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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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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间隙通道，霍米·巴巴提到了海德格尔的“桥”。他引用了海德格尔《筑·居·思》中的话：“桥永远且永远不同地往来伴送着或踟蹰徘徊或匆忙赶路的人们，使他们到达对岸……桥汇聚成为飞架的通道。”[28]他对海德格尔的引用是零散的，而且歪曲了原意。海德格尔在书中的原话是：“桥永远且永远不同地往来伴送着或踟蹰徘徊或匆忙赶路的人们，使他们到达对岸，并作为有死者最终走向彼岸。桥以时高时低的弧度飞越河流和峡谷。不论有死者是否记得桥面的起伏飞越，终究已经走在通往最后一座桥的途中，他们从根本上追求的就是爬出庸常与不幸，从而把自己带到神圣者面前获得拯救。桥汇聚成为飞向神圣者的通道。”[29]霍米·巴巴说对了一点，海德格尔的桥的确是间隙通道，有了桥，才有了两岸，即此岸和彼岸（Hier und Dort)：“桥轻盈而有力地飞架于河流之上，连接起的不只是既存的河岸。只有在桥的通道里，岸方得为岸，是桥让岸相对而立。”桥是意象化的思维形象，寓意建立关系(Bezogene)在一定程度上以相互联系(Bezug)为前提。对海德格尔来说，相互联系不是已被明确划定的存在(Wesenheit)之间静态的、抽象的关系。相反，是相互联系诱发了关系。同理，发生差异才会产生同一，差异并非同一的后续效应。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桥不是简单地被建在一个既存的位置（Ort），而是让位置得以产生，它制造了空间，集聚了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桥是一个“先行的盖壳”（vorgängiger Überwurf）[30]，空间在其中产生。正如霍米·巴巴正确援引的那样，对海德格尔来说，边界“不是停下的地方”，而是“存在开始的地方”。

杂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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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1 | PRINTED_PAGE=26

然而，海德格尔的桥或边界的形象，并不适合用来阐明文化或世界的杂交性。海德格尔认为，此与彼、内与外、我与他均处于一种辩证的、交互的对立之中。定义海德格尔世界的严格对称性，消除了产生不对称构成物的杂交性。对海德格尔来说，辩证法没有中间状态，即不存在“和解”形式的辩证法，无法接受交叉和混杂。各种声音相互渗透、相互混合、相互叠加的纷纭杂乱对海德格尔来说是陌生的。海德格尔的桥因其“辩证的弧度”而过于狭窄，它不是事物可以抛却辩证而彼此相遇、相互反映和混合的宽阔的十字路口、广场，更不是马戏团。[31]霍米·巴巴提到的楼梯间+很狭窄，因为它所允许的“来来往往”只是“上上下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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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2 | PRINTED_PAGE=27

海德格尔的桥具有集聚性，是表达集聚和集合的形象。构成杂交性的“涣散”（Zerstreuung)不会在此与彼相互转换的对立中发生。如果声学上的杂交体被称为杂音，那么海德格尔的世界可能是静音的。另外，海德格尔的桥把所有的路都集聚引向神圣者，而霍米·巴巴在引用海德格尔的话时显然忽略了这一点。神圣的彼岸超度了有死者庸常的、也许充满不幸的“往来”。对海德格尔来说，这种人性的“往来”是涣散的，被引聚到“神圣者的拯救”中时似乎才能停下脚步。海德格尔的桥最终是一个神学形象。恰恰是他对世界的神学化阻碍了世界的杂交化，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世界的多样性，神学化因此具有去杂交化（ent-hybridisierend）的作用。海德格尔的“物”也不是杂交的。不要忘记，海德格尔一直都是关于“本己性”“本真性”“源始”和“实体”的哲学家。

霍米·巴巴的思考方式还是过于辩证了。辩证法并非简单地意味着矛盾与和解。具有辩证性的，首先是差异之间具有互转性的对立。恰恰是这种具有辩证性，换言之，具有转化性或斗争性的对立，排除了多样性中的游戏形式。霍米·巴巴将边界空间化，使其成为间隙空间。若间隙空间受到转化性的支配，那么它也是辩证的。因此，霍米·巴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陷入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仆人之间的斗争一辩证对立之中。

杂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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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3 | PRINTED_PAGE=28

霍米·巴巴提出的杂交性主要是指自我中已然存在着的他者的陌生声音。[32]这种建构肇始于一种只顾与自身相同的纯粹的同一性，用赫尔德的话说，始于对他者声音的麻木或拒绝。霍米·巴巴的杂交性与这种作为权力现象的纯粹性和源始性建构进行抗争，让他者的声音被听到，从而颠覆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杂交性“逆转了殖民否认的影响，其他被否定的知识开始出现在主流话语中，消解了权威的基础”[33]。可以说，霍米·巴巴的杂交性包含了一种颠覆既成统治秩序的力量。

然而，因为概念史的原因，杂交性被过于紧密地同涉及权力、统治、压迫和反抗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情结捆绑在一起，被束缚于几何学上的中心与边缘、顶部与底部。[34因此，杂交性没有抓住不受情结所累、完全脱离主仆辩证的间隙空间的游戏性。超文化当然不是一个无权力的空间，但超文化构成的世界的特殊之处在于，向审美而不是权力经济敞开大门的空间在增加。这里的空间与席勒针对“力的王国”(Reich der Kräfte)和“法的王国”(Reich der Gesetze)提出的“游戏和显象的王国”(Reich des Spiels und des Scheins)具有共性：“在力的恐怖王国和法的神圣王国之中，美的创造力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显象的王国，在其中给人卸去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被称为物质强制以及道德强制的一切。”[35]这种不同于权力王国的游戏和显象的王国将提供更多自由，按照席勒的说法，它的基本法则是“通过自由给予自由”。因此，居住在这个王国里的将是自由和快乐的人（homines liberi et hil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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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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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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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5 | PRINTED_PAGE=NOT_DETECTED

文化的连字符化 Hyphenisierung der Kultur

开发一个能够把握当今文化动态的概念模型，是文化哲学的一项紧迫任务。霍米·巴巴的间隙空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文化的本质主义观念，但还是太死板，太辩证，无法描述今天的文化，也就是超文化的过程。

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的同一性不是对给定的文化特征的被动摹画，而是在对抗和冲突的间隙空间中经由协商（Verhandlung）或商定进行的重构。关于协商的概念，霍米·巴巴写道：“当我说协商（negotiation）而非否定(negation)时，是为了传达一种使对抗或冲突因素相结合的构想成为可能的时间性：一种没有目的论或先验历史出现的辩证法….”[36]霍米·巴巴的间隙空间模型与超文化下的差异并存不同：后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不是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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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对抗，而是相互趋近。

超文化较霍米·巴巴的杂交文化更为开放、辩证。桥、楼梯抑或协商空间的模型，都无法适用于超文化。德勒兹的根茎模型（Rhizom-Modell)则被证明适用于描述超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一模型完全具有文化理论方面的潜力。

根茎表征无中心的多样性，不受制于任何上层秩序：“根茎，作为地表下的集束，迥异于直根系和须根系。鳞茎和球根都是根茎，而直根与须根也具有根茎的形态。人们可能会问，植物的种属之别是否就在于有无根茎的形态…根茎上每个点都可以（而且应当）与其他任何点相连。这与树或根完全不同，它们的点和秩序是确定的。”[37因此，根茎是一个开放的构成物，其异质元素持续相互作用、彼此滑过，处于不断生成的状态。根茎空间不是协商空间，而是转化和混合的空间。根茎的散点，准确说是离散，使文化受到去实质化、去内在化而成为超文化。

德勒兹设计了兰花与黄蜂之间的根茎关系：“兰花通过生成一个黄蜂的仿图解域（deterritorialisiert）自身，黄蜂则在仿图之上将自己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siert）。另一方面，黄蜂也通过成为兰花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使自已解域，又通过运输花粉使兰花再辖域化。”[38]兰花和黄蜂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似受“拟态”（Mimikry)规制，实则是“真正的生成，兰花的生成——黄蜂，黄蜂的生成——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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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7 | PRINTED_PAGE=33

尽管根茎在地下分散排布，它依然会形成树和根的结构，而侧根或根须也会突然萌发出类似根茎的芽。[39]超文化作为一种消除内在、根基和居处的文化，从多重角度看都具有根茎式的表现。在亚文化和文化的构成物之间，在边缘和中心之间，在暂时集中和再次离散之间，发生着根茎般的桥跨。这也会促使主导性文化构成物的形成，它与根茎网络中的节点或块茎类似，却又会离散和消解。作为树和根文化的民族文化，却由根茎结构的移位或隐藏而产生。超文化是一种根茎文化，根茎的增生和分散反映了那种既不能被间(Inter，文化间性)也不能被跨（Trans，跨文化性)所囊括的超（Hyper，超文化性）。

根茎没有记忆[40]，它似乎是涣散的。在这个意义上，根茎文化也类似于没有内在性和记忆的超文化。一则关于根茎的植物学描述总结道：“根茎最老的部分总是随着顶端的渐渐变细而死亡。因此，即使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也不会像其他多年生根束一样长到更大的尺寸，它只不过是变成了另

文化的连字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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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8 | PRINTED_PAGE=34

一条根束而已。”

作为飞跨的通道，海德格尔以及霍米·巴巴的桥“让河岸相对而立”，迥异于根茎。根茎的中间部位不是互转通道，它躲避或流动得太快，以至于无法“协商”。德勒兹认为，“在事物之间”(Zwischen den Dingen）“并不意味着一种自此至彼、反之亦然的可定位关系”，而是一种“向着一个方向与另一个方向的横向运动”。因此，根茎的“之间”不是“间隙通道”，而是“无头无尾的溪流，它冲刷着两岸，其中间部位流动越发加速”[41]。根茎的“之间”不具有对抗性。

塑造它的，不是对立而是接合，因此，它或许比霍米·巴巴“充满冲突”的间隙空间友善得多。它既没有终极性，也没有排他性：“根茎不分首尾，它是…中间的一块，宛如插曲（Intermezzo)。树是承袭，而根茎是结盟，彻头彻尾的结盟。树需要动词‘是’（sein），而根茎则在连词‘与（Und）……与……与’中寻得关联，这个连词有足够的力量撼动动词‘是’并将它连根拔起。”[42]这种根茎式的、非辩证的甚至友善的“与”是值得关注的。根茎的“与的逻辑”产生了“无意指”（asignifikant)的关联，即无关的有关、不同的同步、切近的去远。这种逻辑使文化连字符化[43]，从而成为超文化。[44]即使没有“深层”“内在”的语境，这些连字符也会彼此联结，彼此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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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39 | PRINTED_PAGE=35

Hyphe恰好也有菌丝的意思。最初，Hyphe（希腊语：hyphé)的意思是织物，有网、网络的意思。菌丝通过聚合形成一个网状的编织体（菌丝体）。菌丝编织体没有中心，没有真正的根，只能匍匐或向上生长（空气菌丝）。在某些条件下，菌丝体也会形成子实体，它没有什么内在，没有固定的位置。超文化从多重角度看是一种菌丝文化。

文化的连字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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