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

谁将他者据为己有，谁就不会一成不变。同时，据为己有自身的本有也随之转变。这就是据为己有的辩证法。发生变迁的，不仅是自身作为主体的据为己有，还有被据为己有的他者。据为己有的过程不是对同一的维系，相反，它使差异产生。这样，他者才不会被视为异国情调（Exotische），而对异国情调的凝视却巩固了本有。

超文化不知何为让人感到胆怯和惊恐的完全他者。在新事物面前，他者会退却，它本就不属于超文化的语汇。好奇取代了胆怯或恐惧。但排除一切交流过程的值得保护的自我只可能是个传说。本有是从文化的超空间中被据为己有的，换言之，它不是被继承的，而是被习得的。在本有与他者之间设定的解构性分隔缓和为新与旧的区别。由此，对差异，对新事物的接纳宣告到来。

消费也是一种据为己有的实践，主体贪婪地吞食他者，自身也不会一成不变。人从置身的周遭所据为己有的，才是构成自我的内容。只有纯粹内在性的神话才会将消费救平为单纯的外在行为。对消费的批判源自意欲对超强他者进行防卫的深层内在。这种内在性，这种灵魂不为东亚所知，这也是东亚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尤为积极的原因。东亚亦不知何为用于御外的本质和内在。内在毋宁说是外在的一个特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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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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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期和平

Zum langen Frieden

在康德看来，和平状态不是自然状态，因为后者是一种战争状态[75]，而前者是需要被建立起来的。康德在提出“世界公民权”和“友善好客”[76]这些永久和平（ewigerFrieden)的原则之后，又提出了几项附加条款：因为仅凭原则对于建立永久和平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需要这些附加条款。在第一项附加条款中，康德出人意料地提到了自然(Natur)。自然状态虽然是一种战争状态，然而，自然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却为我们提供了“永久和平的保障”[77]。

康德认为，国际法思想以“许多相互独立、毗邻国家的分立”为前提。各国在“一个凌驾于他国之上、朝着大一统君主制过渡的权力之下”的“融汇”，无法铸就“永久的和平状态”，因为这种国家间的联合会演变为专制。“自然”“另有意愿”[78]，它要让各国保持分立。为此，它通过区分语言和区分宗教“两种手段来阻碍民族的融合，并助长分离。它们虽然带来了互相敌视的倾向，成了引发战争的借口，但也会随着文化的进步和人类的趋近，促成原则上的更大共识以及对和平的赞同。与专制主义不同，这种和平的实现和存续…本身并不是借助对所有力量的削弱，而是借助在最激烈的竞争中形成的所有力量之平衡”[79]。

康德始终推崇自然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仅凭理性显然无法实现永久和平。因此，康德请自然来为那种“建立在理性之中，虽受到尊崇却无力付诸实践的普遍意志”提供帮助。自然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还创造了彼此对立的事物。她一方面让各国彼此分立，另一方面又“通过让他们彼此交换私利”将各民族“统一起来”。这指的是“贸易精神”。按照康德的说法，贸易精神与战争不相容，它能让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状态下的国家之间自行调停。贸易精神迟早会征服每一个民族。自然就是这样“通过人性禀好(menschlicheNeigungen)的机制”保障永久的和平。根据这一逻辑，推动全球化的贸易精神可能会被证明比在文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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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中交战的诸神更为强大。[80]

然而就在此前几年，康德还尖锐地谴责了贸易精神。他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即使战争，如果它是在有秩序和尊重公民权利的情况下被发动的，也有其崇高之处。以这种方式发动战争的民族，面临的危险越多且能够勇敢坚持，其思维方式就越崇高：因为长期和平下滋长的纯粹贸易精神，常常使低级的自私、懦弱和软弱占据上风，并贬低民族的思维方式。”[81]“长期”和“永久”的和平之间究竟区别何在？基于贸易精神的和平是长期的，而基于道德的和平是永久的？康德将自己置于矛盾的境地。削弱道德的长期和平，成了以道德为基础的永久和平的保障。

因此，即使全球化只是建立在贸易精神基础之上，它至少可以带来长期的和平。如此看来，源于“低级”“禀好”的贸易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长期和平与永久和平之间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康德不会赞同的东西也许有助于实现永久和平，即种族、宗教和语言的混杂。这种混杂不利于权力和统治。权力的前提是连续性。在一个不连续的空间或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空间中，确立权力十分艰难。因此，混杂使为了自我的稳定或合法化而构建文化或种族的纯粹性的权力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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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内心肯定也有类似的想法。“贸易和工业，书籍和信件往来，所有高等文明的共通，地域和景观的快速切换，所有没有土地的人当下所过的游牧生活—这一切必然造成国家的削弱和最终的毁灭…由于存在持续不断的交杂（Kreuzung），所有国家之中都会产生……混合种族(Mischrasse)。”[82]这种混杂的禀好或许也可以归因于自然。不自然的是“人为的国家民族主义”，即“通过制造民族敌对来使国家封闭”。尼采认为，这样的混杂过程是无法被阻止的，国家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由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的暴力紧急状态和围困状态”，需要“诡计、谎言和暴力来维持自身威信”。因此，有必要“在国家的融合上下功夫”。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和平不以分离而以国家和民族的融合为基础，这种融合不需要“一个凌驾于他国之上、朝着大一统君主制过渡的权力”。即使没有权力，自然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也能够促进混杂。在随着上帝已死居处即将消失的时代，“不自然的国家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地方原教旨主义。尼采认为，“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太浪迹天涯”，不会沦为国家民族主义的牺牲品。[83]尼采眼中“当前文化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在于“相互融入和彼此受益”[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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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尽管尼采具有非凡的远见，但他还是无法预料“地域和景观的快速切换”将会带来何种文化形式。他并没有想到超文化的概念，也没有充分肯定文化杂交。尼采在另一段话中说，文化的杂交带来“许多丑态”，导致“世界黑暗化”[85]。超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去边界化的，因此它也是一种超然于美和丑的文化。

论长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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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文化 Kultur der Freundlichkeit

超文化联网创造了生活方式和感知形式的深层多样性。它不允许存在普遍的，即所有人共有的经验视域，也不允许存在普遍有效的行为规则。因此，为了成功实现共在(Mitsein)而进行的必要调整须经由另一路径。

面对多样化的信念，或如理查德·罗蒂所说的“终极语汇”，可以采取的一种态度是反讽。罗蒂所说的“反讽者”“对自己正在使用的终极语汇抱有彻底的、无休的质疑”，她不认为“她的语汇比其他语汇更接近现实，也不认为她的语汇接触到了自身以外的任何力量”。[]罗蒂认为，反讽者们“永远生活在对自己的终极语汇，也就是对她们自身所具有的偶然性和脆弱性的清醒认识之中”[87]。她们不会把语汇绝对化，而总是愿意对其进行校订。 [88]

E

然而，罗蒂式讽刺的道德品质在“避免羞辱他人”中消耗殆尽。罗蒂认为：“对于面对羞辱人人都会受伤的认知，是我们唯一需要的社会纽带。”[89]鉴于此，他的反讽者需要“尽可能富有想象力地熟悉其他终极语汇，这不是为了自己的教化，而是为了理解人们所遭受的真实的和可能的羞辱”[90]。

与自我语汇保持反讽距离，无疑使人们有可能在不相互羞辱的情况下共存。这种反讽距离会催生一个高贵的自我，这个自我不会冒犯其他的自我。但反讽不具有联网效应，并不创造联结或联盟，它只是让一个考虑周全的单子集合体得以产生。这些单子拥有“富有想象力的同理心”，一种“想象他人真实的和可能的羞辱的能力”。[91]反讽单子即使拥有敏感的触角，但也不是“网络体”(Netz-Wesen)。反讽文化仍然是一种单子自我的文化。它拥有很强的内在性，因此无法理解文化语汇缺乏内在性的混杂。也可以这样说：香料和气味的超文化混杂、叠增并不具有讽刺意味。到底还有没有一种讽刺的味觉？换言之，文化从最深层讲并不具有反讽性。

罗蒂的反讽文化并没有理解当今世界的超文化状态。例如，对偶然性和脆弱性的意识，或许是反讽的特点，但反映不出多重的“超”体验。这也许是现代或后现代的意识，但不是超现代的意识。因概念根源而无法被反讽克服的消极性，并不存在于超文化中。超文化包含了一种反讽无法接纳的肯定。无尽无际（etwas Unendliches)是超文化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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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化

鉴于今天生活方式和信念的多元化，“得体”(Takt)无疑格外重要。伽达默尔认为，在“我们不了解一般原则”[92]的情况下，得体具有导向作用。“得体无法论证”，其功能在于“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为常规即康德的伦理法则的应用提供一种约束，这是理性无法做到的”[93]。虽然对特殊者（das Besondere)表现出忧虑，但得体并不是常规或理性的完全他者，而是常规的补充。它规范的是常规无法理解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得体赋予体系以可塑性和灵活性。尽管得体对特殊者有感觉，但它只在常规和同一（dasIdentische)适用的背景下才发挥作用。

礼貌也通过为相互展示自我提供空间，从而实现形式上的外在适应。这是一种交际技巧，确保人们不会对彼此出言不逊，或者发生口角冲突。然而，礼貌的开放程度很低，它常常被用来将与“他者”及其“他性”的接触降到最低。礼貌使他人保持距离。此外，它还受到文化代码的约束，在不同编码的文化相遇时，它的效力就会发生减损。

友善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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