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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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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0 | PRINTED_PAGE=149

可切分的、抽象的、被计时的时间就这样变得与交换价值系统同质：在那里它变得同无论什么物品都一样了。作为时间计算的物品，它能够而且应该与任何其他商品(尤其是金钱)进行交换。另外，时间/物品的概念具有可逆价值：一切都和时间一样是物品，因而一切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均可被看做是凝固的时间——其中不仅包括它们商业价值计算中的劳动时间，而且包括休闲时间，因为技术物品为使用它们的人“节约”了时间，而且这些人为此付费。洗衣机，便是家庭主妇的自由时间，便是转化为可被出售和购买的物品的潜在自由时间(这个自由时间她也许会用来看电视以及电视上其他洗衣机的广告!)。

时间作为交换价值和生产力的这一规律并不关注休闲，以至于后者奇迹般地逃脱了一切制约着劳动时间的束缚。(生产)系统的规则都不考虑休假。它们持续地在任何地方—在路上、在海滩上、在俱乐部中再生产作为生产力的时间。表面上一分为二变成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后者打开了自由的先验领域—这是一个神话。这种在消费社会中的极为对立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基础、越来越形式化。这种将每年的时间划分为“阳光下的一年”和“社会性的一年”的巨大编排，把假日变成私人生活的开始而把初春当成集体生活的降临，这种巨大的潮涨潮落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季节性节奏。这根本不是一种节奏(循环中自然时刻的承接)，这是一种功能机制。是将同一个系统程序划分为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我们将会看到由于这种客观的、逻辑的共通，制约着劳动时间的标准和约束也被传送到了自由时间及其内容之中。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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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1 | PRINTED_PAGE=150

暂且让我们回到休闲本身的意识形态上来。休息、放松、散心、消遣也许都是出于“需要”，但它们自身并没有规定对休闲本身的苛求，即对时间的消费。自由时间，也许意味着人们用以填满它的种种游戏活动，但它首先意味着可以自由地耗费时间、有时是将它“消磨”掉、纯粹地浪费掉。(这就是为什么说休闲“被异化了”，因为它仅仅是恢复劳动力所必需的时间—这是不够的。休闲的“异化”更加深刻:它并不直接隶属于劳动时间，而是与消磨时间之不可能性本身[L'IMPOSSIBILITÉMÊME DE PERDRE SON TEMRS]相联系。)

时间真正的使用价值，即休闲无望地试图恢复的那种价值，就是被消磨掉。假期便是一种对那可以完全浪费掉的时间的追寻，而且这种浪费不会进入到一种计算程式之中、(同时)这段时间不会以任何方式“被赚取”。在我们的生产与生产力系统中，人们只能赚取自己的时间:这种命定的必然沉重地压在了劳动之上，也压在了休闲之上。人们只能“利用”自己的时间，尽管也许只是一种空洞得惊人的使用。假期的自由时间依然是度假者的私人财产，是他通过一年的汗水赚取并拥有的一件物品、一件财富，他像享受其他物品一样享受它——他不会放弃它，把它给予、贡献(就像人们把物品放进礼品袋那样)，而要将它用于一种完全的无拘无束、用于意味着真正自由的时间之缺席。他被紧紧地束缚于“他的”时间之上，就像普罗米修斯被束缚在他的岩石之上那样被束缚于作为生产力的时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之中。

西西弗斯、坦塔罗斯、普罗米修斯：所有有关“荒诞自由”的存在神话较好地刻画了其背景之中的避暑者，为了模拟某种“假期”、无动机、彻底的剥夺、空虚，刻画了他白费心机而仍无以消磨自身及时间—原因是他处在一个完全客观化的时间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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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2 | PRINTED_PAGE=151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消磨足够多的时间，以战胜那种从过日子到从中赚取利益的命定必然性的时代。但是人们不能像脱去内衣一样摆脱时间。人们再也不能把它消磨掉或浪费掉，对金钱也是如此，因为这两者都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同一种表达方式。在象征范畴之中，白银、黄金都如同粪土。客观化的时间也是一样。但事实上，极少有，而且就现实体系而言，逻辑上不可能把金钱或时间回复到它们“古老的”、祭祀式的粪土功能中去。假使有人真正如此，那么他就是在象征模式上摆脱了它们。在计算和资本的秩序之中，这显然是某种方式的颠倒：我们通过它而客观化，我们被作为交换价值的它所操纵，是我们变成了金钱的粪土，是我们变成了时间的粪土。

到处都是如此，不要相信关于休闲中自由的假象，“自由”时间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可能存在着受制约的时间。消费的时间即是生产的时间。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从来就只是生产循环中的一个“模糊”阶段。而且，这种功能互补性(不同社会阶级意见不一)并非其核心的规定性。休闲受到制约是因为它在无动机的表象下，忠实地再生产着本属于生产时间和被奴役的日常性在精神上和实践上的一切束缚。

它并不表现为创造性活动：艺术或其他方面的创作或创造，从来都不是休闲活动。通常它表现为某种返祖活动、早于劳动的当代形式的活动(修补零活、手工艺、收藏、钓鱼)。唯一真实经验过自由时间的指导性范例就是童年。但这里混淆了童年游戏中对自由的体验和对劳动分工之前社会阶段的怀念。在这两种情况下，休闲想要恢复的总体性和自发性由于它们突然出现在一个受到当代劳动分工重点强调的社会时间中，因而具备了消遣和无责任的客观形式。然而，

第三章 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15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3 | PRINTED_PAGE=152

休闲中的这种无责任是与劳动中的无责任对应并在结构上互补的。  
一方面是“自由”，一方面是束缚：实际上，结构还是一样的。

正是时间在这两大模态之间的功能划分构成了系统并将休闲变成了异化了的劳动的意识形态本身。这种二分法给双方都造成了同样的不足和矛盾。因此不论在何处我们都能像在劳动领域中一样在休闲和假日中找到相同的尽责式精神和顽强理想、相同的强迫伦理(ÉTHIQUEDUFORCING)。休闲和它彻底参与的消费一样，都不是满足的实践。至少它只是在表面上是那样。事实上，这种要晒黑的急切念头萦绕心头，促使旅游者们“游览了”意大利、西班牙和一座座博物馆，这种健身和不可或缺的严格的裸体日光浴，尤其是这种微笑和坚持活着的快乐，这一切都表现为根据义务、牺牲及苦行原则进行的一种全面分配。里斯曼所说的“快乐道德”，便是今后休闲和快乐中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这种本来就属于伦理方面的救赎范畴—除非他能在其他尽责标准中找到救赎。

从类似限定劳动的同一种限定原则中，产生了一种日益敏感的——并与自由及自主动机明确对立的—倾向，即旅游及度假集中化倾向。独处是一种口头上而不是实践中的价值。人们逃避了劳动，但逃避不了集中。在这里当然，也存在着社会不公平(报告，第8条)。海洋、沙滩、阳光和人群对来自于社会低阶层的度假者们比对富庶阶级的度假者们显得更加必要：这反映了经济能力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文化期待的问题：“受到被动假期束缚的人们，他们需要海洋、阳光和人群来掩饰自己的窘迫。”(同上，于贝尔·马塞。)

“休闲是一项集体使命”:这一报章标题完美地概括了自由时间及其消费的那种制度的、内在化社会准则的特性，在那里对白雪、悠闲及各国美食的享受勉强遮掩了那深刻的服从：

1.对一种将需要和满足最大限度化的集体道德的服从。这种道德在私人及“自由”领域里逐点反映了“社会”领域中生产及生产力最大限度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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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4 | PRINTED_PAGE=153

2.对一套区分编码、一种鉴别结构的服从——区分的标尺，在古代对富庶阶级而言长期意味着“游手好闲”，现在变成了对无用时间的“消费”。支配着休闲的，是什么(有用的事)都不做的束缚，而且这种支配是非常专制的，这种束缚曾在传统社会中支配着特权阶层的地位。休闲，其分配依旧很不公平，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仍然是文化选拔和区分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人们可望预见趋势逆转(至少可以想象这样):在A.赫胥黎的《最美妙的世界》中，只有阿尔法人进行劳动，其他大群的人们都献身于享乐与休闲。人们可以承认随着休闲的前进及自由时间的普遍“提升”，特权会发生逆转，而最好的结果也许是为必需的消费留下越来越少的时间。假如休闲活动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与它们的理想计划背道而驰，且堕入到竞争和惩戒性伦理之中(这种可能性很大)的话，那么就可以断言劳动(特定类型的劳动)反而会成为使人们从自己休闲的疲劳当中恢复过来的场所和时间。无论如何，劳动今后可能会重新成为区分和特权的符号：比如高层干部和总经理们那种做作的“被奴役”，他们每天必须工作15个小时。

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矛盾项，其中被消费了的正是劳动本身。只要它比自由时间更受欢迎，只要存在着通过劳动实现的“神经官能”的需求和满足，只要额外劳动还是声誉的标志，那么我们就处在劳动消费的领域内。但我们知道，一切都可能成为消费客体。

休闲的不同寻常的价值反正在今天以及今后很长时间内都将存在着。即便劳动反弹性增值，那也只能从反面证明休闲成了深层意义中的高贵价值的力量。“受到劳动的明显束缚成了不成文的名誉索引”，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说道(“明显地受到劳动约束是公认的名誉和地位的标志”)。生产性劳动是卑贱的：这一传统依然如故。也许随着当代“民主”社会中日益激烈的地位竞争，这一传统甚至还得到加强。这种价值/休闲的规律具有社会时效的绝对力量。

休闲因而并非就意味着一种享受自由时间、满足和功能性休息的功能。它的定义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这样我们便回到我们开头为了证明为什么被消费了的时间实际上是生产时间而谈到的“时间的浪费”之上了。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是非生产性的，但却是一种价值生产时间——区分的价值、身份地位的价值、名誉的价值。因此，什么也不做(或者不做任何生产性事情)变成了一种特定活动。生产(符号等)价值是一种必然的社会供给，这与消极被动是完全相反的，即使后者显然是茶余饭后的闲话。事实上，时间在这里并不是“自由的”，它在这里被花费，而且也没有被纯粹地浪费，因为这对社会性个体来说是生产身份地位的时刻。没有人需要休闲，但是大家都被要求证明他们不受生产性劳动的约束。

第三章 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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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5 | PRINTED_PAGE=154

所以对空闲时间的消费类似于礼物交换。在这里，自由时间(同时对附属及内在于休闲的一切活动而言)是含义和符号交换的材料。就像在巴塔耶的《被诅咒的部分》中，其价值就在于毁灭本身之中，在于牺牲之中，而休闲则是这一“象征性”步骤发生的场所。

因此休闲在最后审判中用价值区分逻辑和生产逻辑为自己进行辩护。人们几乎可以经验性地核实这一点：当一个休闲者独处、进入“创造性自由支配”状态之时，他会绝望地寻找一个可以钉的钉子、一个可供拆卸的马达。置身竞争圈之外，没有丝毫自主需要、半点自发动机。但他并不因而就放弃什么也不做的机会，恰恰相反。他迫切地“需要”什么也不做，因为这具有社会区分价值。

今天依然如此，普通个体向假期和自由时间要求的，并不是“尽责的自由”(要它何用?有什么被隐藏的本质会冒出来?)，而首先是标榜自己时间的无用性，作为奢侈资本、作为财富的时间的富余。休闲时间，就和消费时间一样，总的来说，变成了非常确切的社会时间、价值生产的社会时间，变成了一个并非关于经济继续存在而是关于社会救赎的范畴。

我们来看自由时间的“自由”归根结底是以什么作为根据的。应该将其与劳动“自由”及消费“自由”进行比较。就像必须使作为生产力的劳动得到“解放”以获取经济交换价值一样——就像必须使消费者得到“解放”，使他(在形式上)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和建立兴趣以便消费系统得以建立起来一样，同样必须使时间得到“解放”，就是说使它摆脱它的(象征的、礼仪的)蕴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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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6 | PRINTED_PAGE=155

(1)不仅成为经济交换循环中的商品(就像在劳动时间中那样)，

(2)而且成为在休闲中获得了社会交换价值(名誉游戏价值)的符号和符号材料。

决定被消费时间的仅仅是这后一种模态。劳动时间没有“被消费”，或者说它只是像马达耗费汽油一样被耗费了，这个概念与消费逻辑毫无关联。至于“象征性”时间，则既没有受到经济上的束缚，也不像功能/符号那样“自由”，而是被联系着，也就是说与自然或相对社会交换的具体循环密不可分，这种时间显然没有“被消费”。事实上，我们称之为“时间”，只是由于我们的计时概念的类比和投影；它实际上是一种交换节奏。

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总体的系统中，不存在对时间的自由支配。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AFFICHE)。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区别于劳动时间的束缚。所以它是不自主的:它是由劳动时间的缺席规定的。这种构成了休闲深刻价值的区别到处被解释，强调为多余，过度展示。在其一切符号之中，在其一切姿态之中，在其一切实践之中，及在其表达的一切话语之中，休闲靠着对这样的自我、对这种持续的炫耀、对这个标志(MAR-QUE)、对这张标签(AFFICHE)的这种展示和过度展示而存在。除了这一点，它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删除。因为正是这一点规定了它。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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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7 | PRINTED_PAGE=156

关切的神话

消费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和服务的丰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一切都是服务(TOUTEST SERVICE)，被用来消费的东西绝不是作为单纯的产品，而是作为个性服务，作为额外赠品被提供的。从“吉尼斯对你很好”直到政客们对同胞们的关切，包括空姐的微笑及自动售香烟机的道谢声，我们每个人都被一种美妙的热心服务包围着，被奉献和善意的组合包围着。即使小到一块香皂，那也是一群专家为使您皮肤光滑而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思索后的成果。艾尔波恩航空公司让其整个智囊团来为您的“臀部”服务：“因为一切尽在此处。它是我们的首要研究领域…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让您坐好。我们从人体解剖学、社会学甚至哲学角度进行了研究。我们所有的座椅都是出自对您身体的细致观察………扶手椅外壳之所以用聚酯塑成，那是为了更好地配合您优雅的曲线，等等。”这个座椅再不只是座椅了，而完全是为您的利益着想的一种社会性供给。

今天没有任何东西是单纯地被消费的，即被购买、被拥有、而后就这样被耗尽。物品不是这样为某事而用，首先并特别要指出的是它们是为您服务的。如果没有个性化的“您”这一直接宾语，没有这套完整的个性供给的意识形态，那么消费只会是消费而已。正是这种额外赠品、这种个性效忠的热情为它赋予了完整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满足。当代消费者们沐浴在关切的阳光中。

社会转移和母性转移

这种额外赠品和关切的机制，在一切当代社会中，都有其官方支持：即所有的社会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退休金保管、多种津贴、补助、保险、证券交易)，由此，就像F.佩鲁所说：“当局因而通过发放社会津贴，目的不在于酬劳生产服务，而是满足需求，以此来纠正权力的过分垄断。这些款项拨付未遭到明显的反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会削弱那些所谓危险阶级的进攻。”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这种再分配的真实效率及其经济机理，我们感兴趣的是它造成的那种集体心理机制。由于其财产的提取和拨付，社会要求(即已建立的秩序)提供了一种宽厚慷慨的心理利益，表现出乐于助人的愿望。指称这些制度的完全是一套母性的、充满保护色彩的词汇：社会保障、保险、保护儿童、保护老人、失业津贴。这种官僚主义的“慈善”，这些“集体大团结”机制—全都是“社会征服”，通过再分配的意识形态步骤，发挥着社会控制机制的作用。看起来好像一部分剩余价值被奉献用于保护他们了—整个权力体系都得到了这种豪爽意识形态的支撑，在这一意识形态中，“善行”掩盖了利益。这真是一石二鸟：领薪者非常高兴能收到以赠予或“无偿供给”形式出现的、他以前被剥夺的财富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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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8 | PRINTED_PAGE=157

简要地说，这便是J.M.克拉克所指的“伪市场社会”。尽管其中充斥着商业精神，西方社会还是通过优先的财产分配、社会保障立法、对起点不公平进行纠正等措施来维护社会的团结。所有这些措施都遵循一种外在于商业的团结原则。其方式则是对本身不遵守平衡原则，而遵守一种渐渐合理的再分配经济规定的那些转移，来明智地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据F.佩鲁看来，确实所有的商品“都是一些关系进程、制度进程、转移进程、文化进程的纽结，而不只是工业进程的纽结。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人们不能单纯地交换商品。他们同时还交换了一些象征、含义、服务及信息。每一件商品都应该被看成并非不可评判的服务的核心，而这赋予它以社会性”。—然而，这是正确的，相反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不论是何种社会，没有任何交换、任何供给是“无动机的”；交换中的唯利是图是普遍的，即便那些表面上最无私的交换也是如此。一切都可以购买，一切都可以出卖，但是商品社会既不能在原则上也不能在法律上向这一点让步。由此得出了再分配“社会”模式意识形态的极为关键的重要性：它把一个神话灌输进集体心理，这个神话说，社会秩序完全被用于为个体“服务”和用于个体的福利®。

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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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99 | PRINTED_PAGE=158

微笑之做作

然而，除了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外，这里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社会关系中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一种更加非官方、非制度化的系统。那就是一整套“个性化”交流网络侵入了消费的日常性。因为它意味的确实是消费对人际关系、对团结、相互性、热情以及对以服务形式标准化了的社会参与的消费—这是一种对关切、真诚和热情的持续性消费，然而当然也是对这种独有的关切符号的消费这种关切对于身处一个社会距离和社会关系紧张已成为客观规律的体系中的个体来说，比起生理上的进食来，更是他维持生活所需要的。

(自发的、相互的、象征的)人际关系的丧失是我们社会的基本事实。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参加了使人际关系一在符号形式下—重新回归到社会循环轨道上去的系统过程，并参加了对这种符号化关系、人际热情的消费。迎宾小姐、女社会福利员、公共关系工程师、广告女郎，这些职员使徒们都把额外赠品、把通过制度化微笑来为社会关系上点润滑油当做现世使命。到处都可以看到广告在摹拟那些近似的、亲密的、个人的交流方式。它试图用家庭主妇们面对面交谈的口气对家庭主妇讲话，试图用老板或同事的口吻对干部或秘书讲话，试图像朋友、或超我、或内心声音一样、以一种反省的方式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它就这样通过一种真实模拟过程，在没有亲近的地方，在人们之间或者人们与产品之间，营造出亲近的氛围。而这是属于广告中被消费的东西(可能是首先被消费的)。

整个团体动力学以及类似的实践都从属于相同的(政治)目标或相同的(生命)必需：如果要请公认的社会心理学家来使企业的黑暗关系重新回到团结、交换、交流的轨道上来就需要支付很昂贵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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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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