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

Hyperkulturelle Identität

在莱布尼茨的宇宙中，每个存在者都有固定的位置和固定的身份（Identität，又译“同一性”），它蕴含在神造的和谐及宇宙的秩序中。没有什么能让存在者不安，没有任何外来者会闯入其有序的内在，也就没有任何单子看向窗外。

视域的瓦解是今天的特点，创造意义和创建身份的关联正在消失。碎片化、节点化和多元化是当代的证候，今天的时间经验亦是如此。那种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美丽架构，即一个故事、一个叙事弧（narrativer Spannungsbogen）所带来的完整时间不复存在。时间变得赤裸，被剥下叙事的外衣，一种“点时间”（Punkt-Zeit)或“缘构发生时间”(Ereignis-Zeit)得以产生。这样的时间由于视域匮乏而无法承载太多意义。

今天的“星丛”(Seinskonstellation)¹显然缺乏将部分统一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整体的引力。存在是涣散的，变成了一个由可能性和事件组成的超空间，它们不再因引力相互吸引，而是在超空间中交错横飞。视域的瓦解可以被体验为一种痛苦的虚空，一种叙事的危机，但也让一种新的自由实践产生。

超文本写就的世界由无数窗口组成，但没有一个窗口能打开一个绝对的视域。没有被视域锚定的存在却因而拥有了一种新的行进方式，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在窗口化过程中，人们从一个窗口滑向另一个窗口，从一种可能性滑向另一种可能性，从而让一种个性化叙事、一种此在进行的个性化筹划成为可能。当视域分解成五颜六色的可能性时，一种身份认同便被拼凑出来，单色自我便被多彩自我取代。

所谓拼凑式宗教，亦可被称为多彩宗教，同样以统一的意义视域的瓦解为前提。视域的瓦解导致了不同信仰形式的超文化并置，人们从中拼凑出自己的宗教。然而，颜色和形式的多样性并不总是活力的标志，就宗教而言，它也可以是走向终结、湮灭的现象。艺术也越来越在构建超文化的表达形式和修辞手段之间摇摆。超文化艺术不再致力于强调意义上的真理，也就是不再去揭示什么，而是同拼凑式宗教一样，以多姿多彩和多种形态来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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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1 阿多诺为哲学提出的一种希望，建立一种概念和所思的具体对象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强制的关系，而是像星星一样松散却又联结着的关系。引自知乎答主TakySafu。

超文化不会带来统一的文化料（Kulturmasse），即单色的统一文化。相反，它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人们按照自己的偏好，从构建起超文化的多种生活方式和实践中拼凑出自己的同一性，拼凑式结构和身份由此出现。这种多姿多彩预示着一种新自由实践即将到来，它由生活世界的超文化性去实事化所产生。

超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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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间性、多元文化性和跨文化性

Inter-, Multi-und Transkulturalität

文化间性和多元文化性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西方现象。从历史角度看，它们的形成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关。从哲学角度看，文化的本质化是它们得以形成的前提，文化间性的观念使得文化获得了一种本质。同时，文化的民族化或种族化也为文化本身注入了一种灵魂。间性（Inter)会把经过本质化的文化引入一种对话关系中。根据这种文化理解，文化交流不是使文化一成不变的过程，而是一种值得推厂的特殊行为。

文化间性根据主体间性或人际间性的模式运作。在这一模式下，人类以主体或个体的形象呈现。多元文化性对文化的理解也没有根本不同，人们会用“融合”或“宽容”来克服继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如此，多元文化性为相互渗透或

相互映照开辟了狭小的空间。霍米·巴巴的间隙通道概念视文化同一性为差异影响的结果，这一概念虽然向文化的去实体化（Ent-substanzialisierung)迈出了第一步，却没有走向超文化的窗口化。

东亚还没有发展出实体存在论的（substanzontologisch）文化概念。此外，人也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实体或个体统一体（Einheit），也就是说人不是“人”，没有“灵魂”。中文里的“人”字，指向的也不是实体的人，而是表现“之间”的字符，是一种关系。在个体或主体间后发性地建立关系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或人际间性（Inter-personalität）这种西方范畴，对东亚思维来说是陌生的。在所有间性面前，人都是居间的。相应地，“对一话”（Dia-log）也是一个西方概念，东亚文化并不了解“辩一证”（Dia-legein）的善言性。这种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东亚地区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或翻译来描述文化间性。因此，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释义，听起来往往非常造作。[70]

无论欧洲文化还是欧洲的文化概念，都表现出很强的内在性。相反，东亚文化缺少内在性，因此可以被渗透，被打开。也正因此，它发展出一种对据为己有、变化，即对新事物更强烈的趋近。东亚文化不是内在回忆（Er-Innerung)或记忆的文化。由于具备更强的开放性，它无须刻意寻求在固定实体间充当中介的那种间性。就其内部状态而言，东亚文化向超文化趋近的态势更强，因为超文化同样是不具有内在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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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东亚思维不以实体而以关系为导向。因此，世界更像是一张网，而不是存在。东亚思维是网状的，这可能是在东亚比在讲求本质的欧洲能更快发生交联的原因，这种交联显然符合亚洲人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东亚与“技术”交联有着非常“天然”的关系。

“多地生活”[71]并不符合东亚对全球化的认知。事实上，在东亚也只有极少数人会与多地结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尚未触及东亚，只是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多元文化性也没有正确反映东亚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多元文化性具有构成性意义的殖民主义和移民并不是东亚特征。尽管缺乏多元文化性，但东亚的超文化特征却越来越凸显。超文化性并不一定以多元文化性为前提。

与文化间性的对话相比，跨文化性强调的是“跨越边界”：“在跨文化交流中，从一个文化单元到另一个文化单元的跨界过程是研究的重点。”[72]沃尔夫冈·威尔什(Wolfgang Welsch)的跨文化思想也强调了文化的跨界动态：“超文化性……想表明…今天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穿过古典文化边界，并将其超越。”[73]与跨文化性相比，超文化性不会强调跨越边界，它是不同文化形式的无间隔并置。人们不会在超文化空间，即文化的超市场中漫游。不同的文化形式、表象、声音和气味，已经脱离了它们原来的位置，将自己呈现于一个无限的超空间中。超文化的同时性完全没有漫游所固有的广袤性。人们不是在“漫游”，而是在可触及的现在时中“浏览”。这里所强调的漫游并不是超文化的行进方式。在现在时中可以触及一切的地方，出发和到达也就不再被强调。超文化旅行者总是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旅行者，他既不是“漫游者”，也不是“越境者”。通道和过境不在超文化的空间里。超文化创造了一个单数的此处。当异质的内容无间隔地彼此相邻时，跨越就变得多余了。今天文化状态的特点不是跨，也不是多或间，而是“超”。发生交互或跨越的文化被去边界化、去居处化、去遥远化而成为超文化。

文化间性、多元文化性和跨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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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的窗口化不是对话，它缺乏对话的内在性。从某种角度看，超文化是涣散的。超文化旅行者不是诠释学家。超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多元文化，是因为它对出身、血缘、种族或居处缺少记忆。超文化从不同的表象、符号、标记、图像和声音的密集并置中获取全部动能，是一种文化的超文本。跨文化性恰恰不具备这个维度的“超”。定义当今文化的，不是跨越的广袤，而是时空并置下的切近；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不是多元或跨越，而是集聚、联网和凝缩(Verdichtung)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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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威尔什说，文化不是今天才具有跨文化性的，它一直都有。[74]与这种对每个时期、每种文化都曾明显产生影响的跨文化性相比，超文化性则是今天的文化特点。它以特定的历史过程、社会文化过程、技术或媒介过程为前提，并与前所未有的特殊时空体验和同一性构建、感知形式相关。因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不是超文化。超文化性是今天的现象。

文化间性、多元文化性和跨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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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己有

Aneignung

近代，他者或完全他者的范式已经在许多人文学科中确立起来。从那时起，据为己有就带上了罪恶感。有人认为，据为已有是损“他”益“己”。这种理解本身就值得怀疑。他者被迫进入自我思维的范畴，他者性或陌生性才被建构起来，这与据为己有全然无关。被无度滥用之后，他者就被神话般地禁忌化或神灵化起来。

据为己有本身不是暴力，要把它与为了本有（dasEigene，又译“自我”)和同一(dasSelbe)而消灭他者的殖民主义剥削严格区别开来。据为己有对教化与身份认同（BildungundIdentität)具有构成性作用。只有白痴或上帝才不需要去据为己有。本有不是像日期一样先在、既存的，相反，它是成功汲取的结果。不据为已有，就不会更新。超文化所具有的恰恰是这种对据为己有的渴望，对新事物的渴望，它是一种极力去据为己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