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

联网的爱欲

Eros der Vernetzung

威廉·弗卢塞尔(VilémFlusser)在其生前未完成的作品《关于时间的思考》(“Die Zeit bedenken”)[19]中思考了信息社会的时间形式，即图像时间、书籍时间和比特时间；换用几何术语表达，就是面时间、线时间和点时间。图像时间属于神话时间。秩序一目了然。事物都有其不变的位置，一旦偏离即被校正。书籍时间属于历史时间，具有历史线性，是一条源自过去、注入未来的河流，每个事件都指向进步或衰退。然而今天的时间，神话的视域和历史的视域皆无，不具有包罗万象的意义视域，遭受去神学化或去目的论化后，便是一个原子化的“比特宇宙”（Bit-universum），或称“马赛克宇宙”（Mosaikuniversum)。在这一宇宙中，神话或历史视域之外的可能性（Möglichkeit)像点一样“疾驰而过”，或如颗粒一般“纷扬飘落”并“触手可及”：“这些可能性向我扑面而来它们就是未来。我目光所及，皆是未来。………换句话说，我就是一个洞，但不是被动静止的，而是像旋涡一样将周遭的可能性吸进洞中。”在这个点宇宙中，没有限制可能性的图像和书籍。相反，此在被自由漂浮的可能性所包围。因此，点宇宙让我们拥有更多自由，未来“就在我转身的地方”。

弗卢塞尔继续思考并认为，当“我”把他人纳入“我的时间”，即“认可”和“爱”他人时，可能性会得到拓展：“…我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因为还有他人陪伴周围…我通过分享自己的未来，从而拥有了他人的未来。”弗卢塞尔或许也想把联网解释为一种爱和认可的实践。联网创造了一个可能性的超空间，进而使未来得以扩展。超文化宇宙中的此在不会有畏惧(Angst)和孤立之感，爱欲与联网才是它的基本特征。

无论出于爱欲还是完全不同的人性偏好，世界的逐渐网络化都产生了丰富的，甚至是过于丰富的关系和可能性。饱和的可能性空间，即充满可能性的超空间，冲破了实事性的堤岸。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实事性将“筹划”（Entwurf)，即选择的自由，局限在“继承而来的可能性”之内[20]：“决断，让此在回归，从自身因被抛（als geworfene)而得以继承的遗业中，一一揭蔽出本真生存中的实事可能性。”[21]被抛状态当然不是现今生存形式的标志，与之更相符的是“筹划状态”（Entworfenheit）。可能性过剩，使“此在的筹划”(Daseinentwurf)突破了继承和流传的视域，呈现去实事化的趋势，从而带来更多自由。此在经由去实事化成为自由人。微软著名的标语“今天你想去哪儿”揭示了此中奥秘—此在因去实事化而成了丧失继承性的超文化旅行者。去实事化就是现今文化的特点，它消除了此在的被抛状态，带来了自由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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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超文化旅行者是经过去实事化的此在的另一名称。他不必亲身上路就能成为一名旅行者。他在自我处（bei sichselbst)即可身居异地，或踏上行程。这不是说一个人作为旅行者离开家，以便之后作为当地人回到自我处。超文化旅行者在自我处已然是一名旅行者。他在此处即已在彼处，而他最终到达的却是无处（Nirgends）。

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确信，每一个通过媒介进行的交联均将救平差异，并造成常人（Man)的专政。他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及利用消息手段（报纸)方面，任何人都与其他人无异。这种相互同在（Miteinandersein)把本已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头角峥嵘的他人随之逐渐消失。”[22]媒体使生活形式和可能性变得多样化，这对海德格尔来说是陌生的。即便如此，他也不想用此在筹划的多样性来反对常人的千篇一律，因为他对多样性同样深感不安。他召唤天命共同体中的“我们”来应对五彩缤纷的拼贴社会（CollageGesellschaft)。海德格尔的栖居(Wohnen)和居处哲学，是此在再实事化（de-faktifizieren)的最终尝试。

联网的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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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融合食物

Fusion Food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简单地让符号、表象、图像、香料、气味的多样性消失。建立统一性或单一性，既不是自然界的特征，也不是文化的特征。相反，产生差异才是进化经济的应有之义，这同样适用于文化的进化。全球化是方言存续的进程，并促进方言的产生。

以物种保护为导向的文化多样性观念存在问题，因为这只能通过人工围栏得以实现。博物馆或民族学理论的叠加或许是徒劳的。文化交流过程之鲜活，既在于文化的传播，也在于文化的消失。超文化不是超维度的单一文化。相反，通过全球联网与去实事性，超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方式。它们不断变化、拓展和更新，过去时代的生活形式也以去历史化的超文化模式加人其中。在这种空间和时间都不再有边界的情况下，超文化终结了强调意义上的“历史”。

“麦当劳文化”或“可口可乐文化”等流行语，并不能准确反映文化的实际动态。麦当劳是改换名称从而更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投射出的映像，这种映像掩盖了实际情况。世界上的中餐馆可能比麦当劳连锁店还多；在巴黎，人们吃寿司可能比汉堡包还多。西方现代餐饮也经常引入亚洲美食元素。在亚洲，麦当劳充其量只是当地美食的一种调剂，就连供应的餐食也必须适应相应国家的饮食习惯。来自美国的不只麦当劳，还有融合食物或融合料理。这是一种混合菜肴，应用了超文化下的多种香料、食材和烹饪形式。这种超料理(Hypercuisine)并没有削弱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不会盲目地把所有东西都“一锅炖”，相反，它要依靠差异，并创新形式。由此，超料理创造了一种多样性，一种在一味保持地方菜肴纯正性的情况下无法产生的多样性。因此，全球化和多样性并不相互排斥。

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在《社会的麦当劳化》(Die McDonald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中将麦当劳抬举为世界合理化的密码。[23]也许，世界上许多生活领域都被效率、可计算性或可预测性等合理化命令控制。然而，这些合理化命令无法消除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口味，或者说无法消除香料和气味的多样性。全球化不等同于合理化。出于对多样性的恐惧，柏拉图曾谴责香料的使用和西西里岛食物的多样性。但是，文化不会遵循逻辑，它比人们认为的更加不可计算、不合逻辑。强制统一和认同不会成为全球化的推进力量。超文化性(Hyperkulturalität)正展现出倍增效应(vervielfälti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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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任何饮食的再本地化(Re-Lokalisierung)可能都无法摆脱超料理。口味的超卖场使其自我失去了居处，这就是自我在超文化模式下显现的状态：“简而言之，一种非传统主义的地方复兴正在发生…用巴伐利亚式的讽刺方式来说就是—说起（白)香肠，指的是夏威夷风白肠。”[24]

至少就食物而言，不会存在文化的统一化。味觉运转的机制，也就是享受的机制，就在于制造差异。单一性将意味着享受的终结。就消费经济而言，差异的平均化毫无益处。差异和多样是口味超卖场的生存所依。超文化性不仅指各种香料和气味的并存，它还对口味进行去实事化，使其向新事物敞开自我。

融合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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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食物让我们想到的与其说是存在（Sein），不如说是筹划存在（Design）。进一步说，超文化性使存在遭受去实事化而成为筹划存在。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筹划。筹划存在使存在失去了被抛性。海德格尔不断尝试对这个世界，包括气味，进行再实事化，以此反抗世界的超文化性。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田间路》(“DerFeldweg”)中表达的对“橡木的气味”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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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杂交文化

Hybridkultur

关于文化是杂交的或不纯粹的，这种观点并不新鲜。赫尔德认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欧洲文化是“从罗马一希腊一阿拉伯的种子长成的”。所以，文化是一个杂种。黑格尔也说，希腊民族的起源归功于“合流”，即“不同民族的融合”，它绝不是纯粹的。黑格尔在谈到希腊文化起源时所说的自身陌生性，表征了最终要被称为“杂交”的文化存续状态。

自身陌生性赋予精神“得以成为精神的力量”。如此看来，精神本身可能就是杂交的。如果没有自身陌生性，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活力。黑格尔的同一也可以被解读为充满混合差异的同一。黑格尔对同一或有机统一的决断，或许正是源于他对存在的杂交性的深刻洞察。黑格尔无疑是少数接近精神源始维度的思想家之一。精神原指兴奋激动或失魂落魄，与英语中的幽灵（ghost)同义。从词源上看，精神更多指向“离一家”（Un-heim-lichkeit），而非安宁的“居一家”（Bei-sich-zu-Hause-sein)。幽灵本身就是一种杂交的形象，它一半是活的，一半是死的。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中，杂交性被提升为一种形成文化的力量，它带来了新的（混合）形式：“由传统线条(Traditionslinie)或能指链的混合，或将不同的话语和技术相结合，以及通过拼贴、采样、手工制作等技术所产生的一切都是杂交的。”[25]

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的杂交性概念对文化本身的纯粹性或源始性提出了质疑。霍米·巴巴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固定不变并且可以作为阐释学对象的存在。杂交性中突显出的“间隙通道”（zwischenräumlicher Übergang/interstitial passage)[26]产生了同一性，即受差异性影响而产生的自我文化形象。作为通道的边界，其作用不在于隔离或者排斥，而在于创造。边界作为居间一空间（Zwischen-Raum)一次次重新定义差异，相应地也重新定义同一。霍米·巴巴还使用了“楼梯间”的隐喻：“楼梯间里的来来往往创造了时间上的移动通道，防止了位于楼梯两端的同一性陷入原生极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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