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

黑格尔曾说：“把美的、真正自由的生命，想象成产生于基于血缘和友善的两性的自然发展，既肤浅又愚蠢。”[3对美与自由的形成更为重要的其实是“自身陌生性”(Fre-mdartigkeit in sich selbst)，精神亦从其中汲取得以成为精神的力量。然而，单凭自身陌生性无法造就“美与自由的希腊精神”，为此还必须完成对自身陌生性的克服。这一过程并非全然的否定，原因在于自身陌生性本身就是构成“希腊精神的要素”之一。如此看来，陌生者的在场性(Anwesenheit)对于自我的形成十分必要。

很显然，在描述希腊世界的历史起源时，黑格尔着重思考了陌生者和自身陌生性的构成性作用。然而，对于欧洲文化认同问题，他却换了一种语气。在这一问题上，黑格尔强调希腊是欧洲文化的家园（Heimat)。诚然，欧洲的宗教起源于东方，而欧洲人用来满足精神生活的一切却都取自希腊：“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有种家园之感。”[4]此时，自身陌生性不再被谈及，陌生者被降级为质料（Materie）。而在之前，陌生还是一种精神要素，是形式（Form）。欧洲人“找到家”后，将那些“历史的”“外来者倾注的”林林总总通通抛弃。这种“归家”是幸福的：“正如日常生活中与欣然于家、知足于内的亲人在一起的人们，安于原地、不再外出，希腊人便是如此。”这里所说的幸福，是一种在家人、家乡和家宅中出现的现象，它源自“安于原地、不再外出”，亦即“居处”（Ort），而居处或与精神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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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谱学一历史学可以得知，希腊文化的形成基于陌生者的到来与自身陌生性，黑格尔对家的强调因而令人诧异。“史实”(das Historische)与“史观”(das Geschichtliche)明显不一致，后者创造了“自我”和具有强调意义的“居处”。导致心智萎缩的血缘或友善不再被提起。相反，黑格尔对家宅、家人和家乡加以肯定，指出要“欣然于家、知足于内”。关于欧洲文化，黑格尔眼中的精神，显然抛弃了曾经赋予精神得以成为精神所需之力量的自身陌生性。把欧洲文化从“安于原地、不再外出”的幸福中拉扯出来的陌生文化和“陌生者的到来”不复存在。欧洲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自足性（Selbstgenügsamkeit)：它对自身很满意，不受自身陌生性的困扰。然而，根据黑格尔自己的理论，欧洲文化的这种自足终将导致致命的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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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Herder)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 zurPhilosophie derGeschichte derMenschheit)中也说：“北欧东欧和西欧的整个文化”是“罗马一希腊一阿拉伯的种子长成的植物”[。可以说，欧洲文化并不“纯粹”，而是一个“杂种”。虽然赫尔德没有进一步推出一套文化理论，将这种“非纯粹性”明确升华为文化的构成性要素，但他至少形成了一种文化思维，即将各种文化进行价值对比的做法值得商榷。赫尔德在《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Auch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中说：“善以千种形态散落在这世间。”[7]

任何对比都会令人不快。然而，每种文化都倾向于将其相对的视角绝对化。因此，它无法超越本体，超越自我，它以蔑视和厌恶的态度对待成为疾病的陌生者。[8]但恰恰是这种盲目让文化得以感受到幸福，换言之，盲目性是自我认知幸福与否的前提。民族幸福感的产生过程是：灵魂忘却了自身固有的多样性，并将局部升格为整体。赫尔德说，它用几个被唤醒的音符打造音乐会，沉睡的音符则不被感知，虽然低沉，高声奏唱却离不开其支持。归根结底，灵魂的幸福归功于耳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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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是否正在趋近一种丧失了“让人能感受幸福的聋盲性”的文化，一种借助声音传达、突破超文化音域空间、不受居处限制、音符鳞次栉比的文化？并存、同步或亦此亦彼（Sowohl-als-auch）的超文化情态改变了幸福的拓扑结构。

那些身穿夏威夷衫的游客也许不了解什么是民族幸福感和“灵魂的幸福奏唱”。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幸福，一种源自去实事化（Defaktifizierung)，亦即扬弃与此处（Hier）、与居处的联系而感受到的幸福。外物在他们眼中不是“疾病”，而是必须融入的“新事物”。他们所居住的世界正在去边界化，成为一个文化的超卖场(Hypermarkt)，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超空间（Hyperraum)。相比于那些以国家或家乡为固定居所的灵魂，他们会觉得不那么幸福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人相比不那么值得被向往吗？他们难道不会因为“抛离”而倍感自由吗？穿着夏威夷衫的游客是自由人（homoliber)这种未来的幸福形象吗？还是说，幸福终究是一种有边界、有定所的现象？会出现一个原住民、隐修士、苦行僧或地方原教旨主义者的新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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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和超文化 Hypertext und Hyperkultur

作为超文本的创造者，泰德·尼尔森（TedNelson)不认为它将被局限于数字文本层面。世界本身就像超文本。超文本性是“事物的真正结构”[9]，用尼尔森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切都紧密交缠”[10]。换言之，世间万物都彼此缠结联系，没有孤立的存在。尼尔森进一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体压根儿不存在。”[]

无论身体还是思想，都不会遵循线性模式：“遗憾的是，数千年来，我们对序列关注过多…思维结构从来不是按序排列的；实际上，我们的思维过程也不是依次进行的。”[12]思维结构是一个“交织的思维系统（我喜欢称之为缠绕团，structangle)”[13]。Tangle指纠缠、打结。现实网络结构尽管错综复杂，却不同于混沌，它是具有一定结构性的缠结（struc-tangle)。线性层级结构抑或封闭不变的识别方式都是强加的结果：“层级结构和顺序结构通常是人为强加的………”[14]超文本则承诺不接受任何强加。尼尔森面前呈现的是一个超文本的宇宙，一个没有中心的网络，一种“可以举行集体婚礼的地方”：“真正的梦想是让一切尽在超文本中。”[15]

尼尔森将自己的超文本系统称为“上都”（Xanadu，音译“仙那度”)。上都是亚洲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在那里，强大的统治者忽必烈命人在一个绚丽的花园中建造了一座宏伟的行宫。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他未完成的诗歌《忽必烈汗》中赞美了这个传奇的地方。尼尔森一定曾被柯勒律治的梦中幻境吸引，并根据他的梦境片段创作了《梦想机器》。[16]他的超文本，他的“上都”，也因而如梦如幻。

尼尔森还为自己的上都宫殿绘制了草图。在名为“上都台”的巨大城堡式建筑入口前，矗立着一个超大的X标志。这一金色X标志立放于每一家上都授权门店前，如同麦当劳的金色M一样。进人门店的用户被称为“旅行者”，他们想在此消除饥饿感，金色X的寓意即为“欢迎心灵饥饿的旅行者”[17]。饥肠辘辘的旅行者在知识和信息的超卖场里受到了超欢迎（Hyper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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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性（intertwingularity）或结构性缠结也是当今文化的特点。文化正在逐渐失去类似于传统文本或书籍的结构。任何历史、神学、目的论都已不再将文化视作有机同质体。印有文化本真性（Authentizität)或源始性（Ursprünglichkeit）表象的边界或围墙正在消失。文化仿佛从每一个接缝(Naht)中进发出来，冲破了所有的界限或缝隙（Fuge）。它被去除了边界，去除了限制，去除了接缝，变为一种“超文化”[18]。不是边界，而是链接和联网组建了文化的超空间。

因新技术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去远”（ent-fernen)文化空间。由此产生的“切近”(Nähe)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实践和表达形式。全球化进程起到了积累和集聚的作用，异质的文化内容簇拥到一起。不同文化空间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时间同样失去边界。簇拥起来的林林总总，不仅让不同地域，也让不同时段失去了遥远性。更准确地反映当今文化之空间性的，不是感知上的跨（Trans-）、间(Inter-）、多（Multi-），而是超（Hyper-）。文化发生了内爆，也就是说，文化被去除了遥远性，成为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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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超文化意味着更多的文化。文化通过去除自然性，摆脱其血缘和土壤，即其生物或人族代码的束缚，成为真正的文化，也就是超文化。去除自然性的做法加剧了“文化化”（Kulturalisierung)。如果居处构成了文化的实事性（Faktizität），那么“超文化化”（Hyperkulturalis-ierung)就意味着文化的去实事化（Defaktifizierung）。

超文化是否会像柯勒律治的上都一样，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象，一个梦中幻象？忽必烈的避暑行宫建在那片无尽动荡、波澜四起的大地上。流经这世外桃源的圣河阿尔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入黑暗大海：

忽必烈大汗驾临上都，修起富丽的逍遥宫：那儿有圣河阿尔浮，流经深不可测的岩洞，注入不见太阳的海中。

从河水的咆哮中，忽必烈听到了祖先的声音。他们预言了战争：

忽必烈汗远远谛听，在骚动中，听到祖先的声音在预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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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明之战”吗？没有中心、没有神祇、没有居处的超文化将继续遭到抵抗，并让很多人经受失去的痛苦。文化的再神学化、再神话化和再国家化是反对世界性超文化化的常用语。鉴于此，超文化的去居处化还会遭遇地方原教旨主义。预言灾祸的“祖先的声音”会是真的吗？或者只是很快就会消逝的亡魂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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