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

转盘和计算机或最小的公共文化(P.P.C.C.)

转盘机制：基本上，这是指通过问题来探究动词的定义(转轮盘：意同“某某”，即需要通过筛选重现才能用特定能指来替代的不定能指)。因此，这基本上是一种有知识的入门尝试。事实上，人们发现除极少数例外，其参与者们都没有真正的提问能力：提问、探究、分析令他们感到为难。他们都是从答案(他们头脑中所具有的这个词)出发，来推断出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将词汇的定义设置成疑问形式(如：“转轮盘，是使某事终结吗?”假如游戏主持者说：“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或者甚至就简单地说：“也许……您怎么想？”回答自然便是：“结束”，或“完成”)。这一步骤和做零活者一个接一个地试螺丝以检验其是否适用的步骤是相同的，是一种通过与理性研究无关的尝试和错误进行调校的初级探索方式。

计算机：原理相同。这也是人门尝试的一步。微型电脑向您提出一些问题，而且，每个问题还附带五个供选择的答案。您要选出正确的答案。这一游戏是计时的：假如您即时做出回答，您就能获得最多的分数，您便是“冠军”。因而这里没有考虑的时间，而只有反应的时间。机器考验的不是知识过程，而是瞬间反应机制。您不应该去权衡所给出的答案，也不该进行仔细地考虑；而应该根据光学元件光学驱动模式，看到正确答案，把它当成一种刺激要素记在心里。知道，便是看到(参考里斯曼式“雷达”，它使人可以通过保持或切断联系、对积极或消极的关系做出瞬间选择而在他人之中这样发展下去)。尤其不要作分析性思索：那样您会由于浪费时间而只能获得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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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游戏的功能如果不是这种入门尝试(它总是得到游戏主持者和大众传媒的空头理论家的推动)的话，那是什么？在转盘中，重要的显然是参与:内容毫不重要。对参加者来说，重要的是获得了20秒钟无线电波时间的乐趣，这点时间足以传送他的声音，把它和游戏主持者的声音掺和在一起，拖住后者与他进行简短的交谈，并通过他，与那热情而不知名的人群即受众建立起一种神奇的联络。显然，大多数人并不因为自已回答错误而感到失望：他们已经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即通灵或者说是通灵的这种摩登的、技术化且无菌化的形式即传播，“联络”。实际上，使消费社会分化出来的并不在于仪式的令人遗憾的缺席—这种无线电传声游戏和早期社会中的弥撒或祭祀具有同样的性质而在于这种仪式般的通灵再也用不着通过代表着肉和血的面包和红酒来进行了，而是通过大众传媒(它不仅包括了信息，而且还包括发射装置、发射网、差转站、接收点，当然还有制造者和公众)来进行。换句话说，通灵不再建立在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技术基础之上：正因为如此它得以传播。

而这里被分享的，再也不是一种“文化”，即活生生的躯体、组织(一切行使着仪式和节日的象征和代谢功能的东西)的现实在场这甚至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充斥着符号和参考、对学校知识的模糊回忆和时尚知识标记的奇怪主体，人们把它命名为“大众文化”，也许还可以把它叫做P.P.C.C.(最小的公共文化)，这里我们取的是数学上最小公分母的意思同样也取的是“标准组合”的意思，它代表着普通消费者要获得消费社会公民资格而必须拥有的最小一套同等物品——因此P.P.C.C.就代表了普通个体要获得文化公民权资格而看来拥有的最小一套同等“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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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将文化和知识排斥在外。它绝不可能让那些真正象征性或说教性的过程发生作用，因为那将会损害这一仪式意义所在的集体参与这种参与只有通过一种礼拜仪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形式编码才能得以实现。

可见“文化”一词背负着种种曲解。这种清炖文化汤、这种“摘要”/编了码的问题/答案的汇编、这种P.P.C.C.之于文化，就像是人寿保险之于生命:前者的产生是为了避免后者的危险，并且在否定生动文化之基础上，宣扬文化修养的那些仪式化了的符号。

由于依靠一种自动化的问题/答案机制，这种P.P.C.C.反而与学校“文化”有了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所有这些游戏都是以考试(EXAMEN)范型作为手段的。而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考试是在社会中获得晋升的一种出色形式。每个人都想通过一些考试，即便只是在非正式的无线电传声形式下的考试，因为如今被考核是构成声誉的要素。因而此类游戏没完没了的增加蕴含了一种强大的社会一体化进程：在此范围内，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完全被纳入这类大众传媒竞赛的社会，整个社会组织都建立在它们的认可之上。历史上已经有过一个社会曾经经历过一套完整的、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和组织的体系，那就是科举制度下的中国。但那个体系触及的只是一部分文人。而在这里，所触及的将是被挑动起来不断进行孤注一掷的整个大众，在这场赌博中每个人都押上了自己的社会命运作为担保。既然最好的一体化体系从来都是对立竞争的体系，那么也许可以省去社会控制中的那些陈旧机构。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且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对这种考试情形的非常强烈的期待双重的期待，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可以被考核，也可以作为考核者、作为评判者(作为少数所谓公众集体决策机构的成员)参与进去。这是本来就虚幻的双重梦想：同时成为一人和另一人。但同时也是通过权力转移进行一体化的策略作用。所以决定大众传播性质的，是技术支持与P.P.C.C.的组合(而不是参加大众的人数)。计算机本身也是一种大众媒介，尽管游戏在那里显得个人化了。在这台花钱的机器中，智力的灵敏是通过点数或声音记号来反映的—这是知识和家用电器的奇妙合成——这仍然是由集体决策机构来为您编程。计算机媒介只是集体媒介的技术实现、只是这一“最小公共文化”符号系统的技术实现，这一系统主宰着大家每个人都来参与、而且每个人都参与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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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一次，将学者文化和大众传媒文化进行对照，并将它们从价值上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是毫无用处且荒诞不经的。它们一个有着一套复杂的句法论著，另一个则是种种要素的结合，且总能够被分解为刺激反应、问题/答案这样的话语。后者因而在无线电传声游戏中找到了其最活跃的反映。但是，这一模式远远超越了这一仪式化的情境，支配着消费者的举止、支配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和他的整个行为表现，他的举止就像是面对不同刺激做出的回应一样。兴趣、爱好、需要、决定：不管是面对着事物还是关系，消费者永远被挑动、“被询问”、被要求做出回答。购物，在这一前提下，就类似于无线电传声游戏：如今，与其说它是个体为了具体满足一种需要而采取的独特手段，还不如说它首先是对问题的回答—这一回答将个体卷入了消费的集体仪式。这在以下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游戏：每一种物品都根据不同的类型被提供出来，个体被要求在它们之中做出选择一购物行动就是选择，就是决定一种偏爱——恰似在计算机提供的不同答案之间进行选择一样——对问题做出回答，购物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游戏，而这一问题永远不是直接的、针对物品用途的，而是间接的、针对物品的不同类型的“游戏”的。这一“游戏”和认可它的选择构成了与传统使用者相对立的购物者/消费者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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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最小公倍数(P.P.C.M.)

无线电传声波或大新闻杂志的P.P.C.C.(最小公共文化)如今又多了一个艺术分支。那便是艺术作品的倍增，比如《圣经》本身就以周刊的形式被翻印分发给人们，这便提供了一个著名的范例即太巴列湖边面包和鱼的显著倍增。

在文化和艺术的圣城耶路撒冷，一股民主的大风刮了起来。“当代艺术”展览，包括从劳申伯格到毕加索、从瓦萨莱里到夏加尔再到更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那些春天商场里开幕了(确实，只是在最后一层，而且没有波及第三层的“内部装饰”货架，以及它的海港和夕阳)。艺术作品摆脱了几个世纪以来被人们当做唯一物品和特权时刻而被限制于其中的孤芳自赏的处境。博物馆，众所周知，还是一种神圣殿堂。但是此后大众已经接替了那孤独的拥有者或内行的爱好者。而且令大众感到非常快乐的并不仅是工业再生产，而是既唯一又集体的艺术作品：备份。“幸福的创举：雅克·普特芒不久前在普里聚尼克商店的帮助下，以大家都买得起的价格(100法郎)出版了一套珍稀邮票册…再也不会有人觉得在获得一双长袜或一把花园扶手椅的同时获得一幅石版画或铜版画有什么不正常的了。这第二个普里聚尼克系列”刚刚在眼睛陈列廊进行了展出，此后它将在其商店里出售。这既不是一种促销，也不是一场革命(!)。画的倍增对应着公众的倍增，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这幅画邂逅的场所(!)。实验研究最终的结果再也不是精力和金钱的奴役:好心肠的爱好者把他的位置让给参与的顾客……每一张邮票，都被编号签署，都被翻印300份…这是消费社会的胜利吗？也许。但这有什么重要，既然品质并没有受到损害……今天那些不愿意理解当代艺术的人恰是非常想得到它的人。”

建立在产品稀缺之基础上的艺术投机宣告终结了。由于其“无限次备份”，艺术也浸泡在工业时代之中(有可能这些备份由于它们的发行量还是有限的，立刻又差不多在各地变成了黑市投机物品：这是生产者和策划者的狡黠)。艺术作品进了猪肉食品店，抽象派油画进了工厂……不要再问：艺术，是什么？不要再说：艺术，太昂贵了……不要再说：艺术，与我无关：请读一读《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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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对此轻易下结论:在工厂里生产毕加索油画绝对不会取消这门劳动分工，还有备份的倍增，不论其实现与否，都绝对不会取消社会分工和文化卓越性。尽管如此，那些空头理论家们关于备份(我们且不谈那些有意识或潜意识的投机者们，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客，他们是这一交易中的绝大多数)，更普遍一点是他们关于文化传播和推广的幻想还是有教益的。他们为普及文化，或者按照那些设计师们所说的“为最大多数的人创造美好物品”，所做的可贵努力显然遭到了失败，或者换句话说，获得了一种如此可疑的商业成功。但是这种矛盾只是表面上的：它继续存在着，因为这些美丽的灵魂坚持把文化看做是一种一般事物，并且想以成品(不管它们是唯一的还是被备份了上千份的)的形式对其进行推广。这里他们所做的，只是将此前一直不属于其中的某些内容或某些象征性活动归入到消费逻辑(即符号操作)中去。成倍备份作品本身并不会导致任何“平民化”或“品质的损失”：实际情况是，因此而成倍增加了的作品，作为系列物品，实际上变成了和“一双长袜及一把花园扶椅”同质的东西，并且参照这些东西来获得自身的意义。它们再也不是作为作品和意义载体、作为开放的含义而与其他成品相对立，它们自己也变成了成品，并进入了那一批、一堆普通公民赖以确定自己“社会文化”地位的附件的行列。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即每个人都能真正获得它们。目前，不再是作品的这些伪作品仍然还是一些稀缺物品，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经济上或“心理上”还是无法触及的，并且作为特殊物品又培育着一个稍微扩大了的文化黑市。

也许这样更加有趣—但这是同一个问题—看看在那些周刊性百科全书如《圣经》、《缪斯》、《阿尔法》、《百万》中，在那些大印量发行的音乐和艺术出版物如《大画家》、《大音乐家》中被消费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这里涉及的公众可能非常广泛：是所有那些中产阶级中有中等教育学历或技术教育学历的普通人、职员、低层和中层企业干部(他们的孩子们能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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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大出版物的行列中，还应该补充上从《科学与生活》到《历史》等的各种出版物，它们长期以来满足了那些“有晋升希望的阶级”的文化需求。他们这样经常性地了解科学、历史、音乐、百科全书知识是为了追求什么?难道这就意味着内容不同于大众传媒传播的、那些已建立的合法学科具有一种特殊价值吗？他们追寻的是一种入门、一种真正的文化培训，还是一种晋升的符号？他们在文化中寻找的是一种合适的用途或财富，还是一种知识或地位?我们是否会在其中重新发现我们已看到的那种将消费物品定义为许多符号之一——的“一窝蜂效应”呢？

在《科学与生活》的情况(我们在此参考了欧洲社会学中心对这一杂志读者所作的调查)中，读者的需求是暖昧的：在对技术文化进行接触的下面，掩盖、暗示着一种对“有学问的”文化的期待。对《科学与生活》的阅读是一种妥协的结果：人们期待一种有特殊利益的文化，但同时又表现出一种防范的、拒绝特权的相反动机(这便是既向往高等阶级，又要确认自己的阶级立场)。更确切地说，这种阅读扮演着联络符号的角色。跟什么进行联络？跟那个抽象的共同体、所有那些被同一种暖昧的苛刻愿望挑动起来、也在读《科学与生活》(或《缪斯》等)的人们构成的潜在集体进行联络。这一行为表现了一种神话般的秩序：读者梦想着有一个集团，他通过阅读来抽象地完成对它的参与:这是一种不真实的、众多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大众”传播的效应。这是一种未分化的共谋，但还是造成了这一阅读深刻承载着的实质那便是承认、联络及虚构参与的价值(另外我们很容易在《新观察家》的读者群中发现同样的进程：阅读这一报刊，便是加入这一报刊读者的行列，便是作为阶级象征来进行一种“文化”活动)。

当然，这些大量发行的出版物—“亚文化性质”文化载体—的大多数读者(应该说“信徒”)，都会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喜欢它们的内容并追求一种知识。但这种文化“实用价值”、这种客观目标很大程度是由社会学上的“交换价值”复因决定的。各种杂志、百科全书、袖珍手册等旨在“提高文化修养”的庞杂材料所满足的，就是这样一种与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相关的需求。这一切文化实体之所以被“消费”，是因为其内容并不是为了满足自主实践的需要，而是满足一种社会流动性的修辞、满足针对另一种文化外目标或者干脆就只针对社会地位编码要素这种目标的需求。因此这里发生了颠倒，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在此将只不过是内涵的、次要的功能。于是我们可以说，它像那台再也不作为工具而作为安逸或声誉要素而成为消费物品的洗衣机一样被消费。我们知道，其时，这台洗衣机再也没有特殊的存在意义，许多其他物品都可以替代它确切地说其中就包括文化。文化，当它朝着另一种论述滑去的时候，当它变得与其他物品同质(尽管在等级上更高一些)并可相互替代时，它就变成了消费物品。这一点并非仅仅针对《科学与生活》的，而且那些“高级”文化、那些“伟大”画作、那些经典音乐等也是如此。整个这一切都可以在药店或出版社出售。但这里实际谈论的并不是销售点的问题，不是发行量的问题，也不是公众“文化水平”的问题。假如说这一切都被出售，即被整体消费，这是因为文化和其他不管什么类型的物品一样，都屈从于符号的同一竞争需求，而且就是根据这一需求被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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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它就和构成我们日常生活“氛围”的其他信息、物品、形象一样落到了同一个适应模式下:落到了好奇模式之下一这不一定是出于轻率或放肆，而可以是出于一种执着的兴趣，特别是对那些正处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类别的兴趣—但这必须以更替、循环、模式更新的约束为前提，并且就这样以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组合游戏式实践来替代作为意义象征系统的文化排他性实践。“贝多芬，了不起!”

在此范围内，这种“文化”它既排斥自修者那种传统文化的边缘英雄，也排斥文人那种正在消失的散发着芬芳的人文花饰它将给个体们带来的，是文化的“再循环”，一种作为个体普遍“个性化”这一竞争社会中文化赋值要素的美学再循环，而且相比之下，它与包装为物品进行的赋值是等价的。工业美学——设计——的唯一目的就是，使那些深受分工影响并被标明了功能的工业物品重新具有一种“美学”同质、一种形式上的或游戏式的统一，这种统一通过它们的“环境功能”、“氛围功能”等次要功能而使它们全部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便是今天“文化设计师”们在各处对作品所做的:在个体被打上分工和个体任务的深深烙印的社会中，他们想方设法地用“文化”对个体进行“重新设计”，把它们装到同样形式的外壳里，为文化提升符号下的交换提供方便，把人们放到“氛围”中去，就像设计对物品所作的那样。另外，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包装、文化再循环，和工业美学赋予物品的“美”一样，正如雅克·米歇尔所说，“毫无疑问是一种市场手段”。“这是在今天已经得到承认的事实，即由和谐的形状、色彩以及优质的材料营造出来的惬意环境(!)，对生产力具有有益的影响。”(《世界报》，1969年9月28日)的确如此：提高了文化修养的人和那些被设计出来的物品一样，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和职业、更好地“与时代保持同步”、更具“兼容性”。人际关系的功用主义在文化提升中找到了最适合它的土壤—在这里“人的设计”与“人的开发”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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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有一个之于文化就像“美学”(取其工业美学、形式的功能合理化、符号游戏之义)之于作为象征体系的美一样的词汇。我们缺乏这样一个词汇来表述这种信息、文本、图像、经典杰作或连环画的功能化实质、这取代了灵感和情感的编了码的“创造力”和“接受力”，这种针对含义和传播的指导性集体工作、这种受到一切时代一切文化搅扰的“工业文化”。我们由于没有为它找到更好的名称，而不惜遭到各种误解仍继续把它叫做“文化”，而且我们总是在被消费了的文化的超级功用主义中梦想着普遍一致，梦想着那些不用成为神话巨片就能够破译我们时代的神话，梦想着一种能够破译现代性而不会在其中自毁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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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俗

当代物品中一个主要的、带有摆设的范畴，便是媚俗。媚俗物，通常是指所有那些粉饰的、伪造的“蹩脚”物品、附属物品、民间小杂什、“纪念品”、灯罩或黑人面具的总体，所有那些在各地特别是度假休闲之地激增的伪劣博物馆。媚俗，和演说中的“陈词滥调”等值。而我们应该理解，媚俗和摆设一样，在这里指的是一个范畴，尽管这一范畴很难加以限定，但不应将其与这些或那些真实的物品混淆起来。媚俗随处可见，不管是在一件物品的细节中还是在一个大套间的图纸上，不管是在人造花朵中还是在浪漫摄影中。它自己会宁愿把自己定义为伪物品，即定义为模拟、复制、仿制品、铅版，定义为真实含义的缺乏和符号、寓物参照、不协调内涵的过剩，定义为对细节的歌颂并被细节填满。此外它的内部组织(符号含糊的过剩)和它在市场上的出现(不协调物品的激增，系列的堆积)之间有一种密切关系。媚俗是一个文化范畴。

媚俗的激增，是由工业备份、平民化导致的，在物品层次上，是由借自一切记录(过去的、新兴的、异国的、民间的、未来主义的)的截然不同的符号和“现成”符号的不断无序增加造成的；它在消费社会社会学现实中的基础，便是“大众文化”。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广大阶级的人们沿着社会等级发展，终于达到更高的地位并同时提出了文化需求，而这种需求就是需要用符号来炫耀这一地位。在各个社会层次中，“新来的”一代人都想拥有自己的全副武装。因此，对公众的“庸俗”或那些想推销自己假货的工业家们的“无耻”策略进行指责是没有用的。还有即便这是一个重要方面，也不能解释像癌细胞一般扩散的“伪物品”公园。对此必定有一种需求，而这一需求是社会流动性的功能。在一个没有社会流动性的社会中是没有媚俗的：一个有限的奢侈品公园作为特权等级的特殊物资就足够了。同样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在古代还是具有“真实”价值的。相反，恰是在那些充满了社会流动性的大时代中，其他种类的物品才繁盛起来：正是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出现了矫饰之风和巴洛克风格，它们虽不是媚俗的直接前身，也已经表现了在一个社会压力和高等阶级相对混同的形势下，特殊物资的爆炸和扩散的趋势。但主要还是从路易-菲力浦时代开始，在德国则是从“经济繁荣时代”(1870/1890)开始，在整个西方社会则是从19世纪末和大商场时代开始，各类小杂什才成为了物品的一个主要表现和商业最繁盛的一个分支。这个时代是没有终结的，而我们的社会，现在可能正处于其持续流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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