坦·凡勃伦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理论》相反，如今，声望属于那些工作时间长、工作最忙的人

在这一点上，我已经描述了双职工家庭的增加以及育儿规范的变化是如何造成时间压力的。然而，与这一解释完全一致的还有另外两种观点。一个是与闲暇本身的密度有关，这是由于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越来越密集的愿望所造成的第二种与其说是行为上的改变，不如说是构成“忙碌”感的方式的改变：“忙碌感的增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忙碌’的日益积极的看法，这种看法是由发达社会中最特权群体日益繁忙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33.今天，高社会地位的标志是对时间密集型工作活动的明显投入，而不是对闲暇时间的炫耀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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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是一种主观状态，由个人根据当前规范和期望对他或她最近或预期的活动模式进行评估而产生。然而，忙碌要成为一种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就需要反映在长时间的有偿工作和工作与休闲的密度上，即所从事活动的频率和种类。(同时进行的活动的多样性也很明显，这个话题在这里没有涉及，但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论证，这是数字时代的关键。)

格舒尼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忙碌会导致这种客观的行为变化。虽然高技能人群的带薪工作时间确实比低技能人群有所增加，但男性和女性的带薪工作时间总体上都有所减少。值得注意的是，活动强度没有增加(无论是工作日还是非工作日)。虽然这一经验证据不能证明忙碌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格舒尼得出结论，这与他的论点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行为上的改变，那么解释一定在于忙碌的文化意义发生了变化。那么，时间压力悖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忙碌，而不是闲暇，才是“荣誉的徽章”。

那么，根据这一观点，忙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取向。当然，这一观点与一些群体的代表性产生了共鸣，比如金融交易员和企业高管，他们投身于高压、倦怠的职业，他们的地位源于他们的工作狂。然而，与凡勃伦的有闲阶层的相似之处虽然引人注目，但却夸大了这一新的上层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工作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管理绩效衡量的结果。他们可能会接受这种高速的工作文化，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选择。

考虑到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企业试图将许多高工资和全福利工人转变为临时工和合同工，这一点尤为重要。幸存下来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工作时间更长，以确保他们的工作保障并增加他们晋升的机会。长时间工作是向雇主展示承诺和抱负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是把工作时间延长到晚上和周末。移动技术对工作时间的深远影响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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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至少，关于忙碌的象征地位的讨论应该考虑到变化了的就业条件和对工作保障的担忧。

此外，在浮夸的工作表现文化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沉浸其中。虽然女性和男性对高权力的管理或职业生涯的渴望是一致的，但我自己对公司经理的研究表明，女性的家庭环境与男性不同虽然相当多的男性高级管理人员有不从事有偿工作的伴侣，但女性管理人员通常生活在双职工家庭中。因此，女性更有可能在职业需求和家庭生活之间经历激烈的摩擦。格舒尼忽视了这个问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即新的工作世界是性别中立的。忙碌的不断变化的规范是解决时间压力悖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必须警惕它对所有人都同样具有诱惑力的暗示。

如果带薪工作中的忙碌可以成为一种身份区别，那么休闲中的忙碌也可以。奥里尔·沙利文(Oriel Sullivan)在重新审视格舒尼的论点时指出，休闲密度的重要性经常被忽视。事实证明，那些工作时间长的人也有更大的休闲密度换句话说，他们不断地在同一时间段内安排越来越多的活动。否则，在富裕的西方经济体中，收入高、时间少的家庭怎么能同时工作得更多、消费得更多呢?她的回答确定了消费的两种时间策略:休闲消费可能发生得更快商品可能不断被更昂贵的替代品所取代。这两种策略都是在时间紧迫的现代社会中实现“时间收益”最大化的策略。

关于消费的本质和现代消费者的文化品味有大量的文献。然而，人们对休闲参与的节奏或忙碌却知之甚少。为了衡量休闲消费的“贪婪度”，沙利文分析了五种户外休闲活动的频率:去电影院/音乐会/剧院;外出到餐厅、咖啡馆或酒吧吃饭/喝酒;运动/健身/散步;看体育直播;以及参加休闲活动小组这个清单的逻辑是，这些活动既需要时间又需要金钱，而且需要一定程度的时间规划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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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事实上，她发现地位高、双职工、有受抚养子女的夫妇最常使用这两种消费策略。他们对这些休闲活动的参与程度最高，他们会不断升级自己的消费品(没有时间去使用它们)。

再一次，性别和社会地位相互强化，使得贪婪程度的最大差异出现在社会地位高的男性和社会地位最低的女性之间。拥抱一种忙碌而多样的文化消费实践模式，也因此成为高地位群体的一种区分标志。

迄今为止，大多数关于时间压力的文献都集中在工作实践的影响上，无论是在就业领域还是在家庭领域。在时间压力大的现代社会中，休闲的节奏也具有重要的信号。我将在下面回到这个话题，稍后我将专门研究信息通信技术如何强化休闲。但首先，这种关于工作繁忙和休闲时间的争论指出了测量日常生活时间节奏的难度和复杂性。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有相同的节奏。用时钟的滴答声来衡量的时间，远不能反映我们对多重和重叠的时间的日常体验。如果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事实上，甚至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更多的时间，但不是正确的时间或当我们需要它的时候。

《日常生活的时间混乱》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转向了戴尔·索瑟顿(Dale Southerton)和马克·汤姆林森(MarkTomlinson)的作品，他们认为，对痛苦的体验是多方面的，取决于时间性的哪个方面被“挤压”了。37他们区分了三种机制，这些机制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受压感。第一，完成一套工作和消费任务所需的时间量或持续时间是产生实质性被赶时间感的基础;第二，时间上的无序是与他人协调社会实践存在困难的结果;第三，时间密度解释了可以被描述为杂耍和多任务处理的时间体验，即内部某些实践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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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奏在这些实践的进行中创造出一种强度感。这种描绘时间压力不同方面的尝试很好地抓住了一个观点，即痛苦是一种多维体验。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是第一个维度，即来自可用(时钟)时间量或超负荷的实质性感觉的压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这一点最全面的解释是由时间日记研究提供的，它记录和测量了用于不同活动的分钟数。日记可以用来解释不同国家、社会阶层和性别的时间使用的趋同和差异模式，并用于探索国内的劳动分工然而，活动的持续时间仍然是分析的主要焦点。它们不太适合用于分析时间的定性维度，比如活动的速度或强度，以及进行活动的节奏和顺序。

在这里，我想考虑一下上面列出的第二种机制，即时间的无序性，它强调了观察生命的节奏或组织的重要性。与实质性形式相比，这种痛苦感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它解释了那些与绝对时间短缺没有明显联系的经历。然而，考虑到源自制度上稳定的时间节奏的集体社会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侵蚀，这种说法就显得尤为贴切。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标准的每周工作时间一一大部分人的工作时间是同步的—一已不再是常态。灵活的工作时间、24/7的工作时间和合同工作造成了协调问题，因为工作时间和地点越来越放松管制和分散。非标准的夜间和周末工作时间的增加也与时间压力的增加有关，部分原因是它们降低了个人将工作安排与朋友和家人的社交活动相协调的能力，以及找到充足的睡眠时间的能力。虽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可能能够利用灵活性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时间，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却因不规律的工作时间而遭受时间碎片化的困扰。

然而，由于共同的社会时间秩序和核心的弱化，这两个群体的社交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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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活动的碎片化。正如Southerton所阐述的那样，中产阶级倾向于通过预先安排更多地见面，而工人阶级则利用公共空间在有很大可能偶然遇到网络成员的地方见面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协调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这意味着，通过在公共场所“出现”，一个人不太可能遇到朋友和熟人，因为他们可能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工作。(难怪手机已经成为个性化日程安排的重要辅助工具一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讨论。)各种消费实践也涉及到需要协调的社会网络内的互动。总而言之，协调的问题是集体的—一它需要在社交网络的时间表上对实践进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顽疾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难以协调实践的结果。

方便食品的出现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部分准备好的和完全准备好的食品的广泛使用反映了人们节省时间的愿望，因为那些钱最多、时间最少的人会买更多的食品。在繁忙、时间紧迫的生活方式下，这类消费品被广泛视为解决烹饪和饮食问题的办法。然而，艾伦·沃德认为，它们既是对日常生活中时空关系重新排序的回应，也是现代人对减少劳动的一种追求虽然家庭聚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形式仍然保留着其象征意义，但现在要让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在一起，却带来了相当大的时间安排问题。厨师必须在合适的地方呆足够长的时间，但她为之做饭的人也是如此。制度上固定的套路被侵蚀，日常活动的碎片化，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谈判、更多的决定、更多的努力来完成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计划与人见面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当务之急。

根据这些论点，支撑匆忙感的主要原因是难以同步时空路径：“时间的问题取代了时间短缺的问题。人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但比工作时间更重要的是时间在一周内的分散。虽然承认女性工作人数的增加确实造成了时间压力，但这里强调的是“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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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非程序化的社会中，时间安排的暂时问题。关于排期的讨论没有对空间方面和人际交往的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虽然这种对时间无序性的阐述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时间压力的理解，但焦点又从家庭转向了个人。我们已经看到，双职工家庭的时间压力最大，而大多数协调问题恰恰出现在家庭这一层面。配偶之间的协调问题，是人们要求灵活的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的重要基础。当夫妻双方都加入劳动力大军时，家庭的一天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工作时间表可能不会重叠，换句话说，可能会不同步。当工作安排不同步时，日常的家庭生活就会不同，因为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往往会减少，但分担家务和育儿工作的比例会更平均。

因此，双职工家庭中工作安排不同步的发生率和原因(即夫妻双方安排工作时间，使一方不工作而另一方在工作)与时间压力直接相关。而且，确实，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排班现象既普遍又越来越多。42.根据对法国时间使用情况的调查，洛朗·莱斯纳德发现，夫妻双方都工作标准工作日(大约8小时)的家庭占家庭总工作日的不到一半这些夫妇大约70%的工作时间是同时(同步)工作的。其余的，非典型家庭工作日是长时间工作、倒班工作、兼职工作、短时间或不规律工作的结果。这种模式与美国和许多其他现代经济体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是，这种趋势是夫妻自由选择重新安排工作、用在一起的时间换取为人父母的效率的结果吗?在这项研究中，少数能控制自己时间的夫妇绝大多数都喜欢家庭工作日，这表明夫妇们普遍强烈偏好同步的工作时间表。然而，大多数夫妻在工作时间上没有暂时的自主性。非典型的工作时间安排和计划外安排与就业部门、职业和社会阶梯上的位置高度相关。当丈夫的职位处于管理层面时，标准工作日要普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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